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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应止于何处？我所乐见的不是‘娱乐’的消失，而是方式的改变。但是很遗憾，这不是一两条政令就能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省级卫视想要成为“新闻集团”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如果想成为“娱乐帝国”绝对可以借鉴湖南卫视。
《玫瑰之约》、《快乐大本營》、《超级女声》……魏文彬用十五年带领这支电视湘军，一步一步打造了“娱乐帝国”的神话。
如今，湖南卫视综艺一哥的地位因一条政令岌岌可危。依旧是所有湖南电视人精神领袖的魏文彬正在思考，娱乐应止于何处。
Q=《中国周刊》
A=魏文彬
Q：有人说“限娱令”其实就是“限湖令”（限制湖南卫视）。
A：我可以说的是，有这样的政策是因为现在的娱乐节目确实太多了，整个中国电视行业面临着新的浪潮——泛娱乐、唯娱乐的内容过多、过分，甚至超过底线。湖南卫视是做娱乐起家的，所以受到的冲击也是最大的。湖南卫视的动荡，有外部的环境问题，也有内部的问题。不警醒、盲目计划、调整不及时，这些都是。
Q：湖南卫视是大船，所以难转头？
A：不完全是船太大了，而是这个大环境，全国电视台都处在这样一个氛围。泛娱乐的问题，也不只是我们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哪怕是现在收视率高一点的江苏、浙江，包括东方卫视，他们也还在我们过去制造的模式里面转，只不过是比我们转得巧一点。娱乐本身是没有错的，一个国家需要娱乐节目，电视台需要娱乐节目，观众需要娱乐节目。但现在很多电视是很烦人，烦在哪里呢？烦在什么节目都往娱乐上面靠，好像不娱乐就不是电视。我们这几年的节目也是这方面出了问题，我们在成功的喜悦中自负了、麻木了，甚至连智商都下降了。这样是很危险的呀！
Q：湖南卫视也曾有过“迷失”的阶段？比如，《超女》、《快女》陷入过被指“低俗”的舆论之中。
A：我们曾经开过一个检讨会，名叫“秋天的思考”。当时我说，我们之所以沸腾，或许是因为我们不再胆怯。在《快乐大本營》和《还珠格格》的年代，我们还生怕别人说自己“低俗”。今天，在《超级女声》的滚滚洪流中，在一边倒的舆论大潮中，我们似乎已经获得了一种力量，对所有的指责和污蔑可以昂首挺胸。我们之所以沸腾，或许是因为我们翅膀变得逐渐硬朗……我们也许应该问自己，《超级女声》是否完全扫除了“低俗”的病变基因，哪怕这个基因只有万分之一的存在几率？
Q：“泛娱乐”是整个电视行业在面临的危机吗？
A：我做电视经历了三个年代，一是“教化年代”，二是“去教化年代”，第三就是我说的“泛娱乐时代”。湖南电视台创新的成功是从“去说教”、“去教化”开始的，所有人都还习惯于墨守陈规的时候，我们从死胡同里转型了出来。但是很快，所有电视台跟风一般地学习湖南卫视。大家尝到了制造“娱乐”带来的甜头，就忘记了电视台引导的职能。“去教化”之后，电视行业进入了更加危险的“泛娱乐”。现在的电视，已经由亲民、娱乐变成了泛娱乐，不该娱乐的地方也娱乐一下子，有的时候甚至失去了底线。
Q：电视正在失去底线吗？
A：我曾经看到一档节目，主持人问嘉宾：那个女孩漂不漂亮？想不想带回家？这样的话怎么能放在电视里说？还有一些节目为了收视率去迎合既得利益者、去造假编故事、去揭别人伤疤赚眼泪。这些都是底线，是一个道德的底线，也是个健康的底线。做电视做到节目都不敢给自己的孩子看，还有什么意义。
Q：作为一个老电视人，你觉得“娱乐”是否还是湖南卫视的出路？
A：现在的电视节目的另一个问题在于没有创新，就是你抄我，我学他，不停地让观众消费，让观众消费，怎么会有生命力？拿现在的湖南卫视来说，《快乐大本營》好一点、丰富一点，还有些新东西，有一个观众群在撑着。《天天向上》有点起落，这个品牌可以好好整改，还是要保住。其他的呢？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现在是创新的最好时期。我现在看到的娱乐节目变来变去还是在这个模式里面。还是个马车时代，两个轮子的马车，改成四个轮子的马车，长马车改成方马车，红马车改成黑马车，而不是改成汽车。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一台汽车，也不知道这台汽车是什么时候出来。那些大家在乎的收视率高低，根本就不是大问题，走出原先的娱乐模式才是关键。
Q：现在湖南卫视也正面临着整改后的阵痛期，它需要什么样的节目？
A：我过去经常分析，现在的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升、物欲得到极大满足，但是精神却极度空虚。这个背景下，老百姓需要什么？社会上到底缺什么？我觉得缺文化、缺道德、缺情感，人们需要一个新的精神家园。所以，我认为今后几年影响力最大的是直面现实的节目。就算是娱乐节目、综艺节目也要是社会化，富有人文关怀的。其实很多年前，我们节目《新青年》、《有话好说》，就达到了这个水平。
Q：如何才能做到娱乐节目社会化？
A：你这个问题正是我要说的一个问题。电视节目怎么才能产生重大影响，一定要贴近生活，一定要有这种时代特色。为什么近一年央视的纪录片频道火了？就是因为它在讲述当下的生活，老百姓过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日子，当下的时代特征又是什么。我们很少有人去深入研究，现在我们这个体制下各种各样、各型各色的的人，老体制的人，新时代的人。现在有住别墅的，有住高楼大厦的，也有住工棚的，全国还有2亿多流动人口。如果有一档节目关注到了这些，观众怎么会不喜欢呢？
Q：观众现在很喜欢《中国好声音》。
A：我也喜欢《中国好声音》，因为我酷爱音乐。但这还不是我要的东西。
Q：您想要什么？
A：《超级女生》要的是什么东西，要的是想唱就唱。想唱就唱有什么不对吗？我唱歌的目的就是想唱就唱，你细细地一想，这是什么？是唱自由。我再把它翻译一下呢，就是想说就说嘛。你说是不是？后来，我们曾办一档节目，叫《有话好说》，就是这个思路的延伸，想说就说。不过后来停播了。（注：因为推出“走近同性恋”专题，被广电总局勒令停播）
Q：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可以再做一档像《超女》这样的节目？
A：电视要想做到《超级女生》这样，这几十年恐怕很难，要我做也很难了。是社会风气的问题，也是大环境的问题。我也常常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这里面有很多很深刻的东西。还有些味道，也不能说得太多。
Q：对“泛娱乐”的调控，会让“娱乐”消失嗎？
A：毫无疑问，“泛娱乐”和“去教化”一样需要一次大的颠覆。但是，娱乐怎么会消失？难道为了挽救“泛娱乐”的电视屏幕就回到“教化时代”？娱乐应止于何处？我所乐见的不是“娱乐”的消失，而是方式的改变。但是很遗憾，这不是一两条政令就能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省级卫视想要成为“新闻集团”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如果想成为“娱乐帝国”绝对可以借鉴湖南卫视。
《玫瑰之约》、《快乐大本營》、《超级女声》……魏文彬用十五年带领这支电视湘军，一步一步打造了“娱乐帝国”的神话。
如今，湖南卫视综艺一哥的地位因一条政令岌岌可危。依旧是所有湖南电视人精神领袖的魏文彬正在思考，娱乐应止于何处。
Q=《中国周刊》
A=魏文彬
Q：有人说“限娱令”其实就是“限湖令”（限制湖南卫视）。
A：我可以说的是，有这样的政策是因为现在的娱乐节目确实太多了，整个中国电视行业面临着新的浪潮——泛娱乐、唯娱乐的内容过多、过分，甚至超过底线。湖南卫视是做娱乐起家的，所以受到的冲击也是最大的。湖南卫视的动荡，有外部的环境问题，也有内部的问题。不警醒、盲目计划、调整不及时，这些都是。
Q：湖南卫视是大船，所以难转头？
A：不完全是船太大了，而是这个大环境，全国电视台都处在这样一个氛围。泛娱乐的问题，也不只是我们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哪怕是现在收视率高一点的江苏、浙江，包括东方卫视，他们也还在我们过去制造的模式里面转，只不过是比我们转得巧一点。娱乐本身是没有错的，一个国家需要娱乐节目，电视台需要娱乐节目，观众需要娱乐节目。但现在很多电视是很烦人，烦在哪里呢？烦在什么节目都往娱乐上面靠，好像不娱乐就不是电视。我们这几年的节目也是这方面出了问题，我们在成功的喜悦中自负了、麻木了，甚至连智商都下降了。这样是很危险的呀！
Q：湖南卫视也曾有过“迷失”的阶段？比如，《超女》、《快女》陷入过被指“低俗”的舆论之中。
A：我们曾经开过一个检讨会，名叫“秋天的思考”。当时我说，我们之所以沸腾，或许是因为我们不再胆怯。在《快乐大本營》和《还珠格格》的年代，我们还生怕别人说自己“低俗”。今天，在《超级女声》的滚滚洪流中，在一边倒的舆论大潮中，我们似乎已经获得了一种力量，对所有的指责和污蔑可以昂首挺胸。我们之所以沸腾，或许是因为我们翅膀变得逐渐硬朗……我们也许应该问自己，《超级女声》是否完全扫除了“低俗”的病变基因，哪怕这个基因只有万分之一的存在几率？
Q：“泛娱乐”是整个电视行业在面临的危机吗？
A：我做电视经历了三个年代，一是“教化年代”，二是“去教化年代”，第三就是我说的“泛娱乐时代”。湖南电视台创新的成功是从“去说教”、“去教化”开始的，所有人都还习惯于墨守陈规的时候，我们从死胡同里转型了出来。但是很快，所有电视台跟风一般地学习湖南卫视。大家尝到了制造“娱乐”带来的甜头，就忘记了电视台引导的职能。“去教化”之后，电视行业进入了更加危险的“泛娱乐”。现在的电视，已经由亲民、娱乐变成了泛娱乐，不该娱乐的地方也娱乐一下子，有的时候甚至失去了底线。
Q：电视正在失去底线吗？
A：我曾经看到一档节目，主持人问嘉宾：那个女孩漂不漂亮？想不想带回家？这样的话怎么能放在电视里说？还有一些节目为了收视率去迎合既得利益者、去造假编故事、去揭别人伤疤赚眼泪。这些都是底线，是一个道德的底线，也是个健康的底线。做电视做到节目都不敢给自己的孩子看，还有什么意义。
Q：作为一个老电视人，你觉得“娱乐”是否还是湖南卫视的出路？
A：现在的电视节目的另一个问题在于没有创新，就是你抄我，我学他，不停地让观众消费，让观众消费，怎么会有生命力？拿现在的湖南卫视来说，《快乐大本營》好一点、丰富一点，还有些新东西，有一个观众群在撑着。《天天向上》有点起落，这个品牌可以好好整改，还是要保住。其他的呢？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现在是创新的最好时期。我现在看到的娱乐节目变来变去还是在这个模式里面。还是个马车时代，两个轮子的马车，改成四个轮子的马车，长马车改成方马车，红马车改成黑马车，而不是改成汽车。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一台汽车，也不知道这台汽车是什么时候出来。那些大家在乎的收视率高低，根本就不是大问题，走出原先的娱乐模式才是关键。
Q：现在湖南卫视也正面临着整改后的阵痛期，它需要什么样的节目？
A：我过去经常分析，现在的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升、物欲得到极大满足，但是精神却极度空虚。这个背景下，老百姓需要什么？社会上到底缺什么？我觉得缺文化、缺道德、缺情感，人们需要一个新的精神家园。所以，我认为今后几年影响力最大的是直面现实的节目。就算是娱乐节目、综艺节目也要是社会化，富有人文关怀的。其实很多年前，我们节目《新青年》、《有话好说》，就达到了这个水平。
Q：如何才能做到娱乐节目社会化？
A：你这个问题正是我要说的一个问题。电视节目怎么才能产生重大影响，一定要贴近生活，一定要有这种时代特色。为什么近一年央视的纪录片频道火了？就是因为它在讲述当下的生活，老百姓过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日子，当下的时代特征又是什么。我们很少有人去深入研究，现在我们这个体制下各种各样、各型各色的的人，老体制的人，新时代的人。现在有住别墅的，有住高楼大厦的，也有住工棚的，全国还有2亿多流动人口。如果有一档节目关注到了这些，观众怎么会不喜欢呢？
Q：观众现在很喜欢《中国好声音》。
A：我也喜欢《中国好声音》，因为我酷爱音乐。但这还不是我要的东西。
Q：您想要什么？
A：《超级女生》要的是什么东西，要的是想唱就唱。想唱就唱有什么不对吗？我唱歌的目的就是想唱就唱，你细细地一想，这是什么？是唱自由。我再把它翻译一下呢，就是想说就说嘛。你说是不是？后来，我们曾办一档节目，叫《有话好说》，就是这个思路的延伸，想说就说。不过后来停播了。（注：因为推出“走近同性恋”专题，被广电总局勒令停播）
Q：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可以再做一档像《超女》这样的节目？
A：电视要想做到《超级女生》这样，这几十年恐怕很难，要我做也很难了。是社会风气的问题，也是大环境的问题。我也常常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这里面有很多很深刻的东西。还有些味道，也不能说得太多。
Q：对“泛娱乐”的调控，会让“娱乐”消失嗎？
A：毫无疑问，“泛娱乐”和“去教化”一样需要一次大的颠覆。但是，娱乐怎么会消失？难道为了挽救“泛娱乐”的电视屏幕就回到“教化时代”？娱乐应止于何处？我所乐见的不是“娱乐”的消失，而是方式的改变。但是很遗憾，这不是一两条政令就能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