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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古以来，乐器是音乐表现的手段和工具，文化艺术的载体。闽侯黄土仑商代遗址出土一件陶鼓，本文对其形制特征、族属功能进行考证，阐述先秦时期福建古闽族与中原祭祀农神制度的渊源联系。
【关键词】商代陶鼓；形制；古闽族；农神祭祀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5-214-03
【本文著录格式】陈驰.福建闽侯出土陶鼓小考[J].中国民族博览，2021，03（05）：214-216.
福建闽侯鸿尾黄土仑遗址，1978年1—4月期间实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700平方米。共清理墓葬19座，出土或采集近200件的陶器、石器等文物标本，其年代经测定为公元前1300年±50年，即相当于中原的商代晚期。[1]黄土仑遗址的墓葬随葬品绝大多数是印纹硬陶器，包含杯、罐、豆、壶多种器形，造型古朴、胎体厚重，其造型和纹饰仿中原青铜器作风强烈，具有典型的地方青铜时代文化特色。
出土的一件陶鼓系精巧的随葬明器，该陶鼓质地为泥灰硬陶，身作腰鼓形，两端开口，内中空，器身上附兽形提梁，下接喇叭形实心座。口径4厘米、通长8.4厘米。其实用器当为大器。
陶鼓亦称土鼓，就是用陶土烧成鼓框，再蒙上动物的皮膜做成。它起源于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最早的鼓形是由先民采用日常生活陶器演化而来的，我国土鼓出土较多，主要分布甘肃、青海、河南、山东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形制多样，有釜形、罐形、葫芦型、束腰形，喇叭形等。史前土鼓，除了陶鼓以外，还有木制的，因为木质的器物极难保存，所以考古发现的史前木鼓极为罕见。[2]
进入青铜时代以后，又出现了铜鼓，目前为止我国所见的最早的铜鼓实物，是1977年在湖北崇阳县出土一件铜鼓，通高75.5厘米，鼓面直径39.5厘米，重42.5公斤，由铜鼓身、铜鼓座和铜鼓冠三部分组成。鼓身横铸于长方形鼓座上，上部有弧凹形冠。圆形仿皮质鼓面无纹饰，鼓身、鼓座和鼓冠上均铸有商代后期流行的装饰纹样云雷纹和乳钉纹。这件铜鼓质地厚实古朴，造型奇伟庄重，花纹流畅粗放，代表了中原商代青铜工艺的制作特点与水平。崇阳铜鼓的铸造年代为商代，是仅存于世的两面商代兽面纹青铜鼓中的一面，[3]另一面商代铜鼓为双鸟鼍鼓，早年流失于日本，现藏于京都泉屋博古馆[4]（图1）。
先秦典籍《周礼·夏官司马》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厉害。”[7]说明闽族的方国与中原王朝具有朝贡的政治渊源关系与一定程度的经济沟通交流。
鼓的起源在文献中记载为神农之乐，《世本·作篇》有“夷作鼓，盖起于伊耆氏之土鼓”[8]的说法，伊耆氏为古帝号，一说神农，一说帝尧。鼓的形制古籍中的描述最为明确的是汉代对土鼓的解释：“土鼓，以瓦为框，以革为两面，可击也。”[8]古籍记载的土鼓即陶鼓。以中国古代为例，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即出现按照乐器制造材料来分类的方法，将乐器分为八类，形成所谓“八音”分类法具体为“金、石、土、革、丝、木、袍、竹”（《周礼·春官·大师》）。[9]鼓为革音，在传统乐律中最先演奏，“鼓琴瑟”的说法，即琴瑟弹奏之前，以鼓声为引奏。土鼓与歌舞结合，形成古代的乐。商周时期的中原王朝，土鼓用于国家的各项庆典和祭祀，专门设立管理鼓乐的机构，制定一系列制度。《周礼》规定：“凡国祈年于田祖，吹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国祭蜡则吹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10]《礼记·礼运》记载：“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饮，篑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11]《周礼·春官》记载：“凡国祈年于田祖，龡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12]
由上述先秦典籍记载情形，提供了中原地区使用浓烈的文化信息：一是典籍中反复提到的国家祭典之神，称为“田祖”“田畯”，即华夏初祖神农氏，系农业之神。二是国家祭典中庄严隆重之礼，称为“国祈年”“国祭蜡”，依农作规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四季轮回，所谓年祭、蜡祭时间当在每年的十二月进行。三是祭祀的节日，必须采用打击土鼓配合笙管等吹奏乐器，其中的土鼓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具有仿效中原青铜作风的陶鼓，为什么出现于福建地区黄土仑文化遗存？這是因为与黄土仑文化为典型的闽族方国社会经济地发展相适应的。从黄土仑出土印纹陶器看，酒器、宴饷之器占据相当数量，如饮酒的觚形杯、单耳或双耳的杯，斟酒的鬶形壶、单鋬壶，盛储酒的尊、壘形器，酿酒的瓮罐等，不甚枚举。“清醠之美，始于耒耜”，农业生产地发展，有了剩余的粮食，使酿酒成为可能，嗜酒之风又刺激了酒器制造业，说明闽族方国已经从传统的渔猎手段获取食物的经济结构模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升华进入以农耕生产为主导的社会文明。于是渊源于中原地区的祭祀农神礼仪制度及其采用的礼乐器具，被引进闽地自然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闽族先民实际上已经受到中原先进农耕祭祀习俗文化的传承和影响，他们运用包括陶鼓在内的各种击奏乐器举行一系列隆重盛大的农神祭祀活动，祈求田祖保佑其来年能够五谷丰登、穰穰满家。 关于黄土仑陶鼓在祭祀农神的使用情形，目前为止可资参考的资料有被列为1998年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的印山越国王陵。考古发现该陵位于浙江绍兴城郊，年代为春秋時期[13]乐铜屋，长方形基座，三开间，四角撰尖式，顶心立八棱柱，柱顶塑有大尾鸠。推测为越人的宗庙建筑模型。室内塑一组奏乐人俑，六人坐于地上，束发裸身。二人前胸塑出乳突，束发于项，双手相交于小腹，应是乐伎。其他四人或作吹笙状，或作抚琴弹拨状，一人执小棍作打击悬挂的鼓，当为乐师。众人正在进行一种祭祀活动，铜屋造型装饰及人物发式等，皆有鲜明的越人文化特色。（图2）
《诗·小雅·甫田》中有关于祭祀田祖的仪式中农夫击打土鼓祈求上天降雨的记述：“我田既藏，农夫之庆，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孔颖达疏曰：“至前孟春月，以琴瑟及击其土鼓以迎田祖先啬之神而祭之。”[15]上述文字体现土鼓的用途。农夫用它与笙管琴瑟一同合奏，祭祀田祖，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愿景。
《礼记·杂记下》：孔子的学生子贡随孔子去看蜡祭典礼，孔子问子贡说：“赐（子贡的名字）也乐乎？”子贡答道：“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孔子说：“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16]文武指善于治国的周文王、周武王。周朝时，一天孔子带弟子子贡去观看民间百姓关于祭祀天地诸神的“蜡”祭的仪式，子贡看到百姓们兴高采烈手舞足蹈的样子，担心他们因为贪图玩乐而影响到农耕劳作。孔子告诉子贡说：“百姓成年累月在田间劳作，让他们放松一下，有张有弛，这是周文王与武王定下的规矩，这样便于更好地生产。”
故事表明一直把弓弦拉得很紧而不松弛一下，这是周文王、周武王也无法办到的；相反，一直松弛而不紧张，那是周文王、周武王也不愿这样做的；只有有时紧张，有时放松，有劳有逸，宽严相济，这才是周文王、周武王治国的办法。体现了蜡祭的历史意义。使用陶鼓配合其他乐器用于祭祀农神，既是对神的信仰崇拜、娱神活动，也使得农夫在辛苦繁忙的劳动之后，有了休闲娱乐的时间，体现孔子所说的治国理念中的文武之道。
商周时期七闽之地的农业文明、祭祀文化，在黄土仑土鼓上可见一斑。以物见人，以人说事，以事修史，这是撰写拙稿的心得体会。
参考文献：
[1]陈龙，林忠干，杨先铢.福建闽侯黄土仑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1984（4）：23-27.
[2]王芸.陶鼓：上[J].乐器考古，2002（10）：88.
[3]崇文.湖北崇阳出土一件铜鼓[J].文物，1978（4）.
[4]方建军.音乐考古通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20：140.
[5][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25.
[6]卢美松主编.福州通史简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16.
[7]叶文程，林忠淦.福建陶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72.
[8]王冬力，李维涛，张婧.论小河西文化陶鼓[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22-34.
[9][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795.
[10]徐正英，常佩雨，译注.周礼[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4.
[11][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1415.
[12][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801.
[1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印山越王陵[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14][汉]司马迁.史记（九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3：2979.
[15][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474.
[16][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1567.
作者简介：陈驰（1989-），硕士，福建博物院，社教部讲解员，助理馆员，研究方向为音乐考古。
【关键词】商代陶鼓；形制；古闽族；农神祭祀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5-214-03
【本文著录格式】陈驰.福建闽侯出土陶鼓小考[J].中国民族博览，2021，03（05）：214-216.
福建闽侯鸿尾黄土仑遗址，1978年1—4月期间实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700平方米。共清理墓葬19座，出土或采集近200件的陶器、石器等文物标本，其年代经测定为公元前1300年±50年，即相当于中原的商代晚期。[1]黄土仑遗址的墓葬随葬品绝大多数是印纹硬陶器，包含杯、罐、豆、壶多种器形，造型古朴、胎体厚重，其造型和纹饰仿中原青铜器作风强烈，具有典型的地方青铜时代文化特色。
出土的一件陶鼓系精巧的随葬明器，该陶鼓质地为泥灰硬陶，身作腰鼓形，两端开口，内中空，器身上附兽形提梁，下接喇叭形实心座。口径4厘米、通长8.4厘米。其实用器当为大器。
陶鼓亦称土鼓，就是用陶土烧成鼓框，再蒙上动物的皮膜做成。它起源于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最早的鼓形是由先民采用日常生活陶器演化而来的，我国土鼓出土较多，主要分布甘肃、青海、河南、山东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形制多样，有釜形、罐形、葫芦型、束腰形，喇叭形等。史前土鼓，除了陶鼓以外，还有木制的，因为木质的器物极难保存，所以考古发现的史前木鼓极为罕见。[2]
进入青铜时代以后，又出现了铜鼓，目前为止我国所见的最早的铜鼓实物，是1977年在湖北崇阳县出土一件铜鼓，通高75.5厘米，鼓面直径39.5厘米，重42.5公斤，由铜鼓身、铜鼓座和铜鼓冠三部分组成。鼓身横铸于长方形鼓座上，上部有弧凹形冠。圆形仿皮质鼓面无纹饰，鼓身、鼓座和鼓冠上均铸有商代后期流行的装饰纹样云雷纹和乳钉纹。这件铜鼓质地厚实古朴，造型奇伟庄重，花纹流畅粗放，代表了中原商代青铜工艺的制作特点与水平。崇阳铜鼓的铸造年代为商代，是仅存于世的两面商代兽面纹青铜鼓中的一面，[3]另一面商代铜鼓为双鸟鼍鼓，早年流失于日本，现藏于京都泉屋博古馆[4]（图1）。
先秦典籍《周礼·夏官司马》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厉害。”[7]说明闽族的方国与中原王朝具有朝贡的政治渊源关系与一定程度的经济沟通交流。
鼓的起源在文献中记载为神农之乐，《世本·作篇》有“夷作鼓，盖起于伊耆氏之土鼓”[8]的说法，伊耆氏为古帝号，一说神农，一说帝尧。鼓的形制古籍中的描述最为明确的是汉代对土鼓的解释：“土鼓，以瓦为框，以革为两面，可击也。”[8]古籍记载的土鼓即陶鼓。以中国古代为例，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即出现按照乐器制造材料来分类的方法，将乐器分为八类，形成所谓“八音”分类法具体为“金、石、土、革、丝、木、袍、竹”（《周礼·春官·大师》）。[9]鼓为革音，在传统乐律中最先演奏，“鼓琴瑟”的说法，即琴瑟弹奏之前，以鼓声为引奏。土鼓与歌舞结合，形成古代的乐。商周时期的中原王朝，土鼓用于国家的各项庆典和祭祀，专门设立管理鼓乐的机构，制定一系列制度。《周礼》规定：“凡国祈年于田祖，吹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国祭蜡则吹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10]《礼记·礼运》记载：“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饮，篑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11]《周礼·春官》记载：“凡国祈年于田祖，龡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12]
由上述先秦典籍记载情形，提供了中原地区使用浓烈的文化信息：一是典籍中反复提到的国家祭典之神，称为“田祖”“田畯”，即华夏初祖神农氏，系农业之神。二是国家祭典中庄严隆重之礼，称为“国祈年”“国祭蜡”，依农作规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四季轮回，所谓年祭、蜡祭时间当在每年的十二月进行。三是祭祀的节日，必须采用打击土鼓配合笙管等吹奏乐器，其中的土鼓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具有仿效中原青铜作风的陶鼓，为什么出现于福建地区黄土仑文化遗存？這是因为与黄土仑文化为典型的闽族方国社会经济地发展相适应的。从黄土仑出土印纹陶器看，酒器、宴饷之器占据相当数量，如饮酒的觚形杯、单耳或双耳的杯，斟酒的鬶形壶、单鋬壶，盛储酒的尊、壘形器，酿酒的瓮罐等，不甚枚举。“清醠之美，始于耒耜”，农业生产地发展，有了剩余的粮食，使酿酒成为可能，嗜酒之风又刺激了酒器制造业，说明闽族方国已经从传统的渔猎手段获取食物的经济结构模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升华进入以农耕生产为主导的社会文明。于是渊源于中原地区的祭祀农神礼仪制度及其采用的礼乐器具，被引进闽地自然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闽族先民实际上已经受到中原先进农耕祭祀习俗文化的传承和影响，他们运用包括陶鼓在内的各种击奏乐器举行一系列隆重盛大的农神祭祀活动，祈求田祖保佑其来年能够五谷丰登、穰穰满家。 关于黄土仑陶鼓在祭祀农神的使用情形，目前为止可资参考的资料有被列为1998年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的印山越国王陵。考古发现该陵位于浙江绍兴城郊，年代为春秋時期[13]乐铜屋，长方形基座，三开间，四角撰尖式，顶心立八棱柱，柱顶塑有大尾鸠。推测为越人的宗庙建筑模型。室内塑一组奏乐人俑，六人坐于地上，束发裸身。二人前胸塑出乳突，束发于项，双手相交于小腹，应是乐伎。其他四人或作吹笙状，或作抚琴弹拨状，一人执小棍作打击悬挂的鼓，当为乐师。众人正在进行一种祭祀活动，铜屋造型装饰及人物发式等，皆有鲜明的越人文化特色。（图2）
《诗·小雅·甫田》中有关于祭祀田祖的仪式中农夫击打土鼓祈求上天降雨的记述：“我田既藏，农夫之庆，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孔颖达疏曰：“至前孟春月，以琴瑟及击其土鼓以迎田祖先啬之神而祭之。”[15]上述文字体现土鼓的用途。农夫用它与笙管琴瑟一同合奏，祭祀田祖，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愿景。
《礼记·杂记下》：孔子的学生子贡随孔子去看蜡祭典礼，孔子问子贡说：“赐（子贡的名字）也乐乎？”子贡答道：“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孔子说：“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16]文武指善于治国的周文王、周武王。周朝时，一天孔子带弟子子贡去观看民间百姓关于祭祀天地诸神的“蜡”祭的仪式，子贡看到百姓们兴高采烈手舞足蹈的样子，担心他们因为贪图玩乐而影响到农耕劳作。孔子告诉子贡说：“百姓成年累月在田间劳作，让他们放松一下，有张有弛，这是周文王与武王定下的规矩，这样便于更好地生产。”
故事表明一直把弓弦拉得很紧而不松弛一下，这是周文王、周武王也无法办到的；相反，一直松弛而不紧张，那是周文王、周武王也不愿这样做的；只有有时紧张，有时放松，有劳有逸，宽严相济，这才是周文王、周武王治国的办法。体现了蜡祭的历史意义。使用陶鼓配合其他乐器用于祭祀农神，既是对神的信仰崇拜、娱神活动，也使得农夫在辛苦繁忙的劳动之后，有了休闲娱乐的时间，体现孔子所说的治国理念中的文武之道。
商周时期七闽之地的农业文明、祭祀文化，在黄土仑土鼓上可见一斑。以物见人，以人说事，以事修史，这是撰写拙稿的心得体会。
参考文献：
[1]陈龙，林忠干，杨先铢.福建闽侯黄土仑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1984（4）：23-27.
[2]王芸.陶鼓：上[J].乐器考古，2002（10）：88.
[3]崇文.湖北崇阳出土一件铜鼓[J].文物，1978（4）.
[4]方建军.音乐考古通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20：140.
[5][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25.
[6]卢美松主编.福州通史简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16.
[7]叶文程，林忠淦.福建陶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72.
[8]王冬力，李维涛，张婧.论小河西文化陶鼓[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22-34.
[9][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795.
[10]徐正英，常佩雨，译注.周礼[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4.
[11][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1415.
[12][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801.
[1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印山越王陵[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14][汉]司马迁.史记（九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3：2979.
[15][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474.
[16][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1567.
作者简介：陈驰（1989-），硕士，福建博物院，社教部讲解员，助理馆员，研究方向为音乐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