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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1000强镇统计名单成为许多论坛上的热门话题。当昆山玉门、东莞虎门和萧山宁围的网友们为哪里最富而争论不休时，一些福建莆田人对这个榜单颇为不屑：如果把真实财富亮出来，哪个镇能超过我们秀屿区的东庄镇?
对很多人来说，莆田东庄无疑是个陌生的地名。但两组数据可以凸显东庄镇的优势：全国至少80％以上的民营医院是东庄人创办的；莆田秀屿区在全国各省市从事医疗行业的企业共有1万家(东庄镇占93％)，资产总数达360亿元，年营业额3050亿元，员工总数63万人；在外医药和医疗器械生产企业500家(东庄镇占80％)，资产总数25亿元，年营业额50亿元，员工总数5万人。也就是说，东庄镇人所办的民营医院及相关企业创造的产值，超过了中国中西部个别省的生产总值。
1998年，中国打假第一人王海对当时猖獗一时的性病游医展开过长时间的调查。他发现，当时中国多数治性病的游医们来自同一个地方：莆田东庄镇。1999年7月，国内多家媒体都曾报道过莆田东庄镇，当地的富裕和外出游医的猖獗令人震惊。而这些性病游医们表现出的强势更令人震惊：除了寄匿名信威胁和嘲笑媒体之外，甚至公开扬言要“炸毁报社大楼”。1998年底，卫生部纠风办曾专门向各省、市、自治区发文，通报这些人的劣迹。
但让王海和媒体同行们没有想到的是，短短数年之后，昔日性病游医不但没有因为曝光而利益受损，反而已掌管了中国大多数民营医院。
东庄人的“能耐’为何如此之大?
闷声大发财的东庄老板们
外地人初到莆田东庄镇，几乎都会被东庄镇的豪宅所震惊。摩的司机林金春是莆田人，长年在秀屿与莆田之间往返，他总结的一个规律是：从莆田市区到秀屿东庄，进入秀屿境内后，越接近东庄镇，豪宅就越多，进了东庄之后，则是遍地豪宅。
沿莆田至秀屿港的高速公路前行，经过一段海堤之后，就进入了东庄地界。许多高五六层，四五个开间，装修十分考究的豪宅横陈在公路两边，其中不少还没有竣工。从仍在施工的住宅中可以看出，东庄人造房子不像其他农村地区以砖混结构为主，而是普遍用更加牢固、但成本更高的水泥框架结构。
林金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这里的好房子，绝大多数都是到外面去包医院的人建的。许多房子的面积超过了1000平方米，有40个以上的房间，造价要数百万元。有人为了老人行动方便，还在家里装了电梯。”
但也有人对此说法不屑一顾，一位东庄林姓但不愿意透露全名的老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造房子的钱对这些老板来说算得了什么?过年的时候你才能看出他们到底有多富!”说这话的老人家的房子不到500平米、只有四层，很显然被比了下去。
但是，这些豪宅几乎没有人住。事实上，走过几条街道，除了妇幼老人之外，很难找到壮年男子。林姓老人告诉记者，“有点力气的、能走得动的壮年男人几乎都出去搞医院了，要么自己办，要么帮亲戚干事。”本刊记者追问，去搞医院难道不需要一定的医学知识吗?老人笑道，“请医生看病就是了，要什么文化?有人连自己名字都写得很勉强，还开了10来个门诊部呢!”在老人的概念里，医疗机构无论大小，他一律称之为门诊部。
但最让外地人震惊东庄之富的，还是东庄人过春节时的盛况。届时，东庄在全国各地办医院、承包诊所的老板都衣锦还乡，利用这段时间亲友聚会，或同行之间总结经验、招聘人员、结识新生意伙伴等等。
那时候，全国数以百计的医疗器械厂家和药厂都会蜂拥而至莆田东庄。民营医院界广为流传的一个段子是，医疗器械企业，四个地方的展销活动是一定要去的，除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莆田秀屿。
春节前后的东庄镇，最吸引眼球的还有名车靓女。医疗富豪们带着数以百计各种款式的名车，回到东庄，开着车互相串门。一个最夸张的案例是，“东庄一个望族在‘领头羊’家里聚会，家门口停着九辆宝马奔驰以上的名车。”一位了解内情的同行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少數暴富的民营医院老板们在春节期间，会带着原配夫人、秘书或“二奶”拜见父母双亲，“春节时，有一户人家男主人和大老婆、两个小老婆凑成一桌打麻将，倒也其乐融融。”一位给莆田人办的民营医院做广告策划的网友这样透露。
事实上，东庄人的富裕并非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早在20世纪90年代，当地就已四五层高楼林立，而奔驰之类的名车，在当时的东庄也已不罕见了。
许多致富神话流传开来。有人告诉本刊记者，东庄拥有10亿资产以上的有好几家，亿万富翁则更多。但是东庄的游医“鼻祖’、“精神领袖”陈德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实际上东庄10亿元以上资产的老板，在我看来是没有的，家产超过5亿的也很难找，但是资产上亿的确实有不少。”
东庄游医“鼻祖”陈德良
东庄镇的富裕只是最近20年的事情。
在改革开放前，东庄一直是莆田地区贫穷的代名词。在莆田，东庄另一个名称是“界外地”，这个名称的意思是“不在官方统计之内”，这里的老百姓穷得连税都不用交。为了度过每年的几个月饥荒，当地渔民就用海产品如牡蛎之类的，换地瓜渣吃。
林金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东庄之所以如此贫穷，和当地人多地少有关系，因为靠海，东庄的许多耕地盐碱化，农作物产量不高；另外，因为距离渠道较远，农作物经常缺水。”
这个缺水、少地、土地盐碱化的滨海小镇，镇民们一直为生计而奔波。乡村医生陈德良的一张偏方，彻底改变了东庄人的命运。
陈德良何许人也?一位民营医院老板赠给陈德良的诗是这样归纳的：“刀枪棍棒出名声，琴棋书画弄寸光。胸怀大志凌霄汉，身居小阁好望山。十万弟子闯天下，一代宗师数德良。”这首诗裱好挂在陈德良自家的饭店里。
陈德良的权威在东庄镇显而易见。东庄镇在外面办医院的老板们，包括詹国团、詹玉鹏这样的大鳄，只要有让他觉得不对的地方，他都可以训斥一番。尽管他总是谦称“你们是大老板”。有人这样评价陈德良在东庄的地位：达摩之于少林寺。
莆田的民营医院老板一直以行事低调著称，本刊记者通过各种途径，都没有一个医院老板愿意以真实身份公开接受采访。但是，外人眼中神秘莫测的游医鼻祖陈德良，却坦率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对许多敏感问题也不回避。
陈德良1950年12月出生在莆田东庄镇，在五兄弟中排行老二。
和当初的许多性病游医比起来，陈德良还是有医学基础知识的。陈的祖父是当地中医，陈德良年少时就看过一些中医方面的书籍。
“文化大革命”后，不到20岁的陈德良，在当地当起了“土医生”。改革开 地。詹国团在上海注册成立了上海中屿投资集团，根据上海市工商局的工商资料，该企业仅注册资金就达一亿元人民币，詹国团、詹国连和詹国营都是股东，詹国团相对控股。这家公司拥有至少18家民营医院和托管医院，28个法人实体。詹国团还在新加坡注册成立了新加坡中屿国际医院管理集团，在许多场合，中屿系经常以新加坡外商身份出现。
詹玉鹏创办了新加坡中骏医院管理投资集团，据称此人已入新加坡国籍。该企业在无锡、济南等地投资办医疗机构时，当地媒体都冠以“外资”招牌。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詹玉鹏也经常在上海，他是上海市福建商会会员。中骏至少拥有17家法人实体，至少有14家民营医院，在国内，冠以玛利亚女子医院的，多数是詹玉鹏的嫡系部队。
林宗金也早已自立门户。他创办了上海澳信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时也在新加坡注册了公司，名为新加坡澳信医院投资管理集团，有一种说法，澳信和中屿、中骏等交叉持股。根据公开资料，澳信系下至少有15家民营医院。
詹万龙的上海长江医院因为频频被媒体曝光，是上海最有“知名度”的民营医院之一。根据莆田相关人士透露，詹万龙和詹国团他们走得较近，但他们是否有血缘关系尚不能确定。
“现在东庄人办的民营医院绝大多数是很正规的，”陈德良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曾反复强调这句话。詹国团们不但在上海注册了实力雄厚的股份公司，有的还按上了外资的外衣，似乎莆田游医们普遍已“改邪归正”。
他们在外面做事情有多难啊!
11月初，许多莆田系的民营医院投资者们感到了一丝寒意，不是因为冷空气，而是来自浙江杭州的一则消息。
11月2日上午，杭州华夏医院虚假广告案中的两名直接责任人杨国坤、杨文秀被江干区人民检察院批准并正式执行逮捕，二人均涉嫌虚假广告罪。以此罪名批捕犯罪嫌疑人在全国尚属首例。杨国坤和杨文秀都是福建莆田人。
“这次动真格的了”、“终于开始了”。许多莆田系民营医院从业者对华夏医院一案如此感慨。事实上，无论是1998年王海打假、1999年媒体揭性病游医黑幕，还是前不久上海长江医院的送子神话被曝光，莆田系的民营医院可能会受到行政处罚，可能会在医疗纠纷中输掉官司，但不管虚假广告如何夸大医疗效果、无良医生如何忽悠患者，几乎很少有人因此而招来牢狱之灾。
特殊利益集团概念提出后，就有专家和业内人士讨论：医疗领域是否也有特殊利益集团。经济学家郎咸平的答案斩钉截铁：当然有。
对许多莆田人来说，秀屿东庄的民营医院老板们无疑是致富神话，莆田人的骄傲。“头脑灵活，敢作敢为。”这是许多莆田人对东庄的民营医院老板们的评价。
面对在外做得越来越成功的民营医院老板们，莆田地方政府也把他们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对象，突破口是医疗器械业。
11月1日下午，莆田市举行药品医疗器械行业恳谈会。莆田副市长张丽冰在会上强调：莆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药品医疗器械行业的发展，已将医药产业重点列入湄洲湾港口城市建设的规划当中。
在秀屿，一个医疗器械工业园正在筹备建设之中，准备作为容纳返乡医疗器械投资者的场所。
有东庄民营医院从业者盛赞莆田市委市政府这些举措，认定这是“英雄莫问出处”的实践。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通过秀屿区宣传部门、莆田市宣传部门试图采访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但都被以没空为由拒绝了。其中，莆田市委宣传部一位张姓科长接到本刊记者电话时，他还彬彬有礼。但当记者说出“到莆田采访有关民营医院”，没等记者把话说完，张科长就显得很不耐烦，连说，“没空。我们都在开会，没空，人都不在。”记者又两次直接和秀屿区新任区委书记陈志强联系采访，但其手机都无人接听。
当地党委、政府对莆田系民营医院很少公开发表意见。秀屿区前区委书记李辉龍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曾表示“民营医院无疑是必要的，关键是政府如何鼓励、扶持、规范。政府不扶持，他们就可能要倒掉。很多人不知道，他们在外面做事情有多难啊!办一个医院，要顺顺当当拿到营业执照谈何容易?他们真的很脆弱，可以说是弱势群体。关键是社会不要歧视他们。现在很多人还是习惯思维，一提到民营企业就认为是生产假货的，一提到民营医院就认为是骗人的。现在，几乎所有领域都向民间资本放开了，为什么民资就不能介入医疗行业?”
郎咸平的愤怒
和莆田地方党委政府领导理解“办民营医院的难处”相比，陈晓兰、郎咸平们似乎就没那么宽容了。
郎咸平向本刊介绍了他们关注莆田系民营医院的前后经过。事情起源于2005年年终。当时，《财经郎闲评》节目组不断接到患者对民营医院的投诉电话，控诉医院“没病说成有病，小病说成大病”的恶形恶状。郎咸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根据我们的调查显示，那些医院里面，所谓的性病，只有5％是真的，95％都是假的。”
他们甚至会在上海市的公共厕所内喷上生漆——“然后你下部会痒，去看病，随便就说你有性病，花两三万再放你出来。”郎咸平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上海女医生陈晓兰，9年里一直与假冒伪劣医疗器械作斗争，上海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韩正曾在一次卫生会议上，用三分之一时间讲陈晓兰的事迹。
而上海打假医生陈晓兰主张，应对违规操作的部分莆田系民营医疗机构要采取重典治乱：“我现在反映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认可，但当事人没有一个被查处过。要打的话，就要休克疗法。”
陈晓兰认为，“目前许多造假者和骗子们之所以有恃无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处罚过轻。目前医院使用无效的或者假冒伪劣的医疗器械，或者说民营医院欺骗患者，引起医疗事故，这些最多都只能算医疗纠纷，要么是行政处罚，要么是民事赔偿。实际上，在我看来，许多医院没病当有病看，小病当大病看，实际就是犯罪行为，犯罪的四要素都具备了。应该作为犯罪处理。但卫生监管部门一查，却只得出个过度医疗的结论。”
今年1月份，沪上热播栏目——“财经郎闲评”曾播出一期关于福建莆田人詹国团兴办民营医院的节目，但开播当晚便遭停禁，并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导致该栏目停播。
“他们搞定了多方官员，这是继厦门远华案后最大的腐败案。”“郎监管”一脸严峻。
天花乱坠的广告，不规范的医疗行为，民营医院的“信任危机”已显得积重难返。
除了自办医院，不少民营医院经营者还将目光投向了公立医院，采取变相的买断、联营方式经营。相关资料显示，目前，一个投资者要建立营利性医疗机构，三年之后要交33％的增值税、5．5％的营业税，如果能“寄生”在公立医疗机构内，税款就可以逃避。
“大家矛头都指向它，总体来说并非在健康有序的轨道上发展，基本模式较类似。”曾长期从事医疗领域报道的电台记者丁女士表示。
另一方面，民营医院从业者本身却常自称“弱势群体”。缺乏国家政策扶持、税收偏高、医保门槛等都是投资者的“心头之痛”。出于多方面考虑，好医生往往不愿意去民营医院任职。
广东韶关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妇科肿瘤专家就曾数次被邀去民营医院担任要职，但她对于这些机会均婉言谢绝。理由是在民营医院工作，个人需要承担很大风险，且风险与收入不成正比。
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中小投资者与以詹氏为代表的家族投资者，在民营医疗领域的命运大不相同。那些自觉无助的往往是中小投资者。对他们而言，民营医院的经营正变得日益艰难。在莆田，一名出租车司机告诉本刊记者：这两年投资医院亏损的人也很多。而当地一名姓郑的小伙子表示：家族投资者已在该领域形成某种程度的垄断，比如与电视台达成协议，只许播出他们旗下医院的广告。他两年前就曾与人合资，双方各出资50万元左右去江西开办医院，但是因为无法与庞大的家族投资体系抗衡，他亏损了三四十万元，最终黯然退出。
除了参办医院，詹国团们还将触角伸向了上游的医疗器械、医药物流等产业，大有将整个产业链的利润揽入囊中的态势。对此，陈晓兰医生说：“这太恐怖了。”
中国的民营医院至今日已走过了约20年的历程，“郎监管”并不看好詹国团们的前景。
“如果这些莆田人真的开始规范经营，您觉得能洗清原罪吗?”本刊记者问。
“这个假设性太强，我不想对他们提任何建议，就事论事。”
郎咸平表示：“我们都是没有权力的人，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呼吁，让有权力的人来介入。”
对很多人来说，莆田东庄无疑是个陌生的地名。但两组数据可以凸显东庄镇的优势：全国至少80％以上的民营医院是东庄人创办的；莆田秀屿区在全国各省市从事医疗行业的企业共有1万家(东庄镇占93％)，资产总数达360亿元，年营业额3050亿元，员工总数63万人；在外医药和医疗器械生产企业500家(东庄镇占80％)，资产总数25亿元，年营业额50亿元，员工总数5万人。也就是说，东庄镇人所办的民营医院及相关企业创造的产值，超过了中国中西部个别省的生产总值。
1998年，中国打假第一人王海对当时猖獗一时的性病游医展开过长时间的调查。他发现，当时中国多数治性病的游医们来自同一个地方：莆田东庄镇。1999年7月，国内多家媒体都曾报道过莆田东庄镇，当地的富裕和外出游医的猖獗令人震惊。而这些性病游医们表现出的强势更令人震惊：除了寄匿名信威胁和嘲笑媒体之外，甚至公开扬言要“炸毁报社大楼”。1998年底，卫生部纠风办曾专门向各省、市、自治区发文，通报这些人的劣迹。
但让王海和媒体同行们没有想到的是，短短数年之后，昔日性病游医不但没有因为曝光而利益受损，反而已掌管了中国大多数民营医院。
东庄人的“能耐’为何如此之大?
闷声大发财的东庄老板们
外地人初到莆田东庄镇，几乎都会被东庄镇的豪宅所震惊。摩的司机林金春是莆田人，长年在秀屿与莆田之间往返，他总结的一个规律是：从莆田市区到秀屿东庄，进入秀屿境内后，越接近东庄镇，豪宅就越多，进了东庄之后，则是遍地豪宅。
沿莆田至秀屿港的高速公路前行，经过一段海堤之后，就进入了东庄地界。许多高五六层，四五个开间，装修十分考究的豪宅横陈在公路两边，其中不少还没有竣工。从仍在施工的住宅中可以看出，东庄人造房子不像其他农村地区以砖混结构为主，而是普遍用更加牢固、但成本更高的水泥框架结构。
林金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这里的好房子，绝大多数都是到外面去包医院的人建的。许多房子的面积超过了1000平方米，有40个以上的房间，造价要数百万元。有人为了老人行动方便，还在家里装了电梯。”
但也有人对此说法不屑一顾，一位东庄林姓但不愿意透露全名的老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造房子的钱对这些老板来说算得了什么?过年的时候你才能看出他们到底有多富!”说这话的老人家的房子不到500平米、只有四层，很显然被比了下去。
但是，这些豪宅几乎没有人住。事实上，走过几条街道，除了妇幼老人之外，很难找到壮年男子。林姓老人告诉记者，“有点力气的、能走得动的壮年男人几乎都出去搞医院了，要么自己办，要么帮亲戚干事。”本刊记者追问，去搞医院难道不需要一定的医学知识吗?老人笑道，“请医生看病就是了，要什么文化?有人连自己名字都写得很勉强，还开了10来个门诊部呢!”在老人的概念里，医疗机构无论大小，他一律称之为门诊部。
但最让外地人震惊东庄之富的，还是东庄人过春节时的盛况。届时，东庄在全国各地办医院、承包诊所的老板都衣锦还乡，利用这段时间亲友聚会，或同行之间总结经验、招聘人员、结识新生意伙伴等等。
那时候，全国数以百计的医疗器械厂家和药厂都会蜂拥而至莆田东庄。民营医院界广为流传的一个段子是，医疗器械企业，四个地方的展销活动是一定要去的，除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莆田秀屿。
春节前后的东庄镇，最吸引眼球的还有名车靓女。医疗富豪们带着数以百计各种款式的名车，回到东庄，开着车互相串门。一个最夸张的案例是，“东庄一个望族在‘领头羊’家里聚会，家门口停着九辆宝马奔驰以上的名车。”一位了解内情的同行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少數暴富的民营医院老板们在春节期间，会带着原配夫人、秘书或“二奶”拜见父母双亲，“春节时，有一户人家男主人和大老婆、两个小老婆凑成一桌打麻将，倒也其乐融融。”一位给莆田人办的民营医院做广告策划的网友这样透露。
事实上，东庄人的富裕并非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早在20世纪90年代，当地就已四五层高楼林立，而奔驰之类的名车，在当时的东庄也已不罕见了。
许多致富神话流传开来。有人告诉本刊记者，东庄拥有10亿资产以上的有好几家，亿万富翁则更多。但是东庄的游医“鼻祖’、“精神领袖”陈德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实际上东庄10亿元以上资产的老板，在我看来是没有的，家产超过5亿的也很难找，但是资产上亿的确实有不少。”
东庄游医“鼻祖”陈德良
东庄镇的富裕只是最近20年的事情。
在改革开放前，东庄一直是莆田地区贫穷的代名词。在莆田，东庄另一个名称是“界外地”，这个名称的意思是“不在官方统计之内”，这里的老百姓穷得连税都不用交。为了度过每年的几个月饥荒，当地渔民就用海产品如牡蛎之类的，换地瓜渣吃。
林金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东庄之所以如此贫穷，和当地人多地少有关系，因为靠海，东庄的许多耕地盐碱化，农作物产量不高；另外，因为距离渠道较远，农作物经常缺水。”
这个缺水、少地、土地盐碱化的滨海小镇，镇民们一直为生计而奔波。乡村医生陈德良的一张偏方，彻底改变了东庄人的命运。
陈德良何许人也?一位民营医院老板赠给陈德良的诗是这样归纳的：“刀枪棍棒出名声，琴棋书画弄寸光。胸怀大志凌霄汉，身居小阁好望山。十万弟子闯天下，一代宗师数德良。”这首诗裱好挂在陈德良自家的饭店里。
陈德良的权威在东庄镇显而易见。东庄镇在外面办医院的老板们，包括詹国团、詹玉鹏这样的大鳄，只要有让他觉得不对的地方，他都可以训斥一番。尽管他总是谦称“你们是大老板”。有人这样评价陈德良在东庄的地位：达摩之于少林寺。
莆田的民营医院老板一直以行事低调著称，本刊记者通过各种途径，都没有一个医院老板愿意以真实身份公开接受采访。但是，外人眼中神秘莫测的游医鼻祖陈德良，却坦率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对许多敏感问题也不回避。
陈德良1950年12月出生在莆田东庄镇，在五兄弟中排行老二。
和当初的许多性病游医比起来，陈德良还是有医学基础知识的。陈的祖父是当地中医，陈德良年少时就看过一些中医方面的书籍。
“文化大革命”后，不到20岁的陈德良，在当地当起了“土医生”。改革开 地。詹国团在上海注册成立了上海中屿投资集团，根据上海市工商局的工商资料，该企业仅注册资金就达一亿元人民币，詹国团、詹国连和詹国营都是股东，詹国团相对控股。这家公司拥有至少18家民营医院和托管医院，28个法人实体。詹国团还在新加坡注册成立了新加坡中屿国际医院管理集团，在许多场合，中屿系经常以新加坡外商身份出现。
詹玉鹏创办了新加坡中骏医院管理投资集团，据称此人已入新加坡国籍。该企业在无锡、济南等地投资办医疗机构时，当地媒体都冠以“外资”招牌。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詹玉鹏也经常在上海，他是上海市福建商会会员。中骏至少拥有17家法人实体，至少有14家民营医院，在国内，冠以玛利亚女子医院的，多数是詹玉鹏的嫡系部队。
林宗金也早已自立门户。他创办了上海澳信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时也在新加坡注册了公司，名为新加坡澳信医院投资管理集团，有一种说法，澳信和中屿、中骏等交叉持股。根据公开资料，澳信系下至少有15家民营医院。
詹万龙的上海长江医院因为频频被媒体曝光，是上海最有“知名度”的民营医院之一。根据莆田相关人士透露，詹万龙和詹国团他们走得较近，但他们是否有血缘关系尚不能确定。
“现在东庄人办的民营医院绝大多数是很正规的，”陈德良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曾反复强调这句话。詹国团们不但在上海注册了实力雄厚的股份公司，有的还按上了外资的外衣，似乎莆田游医们普遍已“改邪归正”。
他们在外面做事情有多难啊!
11月初，许多莆田系的民营医院投资者们感到了一丝寒意，不是因为冷空气，而是来自浙江杭州的一则消息。
11月2日上午，杭州华夏医院虚假广告案中的两名直接责任人杨国坤、杨文秀被江干区人民检察院批准并正式执行逮捕，二人均涉嫌虚假广告罪。以此罪名批捕犯罪嫌疑人在全国尚属首例。杨国坤和杨文秀都是福建莆田人。
“这次动真格的了”、“终于开始了”。许多莆田系民营医院从业者对华夏医院一案如此感慨。事实上，无论是1998年王海打假、1999年媒体揭性病游医黑幕，还是前不久上海长江医院的送子神话被曝光，莆田系的民营医院可能会受到行政处罚，可能会在医疗纠纷中输掉官司，但不管虚假广告如何夸大医疗效果、无良医生如何忽悠患者，几乎很少有人因此而招来牢狱之灾。
特殊利益集团概念提出后，就有专家和业内人士讨论：医疗领域是否也有特殊利益集团。经济学家郎咸平的答案斩钉截铁：当然有。
对许多莆田人来说，秀屿东庄的民营医院老板们无疑是致富神话，莆田人的骄傲。“头脑灵活，敢作敢为。”这是许多莆田人对东庄的民营医院老板们的评价。
面对在外做得越来越成功的民营医院老板们，莆田地方政府也把他们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对象，突破口是医疗器械业。
11月1日下午，莆田市举行药品医疗器械行业恳谈会。莆田副市长张丽冰在会上强调：莆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药品医疗器械行业的发展，已将医药产业重点列入湄洲湾港口城市建设的规划当中。
在秀屿，一个医疗器械工业园正在筹备建设之中，准备作为容纳返乡医疗器械投资者的场所。
有东庄民营医院从业者盛赞莆田市委市政府这些举措，认定这是“英雄莫问出处”的实践。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通过秀屿区宣传部门、莆田市宣传部门试图采访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但都被以没空为由拒绝了。其中，莆田市委宣传部一位张姓科长接到本刊记者电话时，他还彬彬有礼。但当记者说出“到莆田采访有关民营医院”，没等记者把话说完，张科长就显得很不耐烦，连说，“没空。我们都在开会，没空，人都不在。”记者又两次直接和秀屿区新任区委书记陈志强联系采访，但其手机都无人接听。
当地党委、政府对莆田系民营医院很少公开发表意见。秀屿区前区委书记李辉龍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曾表示“民营医院无疑是必要的，关键是政府如何鼓励、扶持、规范。政府不扶持，他们就可能要倒掉。很多人不知道，他们在外面做事情有多难啊!办一个医院，要顺顺当当拿到营业执照谈何容易?他们真的很脆弱，可以说是弱势群体。关键是社会不要歧视他们。现在很多人还是习惯思维，一提到民营企业就认为是生产假货的，一提到民营医院就认为是骗人的。现在，几乎所有领域都向民间资本放开了，为什么民资就不能介入医疗行业?”
郎咸平的愤怒
和莆田地方党委政府领导理解“办民营医院的难处”相比，陈晓兰、郎咸平们似乎就没那么宽容了。
郎咸平向本刊介绍了他们关注莆田系民营医院的前后经过。事情起源于2005年年终。当时，《财经郎闲评》节目组不断接到患者对民营医院的投诉电话，控诉医院“没病说成有病，小病说成大病”的恶形恶状。郎咸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根据我们的调查显示，那些医院里面，所谓的性病，只有5％是真的，95％都是假的。”
他们甚至会在上海市的公共厕所内喷上生漆——“然后你下部会痒，去看病，随便就说你有性病，花两三万再放你出来。”郎咸平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上海女医生陈晓兰，9年里一直与假冒伪劣医疗器械作斗争，上海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韩正曾在一次卫生会议上，用三分之一时间讲陈晓兰的事迹。
而上海打假医生陈晓兰主张，应对违规操作的部分莆田系民营医疗机构要采取重典治乱：“我现在反映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认可，但当事人没有一个被查处过。要打的话，就要休克疗法。”
陈晓兰认为，“目前许多造假者和骗子们之所以有恃无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处罚过轻。目前医院使用无效的或者假冒伪劣的医疗器械，或者说民营医院欺骗患者，引起医疗事故，这些最多都只能算医疗纠纷，要么是行政处罚，要么是民事赔偿。实际上，在我看来，许多医院没病当有病看，小病当大病看，实际就是犯罪行为，犯罪的四要素都具备了。应该作为犯罪处理。但卫生监管部门一查，却只得出个过度医疗的结论。”
今年1月份，沪上热播栏目——“财经郎闲评”曾播出一期关于福建莆田人詹国团兴办民营医院的节目，但开播当晚便遭停禁，并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导致该栏目停播。
“他们搞定了多方官员，这是继厦门远华案后最大的腐败案。”“郎监管”一脸严峻。
天花乱坠的广告，不规范的医疗行为，民营医院的“信任危机”已显得积重难返。
除了自办医院，不少民营医院经营者还将目光投向了公立医院，采取变相的买断、联营方式经营。相关资料显示，目前，一个投资者要建立营利性医疗机构，三年之后要交33％的增值税、5．5％的营业税，如果能“寄生”在公立医疗机构内，税款就可以逃避。
“大家矛头都指向它，总体来说并非在健康有序的轨道上发展，基本模式较类似。”曾长期从事医疗领域报道的电台记者丁女士表示。
另一方面，民营医院从业者本身却常自称“弱势群体”。缺乏国家政策扶持、税收偏高、医保门槛等都是投资者的“心头之痛”。出于多方面考虑，好医生往往不愿意去民营医院任职。
广东韶关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妇科肿瘤专家就曾数次被邀去民营医院担任要职，但她对于这些机会均婉言谢绝。理由是在民营医院工作，个人需要承担很大风险，且风险与收入不成正比。
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中小投资者与以詹氏为代表的家族投资者，在民营医疗领域的命运大不相同。那些自觉无助的往往是中小投资者。对他们而言，民营医院的经营正变得日益艰难。在莆田，一名出租车司机告诉本刊记者：这两年投资医院亏损的人也很多。而当地一名姓郑的小伙子表示：家族投资者已在该领域形成某种程度的垄断，比如与电视台达成协议，只许播出他们旗下医院的广告。他两年前就曾与人合资，双方各出资50万元左右去江西开办医院，但是因为无法与庞大的家族投资体系抗衡，他亏损了三四十万元，最终黯然退出。
除了参办医院，詹国团们还将触角伸向了上游的医疗器械、医药物流等产业，大有将整个产业链的利润揽入囊中的态势。对此，陈晓兰医生说：“这太恐怖了。”
中国的民营医院至今日已走过了约20年的历程，“郎监管”并不看好詹国团们的前景。
“如果这些莆田人真的开始规范经营，您觉得能洗清原罪吗?”本刊记者问。
“这个假设性太强，我不想对他们提任何建议，就事论事。”
郎咸平表示：“我们都是没有权力的人，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呼吁，让有权力的人来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