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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自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专题讨论“依法治国”以来，司法改革又一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然而，已有的论述多囿于观点的陈述或理论的推导，鲜有人梳理中共早期的法律实践，进而反思中国语境下的司法改革及其前景。本文围绕“司法半权”这一关键词，阐述了陕甘宁边区司法的体制、实践与理念。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在中共“一元化”的政权体制之下，司法与政治之间存在着周期性的消长关系：纵使“司法权”自根据地时期开始，便屡屡遭到中共的批判，但当人治趋于极端乃至造成破坏性后果时，民众对“司法”的冀望仍会被再次唤起。
司法独立是近代中国法制史的重大命题，也是近年来司法改革中聚讼纷纭的议题，相关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但是，从中共早期的法律实践来审视这一问题的研究，迄今仍不多见。鉴于中共的执政经验多源于革命根据地时期，这一时期关于司法独立的理论与实践，仍值得认真梳理与反思。本文主要关注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的司法，因为它是中共的枢纽所在，具有典型意义。试图厘清的主要问题是：在中共的政治架构中，司法权处于何种位置？中共高层如何考虑司法独立问题？态度有何变化？在实际运作中，审判独立能否实现？影响它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在厘清以上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作出反思：为什么宪法性文件一再肯定法院拥有独立审判的权力，在现实中却无法做到？本文的写作围绕“司法半权”这一关键词。这一词汇是根据地时期人们对司法的一种描述或概括，其内涵颇值得玩味。所谓半独立，即既独立又不独立，是一个充满辩证法的概念，在不同语境、不同场合下可作不同解读。正因如此，它也容易导致理论和实践中的混淆与困扰。
“半权”的提出
1937年7月，边区政府成立。它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一个直辖行政区域，实际上完全由中共管辖。1939年1月，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并在这一宪法性文件中确定了边区“两权半”的政权结构。“两权”指立法权和行政权，分别由参议会和政府机关行使；“半权”指司法权，由司法机关行使。
“半权”的说法可见于谢觉哉的日记。他写道：“某些学过法律的同志说：边区司法只半权，不全是瞎说。”[1]为什么说边区司法权只是“半权”？这是因为，司法机关在政治上、行政上要由党和政府领导，只是在行使司法职权时保持独立。一方面，司法隶属于行政，如1943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明确规定：“司法机关为政权工作的一部分，应受政府统一领导；边区审判委员会及高等法院，受边区政府领导；各下级司法机关，受各该级政府领导。”另一方面，边区赋予司法机关独立审判的权力，如1939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规定：“边区高等法院独立行使其司法职权。”1946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规定：“各级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除服从法律外，不受任何干涉。”显然，这一政权结构不同于西方的三权分立体制，司法与行政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从属关系。而且，边区的立法、行政、司法均须受党的绝对领导。三权之间虽有所区分，但目标一致，都为实现党的目标服务，彼此须协调配合、团结一致。概言之，三权之上，尚有党权；三权之间，分工合作大于分权制衡。
近代以降，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西方宪政原则逐渐为国人所熟悉，并被很多知识人奉为圭臬。自清末变法修律始的多次法律变革中，司法独立都是指导性原则之一。即使在“墙头变换大王旗”的北洋时期，司法界也恪守“司法不党”的信条。国民党虽大搞“司法党化”，但在其官方意识形态宣传中，也不忘标榜司法独立。因此，在边区早期，尽管中共有意制度创新，仍未否定司法独立的价值。但司法权只是“半权”，故司法独立也只能是“司法半独立”。对边区司法深有研究的侯欣一教授指出，它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1）不实行三权分立，司法权不是一项独立权力；（2）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不是并立关系，而是上下级关系；（3）司法机关严格执行党的方针、路线、政策；（4）司法机关内部不实行法官独立，法官在审判业务上受院长领导。[2]应该说，这一理解是全面而妥切的。第一个方面是讲三权之间的关系，第二个方面是讲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第三个方面是讲司法机关与党的关系，第四个方面是讲司法机关内部的关系。以上四个方面的关系又可归结为一点——“一元化”的体制。
所谓“一元化”体制，即一切由党领导的体制。一是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党的组织领导一切。二是在中共党内的上下级关系上，“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从第一点来看，司法机关与各行政机关、民间团体一样，都是党领导下的组织，只是分工有所不同，并无特殊地位；从第二点来看，法官审理案件也需听从领导意见，下级法院服从上级法院。
若从历史的角度追寻，这种一元化体制可追溯至苏维埃时期。年轻的中共在创立苏维埃时，尚缺乏独自建政的经验，几乎全盘照搬了苏俄的党政模式。苏俄模式以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基础，以“议行合一”为原则，强调党对立法、行政、司法以及一切事务的绝对控制。这一体制的突出优点是机构少而精、工作效率高，尤其适合战争环境的需要。但其弊病也显而易见，即容易导致党“包办一切”的状况。司法也是如此，审判权实际上操控于党部之手，“好多事情都由各级党部解决，由政府议决通过执行，但有好多政府的事情是党部代替了”，“一些与党无关的犯人都要来问过党部，党部说杀，由政府出一布告就杀，还有更小的日常事情农民都要求党部决定，因此使群众认识党部而不认识政府”。[3]在这一体制下，甚至选举也是徒有虚名，因为“党包办选举运动，甚到由党内决定名单，照例在代表会通过一下，没有首先由各革命团体提出候选委员名单，发动选民来讨论和审查”。[4]在1930年代，各苏区均普遍存在较严重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
边区政府成立后，苏维埃在名义上取消了，但党包办一切的现象，在边区时期仍在相当程度上存在。曾任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回忆，政府实际上完全处于中央的控制之下，“事实上除了征收救国公粮和增加财政收入，很少遭到干扰外，其他各项工作几乎都行不通，虽然经过我和其他的当事者据理力争，屡次抗议，但中共中央那种侵犯边区政府的职权，遇事横加干涉的作风，早已成为积习，无法改变”。他把原因归结为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擅权，认为“他们太重视党的权力，而又不了解党与政府的正确关系，因而党部对政府工作干涉太多”。张国焘的话或有抹黑意图，但联系到他在1938年的叛逃，其权力被架空至少是原因之一，因而也有可信的成分。 党如何领导司法
如何实现党对司法的领导？有两种模式可供选择：一种是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并经立法程序形成法律法规，然后由司法机关依法审判，忠实地贯彻执行这些法律法规；另一种是党直接介入司法的过程，过问具体案件，甚至直接参与审判决策。从边区的制度设计来看，选择的是前者；但在具体实践中，则是同时采用了这两种模式。
在一元化体制下，边区司法较强调政治性、阶级性，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党的工作重心变化，司法政策亦随之变化。如，边区前期战争局势较为紧张，司法的专政功能就颇为突出。毛泽东曾强调：“我们的法院它不管别的，专门管对付汉奸、对付破坏法律的人，以国法制裁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分子。” [5]据统计，1938年和1939年，边区司法机关共审理刑事案件2166起，民事案件只有613起。而且，既然司法的主要功能是打击敌人，力度不免偏大。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承认：“过去我们对于破坏边区及叛变革命的案件处刑特重。”[6]不过，处刑也不是一味地重，一切以形势发展及党的需要为依归。如，在党确立统一战线政策后，死刑政策就变宽松了。延川县司法处曾就一起投敌案向中央请示，中央回复说：“我们根据统一战线新的形势，以前所谓敌人的，在今天已经不是敌人了，虽然该犯投降白军后还当他们的侦探来苏区打探消息，此案假使在去年11月，在敌情紧张的情况下，以前破获的，也许可杀。但在目前新的形势下，我还可以争取这样的人，杀了他一人已没有什么大的作用。”[7]
在一些重大案件中，司法机关更是要向中央请示汇报。1937年10月，延安发生了一件轰动性的刑事案件。26岁的红军干部黄克功因恋爱纠纷，怒而枪杀16岁的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案发后，黄克功很快被拘捕起诉，由边区高等法院审理。在狱中，黄克功写信给法庭及毛泽东请求宽恕。很多干部也发议论，认为黄是经历长征的革命功臣，虽犯下了杀人罪行，也应网开一面，给其戴罪立功的机会。负责审理此案的审判长雷经天拿不定主意，写信向军委主席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回信说：“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黄克功最终被判决死刑。
另一个较突出的例子是许世友等人拖枪逃跑案。1937年4月初，前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许世友等人密谋逃离延安，到陕西南部打游击。由于事情泄密，主要成员均遭逮捕。此事当时被定性为“许世友反革命集团”案件，由最高法院在延安举行公审。经审判，许世友等六名被告“组织拖枪逃跑”罪名成立（未遂）。本来，依照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第二十五号“关于红军逃跑问题”的第一条、第二条，应当判处死刑，但案件最终从轻处理，许仅获刑一年半。判决书解释道：“惟查被告等革命斗争历史甚久，在革命战争中，受伤多次，至少在四次伤以上，过去在四方面军长期工作过程，缺乏政治教育，养成根深蒂固的不正确的观点；虽在军政大学训练了一个时期，但究竟一时不易纠正过来以致发生此项极严重的犯罪行为，法虽不赦，情尚可原。”可见，宽大处理的最主要理由是许世友等人曾有突出的革命功绩。但联系此前的黄克功案，革命功绩并非绝对的豁免理由，如此判决的背后当有更深层的政治考虑，即维护党内、军内安定团结的大局。[8]
数年之后，在延安的一次批判会上，边区政府秘书长罗迈（李维汉）毫不讳言地指出：“判决独立是不可能的事情， 要独立只是出庭的时候不受干涉， 但判决是断不能独立。有些案件要请示党团、请示西北局，甚至请示毛主席、请示中央，根据上面所定的处理方向，去调查收集资料。”他举了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蔡凤章（璋）、徐世有（许世友）的案子，你怎样独立法？！就独立不了。”罗迈是对司法工作最为关注的高层领导之一，在他看来，司法独立是国民党的做法，共产党不应该搞；要独立也只应是庭审时独立，判决时不能独立。他说：“我们现在还按照国民党的办法，推事审判的庭长不能过问：这是审判独立，这是不对的，我主张打破这个东西”；又说：“要独立只是在他出庭的时候是不能干涉的，但判决是不能独立的。”依照他的主张，“制度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民主集中制的一致精神的贯彻，从政府贯彻到法院，从法院贯彻到分庭推事，一直到下面。你审判的对不对由上面统一来审核，审判错了你再重审，这样才能保证党的全部领导”。[9]
罗迈关于审判的主张，与其关于边区政治体制的主张是一致的，即“边区的政权结构应是立法、司法、行政统一的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10]罗迈在江西苏区时期曾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对作为中共基本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相当熟稔。众所周知，民主集中制是列宁在建党时期提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组织涣散的状态，以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早期中共也存在组织涣散之弊，因此，中共“二大”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制定了中央集中制的决议案，提出以“集权精神与铁似的纪律”组党、管党。随着中共在严酷的革命环境中成长壮大，集中制也日益成为牢不可破的组织原则，并在理论上日益成熟、完善为民主集中制。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把其含义概括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从理论上讲，在作出决策的阶段实行民主，可以集思广益；在执行决策的阶段实行集中，可以保持执行的高效率。因此，若实践得好，民主集中制可以发挥巨大的政治能量，但在运行中也容易出现“有集中，无民主”的状况。毛泽东曾把党的政治领导形象地总结为“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但在一元化体制之下，常常出现不分大权小权一手包办的现象。就边区而言，就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党对司法过问得太多、控制得太紧的问题。
司法人员“闹独立性”
在司法独立问题上，边区司法人员面临着尴尬的处境。一方面，他们被赋予独立审判的权力；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面对来自外部的各种干涉，欲独立而不得。一方面，司法工作中立、超然的特性使他们趋于争取自身的独立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又很难抗争，稍有不从，就很容易被指责为“闹独立性”。 翻阅边区高等法院的案卷，无论刑事、民事，经常可见到各级党政军负责人的意见、批答或批示，甚至不乏司法人员的主动请示、汇报。这说明，司法受外界干预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一种常规化、制度化的状态。在法院内部，审判员对案件的处理往往要征求庭长或院长的意见，判决书除审判员署名外，还要经庭长或院长签署。法院很早就实行集体办公，并建立了汇报制度。各县定期向高等法院提交月报，汇报案件审理情况。法院很注意与其他党政机关处理好关系。早在1939年，各县就成立裁判委员会，其成员包括裁判员、县委书记、县长、保安科长、保安大队长等，处理案件时开会集体讨论，由裁判员任主席。在第一届参议会讨论通过《高等法院组织条例》时，雷经天主动提出：“高等法院直接受边区政府的领导、边区参议会的监督；县的裁判员，就是县政府的一个工作部门，受县长的管辖。”他认为“这正是民主集中制的表现，适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相符合”。[11]
雷经天是一名资深、敬业的革命干部，但他并无专业法学背景，对司法的特殊性与内在规律认识不足，缺乏相应的法治意识与程序观念。在其领导下，司法机关紧跟党的中心任务，但本职的审判工作反而没有做好，案件积压、处理拖延等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谢觉哉曾在日记中抱怨：“边区司法似乎是政权中较落后的一环……老百姓要求断讼的公平、迅速，又很迫切。因此更显得司法工作的落后。”[12]
在边区，司法系统本来就属于较弱小的部门，再做不好审判工作，难免受人轻视。各级党政军部门侵夺司法权的现象频频发生。当时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基层党政部门私自拘捕、审问犯人的现象。有参议会议员向政府提出这样的质问：“佳县的老百姓感觉到衙门太多，谁都可以审官司、逮捕人，还没有建立正规的司法工作制度。”[13]除了侦察、拘捕环节，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其他部门侵夺司法权的现象也比比皆是。如，在离婚案件的处理中，就经常出现由当事人所在单位越俎代庖的现象。在1941年高等法院司法会议上，有人提出这样的议案：《提议以后凡离婚案之判决均由司法机关——各级法院——为之》。提案人指出：“过去关于离婚之处理，多由本机关部队之上级首长决定，往往照顾到男方一面之工作情绪，多与党的政策不合，因此提本案。”为此，他建议“以后凡是离婚案件，应由司法机关裁决”。[41]离婚案是边区最为常见的案件之一，尚且“多由本机关部队之上级首长决定”，可见司法权被滥用现象之普遍。
另外，由于司法隶属于行政，当专职司法人员与行政领导的意见不一致时，往往会屈从于后者的意见。曾在绥德县任推事的刘汉鼎回忆：“有一个人，为了同一个女人通奸，弄得倾家荡产。后来这个女人翻脸不认人，说男的强奸了她。县长要定成强奸罪，我不同意，会议决定判处男人一年半徒刑，我再次声明，县长说非判一年半不可。”这位县长不听推事的正确意见，还训斥司法人员闹独立性。[15]
“闹独立性”是当时常见的拿来批评司法人员的用语。显然，不听从某位具体领导的意见，并不意味着“闹独立”。但是，在一元化领导的体制下，司法人员又没有足够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其结果只能是心存不满，甚至心灰意冷、消极怠工。一位名叫乐成功的基层司法人员在边区审判员联席大会上袒露心迹：“有一个人来到司法处讨论土地问题，我说你找县委□□□□，他到了县委那里去了。县委以后就问我，为什么□□土地问题的人你叫他到我们这里来呢？我说：‘你们对这个问题最清楚，所以叫他到你们这里来。’我的心理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的！我们本想处理这些事情，但又恐怕他们说你闹独立性。”[16]
为了避免发生冲突，司法人员一般会主动向同级或上级党政领导征求意见或请示汇报。如，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就经常向边区政府领导人、西北局负责人乃至毛主席请示具体的案件处理问题。 一旦与党政领导发生矛盾，司法人员往往选择委曲求全。高等法院明确指示：“各县裁判员关于司法行政以及审判工作，盖须商同县长办理，不得有固执己见及闹独立性之现象。”高层领导人解决司法与行政之间矛盾的思路，也是让司法服从行政，以及促成二者的一体化以消弭矛盾。谢觉哉就主张：“今后在高等法院有大的案子，影响大的案子，应该同边区政府商量……这样做就更使得司法同行政统一起来。”[17]
独立还是不独立，不再是个问题
以上主要讨论边区司法的体制及实践，至于在理念方面，边区关于司法独立的认识整体而言有一个方向性的变化，其中的分水岭就是整风运动。在此之前，边区尚有赞成司法独立的声音，司法系统内部也有追求独立性的努力；但在此之后，边区的认识就完全呈一边倒的态势，有关司法独立的话题成为政治禁忌，无人再敢提起。
在整风运动前，有一批国统区的法学专业人士来到边区，并在统一战线的背景下纷纷走上司法领导岗位，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李木庵、朱婴和张曙时等。1942年6月，李木庵取代雷经天出任高等法院代院长。很快，在他的主持下，边区司法系统展开了一场颇具声势的改革。在较短时间内，边区致力于健全司法机构，充实司法人才，积极清理积案，加强办案的程序化和手续的正规化，还紧锣密鼓地起草、颁布各种法令法规。一时间，边区司法颇有整饬一新之感。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整风审干运动令这场改革戛然而止。运动一开始本来是思想整肃，不料迅速发展为人员审查。边区高等法院因外来知识分子较多，成为审干运动中的“重灾区”。该院的全部36名干部中，竟然被查出17个“特务”。在这种风声鹤唳的氛围中，李木庵、朱婴等人推动的司法改革，被定性为一场致力于夺取边区司法权的政治阴谋；以李、朱等人为主要成员的“新法学会”也被视作阴谋篡夺边区司法权的团体。雷经天在报告中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李木庵在边区高等法院的工作是执行新法学会的计划的，将边区的司法工作完全变为国民党的一套。司法工作由此无论在干部、法律、政策、审判方面，只是为着地主资产阶级而不是为着工农群众，这完全是违反了党的路线的。”[18]
李木庵的一个具体“罪状”，是适用国民党六法全书。其实，援用六法的主要原因是当时边区的成文法严重不足，判案无依据。不过，李木庵本人对六法确有好感，认为国民党政权虽然在政治上落后，但其法律是进步的，可以为我所用。[19]在李木庵看来，法律是有其独立性和继承性的；雷经天则强调法律的阶级属性，完全否定其独立性和继承性。在整风运动中，阶级话语成为强势的主流话语，故雷经天所持的观点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李木庵根本无力招架，很快称病辞职。 较之李木庵，朱婴在运动中所受的冲击更为猛烈。他不仅被认为是阴谋分子，而且被视作司法人员“闹独立性”的典型。朱婴来自国统区，毕业于著名的朝阳大学，法治意识较强，为人又率直敢言，因此对边区的司法工作多有批评。另外，他与雷经天素来不睦，结怨颇深。1941年，朱婴曾反对雷经天将审判、司法行政、检察权均集中于高等法院的做法，提出要设立独立的司法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1942年春，高等法院决定调任朱婴到绥德地方法院任院长，他竟然提出如下条件：一、绥德地方法院的工作不受高等法院管辖，实行审判独立；二、派一个庭长、两个推事、一个书记长跟他去绥德，并准许他从高等法院的现任人员中任意挑选二人；三、绥德地方法院的司法经费独立；四、地方法院审判案件，当地政府不得干涉；五、专门做法院工作，不兼做其他工作。[20]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这样的条件不啻叛经离道。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条件？原来，朱婴认为雷经天不好相处，想借机离开司法系统；另外，他也清楚，绥德地方法院名为独立的司法机关，实际上完全附属于专署。他明白自己提出这样的条件会被视为“闹独立性”，但仍心存侥幸——若部分条件得到满足，地方法院稍具独立性，他将愿意赴任。[21]当然，这样的条件不会被答应，朱婴也未赴任。
1942年7月，经朱婴等人多次提议，边区成立了政府审判委员会，作为边区的第三审机构。委员会成员共五人，林伯渠亲任委员长。朱婴担任委员会的秘书，负责日常司法工作。这一机构成立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当事人上诉的机会，同时也不乏在司法系统内部解决纠纷、相对独立于行政的意图。但在雷经天看来，在高等法院之上又平添一个审级，肯定是朱婴等人的野心和阴谋。他认为朱婴的目的是成立最高法庭，“庭长由林主席当，他当推事主任，林主席实际上没有时间去管，还不是他一个人办。他想把整个的边区司法变成国民党的一套”。[22]朱婴挨整后，审判委员会的案卷也被重新审查。谢觉哉在翻阅部分民事案卷后，有一条印象是“不够尊重区乡政府及其他党政领导人的意见”。[23]高等法院书记长仲鲲认为：“同一个案子便有边区政府、审委会及高等法院的各不相同的处理，这是在司法组织结构上重床叠架，在思想上‘司法独立’，闹独立性的毛病。”[24]1944年2月，审判委员会以简政的名义裁撤。这也意味着边区朝向正规化、专业化、独立化的司法改革，至此彻底偃旗息鼓。
整风运动过后，边区统一了思想，形成这样的认识：司法应服从党和行政的领导，决不可闹独立性；谈论司法的独立性是搞国民党的那一套，是没有认清法的阶级性的表现。曾在这个问题上有过疑惑的一些领导干部（如谢觉哉），也逐渐形成了笃定的认识，即“这个司法独立在我们人民的政权下他的好处就消失了”。政府主席林伯渠也宣称：“边区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权，则行政与司法的分立也就没有意义。”从此以后，边区开始大力在司法中贯彻群众路线，重视调解，推崇马锡五审判方式，由此走上一条“大众化”司法的道路。
余论
1957年，中共中央发起新一轮的整风运动，政法界随之积极响应，一大批知名的法学家如钱端升、杨兆龙、王铁崖等在运动中受到批判。贾潜、朱耀堂、鲁明健等司法人员因坚持“审判独立”、“无罪推定”等观点而受到严酷打击。在反右派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时为最高法院顾问的李木庵发表文章，提出这样的激烈批判：“右派分子为了抗拒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用所谓‘司法独立’‘审判独立’的旧法口号，企图把司法系统同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企图把党的领导从司法机关里‘分’出去。”[25]
联想到十几年前针对李木庵等法学专业人士的那场批判，这一幕不免深具反讽意味。历史的重演和轮回绝非偶然，个中原因值得深思。这说明，在特定的体制之下，司法与政治之间存在某种特别的内在张力，以及周期性的消长关系。“司法独立”为何屡屡遭受批判？又为何一次次被重新提起？从边区及建国后的法制实践来看，强调司法为政治服务之时，往往是司法独立遭抛弃之日；而随着司法的独立性的完全消解，法律也随之为政策所取代，法治遂让位于人治；待人治趋于极端乃至造成破坏性后果时，人心又会重新呼唤法治，司法独立遂被再次提起。
李维汉晚年回忆说：“陕甘宁边区的政权结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个特定历史条件，就是极端分散的农村环境和战争环境。因之，和现代的政权结构比较，不免有缺点，但在当时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正确的。” [26]同样，在边区一元化体制下的“半独立”司法，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虽然就共产党巩固统治、夺取政权这一中心政治目标而言，边区司法算是完成了任务，但它远非完美，甚至是“边区政权中较落后的一环”（谢觉哉语）。其中，边区“司法半独立”的形态及其在实践中的困境，尤其值得我们深入反思。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谢觉哉日记》，1945年1月22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56页。
2.侯欣一：《陕甘宁边区司法制度、理念及技术的形成与确立》，《法学家》2005年第4期。
3.《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1930年7月2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7页。
4.《中共湘赣省委关于三个月工作竞赛条约给中央局的总报告》，《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3页。
5.雷经天：《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学习研究会上的报告大纲》，1940年9月，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档案，陕西省档案馆藏，15～25。以下所引档案均出于此，仅注档号。
6.雷经天：《关于改造司法工作的意见》，15～88。
7.《1937年关于司法工作的指示信、条例、命令》，1～36。
8.此案详情，可参见拙文《许世友等“拖枪逃跑案”审判始末》，《博览群书》2010年第11期。
9 、17 、19 、22《雷李等关于司法工作检讨会议的记录》，15～96。
10.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21页。
11.《雷经天院长在边区政府学习研究会上“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司法制度”的报告提纲》，15～89。
12.《谢觉哉日记》上，1943年2月26日，第411页。
13.《1941 年民政厅、保安处提案，司法质问的答复》， 2～813。
14.《边区高等法院司法会议提案》，15～93。
15.杨永华、方克勤：《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诉讼狱政篇”，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9页。
16.《边区推事 、审判员联席会议大会发言记录 》，15～83。
18.雷经天：《关于改造边区司法的意见》，15～149
20.雷经天：《关于边区司法工作检查情形》，15～149。
21.《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秘书朱婴、毕珩的检讨会议记录和有关材料》15～97。
23.《谢觉哉日记》上， 1943年9月1日，第533页。
24.仲鲲：《审委会处理的案件》，15～97。
25.李木庵：《批判从旧法观点出发的审判独立》，《法学研究》1958年第1期，第26页。
2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519页。
司法独立是近代中国法制史的重大命题，也是近年来司法改革中聚讼纷纭的议题，相关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但是，从中共早期的法律实践来审视这一问题的研究，迄今仍不多见。鉴于中共的执政经验多源于革命根据地时期，这一时期关于司法独立的理论与实践，仍值得认真梳理与反思。本文主要关注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的司法，因为它是中共的枢纽所在，具有典型意义。试图厘清的主要问题是：在中共的政治架构中，司法权处于何种位置？中共高层如何考虑司法独立问题？态度有何变化？在实际运作中，审判独立能否实现？影响它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在厘清以上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作出反思：为什么宪法性文件一再肯定法院拥有独立审判的权力，在现实中却无法做到？本文的写作围绕“司法半权”这一关键词。这一词汇是根据地时期人们对司法的一种描述或概括，其内涵颇值得玩味。所谓半独立，即既独立又不独立，是一个充满辩证法的概念，在不同语境、不同场合下可作不同解读。正因如此，它也容易导致理论和实践中的混淆与困扰。
“半权”的提出
1937年7月，边区政府成立。它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一个直辖行政区域，实际上完全由中共管辖。1939年1月，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并在这一宪法性文件中确定了边区“两权半”的政权结构。“两权”指立法权和行政权，分别由参议会和政府机关行使；“半权”指司法权，由司法机关行使。
“半权”的说法可见于谢觉哉的日记。他写道：“某些学过法律的同志说：边区司法只半权，不全是瞎说。”[1]为什么说边区司法权只是“半权”？这是因为，司法机关在政治上、行政上要由党和政府领导，只是在行使司法职权时保持独立。一方面，司法隶属于行政，如1943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明确规定：“司法机关为政权工作的一部分，应受政府统一领导；边区审判委员会及高等法院，受边区政府领导；各下级司法机关，受各该级政府领导。”另一方面，边区赋予司法机关独立审判的权力，如1939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规定：“边区高等法院独立行使其司法职权。”1946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规定：“各级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除服从法律外，不受任何干涉。”显然，这一政权结构不同于西方的三权分立体制，司法与行政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从属关系。而且，边区的立法、行政、司法均须受党的绝对领导。三权之间虽有所区分，但目标一致，都为实现党的目标服务，彼此须协调配合、团结一致。概言之，三权之上，尚有党权；三权之间，分工合作大于分权制衡。
近代以降，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西方宪政原则逐渐为国人所熟悉，并被很多知识人奉为圭臬。自清末变法修律始的多次法律变革中，司法独立都是指导性原则之一。即使在“墙头变换大王旗”的北洋时期，司法界也恪守“司法不党”的信条。国民党虽大搞“司法党化”，但在其官方意识形态宣传中，也不忘标榜司法独立。因此，在边区早期，尽管中共有意制度创新，仍未否定司法独立的价值。但司法权只是“半权”，故司法独立也只能是“司法半独立”。对边区司法深有研究的侯欣一教授指出，它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1）不实行三权分立，司法权不是一项独立权力；（2）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不是并立关系，而是上下级关系；（3）司法机关严格执行党的方针、路线、政策；（4）司法机关内部不实行法官独立，法官在审判业务上受院长领导。[2]应该说，这一理解是全面而妥切的。第一个方面是讲三权之间的关系，第二个方面是讲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第三个方面是讲司法机关与党的关系，第四个方面是讲司法机关内部的关系。以上四个方面的关系又可归结为一点——“一元化”的体制。
所谓“一元化”体制，即一切由党领导的体制。一是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党的组织领导一切。二是在中共党内的上下级关系上，“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从第一点来看，司法机关与各行政机关、民间团体一样，都是党领导下的组织，只是分工有所不同，并无特殊地位；从第二点来看，法官审理案件也需听从领导意见，下级法院服从上级法院。
若从历史的角度追寻，这种一元化体制可追溯至苏维埃时期。年轻的中共在创立苏维埃时，尚缺乏独自建政的经验，几乎全盘照搬了苏俄的党政模式。苏俄模式以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基础，以“议行合一”为原则，强调党对立法、行政、司法以及一切事务的绝对控制。这一体制的突出优点是机构少而精、工作效率高，尤其适合战争环境的需要。但其弊病也显而易见，即容易导致党“包办一切”的状况。司法也是如此，审判权实际上操控于党部之手，“好多事情都由各级党部解决，由政府议决通过执行，但有好多政府的事情是党部代替了”，“一些与党无关的犯人都要来问过党部，党部说杀，由政府出一布告就杀，还有更小的日常事情农民都要求党部决定，因此使群众认识党部而不认识政府”。[3]在这一体制下，甚至选举也是徒有虚名，因为“党包办选举运动，甚到由党内决定名单，照例在代表会通过一下，没有首先由各革命团体提出候选委员名单，发动选民来讨论和审查”。[4]在1930年代，各苏区均普遍存在较严重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
边区政府成立后，苏维埃在名义上取消了，但党包办一切的现象，在边区时期仍在相当程度上存在。曾任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回忆，政府实际上完全处于中央的控制之下，“事实上除了征收救国公粮和增加财政收入，很少遭到干扰外，其他各项工作几乎都行不通，虽然经过我和其他的当事者据理力争，屡次抗议，但中共中央那种侵犯边区政府的职权，遇事横加干涉的作风，早已成为积习，无法改变”。他把原因归结为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擅权，认为“他们太重视党的权力，而又不了解党与政府的正确关系，因而党部对政府工作干涉太多”。张国焘的话或有抹黑意图，但联系到他在1938年的叛逃，其权力被架空至少是原因之一，因而也有可信的成分。 党如何领导司法
如何实现党对司法的领导？有两种模式可供选择：一种是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并经立法程序形成法律法规，然后由司法机关依法审判，忠实地贯彻执行这些法律法规；另一种是党直接介入司法的过程，过问具体案件，甚至直接参与审判决策。从边区的制度设计来看，选择的是前者；但在具体实践中，则是同时采用了这两种模式。
在一元化体制下，边区司法较强调政治性、阶级性，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党的工作重心变化，司法政策亦随之变化。如，边区前期战争局势较为紧张，司法的专政功能就颇为突出。毛泽东曾强调：“我们的法院它不管别的，专门管对付汉奸、对付破坏法律的人，以国法制裁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分子。” [5]据统计，1938年和1939年，边区司法机关共审理刑事案件2166起，民事案件只有613起。而且，既然司法的主要功能是打击敌人，力度不免偏大。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承认：“过去我们对于破坏边区及叛变革命的案件处刑特重。”[6]不过，处刑也不是一味地重，一切以形势发展及党的需要为依归。如，在党确立统一战线政策后，死刑政策就变宽松了。延川县司法处曾就一起投敌案向中央请示，中央回复说：“我们根据统一战线新的形势，以前所谓敌人的，在今天已经不是敌人了，虽然该犯投降白军后还当他们的侦探来苏区打探消息，此案假使在去年11月，在敌情紧张的情况下，以前破获的，也许可杀。但在目前新的形势下，我还可以争取这样的人，杀了他一人已没有什么大的作用。”[7]
在一些重大案件中，司法机关更是要向中央请示汇报。1937年10月，延安发生了一件轰动性的刑事案件。26岁的红军干部黄克功因恋爱纠纷，怒而枪杀16岁的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案发后，黄克功很快被拘捕起诉，由边区高等法院审理。在狱中，黄克功写信给法庭及毛泽东请求宽恕。很多干部也发议论，认为黄是经历长征的革命功臣，虽犯下了杀人罪行，也应网开一面，给其戴罪立功的机会。负责审理此案的审判长雷经天拿不定主意，写信向军委主席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回信说：“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黄克功最终被判决死刑。
另一个较突出的例子是许世友等人拖枪逃跑案。1937年4月初，前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许世友等人密谋逃离延安，到陕西南部打游击。由于事情泄密，主要成员均遭逮捕。此事当时被定性为“许世友反革命集团”案件，由最高法院在延安举行公审。经审判，许世友等六名被告“组织拖枪逃跑”罪名成立（未遂）。本来，依照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第二十五号“关于红军逃跑问题”的第一条、第二条，应当判处死刑，但案件最终从轻处理，许仅获刑一年半。判决书解释道：“惟查被告等革命斗争历史甚久，在革命战争中，受伤多次，至少在四次伤以上，过去在四方面军长期工作过程，缺乏政治教育，养成根深蒂固的不正确的观点；虽在军政大学训练了一个时期，但究竟一时不易纠正过来以致发生此项极严重的犯罪行为，法虽不赦，情尚可原。”可见，宽大处理的最主要理由是许世友等人曾有突出的革命功绩。但联系此前的黄克功案，革命功绩并非绝对的豁免理由，如此判决的背后当有更深层的政治考虑，即维护党内、军内安定团结的大局。[8]
数年之后，在延安的一次批判会上，边区政府秘书长罗迈（李维汉）毫不讳言地指出：“判决独立是不可能的事情， 要独立只是出庭的时候不受干涉， 但判决是断不能独立。有些案件要请示党团、请示西北局，甚至请示毛主席、请示中央，根据上面所定的处理方向，去调查收集资料。”他举了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蔡凤章（璋）、徐世有（许世友）的案子，你怎样独立法？！就独立不了。”罗迈是对司法工作最为关注的高层领导之一，在他看来，司法独立是国民党的做法，共产党不应该搞；要独立也只应是庭审时独立，判决时不能独立。他说：“我们现在还按照国民党的办法，推事审判的庭长不能过问：这是审判独立，这是不对的，我主张打破这个东西”；又说：“要独立只是在他出庭的时候是不能干涉的，但判决是不能独立的。”依照他的主张，“制度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民主集中制的一致精神的贯彻，从政府贯彻到法院，从法院贯彻到分庭推事，一直到下面。你审判的对不对由上面统一来审核，审判错了你再重审，这样才能保证党的全部领导”。[9]
罗迈关于审判的主张，与其关于边区政治体制的主张是一致的，即“边区的政权结构应是立法、司法、行政统一的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10]罗迈在江西苏区时期曾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对作为中共基本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相当熟稔。众所周知，民主集中制是列宁在建党时期提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组织涣散的状态，以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早期中共也存在组织涣散之弊，因此，中共“二大”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制定了中央集中制的决议案，提出以“集权精神与铁似的纪律”组党、管党。随着中共在严酷的革命环境中成长壮大，集中制也日益成为牢不可破的组织原则，并在理论上日益成熟、完善为民主集中制。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把其含义概括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从理论上讲，在作出决策的阶段实行民主，可以集思广益；在执行决策的阶段实行集中，可以保持执行的高效率。因此，若实践得好，民主集中制可以发挥巨大的政治能量，但在运行中也容易出现“有集中，无民主”的状况。毛泽东曾把党的政治领导形象地总结为“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但在一元化体制之下，常常出现不分大权小权一手包办的现象。就边区而言，就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党对司法过问得太多、控制得太紧的问题。
司法人员“闹独立性”
在司法独立问题上，边区司法人员面临着尴尬的处境。一方面，他们被赋予独立审判的权力；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面对来自外部的各种干涉，欲独立而不得。一方面，司法工作中立、超然的特性使他们趋于争取自身的独立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又很难抗争，稍有不从，就很容易被指责为“闹独立性”。 翻阅边区高等法院的案卷，无论刑事、民事，经常可见到各级党政军负责人的意见、批答或批示，甚至不乏司法人员的主动请示、汇报。这说明，司法受外界干预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一种常规化、制度化的状态。在法院内部，审判员对案件的处理往往要征求庭长或院长的意见，判决书除审判员署名外，还要经庭长或院长签署。法院很早就实行集体办公，并建立了汇报制度。各县定期向高等法院提交月报，汇报案件审理情况。法院很注意与其他党政机关处理好关系。早在1939年，各县就成立裁判委员会，其成员包括裁判员、县委书记、县长、保安科长、保安大队长等，处理案件时开会集体讨论，由裁判员任主席。在第一届参议会讨论通过《高等法院组织条例》时，雷经天主动提出：“高等法院直接受边区政府的领导、边区参议会的监督；县的裁判员，就是县政府的一个工作部门，受县长的管辖。”他认为“这正是民主集中制的表现，适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相符合”。[11]
雷经天是一名资深、敬业的革命干部，但他并无专业法学背景，对司法的特殊性与内在规律认识不足，缺乏相应的法治意识与程序观念。在其领导下，司法机关紧跟党的中心任务，但本职的审判工作反而没有做好，案件积压、处理拖延等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谢觉哉曾在日记中抱怨：“边区司法似乎是政权中较落后的一环……老百姓要求断讼的公平、迅速，又很迫切。因此更显得司法工作的落后。”[12]
在边区，司法系统本来就属于较弱小的部门，再做不好审判工作，难免受人轻视。各级党政军部门侵夺司法权的现象频频发生。当时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基层党政部门私自拘捕、审问犯人的现象。有参议会议员向政府提出这样的质问：“佳县的老百姓感觉到衙门太多，谁都可以审官司、逮捕人，还没有建立正规的司法工作制度。”[13]除了侦察、拘捕环节，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其他部门侵夺司法权的现象也比比皆是。如，在离婚案件的处理中，就经常出现由当事人所在单位越俎代庖的现象。在1941年高等法院司法会议上，有人提出这样的议案：《提议以后凡离婚案之判决均由司法机关——各级法院——为之》。提案人指出：“过去关于离婚之处理，多由本机关部队之上级首长决定，往往照顾到男方一面之工作情绪，多与党的政策不合，因此提本案。”为此，他建议“以后凡是离婚案件，应由司法机关裁决”。[41]离婚案是边区最为常见的案件之一，尚且“多由本机关部队之上级首长决定”，可见司法权被滥用现象之普遍。
另外，由于司法隶属于行政，当专职司法人员与行政领导的意见不一致时，往往会屈从于后者的意见。曾在绥德县任推事的刘汉鼎回忆：“有一个人，为了同一个女人通奸，弄得倾家荡产。后来这个女人翻脸不认人，说男的强奸了她。县长要定成强奸罪，我不同意，会议决定判处男人一年半徒刑，我再次声明，县长说非判一年半不可。”这位县长不听推事的正确意见，还训斥司法人员闹独立性。[15]
“闹独立性”是当时常见的拿来批评司法人员的用语。显然，不听从某位具体领导的意见，并不意味着“闹独立”。但是，在一元化领导的体制下，司法人员又没有足够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其结果只能是心存不满，甚至心灰意冷、消极怠工。一位名叫乐成功的基层司法人员在边区审判员联席大会上袒露心迹：“有一个人来到司法处讨论土地问题，我说你找县委□□□□，他到了县委那里去了。县委以后就问我，为什么□□土地问题的人你叫他到我们这里来呢？我说：‘你们对这个问题最清楚，所以叫他到你们这里来。’我的心理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的！我们本想处理这些事情，但又恐怕他们说你闹独立性。”[16]
为了避免发生冲突，司法人员一般会主动向同级或上级党政领导征求意见或请示汇报。如，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就经常向边区政府领导人、西北局负责人乃至毛主席请示具体的案件处理问题。 一旦与党政领导发生矛盾，司法人员往往选择委曲求全。高等法院明确指示：“各县裁判员关于司法行政以及审判工作，盖须商同县长办理，不得有固执己见及闹独立性之现象。”高层领导人解决司法与行政之间矛盾的思路，也是让司法服从行政，以及促成二者的一体化以消弭矛盾。谢觉哉就主张：“今后在高等法院有大的案子，影响大的案子，应该同边区政府商量……这样做就更使得司法同行政统一起来。”[17]
独立还是不独立，不再是个问题
以上主要讨论边区司法的体制及实践，至于在理念方面，边区关于司法独立的认识整体而言有一个方向性的变化，其中的分水岭就是整风运动。在此之前，边区尚有赞成司法独立的声音，司法系统内部也有追求独立性的努力；但在此之后，边区的认识就完全呈一边倒的态势，有关司法独立的话题成为政治禁忌，无人再敢提起。
在整风运动前，有一批国统区的法学专业人士来到边区，并在统一战线的背景下纷纷走上司法领导岗位，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李木庵、朱婴和张曙时等。1942年6月，李木庵取代雷经天出任高等法院代院长。很快，在他的主持下，边区司法系统展开了一场颇具声势的改革。在较短时间内，边区致力于健全司法机构，充实司法人才，积极清理积案，加强办案的程序化和手续的正规化，还紧锣密鼓地起草、颁布各种法令法规。一时间，边区司法颇有整饬一新之感。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整风审干运动令这场改革戛然而止。运动一开始本来是思想整肃，不料迅速发展为人员审查。边区高等法院因外来知识分子较多，成为审干运动中的“重灾区”。该院的全部36名干部中，竟然被查出17个“特务”。在这种风声鹤唳的氛围中，李木庵、朱婴等人推动的司法改革，被定性为一场致力于夺取边区司法权的政治阴谋；以李、朱等人为主要成员的“新法学会”也被视作阴谋篡夺边区司法权的团体。雷经天在报告中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李木庵在边区高等法院的工作是执行新法学会的计划的，将边区的司法工作完全变为国民党的一套。司法工作由此无论在干部、法律、政策、审判方面，只是为着地主资产阶级而不是为着工农群众，这完全是违反了党的路线的。”[18]
李木庵的一个具体“罪状”，是适用国民党六法全书。其实，援用六法的主要原因是当时边区的成文法严重不足，判案无依据。不过，李木庵本人对六法确有好感，认为国民党政权虽然在政治上落后，但其法律是进步的，可以为我所用。[19]在李木庵看来，法律是有其独立性和继承性的；雷经天则强调法律的阶级属性，完全否定其独立性和继承性。在整风运动中，阶级话语成为强势的主流话语，故雷经天所持的观点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李木庵根本无力招架，很快称病辞职。 较之李木庵，朱婴在运动中所受的冲击更为猛烈。他不仅被认为是阴谋分子，而且被视作司法人员“闹独立性”的典型。朱婴来自国统区，毕业于著名的朝阳大学，法治意识较强，为人又率直敢言，因此对边区的司法工作多有批评。另外，他与雷经天素来不睦，结怨颇深。1941年，朱婴曾反对雷经天将审判、司法行政、检察权均集中于高等法院的做法，提出要设立独立的司法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1942年春，高等法院决定调任朱婴到绥德地方法院任院长，他竟然提出如下条件：一、绥德地方法院的工作不受高等法院管辖，实行审判独立；二、派一个庭长、两个推事、一个书记长跟他去绥德，并准许他从高等法院的现任人员中任意挑选二人；三、绥德地方法院的司法经费独立；四、地方法院审判案件，当地政府不得干涉；五、专门做法院工作，不兼做其他工作。[20]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这样的条件不啻叛经离道。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条件？原来，朱婴认为雷经天不好相处，想借机离开司法系统；另外，他也清楚，绥德地方法院名为独立的司法机关，实际上完全附属于专署。他明白自己提出这样的条件会被视为“闹独立性”，但仍心存侥幸——若部分条件得到满足，地方法院稍具独立性，他将愿意赴任。[21]当然，这样的条件不会被答应，朱婴也未赴任。
1942年7月，经朱婴等人多次提议，边区成立了政府审判委员会，作为边区的第三审机构。委员会成员共五人，林伯渠亲任委员长。朱婴担任委员会的秘书，负责日常司法工作。这一机构成立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当事人上诉的机会，同时也不乏在司法系统内部解决纠纷、相对独立于行政的意图。但在雷经天看来，在高等法院之上又平添一个审级，肯定是朱婴等人的野心和阴谋。他认为朱婴的目的是成立最高法庭，“庭长由林主席当，他当推事主任，林主席实际上没有时间去管，还不是他一个人办。他想把整个的边区司法变成国民党的一套”。[22]朱婴挨整后，审判委员会的案卷也被重新审查。谢觉哉在翻阅部分民事案卷后，有一条印象是“不够尊重区乡政府及其他党政领导人的意见”。[23]高等法院书记长仲鲲认为：“同一个案子便有边区政府、审委会及高等法院的各不相同的处理，这是在司法组织结构上重床叠架，在思想上‘司法独立’，闹独立性的毛病。”[24]1944年2月，审判委员会以简政的名义裁撤。这也意味着边区朝向正规化、专业化、独立化的司法改革，至此彻底偃旗息鼓。
整风运动过后，边区统一了思想，形成这样的认识：司法应服从党和行政的领导，决不可闹独立性；谈论司法的独立性是搞国民党的那一套，是没有认清法的阶级性的表现。曾在这个问题上有过疑惑的一些领导干部（如谢觉哉），也逐渐形成了笃定的认识，即“这个司法独立在我们人民的政权下他的好处就消失了”。政府主席林伯渠也宣称：“边区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权，则行政与司法的分立也就没有意义。”从此以后，边区开始大力在司法中贯彻群众路线，重视调解，推崇马锡五审判方式，由此走上一条“大众化”司法的道路。
余论
1957年，中共中央发起新一轮的整风运动，政法界随之积极响应，一大批知名的法学家如钱端升、杨兆龙、王铁崖等在运动中受到批判。贾潜、朱耀堂、鲁明健等司法人员因坚持“审判独立”、“无罪推定”等观点而受到严酷打击。在反右派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时为最高法院顾问的李木庵发表文章，提出这样的激烈批判：“右派分子为了抗拒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用所谓‘司法独立’‘审判独立’的旧法口号，企图把司法系统同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企图把党的领导从司法机关里‘分’出去。”[25]
联想到十几年前针对李木庵等法学专业人士的那场批判，这一幕不免深具反讽意味。历史的重演和轮回绝非偶然，个中原因值得深思。这说明，在特定的体制之下，司法与政治之间存在某种特别的内在张力，以及周期性的消长关系。“司法独立”为何屡屡遭受批判？又为何一次次被重新提起？从边区及建国后的法制实践来看，强调司法为政治服务之时，往往是司法独立遭抛弃之日；而随着司法的独立性的完全消解，法律也随之为政策所取代，法治遂让位于人治；待人治趋于极端乃至造成破坏性后果时，人心又会重新呼唤法治，司法独立遂被再次提起。
李维汉晚年回忆说：“陕甘宁边区的政权结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个特定历史条件，就是极端分散的农村环境和战争环境。因之，和现代的政权结构比较，不免有缺点，但在当时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正确的。” [26]同样，在边区一元化体制下的“半独立”司法，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虽然就共产党巩固统治、夺取政权这一中心政治目标而言，边区司法算是完成了任务，但它远非完美，甚至是“边区政权中较落后的一环”（谢觉哉语）。其中，边区“司法半独立”的形态及其在实践中的困境，尤其值得我们深入反思。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谢觉哉日记》，1945年1月22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56页。
2.侯欣一：《陕甘宁边区司法制度、理念及技术的形成与确立》，《法学家》2005年第4期。
3.《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1930年7月2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7页。
4.《中共湘赣省委关于三个月工作竞赛条约给中央局的总报告》，《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3页。
5.雷经天：《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学习研究会上的报告大纲》，1940年9月，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档案，陕西省档案馆藏，15～25。以下所引档案均出于此，仅注档号。
6.雷经天：《关于改造司法工作的意见》，15～88。
7.《1937年关于司法工作的指示信、条例、命令》，1～36。
8.此案详情，可参见拙文《许世友等“拖枪逃跑案”审判始末》，《博览群书》2010年第11期。
9 、17 、19 、22《雷李等关于司法工作检讨会议的记录》，15～96。
10.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21页。
11.《雷经天院长在边区政府学习研究会上“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司法制度”的报告提纲》，15～89。
12.《谢觉哉日记》上，1943年2月26日，第411页。
13.《1941 年民政厅、保安处提案，司法质问的答复》， 2～813。
14.《边区高等法院司法会议提案》，15～93。
15.杨永华、方克勤：《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诉讼狱政篇”，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9页。
16.《边区推事 、审判员联席会议大会发言记录 》，15～83。
18.雷经天：《关于改造边区司法的意见》，15～149
20.雷经天：《关于边区司法工作检查情形》，15～149。
21.《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秘书朱婴、毕珩的检讨会议记录和有关材料》15～97。
23.《谢觉哉日记》上， 1943年9月1日，第533页。
24.仲鲲：《审委会处理的案件》，15～97。
25.李木庵：《批判从旧法观点出发的审判独立》，《法学研究》1958年第1期，第26页。
2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5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