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四十年中，中国融入了贸易、金融、数据和文化的全球网络。但是，随着美国采取保护主义，继续在全球融合方面取得进展需要中国也调整方针。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方针核心是试验先行，阶段推进。拜这一“试点和扩大”策略所赐，2013年——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12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商品）贸易经济体。2018年，中国贸易-GDP之比为 38%，显著高于美国（2017年为27%）。
　　对于金融市场，中国领导人一直非常警惕地保证，只有在国内交易所和监管框架足够强大和可信，足以管理相关风险时，才会实行自由化。因此，决策者采取了两个层次、阶段性的战略，利用香港在中国和国际市场上的独特地位。
　　中国国有企业开始在香港挂牌上市筹集资金20年来，香港是以其低税收和强大的法治基础设施，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在此过程中，香港充当了中国扩大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催化剂和中介的角色，为内地和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的互动试点提供了缓冲区。
　　拜这一方针所赐，中国占全球债务和股票市场的份额急剧提升。2004年，中国占世界债券市场的份额为1.2%，而美国为42.2%，欧盟为26.5%，日本为18.7%。到2018年年底，中国债券市场占世界总规模的份额已扩大到12.6%，而美国降低到40.2%，欧盟为20.9%，日本为12.2%。
　　类似地，中国内地占全球股票市场总市值的份额从2004年的1.2%增加到2018年的8.5%；如果加上香港股市的话，这一份额将上升至13.6%。与此同时，美国占全球市场总市值的份额从45.4%下降到40.8%；欧盟从16.3%下降到10.8%；日本从16.3%下降到7.1%。
　　但在融合方面，中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一份最新麦肯锡（McKinsey）报告指出，中国110家全球《财富》500强公司的营收有80%以上来自国内，且中國银行、证券和债券市场的外资所有率仍低于6%。此外，继续进步的障碍较大。中国要想继续融入全球网络，其当局必须克服至少四个重大战略性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控制债务。中国经济总债务量在过去十年增加了五倍多，目前已超过 GDP的300%——与发达国家水平相当。因其国内储蓄率较高，中国仍然可以提高消费和投资，但也需要深化股票市场，以降低长期债务风险。
　　其次，中国必须设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2009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但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今年4月人民币仅占每日外汇交易总规模的2.1%——远远落后于美元（44%）、欧元（16%）和日元（8.5%）。
　　中国还需要做出调整，实现经常项目的平衡。几十年来，中国一直是主要盈余国家之一。为保持健康的收支平衡，避免承担过大风险，中国现在必须确保资本外流与外资流入大体平衡。
　　中国在实现进一步全球融合方面所面临的第四个挑战是不友好的外部环境，这一不友好源自对过度或不平衡的商品、资本、数据、人员和文化流动的担忧。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及其对全球贸易体系的攻击，包括对华贸易摩擦的升级。
　　贸易摩擦的原因之一是双方世界观存在根本性差异，特朗普政府正在竭尽全力“取胜”。最近，特朗普政府提出了扩大政府权力的新监管方案，通过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CFIUS），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挠与科技、基础设施、个人数据和房地产相关的交易。
　　与美国冲突的升级给中国渐进式的“试点与扩大”策略造成了严重压力。平心而论，最近几年中国的两层融合方针已有所扩大，试点项目中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内地省份。中国希望，这些试点城市可以和香港一样保持其融合的势头，帮助其逐步将自身法律和监管机制与全球贸易、金融、税收和其他交易的框架调整一致。
　　但如果中国要保护其与全球金融、数据和知识网络的联系，就需要扩大和扩展这些措施。唯有果断、明智和创新的举动，才能确保中国试点城市继续引领更加开放、融合、和平和繁荣的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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