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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政治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中，对马克思“异化”概念和涂尔干“失范”概念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两者在理论体系中的作用相同，并且具有一致的理论前提和矫正目标，但是两者对人的本性看法不同、对生产活动和社会分工作用的理解存在分歧，因而形成了关于如何消除工人非人性化状态的不同构想。
关键词：吉登斯；异化；失范
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政治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在其著作《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中，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对三位思想家的主要著作和理论观点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分析，既揭示了他们理论所面对的时代背景和阐发的社会问题的内在连贯性，又着重探讨了马克思与另两位大师之间的主要分歧。本文将考察吉登斯对马克思“异化”概念和涂尔干“失范”概念的比较，以窥其一斑。
一、“异化”概念与“失范”概念的联系
首先，吉登斯认为“异化”与“失范”在马克思和涂尔干理论中的地位、作用相近，都集中体现了他们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性解释。其中，马克思以异化概念为基础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他也是以异化为出发点，逐步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将被新型社会所替代。吉登斯特别指出，“异化”不仅仅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反映着马克思当时对社会的认识和构想，而且在马克思后期的理论体系中也相当重要。涂尔干的“失范”概念也是如此，它既是涂尔干描述和解析现代“危机”的重要概念，也是他对解决危机的模式进行整体分析时不可或缺的部分。
其次，吉登斯认为两者具有一致的理论前提与相近的矫正目标。马克思和涂尔干都是从“自然状态”下的人出发来考虑“异化”概念和“失范”概念，但处于这种自然状态中的人并不是抽象的，而是蕴含着人的历史本质。因此，吉登斯对根据一种假定的自然状态来揣摩“异化”和“失范”的传统观念进行了否定。这种传统观念认为，在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中，暗含着这样的假设前提上：即人“天生”是善良的，但被社会腐化了。而相反，涂尔干的“失范”概念则源于这样的假设：人“天生”是个倔强执拗的生命体，其自负自大的品性必须由社会来加以严格约束。吉登斯认为这样看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使相关的问题过于简化了，主要忽视了马克思和涂尔干著作的最根本特性——人的历史本质，因为他们都强调如下事实：人类的特质、需求和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社会发展的产物。[1]（P.242-245）在马克思看来正是人的社会特性使其成为“人”，从而与动物相区别。尽管人也有吃穿等基本需求，但是这些需要已经不同于动物那种单纯的生物欲望，而是蕴含着更为丰富的社会需求。涂尔干认为，正是由于社会发展促使个人动机和情感广泛提升，从而使得失范状态更易体现和被察觉。相同的理论前提产生了相近的矫正目标，正如马克思将“自由”作为对“异化”的克服，而涂尔干将“自我自主控制”作为“失范”的对立面。
二、“异化”概念与“失范”概念的差异
首先，吉登斯提出，对“自然状态”中的人的内在不同看法是二者的根本差异。虽然涂尔干坚称，由于人生活在社会之中，受到社会化的影响，因而人的个性也会极大地受社会形态特征的影响，但他并不是一位彻底的历史相对论者，他认为无论是生活在原始社会中的个人，还是生活在文明社会的当代人，都具有双重个性（homo duplex），存在着一种自我主义的欲望与具有“道德”内涵的冲动之间的对立。尽管道德的发展和约束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或消除人与生俱来的个性，但是这种从婴儿期就与人相伴随的生物性冲动的自我主义，决不可能因为孩子后来在道德上的发展而完全转变或消除。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有不同的理解，他没有从心理的角度去探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是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固有的对立，并不存在任何非社会性（asocial）的基础。马克思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来理解个人的存在，而不是从单独生命体的角度来理解个人的本质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正是由于社会分工的形成和发展，才导致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
其次，吉登斯认为，生产活动在涂尔干和马克思的社会模式中所起的作用不同。涂尔干更强调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社会因素之间的联系，因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物质世界中，与肉体生存有关的需求属于自然诉求，并不等同于那些基于社会认同的欲望。马克思则更加重视社会与自然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分析，强调人的自然属性也被打上了深深的社会烙印，即使是那些反映个人有机体是否适应以及如何适应物质环境的“感官需求”（sensuous needs），也已经具备了社会化特征。但是，由于马克思和涂尔干都强调人的历史本质，涂尔干也认为在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发生冲突时需要约束人类需求，因此，吉登斯指出，“异化”与“失范”两个概念在这一点上的差别决不能被无节制地夸大。
再次，吉登斯强调二者对分工在异化和失范中的作用有不同的理解。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分工会导致两种异化，即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异化和工人与产品的异化，吉登斯分别称之为“技术性异化”（technological alienation）和“市场性异化”（market alienation）。在马克思的观点中，这两种类型的异化进一步扩大分工，使得生产过剩成为可能，进而形成了历史上的阶级与阶级社会。因此，要想消灭阶级，建立无阶级的平等社会，就需要以革命的手段重组社会，废除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改善专门化带来的消极影响，避免把个人固定在有限的任务范围内，阻碍其在劳动中充分施展才智和能力。对涂尔干来说，分工的形成是专门化发展的结果，并不是建立在一个阶级统治剥削另一个阶级的基础上的，因此，他不主张以革命手段解决阶级冲突进而重构社会，而是希望不同职业团体在能够在分工中充分合作，以缓和并解决分工中的失范现象。
最后，涂尔干与马克思就如何消除工人非人性化状态所涉及的路径以及对理想人的构想不同。如前所述，涂尔干认为失范现象并不是由分工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于反映和体现传统道德规范的制度趋于瓦解，因此若想减少或消除对工人的非人性化状态，需要对分工中的专门化进行道德整合（moral consolidation）。而马克思却认为分工必然导致异化，进而形成阶级和阶级对立，因此他认为需要改变的是分工本身，而不是对分工过程进行道德调控。吉登斯认为这也构成了马克思“异化”概念与涂尔干“失范”概念之间最关键的差异。对涂尔干来说，之所以说生产活动是非人性化的，并不是因为生产过程中的分工，而是由于工人没有在道德上认同他在分工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因此，作为个体的工人需要明确自己在分工中的地位、目标和作用，从而自主地参加到分工过程中，将个人的生产活动与社会整个生产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要做到这一点，工人就不再是异化了的自动机器，非人性化的状况就可以得到纠正。相反，马克思所关注的视角与涂尔干截然不同，他认为必须消灭分工才能使工人摆脱非人性化的状态，而通过劳动分工中的道德整合并不能达到这一目标。二者在路径选择上的差异，直接导致他们对个人发展的理想状态看法不同，涂尔干强调在分工中的团结合作，因此在现代社会中，理想的人是善于团结，积极合作的人，而不是“通才”（universal man），马克思却坚持应该恢复人的“全面”素质，并且提出这一理想的实现建立在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基础上。 三、对吉登斯观点的评析
吉登斯敏锐地抓住了“异化”与“失范”这两个核心概念，对于进一步鉴别理解马克思和涂尔干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我们进一步分析提供了极具意义的借鉴和思考。
首先，吉登斯准确地把握住了“异化”和“失范”这两个概念在整个理论体系中的作用。以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为例，国内外很多学者都认为“异化”仅是青年马克思在思想不成熟时提出的过渡性概念，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异化”在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使其被边缘化。而吉登斯则明确指出“异化”概念不仅仅存在于马克思早期的思想中，也不像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处于相对不重要的地位，相反，它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和构建新型社会的重要支撑。对于“失范”概念，吉登斯认为涂尔干对它的使用不仅在于描述西方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大量危机，而且还以其为基础提出了应对危机改良社会重构秩序的策略。
其次，吉登斯全面分析了“异化”和“失范”概念的理论前提，即人的历史本质。马克思对“异化”的集中阐述体现在四个层面，分别是劳动产品和劳动者的异化、劳动活动与劳动者的异化、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人与人的异化。[2]（P.94-99）可见，理解异化理论的关键在于对人的历史本质的理解，异化概念中所探讨的“人”不是抽象的人的一般，而是历史的社会的人，需要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把握人的本质。涂尔干一方面也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但是他同时认为人具有双重性，在这一点上他不具备马克思的彻底性，从而导致了在之后理论发展上两者之间的分歧。吉登斯较清晰地勾勒了马克思与涂尔干对人的本质理解上的共性与差异，并以此为线索呈现了二者的理论发展脉络。
当然，吉登斯对马克思“异化”概念和涂尔干“失范”概念的比较并不完全是正确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没有看到马克思异化概念背后隐藏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认识和根本变革，没有看到它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内在联系，自然也难以真正揭示“异化”与“失范”之间的本质区别。这就需要我们在研究中进一步认真探索两者之间的关系，从中获得有效解决社会转型期矛盾和问题的理论资源，更好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M].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责任编辑：房 晶]
关键词：吉登斯；异化；失范
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政治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在其著作《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中，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对三位思想家的主要著作和理论观点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分析，既揭示了他们理论所面对的时代背景和阐发的社会问题的内在连贯性，又着重探讨了马克思与另两位大师之间的主要分歧。本文将考察吉登斯对马克思“异化”概念和涂尔干“失范”概念的比较，以窥其一斑。
一、“异化”概念与“失范”概念的联系
首先，吉登斯认为“异化”与“失范”在马克思和涂尔干理论中的地位、作用相近，都集中体现了他们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性解释。其中，马克思以异化概念为基础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他也是以异化为出发点，逐步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将被新型社会所替代。吉登斯特别指出，“异化”不仅仅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反映着马克思当时对社会的认识和构想，而且在马克思后期的理论体系中也相当重要。涂尔干的“失范”概念也是如此，它既是涂尔干描述和解析现代“危机”的重要概念，也是他对解决危机的模式进行整体分析时不可或缺的部分。
其次，吉登斯认为两者具有一致的理论前提与相近的矫正目标。马克思和涂尔干都是从“自然状态”下的人出发来考虑“异化”概念和“失范”概念，但处于这种自然状态中的人并不是抽象的，而是蕴含着人的历史本质。因此，吉登斯对根据一种假定的自然状态来揣摩“异化”和“失范”的传统观念进行了否定。这种传统观念认为，在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中，暗含着这样的假设前提上：即人“天生”是善良的，但被社会腐化了。而相反，涂尔干的“失范”概念则源于这样的假设：人“天生”是个倔强执拗的生命体，其自负自大的品性必须由社会来加以严格约束。吉登斯认为这样看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使相关的问题过于简化了，主要忽视了马克思和涂尔干著作的最根本特性——人的历史本质，因为他们都强调如下事实：人类的特质、需求和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社会发展的产物。[1]（P.242-245）在马克思看来正是人的社会特性使其成为“人”，从而与动物相区别。尽管人也有吃穿等基本需求，但是这些需要已经不同于动物那种单纯的生物欲望，而是蕴含着更为丰富的社会需求。涂尔干认为，正是由于社会发展促使个人动机和情感广泛提升，从而使得失范状态更易体现和被察觉。相同的理论前提产生了相近的矫正目标，正如马克思将“自由”作为对“异化”的克服，而涂尔干将“自我自主控制”作为“失范”的对立面。
二、“异化”概念与“失范”概念的差异
首先，吉登斯提出，对“自然状态”中的人的内在不同看法是二者的根本差异。虽然涂尔干坚称，由于人生活在社会之中，受到社会化的影响，因而人的个性也会极大地受社会形态特征的影响，但他并不是一位彻底的历史相对论者，他认为无论是生活在原始社会中的个人，还是生活在文明社会的当代人，都具有双重个性（homo duplex），存在着一种自我主义的欲望与具有“道德”内涵的冲动之间的对立。尽管道德的发展和约束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或消除人与生俱来的个性，但是这种从婴儿期就与人相伴随的生物性冲动的自我主义，决不可能因为孩子后来在道德上的发展而完全转变或消除。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有不同的理解，他没有从心理的角度去探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是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固有的对立，并不存在任何非社会性（asocial）的基础。马克思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来理解个人的存在，而不是从单独生命体的角度来理解个人的本质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正是由于社会分工的形成和发展，才导致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
其次，吉登斯认为，生产活动在涂尔干和马克思的社会模式中所起的作用不同。涂尔干更强调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社会因素之间的联系，因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物质世界中，与肉体生存有关的需求属于自然诉求，并不等同于那些基于社会认同的欲望。马克思则更加重视社会与自然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分析，强调人的自然属性也被打上了深深的社会烙印，即使是那些反映个人有机体是否适应以及如何适应物质环境的“感官需求”（sensuous needs），也已经具备了社会化特征。但是，由于马克思和涂尔干都强调人的历史本质，涂尔干也认为在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发生冲突时需要约束人类需求，因此，吉登斯指出，“异化”与“失范”两个概念在这一点上的差别决不能被无节制地夸大。
再次，吉登斯强调二者对分工在异化和失范中的作用有不同的理解。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分工会导致两种异化，即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异化和工人与产品的异化，吉登斯分别称之为“技术性异化”（technological alienation）和“市场性异化”（market alienation）。在马克思的观点中，这两种类型的异化进一步扩大分工，使得生产过剩成为可能，进而形成了历史上的阶级与阶级社会。因此，要想消灭阶级，建立无阶级的平等社会，就需要以革命的手段重组社会，废除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改善专门化带来的消极影响，避免把个人固定在有限的任务范围内，阻碍其在劳动中充分施展才智和能力。对涂尔干来说，分工的形成是专门化发展的结果，并不是建立在一个阶级统治剥削另一个阶级的基础上的，因此，他不主张以革命手段解决阶级冲突进而重构社会，而是希望不同职业团体在能够在分工中充分合作，以缓和并解决分工中的失范现象。
最后，涂尔干与马克思就如何消除工人非人性化状态所涉及的路径以及对理想人的构想不同。如前所述，涂尔干认为失范现象并不是由分工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于反映和体现传统道德规范的制度趋于瓦解，因此若想减少或消除对工人的非人性化状态，需要对分工中的专门化进行道德整合（moral consolidation）。而马克思却认为分工必然导致异化，进而形成阶级和阶级对立，因此他认为需要改变的是分工本身，而不是对分工过程进行道德调控。吉登斯认为这也构成了马克思“异化”概念与涂尔干“失范”概念之间最关键的差异。对涂尔干来说，之所以说生产活动是非人性化的，并不是因为生产过程中的分工，而是由于工人没有在道德上认同他在分工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因此，作为个体的工人需要明确自己在分工中的地位、目标和作用，从而自主地参加到分工过程中，将个人的生产活动与社会整个生产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要做到这一点，工人就不再是异化了的自动机器，非人性化的状况就可以得到纠正。相反，马克思所关注的视角与涂尔干截然不同，他认为必须消灭分工才能使工人摆脱非人性化的状态，而通过劳动分工中的道德整合并不能达到这一目标。二者在路径选择上的差异，直接导致他们对个人发展的理想状态看法不同，涂尔干强调在分工中的团结合作，因此在现代社会中，理想的人是善于团结，积极合作的人，而不是“通才”（universal man），马克思却坚持应该恢复人的“全面”素质，并且提出这一理想的实现建立在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基础上。 三、对吉登斯观点的评析
吉登斯敏锐地抓住了“异化”与“失范”这两个核心概念，对于进一步鉴别理解马克思和涂尔干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我们进一步分析提供了极具意义的借鉴和思考。
首先，吉登斯准确地把握住了“异化”和“失范”这两个概念在整个理论体系中的作用。以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为例，国内外很多学者都认为“异化”仅是青年马克思在思想不成熟时提出的过渡性概念，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异化”在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使其被边缘化。而吉登斯则明确指出“异化”概念不仅仅存在于马克思早期的思想中，也不像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处于相对不重要的地位，相反，它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和构建新型社会的重要支撑。对于“失范”概念，吉登斯认为涂尔干对它的使用不仅在于描述西方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大量危机，而且还以其为基础提出了应对危机改良社会重构秩序的策略。
其次，吉登斯全面分析了“异化”和“失范”概念的理论前提，即人的历史本质。马克思对“异化”的集中阐述体现在四个层面，分别是劳动产品和劳动者的异化、劳动活动与劳动者的异化、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人与人的异化。[2]（P.94-99）可见，理解异化理论的关键在于对人的历史本质的理解，异化概念中所探讨的“人”不是抽象的人的一般，而是历史的社会的人，需要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把握人的本质。涂尔干一方面也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但是他同时认为人具有双重性，在这一点上他不具备马克思的彻底性，从而导致了在之后理论发展上两者之间的分歧。吉登斯较清晰地勾勒了马克思与涂尔干对人的本质理解上的共性与差异，并以此为线索呈现了二者的理论发展脉络。
当然，吉登斯对马克思“异化”概念和涂尔干“失范”概念的比较并不完全是正确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没有看到马克思异化概念背后隐藏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认识和根本变革，没有看到它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内在联系，自然也难以真正揭示“异化”与“失范”之间的本质区别。这就需要我们在研究中进一步认真探索两者之间的关系，从中获得有效解决社会转型期矛盾和问题的理论资源，更好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M].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责任编辑：房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