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佛山市身兼“历史名镇”和“改革先锋”双重身份，传统文化资源丰富，在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可以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可以展开一场深入的对话，以基层为契合点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作出自身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佛山；社会治理；创新；传统文化
一、传统文化与社会治理创新之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把“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是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更高更宏观的视角对当下中国社会领域问题的关注和回应，这一理念的变化必然指引着党和政府探索一套行之有效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创新社会治理理念要求突破以往政府行政管理为主导的社会管理局限性，在坚持党委领导的前提下，将政府主导下的公共管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社会自治两者有机融为一体。这一新的治理体系形成将充分体现政府职能转变，减少不必要的对社会的行政干预，从而达到高效地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和保障公共安全。“高效”一词包含着成本因素，降低成本是衡量治理能力的一个现代性指标。这一指标跟权力类型息息相关，约瑟夫·奈认为权力有两种：硬权力和软权力。“硬权力”是与军事、经济力量等具体资源相关的“硬性命令式权力”；“软权力”是指与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抽象资源相关的、决定他人偏好的“软性同化式权力”。“硬权力”诉诸强制手段，“软权力”则诉诸非强制手段。从此一角度来看，文化当属“软权力”，“文化的特殊价值和功能决定了国家进行文化塑造的过程，实际上这也是国家实现治理的过程。这种治理是从人的心灵出发，通过心灵的滋养、精神的提升和心智的开发来调节和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规范人们的基本信念和原则。这种治理基于文化这个软权力的形成，可以視为一种‘软治理’。”[1]这种“软治理”通过无形的形式化解社会矛盾，极大地降低了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成本。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深刻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解决好制度模式选择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往什么方向走？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2]这一论述充分看到了文化在治理体系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塑造功能。对于一个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而言，人是其中的核心，制度是其中的骨架，文化则是其中的精神，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我们也可以用这种眼光来看待社会治理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同一讲话中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解决好价值体系问题。”[3]价值体系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文化对于国家和民族有一个重要的功能便是提供一套可以凝聚共同体的价值体系。如果我们将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置于中国梦的语境中，我们可以看到即将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必然打上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的特征。各种民族共同体之间的识别绝非仅仅通过血缘上的基因而更是通过文化中的异质因子得以可能，一个民族拥有的文化是历史性的，它总是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性中生成和发展，因此在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的问题。
传统文化中以儒道两家的影响最为深远，一主一辅，一阴一阳，不管是“冲气以为和”的道家还是“致中和”的儒家，都将“和”作为核心价值，这种价值观恰恰与和谐社会的理念不谋而合。“和”从社会的层面上来看，是一种巧妙化解矛盾的方式和能力，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充分尊重和发挥传统文化的参与作用。
二、创新过程中佛山自身的文化优势
作为全国先进的制造业城市并步入深化改革和城镇化践行者前列中的佛山市理应为社会治理创新做出自身的贡献，佛山市这一探索之路上可谓得天独厚，佛山市身兼“历史名镇”和“改革先锋”双重身份，传统文化资源丰富，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可以展开一场深入的对话。佛山身处广府文化圈，在传统文化资源上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和特征。
第一，浓郁的重商精神。广府文化当以广州为中心，广州号称千年商都，商业精神浸润已久，与广州为邻的佛山也不例外，据《佛山忠义乡志》记载，清代佛山有大大小小的码头共有61个，商业之繁荣可见一斑。佛山人的重商精神的可贵之处在于其纯粹性，在商言商，尊重商业规则，因为佛山人懂得降低商业风险的方法是商业主体之间自觉遵守商业的游戏规则。这一特征，深刻地影响了佛山的治理能力，据《2014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佛山政府行政效率全国54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七，在全国20个二线、三线重点地级市中，佛山排名第三。这为佛山进行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
第二，敢于创新的精神。林语堂先生在其名著《中国人》中盛赞广东人“富事业精神”、“少挂虑”、“冒险而进取”，充分说明了广东人勇于创新，这在广府人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传统文化毕竟存在一定的保守性，在其参与现代治理体系的形成过程中有可能产生梗阻作用，想要排除这一障碍就必须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广府文化的创新精神为这一转化提供了润滑剂。就社会治理创新而言，佛山走在全省的前列，以南海为例，“佛山市南海区社会政策观测体系”项目便被评为“2013年全省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优秀项目”。
第三，贵和重情的精神。广府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分支，跟其它分支文化一样，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贵和重情便是一个重要的表现。 这反映了广府人的巧妙的处世智慧，其深知“和”能生财。佛山多地保留着“生菜会”（谐音“生财会”）的习俗，如：“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连杜村，每年都会在农历正月廿五这天举办生菜会，每逢此时，定居在外地的乡亲朋友都会被邀请回来共叙亲情、友情。2008 年农历正月廿五这天该村举办生菜会，村民们自行出资，在村综合广场开设2000多席晚宴，2.3 万人共聚一堂，品尝‘生财宴’！把酒话情谊，商讨新年生产生活大计，场面相当壮观。”[4]这在世界范围内也实属罕见。“贵和”为佛山人解决社会矛盾提供了一种价值准则，“重情”则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以情理交融见长，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应充分吸收这一优势。 第四，实用的理性精神。这是一种合乎人性、实用、自然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一切皆以实用为目标，这种思维模式跟“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很合拍，不会为各种条条框框所束缚，不易落入教条主义的圈套，这使得佛山在改革开放中成为广东的佼佼者。同时，这种精神使得佛山人在各种创新中能够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习近平总书记就社会治理创新中度的问题时指出：“要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既不能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也不能管得太松、波涛汹涌，重视疏导、柔性维稳，发动全社会一起来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5]实用的理性精神最为重视适度原则了，这也是传统文化中常讲中庸的原因。
三、基层作为传统与创新之间的一个契合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6]由此可见基层自治是构成社会治理的一个关键性部分，同时也归属于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内涵，地方政府在进行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不可忽略的因素。从实然的层面而言：第一，城镇化过程中必然出现一些结构性的社会矛盾，如何避免社会矛盾从基层向上层转移，有效将社会矛盾化解与基层之中，从而减少行政成本成为一个难题；第二，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应起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政府職能的转变，转变的目标是服务型政府，故而政府必需减少过多的行政干预，并相应地基层必须提升自我调节的治理能力。在行政干预减少的大趋势下，基层再也不能过度依赖行政管理这一“硬”调节来化解社会矛盾，应该寻求一个条“软”调节的路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传统优秀文化资源融为一体的德治机制。故此基层自治是构建社会治理体系过程中传统和创新之间的一个合适的契合点。
尽管佛山是城镇化方面的先锋，但仍保留着可观的文化遗存，在近年她自觉思考守住自身文化之脉、文化基因和文化个性，并将其融入到城市发展规划之中，禅城区的岭南天地是将传统文化、旅游、商业进行整合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城市化是最容易发生人口迁徙和文化变迁的过程，佛山作为改革的先锋阵地，本地佛山人基本不用背景离乡，在守住文化之“根”上面具备了不少城市所不具备的优势。传统观念、生活方式、民俗等等在基层更是传承不断，主要体现在这几方面：物质文化方面主要是庙宇、祠堂、商会等历史遗迹；非物质文化方面主要是粤剧、武术、舞狮、手工艺、饮食、乡约民俗等；价值观方面主要是开放、勤劳、诚信、敢为人先等。我们不妨以南海平洲大圩社区为例，广东很多地方都有圩或市，但没能称“大”，只有平洲才将其称为大圩，因为平洲大圩历来是行政中心、商业中心、文化宗教中心。大圩社区所在平洲在改革开放之后更是是广东省首批重点工业卫生镇之一，同时也是广东省乡镇企业百强镇。现代化的进程并没有使大圩人抛弃自己的传统，由于历史上大圩商贸发达，加上广府文化具有非常实用的宗教意识，故此大圩形成了独特的庙宇文化。其中较为出名的是关帝庙、北帝庙、文昌庙、徐公庙、观音庙、净业社等等，尽管文革其间破坏严重，但近年大有复兴的趋势。这以净业社为典型（又名平洲法源庵），根据大圩社区居委的统计，在不大的社区中经常参加活动的人数高达300人。净业社目前管理情况主要由统战部宗教局管理，管理和财务开支情况主要是由其自行管理及筹集，居委会日常并无对其进行管理或监督及指导协助其活动的开展，也即是净业社的运作是靠民间的力量而得以进行的。其民间信仰的社会功用已经引起当地社区居委的高度重视。由于广府文化实用的理性精神，使得净业社在进行宗教活动的过程中屏蔽了很多传统的迷信因素，反而在调节居民内部矛盾中发挥了良好的功能。每年净业社会定期赞助和举行品斋宴，宴会热闹非凡，本地的和外来的、有宗教信仰的和无宗教信仰的居民皆可参加，这个活动所发挥的作用远远地超出纯粹的宗教活动的功能，它更在于帮助大圩人创建了一个熟人社区和社交平台，有效地促进了社区居民彼此之间的感情，缓和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为日常中产生的人际矛盾提供了一个和解的机会。
[参考文献]
[1]付春.软治理：国家治理中的文化功能[J].甘肃理论学刊， 2013年1月 .
[2][3][5][6]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P48、P49、P117、P116-P117.
[4]刘傅峰.对广府文化与构建和谐广东的若干思考[J].探求，2008年第5 期.
作者简介：陈楚明（1980——），男，广东汕头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毕业。佛山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专任教师。研究方向：中国哲学、社会治理、思想政治教育。学历：硕士研究生；学位：哲学硕士；职称：讲师。
关键词：佛山；社会治理；创新；传统文化
一、传统文化与社会治理创新之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把“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是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更高更宏观的视角对当下中国社会领域问题的关注和回应，这一理念的变化必然指引着党和政府探索一套行之有效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创新社会治理理念要求突破以往政府行政管理为主导的社会管理局限性，在坚持党委领导的前提下，将政府主导下的公共管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社会自治两者有机融为一体。这一新的治理体系形成将充分体现政府职能转变，减少不必要的对社会的行政干预，从而达到高效地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和保障公共安全。“高效”一词包含着成本因素，降低成本是衡量治理能力的一个现代性指标。这一指标跟权力类型息息相关，约瑟夫·奈认为权力有两种：硬权力和软权力。“硬权力”是与军事、经济力量等具体资源相关的“硬性命令式权力”；“软权力”是指与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抽象资源相关的、决定他人偏好的“软性同化式权力”。“硬权力”诉诸强制手段，“软权力”则诉诸非强制手段。从此一角度来看，文化当属“软权力”，“文化的特殊价值和功能决定了国家进行文化塑造的过程，实际上这也是国家实现治理的过程。这种治理是从人的心灵出发，通过心灵的滋养、精神的提升和心智的开发来调节和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规范人们的基本信念和原则。这种治理基于文化这个软权力的形成，可以視为一种‘软治理’。”[1]这种“软治理”通过无形的形式化解社会矛盾，极大地降低了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成本。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深刻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解决好制度模式选择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往什么方向走？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2]这一论述充分看到了文化在治理体系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塑造功能。对于一个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而言，人是其中的核心，制度是其中的骨架，文化则是其中的精神，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我们也可以用这种眼光来看待社会治理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同一讲话中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解决好价值体系问题。”[3]价值体系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文化对于国家和民族有一个重要的功能便是提供一套可以凝聚共同体的价值体系。如果我们将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置于中国梦的语境中，我们可以看到即将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必然打上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的特征。各种民族共同体之间的识别绝非仅仅通过血缘上的基因而更是通过文化中的异质因子得以可能，一个民族拥有的文化是历史性的，它总是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性中生成和发展，因此在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的问题。
传统文化中以儒道两家的影响最为深远，一主一辅，一阴一阳，不管是“冲气以为和”的道家还是“致中和”的儒家，都将“和”作为核心价值，这种价值观恰恰与和谐社会的理念不谋而合。“和”从社会的层面上来看，是一种巧妙化解矛盾的方式和能力，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充分尊重和发挥传统文化的参与作用。
二、创新过程中佛山自身的文化优势
作为全国先进的制造业城市并步入深化改革和城镇化践行者前列中的佛山市理应为社会治理创新做出自身的贡献，佛山市这一探索之路上可谓得天独厚，佛山市身兼“历史名镇”和“改革先锋”双重身份，传统文化资源丰富，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可以展开一场深入的对话。佛山身处广府文化圈，在传统文化资源上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和特征。
第一，浓郁的重商精神。广府文化当以广州为中心，广州号称千年商都，商业精神浸润已久，与广州为邻的佛山也不例外，据《佛山忠义乡志》记载，清代佛山有大大小小的码头共有61个，商业之繁荣可见一斑。佛山人的重商精神的可贵之处在于其纯粹性，在商言商，尊重商业规则，因为佛山人懂得降低商业风险的方法是商业主体之间自觉遵守商业的游戏规则。这一特征，深刻地影响了佛山的治理能力，据《2014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佛山政府行政效率全国54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七，在全国20个二线、三线重点地级市中，佛山排名第三。这为佛山进行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
第二，敢于创新的精神。林语堂先生在其名著《中国人》中盛赞广东人“富事业精神”、“少挂虑”、“冒险而进取”，充分说明了广东人勇于创新，这在广府人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传统文化毕竟存在一定的保守性，在其参与现代治理体系的形成过程中有可能产生梗阻作用，想要排除这一障碍就必须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广府文化的创新精神为这一转化提供了润滑剂。就社会治理创新而言，佛山走在全省的前列，以南海为例，“佛山市南海区社会政策观测体系”项目便被评为“2013年全省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优秀项目”。
第三，贵和重情的精神。广府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分支，跟其它分支文化一样，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贵和重情便是一个重要的表现。 这反映了广府人的巧妙的处世智慧，其深知“和”能生财。佛山多地保留着“生菜会”（谐音“生财会”）的习俗，如：“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连杜村，每年都会在农历正月廿五这天举办生菜会，每逢此时，定居在外地的乡亲朋友都会被邀请回来共叙亲情、友情。2008 年农历正月廿五这天该村举办生菜会，村民们自行出资，在村综合广场开设2000多席晚宴，2.3 万人共聚一堂，品尝‘生财宴’！把酒话情谊，商讨新年生产生活大计，场面相当壮观。”[4]这在世界范围内也实属罕见。“贵和”为佛山人解决社会矛盾提供了一种价值准则，“重情”则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以情理交融见长，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应充分吸收这一优势。 第四，实用的理性精神。这是一种合乎人性、实用、自然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一切皆以实用为目标，这种思维模式跟“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很合拍，不会为各种条条框框所束缚，不易落入教条主义的圈套，这使得佛山在改革开放中成为广东的佼佼者。同时，这种精神使得佛山人在各种创新中能够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习近平总书记就社会治理创新中度的问题时指出：“要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既不能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也不能管得太松、波涛汹涌，重视疏导、柔性维稳，发动全社会一起来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5]实用的理性精神最为重视适度原则了，这也是传统文化中常讲中庸的原因。
三、基层作为传统与创新之间的一个契合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6]由此可见基层自治是构成社会治理的一个关键性部分，同时也归属于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内涵，地方政府在进行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不可忽略的因素。从实然的层面而言：第一，城镇化过程中必然出现一些结构性的社会矛盾，如何避免社会矛盾从基层向上层转移，有效将社会矛盾化解与基层之中，从而减少行政成本成为一个难题；第二，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应起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政府職能的转变，转变的目标是服务型政府，故而政府必需减少过多的行政干预，并相应地基层必须提升自我调节的治理能力。在行政干预减少的大趋势下，基层再也不能过度依赖行政管理这一“硬”调节来化解社会矛盾，应该寻求一个条“软”调节的路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传统优秀文化资源融为一体的德治机制。故此基层自治是构建社会治理体系过程中传统和创新之间的一个合适的契合点。
尽管佛山是城镇化方面的先锋，但仍保留着可观的文化遗存，在近年她自觉思考守住自身文化之脉、文化基因和文化个性，并将其融入到城市发展规划之中，禅城区的岭南天地是将传统文化、旅游、商业进行整合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城市化是最容易发生人口迁徙和文化变迁的过程，佛山作为改革的先锋阵地，本地佛山人基本不用背景离乡，在守住文化之“根”上面具备了不少城市所不具备的优势。传统观念、生活方式、民俗等等在基层更是传承不断，主要体现在这几方面：物质文化方面主要是庙宇、祠堂、商会等历史遗迹；非物质文化方面主要是粤剧、武术、舞狮、手工艺、饮食、乡约民俗等；价值观方面主要是开放、勤劳、诚信、敢为人先等。我们不妨以南海平洲大圩社区为例，广东很多地方都有圩或市，但没能称“大”，只有平洲才将其称为大圩，因为平洲大圩历来是行政中心、商业中心、文化宗教中心。大圩社区所在平洲在改革开放之后更是是广东省首批重点工业卫生镇之一，同时也是广东省乡镇企业百强镇。现代化的进程并没有使大圩人抛弃自己的传统，由于历史上大圩商贸发达，加上广府文化具有非常实用的宗教意识，故此大圩形成了独特的庙宇文化。其中较为出名的是关帝庙、北帝庙、文昌庙、徐公庙、观音庙、净业社等等，尽管文革其间破坏严重，但近年大有复兴的趋势。这以净业社为典型（又名平洲法源庵），根据大圩社区居委的统计，在不大的社区中经常参加活动的人数高达300人。净业社目前管理情况主要由统战部宗教局管理，管理和财务开支情况主要是由其自行管理及筹集，居委会日常并无对其进行管理或监督及指导协助其活动的开展，也即是净业社的运作是靠民间的力量而得以进行的。其民间信仰的社会功用已经引起当地社区居委的高度重视。由于广府文化实用的理性精神，使得净业社在进行宗教活动的过程中屏蔽了很多传统的迷信因素，反而在调节居民内部矛盾中发挥了良好的功能。每年净业社会定期赞助和举行品斋宴，宴会热闹非凡，本地的和外来的、有宗教信仰的和无宗教信仰的居民皆可参加，这个活动所发挥的作用远远地超出纯粹的宗教活动的功能，它更在于帮助大圩人创建了一个熟人社区和社交平台，有效地促进了社区居民彼此之间的感情，缓和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为日常中产生的人际矛盾提供了一个和解的机会。
[参考文献]
[1]付春.软治理：国家治理中的文化功能[J].甘肃理论学刊， 2013年1月 .
[2][3][5][6]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P48、P49、P117、P116-P117.
[4]刘傅峰.对广府文化与构建和谐广东的若干思考[J].探求，2008年第5 期.
作者简介：陈楚明（1980——），男，广东汕头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毕业。佛山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专任教师。研究方向：中国哲学、社会治理、思想政治教育。学历：硕士研究生；学位：哲学硕士；职称：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