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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底，充满个人主义风格的《我11》上映，这是导演王小帅的童年回忆。
这位从地下转到地上的文艺片导演，所做的努力无非是在证明“个人意志”存在的重要性。
四十六岁的王小帅身材略微有些发福，他不爱运动，喜欢悠闲的生活，除了拍电影，最大的爱好是“闲着”和喝酒。
“怎么可能没有酒?”采访空档时，王小帅跟朋友商量之后几天的宣传行程，晚上要跟老友喝酒却是出现频率最多的内容。
前些日子，王小帅还因为醉酒火了一把。
酒桌上周立波和王小帅喝高了，周立波嘲笑王小帅自恋：“你的11岁关我什么屁事……还不如叫《我发育了》，或是《8岁梦遗》。”王小帅被逼得无奈，大呼“你无耻!”两人千嘴架，吓哭了旁边的小孩儿。
最幸福的导演
王小帅的十一岁过得怎样也许真的没人关心。他并不是被国内观众所熟知的导演，算上《我11》，在他的十一部作品中，只有四部进入院线公映，前三部《青红》、《左右》、《日照重庆》的票房都只有三百多万。“内地四大零票房导演”里王小帅占有一席之位。
然而，王小帅有着令很多同行羡慕的成绩，他的影片屡屡入围国际电影节，《十七岁的单车》和《青红》分别获得了柏林和戛纳的评审团大奖。
当了二十年导演，王小帅没有拍过广告或电视剧，一直是在找钱、拍片、参加电影节、跟朋友喝酒聊天，这样的节奏已经成了王小帅的生活习惯。“一两年出一部电影对我来说就够了”，王小帅并不在乎有没有钱，太忙碌的生活会让他没有时间思考，“我只想做一个作者导演”。
王小帅的电影作品中有七部是自己编剧，他没有固定的制片人，“谁是制片人”决定于王小帅从哪里淘来资金。
1997年时，王小帅打算拍摄三线题材电影，当时的本子是《我11》。可是到了2005年，三线题材三部曲中的第二部《青红》已经完成拍摄，《我11》还在襁褓之中。
与《青红》不同，《我11》表达的不是成年人对自己曾经畸形热血的觉醒和对现实的挣扎，这部温情而又残酷的电影在说少年的懵懂和启蒙。
1976年，“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故事就发生在这段时间贵州小城镇上的三线厂里。一个孩子原本有着无忧的童年，却在亲眼目睹了一起“杀人事件”之后不得不背负上心灵的煎熬。
王小帅提醒《中国周刊》记者：“这绝对不是一部儿童电影。”确实，描绘生活在那段岁月里的童年是有些残酷的。
十四年间，王小帅两次找到资金拍这部电影，但都被临时撤资。第一次投资人信誓旦旦地对王小帅说出个千八百万给他拍电影“没有问题”，可是这个投资人给了六十万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对《我11》，王小帅决定拿出全部家当，再加上一些法国合作制片方的资助，用一千万完成了这个长久的夙愿。
“我很敬佩王小帅。”何平导演说，“他抵押了房子和汽车拍这部片，也几乎没有一分钱的宣传费，完全在有可能时宣传一下，很艰苦。他从不是拍大众片的导演，但他的影片都和大众的命运与成长有关。”
“我没有钱，但我敢说，我是最幸福的导演，”王小帅说，“那些去拍广告、电视剧的都羡慕我一直在拍电影。”
“年轻人，你犯错了”
二十三岁那年夏天，王小帅毕业了。和其他那一届的毕业生一样，他很彷徨。
“忽然间曾经接收到的一切信息没有了，追求自由的人没了，周围出现了好多识时务者，”王小帅说，他一下子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八十年代，思想是自由的，人和人之间是坦诚的。”
1989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王小帅脑子里唯一的念头就是突破，那段时间他喜欢看笛卡尔，其实并不全懂，“反反复复地想，我所坚持的东西难道是不对的吗?”有的时候他甚至会冒出怪念头，“也许根本就不需要自由，一切都像‘文革’时一样。”
没事时，他窝在西单的一个小院里写剧本，两年后，王小帅到福建电影制片厂报到，而他的工作却又是无休无止地写剧本、改剧本。
在住处的墙上，王小帅写了两个字“镇静”。他的宿舍里只有一张床和简单的生活日用品，没有添置过任何家具，因为知道自己一定会离开。“多一样东西就多一个负担，就多一个累赘，将来想走都走不了”。
第三年，王小帅逃回北京。
一无所有的他每天游荡在朋友们的片场，“我都不知道每天晚上自己会睡在哪个剧组的空闲床位上”，支撑他留下的只有拍电影的信念。
游荡的日子里，王小帅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冬春的日子》。剧中男女主人公都是画家，他们对艺术的挣扎恰是当时王小帅的状态。
拿着拍好的片子，王小帅却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他去了电影局。
局长助理问：“小伙子来干吗?”
王小帅说：“拍了个电影。”
“好，拍电影好。”
于是，王小帅“交代”了自己没有用国家一分钱拍完了一部电影。局长助理告诉这个年轻人：他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让他赶紧回去找领导。厂里自然不会承认王小帅和他的作品属于福影厂。刚刚完成的《冬春的日子》就这样被电影局抛弃了。
机缘巧合，无助的王小帅得到香港影评人舒淇的帮助，带着作品去了几个国际电影节参展。电影获了奖，并拿到了足以支付成本的奖金，但因为私自参加电影节，王小帅被封杀。相继，又有六位大陆导演犯了同样的错误。“王小帅们”被当时的香港媒体称为“悄悄崛起的大陆独立制片人”——这是王小帅第一次听到“独立制片人”的说法，一下子，他觉得自己像个先驱者。
此后，王小帅给电影局写了检查。一年后，中国电影局开始执行后来电影人所经历的那套严格的审查制度。田壮壮找王小帅拍一部体制内电影《扁担姑娘》，王小帅接受了，这部电影经过了三年漫长的审查。
因为实在不愿意等下去，王小帅又独立制作了一部《极度寒冷》，这部没有通过审查的片子被他私自带到阿姆斯特丹完成制作，电影导演则署名“吴明”(无名)，于是，他再次被电影局处罚。
这种在体制内外反复游移的状态一直持续了十年。在这期间，王小帅一共导演了七部电影，没有一部在国内院线公映。回忆那段日子，王小帅觉得自己最大的艰辛就是“不停地争取拍电影的权利”。
“招安”
2003年，电影局主动召集第六代导演坐下来谈谈。开会那天，外面很冷，电影局一间大会议室里的气氛却非常和谐。导演们刚刚“表过决心”：我们拍独立电影绝对不是要反抗制度、挑战体制。
当时的电影局局长童刚发话：“以前的事情过去了，咱不说了，打今儿起大家一起为电影产业化努力。以后‘电影局不是管理机构，而是服务机构。’”
王小帅和坐在自己右边的贾樟柯面面相觑，当年，他们都是“被禁”的导演。“既往不咎”对他们再好不过，“但是让我们的电影产业化，我很担心。”王小帅说。
第二年，第六代导演突围一般浮出地面。贾樟柯的《世界》、《二十四城记》，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很快通过 了电影审查。2004年，王小帅执导了《青红》。
摆脱见光死命运的第六代导演却受到了另一群人的抨击。一些影评人批评“出格、叛逆、另类的第六代导演是被招安了，成为了软弱艺术家。”2008年，王小帅拍摄描写中年困惑的电影《左右》，又不断被质疑风格转变，此时的他也已人到中年。
“我有过妥协，但绝不是跟体制，”王小帅说，“我不喜欢触碰政治，或者是挑战官方的底线，自己只是需要争取一种权利(表达的权利)。”
王小帅的电影一直很受外国人的青睐，他们希望通过这些体制外的艺术家看到真实的中国。一些外国电影节的评委对王小帅接受了中国的电影制度颇不满意，但王小帅不以为意，“在什么样的现实里，我就拍什么样的电影。”
对大部分第六代导演而言，1976年终结的是他们的童年，1989年终结的是他们的青春。而2003年终结了他们的什么，王小帅们自己也说不清楚。自那次座谈会之后，王小帅似乎和“地下导演”再无任何瓜葛。
“我既不是民主斗士，也不会给谁唱赞歌。要拍电影，活着是一切的前提”，王小帅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他曾目睹父亲如何使一家在“文革”中安然度过，从中，他学会了生存的哲学，“成人之前，人必然是在任何一种威权的控制下，就是无论父权或者其他，你要想彻底逃开是不可能的，而最能触动人就是逃但却逃不开。”
一次电影研讨会上，王小帅抨击中国电影市场过度商业化，他说现在的商业片电影完全没有思想，他没有放过台上坐着的陆川和宁浩。有人说：王小帅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王小帅明白，他必须找到自己的路。2010年，拍摄《日照重庆》时。他一再强调《日照重庆》是一部商业片，可是制片方却觉得“电影太文艺，导演中毒太深”。
“艺术电影必须有思考、有批判性，”王小帅说，“如果市场不能接受批判只能接受娱乐，那么我永远也找不到空间去兼容市场和思想。”
但是，他仍在尝试，在寻找不违背自己电影理念的商业路线。《我11》在海外发行的海报是巨大的毛主席头像和三个小男孩儿，在中国，却发行了一张闰妮蹲在地上给儿子系衬衣扣子的海报。
早在拍摄《日照重庆》时，王小帅就已经计划新片要请一位选秀明星来担任主演，最终选定会说上海话的乔任梁。
重回三线
“来，咱爷俩喝一杯。”一天夜里，不到十岁的王小帅被正在一个人喝闷酒的父亲叫到身边，“厂里边在开大会，你妈妈在忙，爸爸不想去”。
王小帅出生于支援三线建设的移居家庭，1966年，父母亲带着三个月大的王小帅举家迁到贵阳乌当区新天寨工作生活。
父母亲是上海光学仪器厂职工，为了响应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上光厂四千多名员工有一半去了贵州。
新天寨很少与外人接触，他们平时用上海话交流，生产和消费自给自足。走在通往村外的路上，还会有周围的村民朝新天寨的人丢石子。
长大后，王小帅才明白，支援三线是一场运动，而爸爸每天喝闷酒是因为内心苦闷。“挑高级的、好的知识分子，动员举家(去三线)，这在当时是一种荣誉。”
从父辈们的言谈，王小帅得知这种荣誉感在他们心中存在了很长时间，以至于这后来变成了父辈们难以启齿的丑事，“当时，怎么会这么傻?”
“依稀记得小时候看到这个运动，那个运动，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一个新运动……好像天天都在变，只有毛主席万岁，永远是不会变的。”王小帅说。
“文革”对于当时的王小帅而言很朦胧，只记得邻居家的男人因为偷了一点米被抓要执行死刑，一群小男孩追着囚车跑到刑场看着男人被枪毙，私下，大人们讨论着这个男人死因，“什么都不懂的小屁孩，十几岁的时候也开始在判断了。”
后来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王小帅一家才有机会离开了贵州。
王小帅离开新天寨的那天，已经是傍晚，天快黑了。上光厂派了一辆公共汽车来送王小帅一家人离开。公共汽车是那种有很大棚子的，母亲带着一双儿女和三个人领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上车。王小帅一点也不想离开，但是父亲已经到了武汉工作，他知道，无论如何也是要走的。
他跟妈妈耍赖要让自己的小伙伴们都上车，没能得逞。坐在驾驶座旁边的位置上，王小帅看着窗外送别的人群，一句话也不想说。
车快开的时候，一个男孩忽然跑过来，从窗户孔里塞了一支笔给王小帅。上学时，王小帅是班长，这个男孩带头调皮，两个人水火不容。此前，捣蛋分子曾管王小帅借过一支笔，王小帅一直以为他不会还了。接过笔，两个男孩互相望着，王小帅的心中五味杂陈。车开后，他哭了出来。
2012年。王小帅又回归到充满个人主义的创作风格中。也许。这是他最擅长也是唯一可抓住的救命稻草：“我只是无法背叛对自己的承诺，直到如今，我所有做的努力都是在证明个人意志存在的重要性。我最大的资本是‘我存在’。”王小帅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我的11岁就是你的11岁。”
今年年初，王小帅开始拍摄一部“三线建设的第一代亲历者”的口述电影。
从三线逃回了的是少数，大多数人一辈子扎根在异乡了。老人们既不想客死异乡，也不愿意死后葬回故乡。这些亲历者不愿意讨论他们的经历和未来，他们难以接受：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子孙孙都因为自己当初一个热血的决定被彻底地改变。
王小帅依稀记得，1997年，第一次重回新天寨，发现那里已经没有人会说上海话了。
这位从地下转到地上的文艺片导演，所做的努力无非是在证明“个人意志”存在的重要性。
四十六岁的王小帅身材略微有些发福，他不爱运动，喜欢悠闲的生活，除了拍电影，最大的爱好是“闲着”和喝酒。
“怎么可能没有酒?”采访空档时，王小帅跟朋友商量之后几天的宣传行程，晚上要跟老友喝酒却是出现频率最多的内容。
前些日子，王小帅还因为醉酒火了一把。
酒桌上周立波和王小帅喝高了，周立波嘲笑王小帅自恋：“你的11岁关我什么屁事……还不如叫《我发育了》，或是《8岁梦遗》。”王小帅被逼得无奈，大呼“你无耻!”两人千嘴架，吓哭了旁边的小孩儿。
最幸福的导演
王小帅的十一岁过得怎样也许真的没人关心。他并不是被国内观众所熟知的导演，算上《我11》，在他的十一部作品中，只有四部进入院线公映，前三部《青红》、《左右》、《日照重庆》的票房都只有三百多万。“内地四大零票房导演”里王小帅占有一席之位。
然而，王小帅有着令很多同行羡慕的成绩，他的影片屡屡入围国际电影节，《十七岁的单车》和《青红》分别获得了柏林和戛纳的评审团大奖。
当了二十年导演，王小帅没有拍过广告或电视剧，一直是在找钱、拍片、参加电影节、跟朋友喝酒聊天，这样的节奏已经成了王小帅的生活习惯。“一两年出一部电影对我来说就够了”，王小帅并不在乎有没有钱，太忙碌的生活会让他没有时间思考，“我只想做一个作者导演”。
王小帅的电影作品中有七部是自己编剧，他没有固定的制片人，“谁是制片人”决定于王小帅从哪里淘来资金。
1997年时，王小帅打算拍摄三线题材电影，当时的本子是《我11》。可是到了2005年，三线题材三部曲中的第二部《青红》已经完成拍摄，《我11》还在襁褓之中。
与《青红》不同，《我11》表达的不是成年人对自己曾经畸形热血的觉醒和对现实的挣扎，这部温情而又残酷的电影在说少年的懵懂和启蒙。
1976年，“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故事就发生在这段时间贵州小城镇上的三线厂里。一个孩子原本有着无忧的童年，却在亲眼目睹了一起“杀人事件”之后不得不背负上心灵的煎熬。
王小帅提醒《中国周刊》记者：“这绝对不是一部儿童电影。”确实，描绘生活在那段岁月里的童年是有些残酷的。
十四年间，王小帅两次找到资金拍这部电影，但都被临时撤资。第一次投资人信誓旦旦地对王小帅说出个千八百万给他拍电影“没有问题”，可是这个投资人给了六十万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对《我11》，王小帅决定拿出全部家当，再加上一些法国合作制片方的资助，用一千万完成了这个长久的夙愿。
“我很敬佩王小帅。”何平导演说，“他抵押了房子和汽车拍这部片，也几乎没有一分钱的宣传费，完全在有可能时宣传一下，很艰苦。他从不是拍大众片的导演，但他的影片都和大众的命运与成长有关。”
“我没有钱，但我敢说，我是最幸福的导演，”王小帅说，“那些去拍广告、电视剧的都羡慕我一直在拍电影。”
“年轻人，你犯错了”
二十三岁那年夏天，王小帅毕业了。和其他那一届的毕业生一样，他很彷徨。
“忽然间曾经接收到的一切信息没有了，追求自由的人没了，周围出现了好多识时务者，”王小帅说，他一下子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八十年代，思想是自由的，人和人之间是坦诚的。”
1989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王小帅脑子里唯一的念头就是突破，那段时间他喜欢看笛卡尔，其实并不全懂，“反反复复地想，我所坚持的东西难道是不对的吗?”有的时候他甚至会冒出怪念头，“也许根本就不需要自由，一切都像‘文革’时一样。”
没事时，他窝在西单的一个小院里写剧本，两年后，王小帅到福建电影制片厂报到，而他的工作却又是无休无止地写剧本、改剧本。
在住处的墙上，王小帅写了两个字“镇静”。他的宿舍里只有一张床和简单的生活日用品，没有添置过任何家具，因为知道自己一定会离开。“多一样东西就多一个负担，就多一个累赘，将来想走都走不了”。
第三年，王小帅逃回北京。
一无所有的他每天游荡在朋友们的片场，“我都不知道每天晚上自己会睡在哪个剧组的空闲床位上”，支撑他留下的只有拍电影的信念。
游荡的日子里，王小帅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冬春的日子》。剧中男女主人公都是画家，他们对艺术的挣扎恰是当时王小帅的状态。
拿着拍好的片子，王小帅却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他去了电影局。
局长助理问：“小伙子来干吗?”
王小帅说：“拍了个电影。”
“好，拍电影好。”
于是，王小帅“交代”了自己没有用国家一分钱拍完了一部电影。局长助理告诉这个年轻人：他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让他赶紧回去找领导。厂里自然不会承认王小帅和他的作品属于福影厂。刚刚完成的《冬春的日子》就这样被电影局抛弃了。
机缘巧合，无助的王小帅得到香港影评人舒淇的帮助，带着作品去了几个国际电影节参展。电影获了奖，并拿到了足以支付成本的奖金，但因为私自参加电影节，王小帅被封杀。相继，又有六位大陆导演犯了同样的错误。“王小帅们”被当时的香港媒体称为“悄悄崛起的大陆独立制片人”——这是王小帅第一次听到“独立制片人”的说法，一下子，他觉得自己像个先驱者。
此后，王小帅给电影局写了检查。一年后，中国电影局开始执行后来电影人所经历的那套严格的审查制度。田壮壮找王小帅拍一部体制内电影《扁担姑娘》，王小帅接受了，这部电影经过了三年漫长的审查。
因为实在不愿意等下去，王小帅又独立制作了一部《极度寒冷》，这部没有通过审查的片子被他私自带到阿姆斯特丹完成制作，电影导演则署名“吴明”(无名)，于是，他再次被电影局处罚。
这种在体制内外反复游移的状态一直持续了十年。在这期间，王小帅一共导演了七部电影，没有一部在国内院线公映。回忆那段日子，王小帅觉得自己最大的艰辛就是“不停地争取拍电影的权利”。
“招安”
2003年，电影局主动召集第六代导演坐下来谈谈。开会那天，外面很冷，电影局一间大会议室里的气氛却非常和谐。导演们刚刚“表过决心”：我们拍独立电影绝对不是要反抗制度、挑战体制。
当时的电影局局长童刚发话：“以前的事情过去了，咱不说了，打今儿起大家一起为电影产业化努力。以后‘电影局不是管理机构，而是服务机构。’”
王小帅和坐在自己右边的贾樟柯面面相觑，当年，他们都是“被禁”的导演。“既往不咎”对他们再好不过，“但是让我们的电影产业化，我很担心。”王小帅说。
第二年，第六代导演突围一般浮出地面。贾樟柯的《世界》、《二十四城记》，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很快通过 了电影审查。2004年，王小帅执导了《青红》。
摆脱见光死命运的第六代导演却受到了另一群人的抨击。一些影评人批评“出格、叛逆、另类的第六代导演是被招安了，成为了软弱艺术家。”2008年，王小帅拍摄描写中年困惑的电影《左右》，又不断被质疑风格转变，此时的他也已人到中年。
“我有过妥协，但绝不是跟体制，”王小帅说，“我不喜欢触碰政治，或者是挑战官方的底线，自己只是需要争取一种权利(表达的权利)。”
王小帅的电影一直很受外国人的青睐，他们希望通过这些体制外的艺术家看到真实的中国。一些外国电影节的评委对王小帅接受了中国的电影制度颇不满意，但王小帅不以为意，“在什么样的现实里，我就拍什么样的电影。”
对大部分第六代导演而言，1976年终结的是他们的童年，1989年终结的是他们的青春。而2003年终结了他们的什么，王小帅们自己也说不清楚。自那次座谈会之后，王小帅似乎和“地下导演”再无任何瓜葛。
“我既不是民主斗士，也不会给谁唱赞歌。要拍电影，活着是一切的前提”，王小帅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他曾目睹父亲如何使一家在“文革”中安然度过，从中，他学会了生存的哲学，“成人之前，人必然是在任何一种威权的控制下，就是无论父权或者其他，你要想彻底逃开是不可能的，而最能触动人就是逃但却逃不开。”
一次电影研讨会上，王小帅抨击中国电影市场过度商业化，他说现在的商业片电影完全没有思想，他没有放过台上坐着的陆川和宁浩。有人说：王小帅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王小帅明白，他必须找到自己的路。2010年，拍摄《日照重庆》时。他一再强调《日照重庆》是一部商业片，可是制片方却觉得“电影太文艺，导演中毒太深”。
“艺术电影必须有思考、有批判性，”王小帅说，“如果市场不能接受批判只能接受娱乐，那么我永远也找不到空间去兼容市场和思想。”
但是，他仍在尝试，在寻找不违背自己电影理念的商业路线。《我11》在海外发行的海报是巨大的毛主席头像和三个小男孩儿，在中国，却发行了一张闰妮蹲在地上给儿子系衬衣扣子的海报。
早在拍摄《日照重庆》时，王小帅就已经计划新片要请一位选秀明星来担任主演，最终选定会说上海话的乔任梁。
重回三线
“来，咱爷俩喝一杯。”一天夜里，不到十岁的王小帅被正在一个人喝闷酒的父亲叫到身边，“厂里边在开大会，你妈妈在忙，爸爸不想去”。
王小帅出生于支援三线建设的移居家庭，1966年，父母亲带着三个月大的王小帅举家迁到贵阳乌当区新天寨工作生活。
父母亲是上海光学仪器厂职工，为了响应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上光厂四千多名员工有一半去了贵州。
新天寨很少与外人接触，他们平时用上海话交流，生产和消费自给自足。走在通往村外的路上，还会有周围的村民朝新天寨的人丢石子。
长大后，王小帅才明白，支援三线是一场运动，而爸爸每天喝闷酒是因为内心苦闷。“挑高级的、好的知识分子，动员举家(去三线)，这在当时是一种荣誉。”
从父辈们的言谈，王小帅得知这种荣誉感在他们心中存在了很长时间，以至于这后来变成了父辈们难以启齿的丑事，“当时，怎么会这么傻?”
“依稀记得小时候看到这个运动，那个运动，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一个新运动……好像天天都在变，只有毛主席万岁，永远是不会变的。”王小帅说。
“文革”对于当时的王小帅而言很朦胧，只记得邻居家的男人因为偷了一点米被抓要执行死刑，一群小男孩追着囚车跑到刑场看着男人被枪毙，私下，大人们讨论着这个男人死因，“什么都不懂的小屁孩，十几岁的时候也开始在判断了。”
后来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王小帅一家才有机会离开了贵州。
王小帅离开新天寨的那天，已经是傍晚，天快黑了。上光厂派了一辆公共汽车来送王小帅一家人离开。公共汽车是那种有很大棚子的，母亲带着一双儿女和三个人领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上车。王小帅一点也不想离开，但是父亲已经到了武汉工作，他知道，无论如何也是要走的。
他跟妈妈耍赖要让自己的小伙伴们都上车，没能得逞。坐在驾驶座旁边的位置上，王小帅看着窗外送别的人群，一句话也不想说。
车快开的时候，一个男孩忽然跑过来，从窗户孔里塞了一支笔给王小帅。上学时，王小帅是班长，这个男孩带头调皮，两个人水火不容。此前，捣蛋分子曾管王小帅借过一支笔，王小帅一直以为他不会还了。接过笔，两个男孩互相望着，王小帅的心中五味杂陈。车开后，他哭了出来。
2012年。王小帅又回归到充满个人主义的创作风格中。也许。这是他最擅长也是唯一可抓住的救命稻草：“我只是无法背叛对自己的承诺，直到如今，我所有做的努力都是在证明个人意志存在的重要性。我最大的资本是‘我存在’。”王小帅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我的11岁就是你的11岁。”
今年年初，王小帅开始拍摄一部“三线建设的第一代亲历者”的口述电影。
从三线逃回了的是少数，大多数人一辈子扎根在异乡了。老人们既不想客死异乡，也不愿意死后葬回故乡。这些亲历者不愿意讨论他们的经历和未来，他们难以接受：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子孙孙都因为自己当初一个热血的决定被彻底地改变。
王小帅依稀记得，1997年，第一次重回新天寨，发现那里已经没有人会说上海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