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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日本当地时间14点46分，福岛市区
地震发生时，朱云飞刚与夫人在福岛市的 家餐厅内吃完午饭，正起身准备去前台结账。当天恰逢他夫人休假，4岁的儿子还在上幼儿园。
餐厅的地面突然开始摇动起来。朱云飞马上意识到：地震了。尽管如此，他开始并不太在意。日本处于地震高发带，在这里居住了十多年，小地震对他而言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但过了几秒，地震突然变得剧烈起来。“当时的第反应就是往外跑，可连站立都已经变得很困难了。地面晃动得非常厉害，我双手紧紧地抓住桌子腿，整个人像青蛙样趴在地面上。”朱云飞说。
10秒、20秒、30秒……对于此时的朱云飞来讲，每秒都分外难捱。餐厅的吊灯在晃动中砸了下来，他边躲一边惦记起孩子。朱云飞说，这么多年来，自己还从未遇到过持续时间如此长的地震。“大约过了1分多钟，地震还在继续，但总算可以站起来走路了。我和妻子立刻跑了出去，上车直奔幼儿园去接康康(儿子小名)。我边发动引擎一边打手机，但当时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3月11日，日本当地时间15点3分，福岛市区
当朱云飞夫妇赶到幼儿园时，小朋友们已经被老师抱出了教学楼，正聚集在院子后面不大的空场上。
11日当天，福岛市气温不足5摄氏度，从早上就开始飘起零星的雪花。地震时孩子们还在午睡，很多小朋友没来得及换衣服，只穿着睡衣睡裤就跑了出来。没有孩子在胡乱跑动或者拽着老师大声哭闹，所有的小朋友都秩序井然地站在广场上，等待家长来接。与老师进行短暂的交谈后，朱云飞家三口乘车向家驶去。
透过车窗向外看去，市区里虽然没出现电影里大地震的场景，但是也有不少建筑物倒塌。余震不断，火车站站前的地下水管道爆裂，广场上喷起了几米高的水柱。此时，市区的交通信号系统已经瘫痪，开始出现交通堵塞。没有红绿灯，所有车辆经过路口都下意识地礼让。平时15分钟的路程，朱云飞走了2个小时。
“我通过车载电视得知是附近的海里发生的地震，一开始报的是七点几级。电视称第波海啸在2～3分钟之后到，高度在4～5米左右。这种高度的话，宫城县沿海的防波堤是可以挡住的。”朱老师说。“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地震虽然厉害，但毕竟已经过去了。当时惟担心的就是家里是否安全。”
3月11日，日本当地时间18点整，家
地震过后4个小时，朱云飞家终于回到家中。房间里一片狼藉，桌椅、柜子全都翻倒在地上，书也散落了地，但屋内并未失火，所以没有太大的财产损失。
此时的手机信号仍是时有时无，他的家里也停电了。没有通讯、没有电，能做的只有等待。
晚上22点30分左右，NTT开启紧急业务，提供免费的国际长途。朱云飞像其他人样，在电话亭旁排起了长队等候。没有人占用电话很久，每个人都只用1～2分钟向家里报声平安，然后默默把电话转给下个人。
夜深了，余震不断，全家人夜无眠。
3月12日，清晨，福岛市区
第二天，福岛的天空中飘起了鹅毛大雪，整个福岛被白雪覆盖，显得分外落寞。早上10点，朱云飞离开家，去公司探听消息。
公司里也是乱七八糟，臬椅电脑杂乱无章地倒在地面上，但幸运的是，公司附近并没有断电，朱云飞立刻给手机充上电，开始上网浏览新闻。
“这是我震后第次得知核电站爆炸的事，比海啸的消息还令我震惊。我们这里距离核电站只有40公里，仙台机场已经被淹，现在飞机无法起降。而东京机场也在关闭。新干线停运，也没有汽油给车加油。如果核电站真的爆炸，我们无处可逃。”朱云飞忧心忡忡地说。
通过网络，他还得知了前 天仙台被海啸席卷的消息。受灾最重的相马市是日本的旅游胜地，他的许多朋友和学生地震时都在那里。海啸的速度比新干线还要快，此时此刻，他们可能已经凶多吉少了。
3月12日，下午，福岛市区
从地震发生的当晚直到第二天下午，朱云飞家里已经停水停电将近20个小时。屋外白雪纷飞，屋内的电炉却无法取暖。孩子又冷又饿，一家人决定出去买些应急食物。
福岛市区的街上，路边的店面都受灾了，一些饭店的天花板整片地掉落，砸在店内的臬椅上。朱云飞在家汉堡店里购买了食物和饮料。大型超市的员工将店内的剩余产品抢救出来摆在门口，以每件100日元的价格限量发售。无论是超市内还是饭店里，没有人哄抢物资，
平常心面对灾变
市民们安静地排队购买食品和水，四处都是排队的长龙。物资数量有限，有时发到半就宣告售罄。但排不上的人也不必担心，政府设立了物资配给站，向市民发放水和食物。这些供应点的位置在平时就被市民熟知，震后无需特别通知。
3月12日晚
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了30多个小时，但朱云飞家里依然停电。
不能上网，没有娱乐。朱云飞把手电挂在天花板上当作灯泡点，还用食用油DIY了盏油灯。
“我和妻子将家里所有能储备的食物都摆到地上清点，大约够我们使用4～5天。”朱云飞说，他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3月13日，白天，家
3月13日一整天，朱云飞哪里也没有去， 直呆在家里。在地震过去了60个小时之后，福岛市的电力终于恢复了。地震使福岛市每个居民的生活都陷入停摆。公司歇业，商店不开门。只有邻居们有时会上门来报平安，顺便交换消息。
“谈的最多的就是核电站的事情，还有未来会发生什么。”朱云飞说。“大家都很害怕，地震、海啸。核危机，事态步步在升级。现在整个东北地区的人们都生活在核阴影的笼罩下。”
3月11日，一个平常的下午，我正在东京都中心的赤坂Biz Tower22层开放式的咖啡厅会议室开会。说着说着，坐在沙发对面的伙伴突然对我说：“加藤先生，地是否在摇7你先停下来，等等。”我说：“噢，是么?没事，东京发生地震不是很正常吗7而且，这里是新盖的高楼，感觉很摇晃，没事的。”
这样过了2个小时左右，电梯停开，我们没有出去，但也不可能正常工作。边搜集信息，边试图打电话，或跟周围的人商量如何出去，如何回家等问题。
大厦管理人员做了次播音说：“各位请注意，居住地点离公司不到5公里的员工，请走路回家，其他员工请暂时不要离开。”听到此广播，有些人收拾东西，戴着安全帽从消防通道的楼梯下去，纷纷回家。但一批人没能回家，在东京市中心上班的人往往住在郊外或比较远的地方，离公司20公里、30公里，甚至50公里，是相当正常的。
电话直打不通。地铁全停了，火车也停了。道路都被封了，有出租车，但此刻当然是供不应求，几百人、几千人排队等出租车，不可能等上的。我本来跟公司的领导有个约会，晚上7点起吃饭。幸亏是在同楼上班的领导，否则根本没法联系上。6点时，我跟领导打招呼，戴着安全帽，走到目的地，走了大概5公里。周围全是戴着安全帽的上班族，排成队，像蚂蚁样，有序地走路回家。 那场景格外令人深思。在这样无法取得联系，无法坐上交通车，许多道路都被关闭的严峻情况下，没有人抱怨，安安静静地走路，大家走得相当默契，没有乱，只有完美的秩序。地乱了，心却不乱。硬件失控了，软件依然平静。我跟领导产生共鸣说：“日本国民还是比较冷静的，大家都不乱，此刻互相帮助，耐心走路回家。没有人抱怨，只是偶尔互相喊下鼓励的话而已。”
很多店关门了，但我们的目的地没关门。我们晚上8点到店里，吃饭吃到10点多，然后出去。外面的场景跟几个小时前相比根本没有发生变化，人甚至更加多起来，有序起来。路上充满车流，却不动，我走到地铁，依然关着，电话也打不通。我跟领导分手后，个人走着，自己住的酒店很远，大概20公里左右。我也跟其他人样，不多幻想，耐心走回住地。偶尔发生余震，断断续续，但感觉高峰已经过去，没有放心，却抱着平常心，慢慢回家。
偶尔跟旁边走路的人交流，共享遇到出生以来首次这么大规模地震的感受。东北地方同胞们面临的问题更严重。可整个晚上电话一直打不通，直到半夜3点多地铁才慢慢恢复，大部分线路、火车，包括新干线等依然停开，直到第二天、第三天才逐步地恢复。当然，去往东北地方的铁道始终暂停营业，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很少遇到电话打不通，交通中断，没有食品的状态，简直像回到原始时代似的。到便利店，也几乎没有东西能买得到，全都卖光了。每栋大楼的房东都担心火灾，所以命令下面的所有店，下午就暂停营业。
我步步地走，没有疲倦，抱着平常心。却不放松。路上，尤其在地铁站附近看到了许许多多在外面睡觉的人，年轻的，中年的，高龄的，男的，女的，还有些外国友人。在日本，人们把这叫做“野宿”。我对东京的路不太熟，边走边问周围的行人。大概半夜3点才回到酒店。酒店大厅变成人海，外面还是很冷，没能回家的居民到酒店避寒，酒店方面也没有拒绝。这是处于紧急情况，不在乎这里是谁的，大家起携手，共同渡过难关。这种场面，在大都市东京很少遇上，突然感到很温馨。
周孝正防震抗震从政府做起
3月11日，北京时间13:46，日本本州岛东北宫城县以东海域发生9.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这也成为有地震记录以来，全球第五大地震。而此后因地震引起的高达10米的海啸，更是给日本东北部地区雪上加霜，满目疮痍。
据日本新闻网报道，日本警察厅17日上午发表的最新统计报告说，到当地时间当天清晨6时为止，因日本9.0级大地震而遇难的确切人数(按收容遗体计算)为4.377人，接到的失踪者报告人数为9083人，两者合计为1.34万人。
对于经历过汶川地震的中国人来说，此次的日本地震再一次为我们敲响警钟，而地震灾害和防震抗震也再次成为备受人们关注的话题。
“从汶川到今天，我们进步了吗?”
日本地方政府有专门为居民和参观者建立的防灾教育中心。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用各种图片、文字、影像介绍的日常防灾知识，可以进行包括地震、泥石流和火灾消防的体验。中心还开设有面向公众的各种防、减灾培训课程，既有面向单位开设的消防员培训班——培训内容包括防火管理的般知识、防灾人员的责任、设备的使用、综合防灾操作训练等；也有面向广大市民开设的外科医护急救培训——包括人工呼吸、心脏的基础知识及止血的方法等等。
在学校和公司，平均1年内会举办2次地震演习，届时所有的人都需要在同一时问带着统发的安全帽从高楼开始往下走。大家聚集到一个场地，开始有人说现在是关东大地震达到了几级，需要大家如何做好逃难准备。然后，有专业人员教给大家如何做最简单的抢救，告诉在地震中受伤的人如何互相帮助。再有就是每年的火灾演习。届时也是大家头戴安全帽，从所在楼层走到1楼，接着是穿过一个充满浓烟的屋子，在屋子里有人会教给你如何在浓烟中逃生，最后是消防人员演示如何使用灭火器。
对于这样的普遍性教育问题，周孝正认为演习是增加国民防震抗震意识中最基本也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日本人之所以在地震中表现得如此镇定，因为他们经历过演习，可我们中国的中小学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演习。所以说。‘一回生，二回熟’，我们需要这样的演习，特别是在人口密集度很高的大型城市。我们应该制定个相对应的预案，当发生地震时，我们应该如何撤离，撤离到哪里。地震这种事情我们一辈子最多碰上一两回，但是防患于未然的意识直都要有。”
除此之外，周孝正建议防震抗震的普及应该纳入学校的教育纲领中。“对于这种抗震的意识，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应该得到强化，特别是学生和儿童。除了孩子在遇到灾难时自救的能力比大人差之外，他们在未来面临灾难发生的几率也因此更高，所以这样的演习对于他们是从小开始陪伴自己的可以受用终生的技能。”
“事有预案”是法治国家的准则
日本关于地震的法律涉及地震观测、紧急应对、抗震支援、地震研究等各个方面。战后1947年日本颁布了第 部关于应对灾害的“法律灾害救助法”，1961年以伊势湾台风为契机的日本还制定了“灾害对策基本法”，这两部法律虽不是专门针对地震灾害的法律，但明确了防灾抗灾的重要性，规定了国家、地方政府及公共机关必须建立必要的体制，明确防灾抗灾责任，同时要制定防灾计划、灾害应对策略、灾后重建及相关金融财政措施。1978年，为了在大地震中保护国民生命财产安全，通过了“大规模地震特别措施法”。1995年，制定了“地震防灾对策特别措施法”，根据该法要有计划地推进完善避难地、避难通道、消防设施等28项抗灾措施，推进关于地震的观测、调查、分析等研究。此外日本还有“建筑基本法”，该法要求个建筑工程为获得开工许可，除了设计、施工图纸等文件外，还必须提交结构设计报告书，证明建筑符合抗震强度标准。“建筑物抗震改进促进法”要求学校、体育馆、医院、剧院、商场等公用建筑要增加抗震强度。
依据这些法律，日本建立起了完善的抗震防震救灾机制。根据灾害对策基本法在内阁府成立了以首相为会长的中央防灾会议，与安全会议等并列为内阁重要政策会议之一，成员包括全体阁僚、相关公共机关代表、专家学者等，职责主要是制定防灾计划、审议防灾重要事项、协调防灾行动。它还下设若干地震预防调查委员会，如“东海地震调查会”、“首都直下地震避难对策等调查会”、“关于吸取灾害教训调查会”等，这些调查会负责向中央防灾会议提供咨询和研究报告。根据“地震防灾对策特别措施法”，还在内阁府内设立了由文部科学大臣担当部长的地震调查研究推进本部，下设“地震调查委员会”对活跃断层和海沟性地震发生的可能性进行长期评估。此外，根据“大规模地震特别措施法”，还设有“需加强防震对策区域的判定会”简称“判定会”，作为气象厅长(日本由气象厅负责地震监测)的咨询机构，主要负责监控东海地震发生的可能性。
周孝正认为，“事事有规矩，事事有预案”应该是 个法治国家的准则，这是值得中国学习的。但他也同样认为，无论是法律的制定或是参与，都是由人参与的。面对具有不确定性的灾难，我们也应该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灵活处理。
在日本地震过后，我们除了感伤之外，更多人是为日本灾害过后的应急反应而感到震撼。Google开始提供避难地图、寻人与报平安的网页，NTT开放所有受影响地区的公众电话给市民免费使用，各大通信机构包括NTT、KDDl au、SoftBank都提供报平安与灾情的留言版。大量电器店如Bic Camera提供免费手机充电服务和免费派发手机电池，无线网络供货商Fon提供免费WiFi，还有各大小避难场所的自动贩卖机实时提供免费的饮料。
“学校应当是第一避难所”
“日本遭遇这么大的地震，但是房屋基本上就没有塌，被房子砸死的人我们几乎没有看到。而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人遇难，更多是海啸造成的。而在中国的地震中，许多建筑不堪击。我觉得政府应该加大对工程的监督和管理，更多地体现政府的作为所在。”周孝正说。
汶川大地震夺去了数万条可爱的生命，而最令人心痛的是许多学校校舍倒塌，很多学生被夺走生命。这分惨烈，刺痛着每个中国人的心。
对日本而言，防震有个基本原则，就是“学校是第一避难所”，所有的房子都可以倒，学校的房子不能倒。
其实，日本之所以会把学校作为第避难场所，也是从伤痛中获取的教训。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导致日本不少学校教学楼倒塌，学生集体遇难。当时的日本政府从中吸取了教训，以“学生的生命维系着国家未来”为最高原则，规定学校教学楼必须使用钢筋混凝土结构。而在1 923年，钢筋混凝土结构是最新的建筑模式。从那时开始，学校便成为每个地方最牢固的建筑，自然也成为了地震后灾民的第避难场所。
汶川地震后，北京开始对所有中小学校舍逐栋排查，并建立校舍安全档案，计划用三年时间完成对全市中小学校舍的抗震加固，而这项校舍加固计划也同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政府掌握着人力和财力等，所以在防震抗震意识的增加上，政府应该起到个主导作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是在灾难面前。国家兴亡，当官者有责’。”
在震后的黄金72小时内，美国、韩国的救助队实时出动，一天之内到达羽田机场。医疗队伍的志愿组织(NG0)自发组织180个医疗小队赶往灾场，连同10.5名自卫队队员出动救援。
除此之外，震后的日本媒体也体现了有序、冷静和高度的组织力。NHK作为真正的公共电视台，国家重大危机时刻成为超越切的公共平台，维系了国民的精神和秩序。
对于这样的应急反应，周孝正认为这体现了日本在震后的自信。“无论是救援队的介入，还是进行报道的记者，日本都是以个欢迎的态度对待，并没有去限制对方的行动等。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日本人以这种公开和透明的态度将自己呈现给世界，而并没有觉得‘家丑不可外扬’，面对外界的批评，他们也是在接受，这种开放的心态和自信值得学习。”
地震发生时，朱云飞刚与夫人在福岛市的 家餐厅内吃完午饭，正起身准备去前台结账。当天恰逢他夫人休假，4岁的儿子还在上幼儿园。
餐厅的地面突然开始摇动起来。朱云飞马上意识到：地震了。尽管如此，他开始并不太在意。日本处于地震高发带，在这里居住了十多年，小地震对他而言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但过了几秒，地震突然变得剧烈起来。“当时的第反应就是往外跑，可连站立都已经变得很困难了。地面晃动得非常厉害，我双手紧紧地抓住桌子腿，整个人像青蛙样趴在地面上。”朱云飞说。
10秒、20秒、30秒……对于此时的朱云飞来讲，每秒都分外难捱。餐厅的吊灯在晃动中砸了下来，他边躲一边惦记起孩子。朱云飞说，这么多年来，自己还从未遇到过持续时间如此长的地震。“大约过了1分多钟，地震还在继续，但总算可以站起来走路了。我和妻子立刻跑了出去，上车直奔幼儿园去接康康(儿子小名)。我边发动引擎一边打手机，但当时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3月11日，日本当地时间15点3分，福岛市区
当朱云飞夫妇赶到幼儿园时，小朋友们已经被老师抱出了教学楼，正聚集在院子后面不大的空场上。
11日当天，福岛市气温不足5摄氏度，从早上就开始飘起零星的雪花。地震时孩子们还在午睡，很多小朋友没来得及换衣服，只穿着睡衣睡裤就跑了出来。没有孩子在胡乱跑动或者拽着老师大声哭闹，所有的小朋友都秩序井然地站在广场上，等待家长来接。与老师进行短暂的交谈后，朱云飞家三口乘车向家驶去。
透过车窗向外看去，市区里虽然没出现电影里大地震的场景，但是也有不少建筑物倒塌。余震不断，火车站站前的地下水管道爆裂，广场上喷起了几米高的水柱。此时，市区的交通信号系统已经瘫痪，开始出现交通堵塞。没有红绿灯，所有车辆经过路口都下意识地礼让。平时15分钟的路程，朱云飞走了2个小时。
“我通过车载电视得知是附近的海里发生的地震，一开始报的是七点几级。电视称第波海啸在2～3分钟之后到，高度在4～5米左右。这种高度的话，宫城县沿海的防波堤是可以挡住的。”朱老师说。“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地震虽然厉害，但毕竟已经过去了。当时惟担心的就是家里是否安全。”
3月11日，日本当地时间18点整，家
地震过后4个小时，朱云飞家终于回到家中。房间里一片狼藉，桌椅、柜子全都翻倒在地上，书也散落了地，但屋内并未失火，所以没有太大的财产损失。
此时的手机信号仍是时有时无，他的家里也停电了。没有通讯、没有电，能做的只有等待。
晚上22点30分左右，NTT开启紧急业务，提供免费的国际长途。朱云飞像其他人样，在电话亭旁排起了长队等候。没有人占用电话很久，每个人都只用1～2分钟向家里报声平安，然后默默把电话转给下个人。
夜深了，余震不断，全家人夜无眠。
3月12日，清晨，福岛市区
第二天，福岛的天空中飘起了鹅毛大雪，整个福岛被白雪覆盖，显得分外落寞。早上10点，朱云飞离开家，去公司探听消息。
公司里也是乱七八糟，臬椅电脑杂乱无章地倒在地面上，但幸运的是，公司附近并没有断电，朱云飞立刻给手机充上电，开始上网浏览新闻。
“这是我震后第次得知核电站爆炸的事，比海啸的消息还令我震惊。我们这里距离核电站只有40公里，仙台机场已经被淹，现在飞机无法起降。而东京机场也在关闭。新干线停运，也没有汽油给车加油。如果核电站真的爆炸，我们无处可逃。”朱云飞忧心忡忡地说。
通过网络，他还得知了前 天仙台被海啸席卷的消息。受灾最重的相马市是日本的旅游胜地，他的许多朋友和学生地震时都在那里。海啸的速度比新干线还要快，此时此刻，他们可能已经凶多吉少了。
3月12日，下午，福岛市区
从地震发生的当晚直到第二天下午，朱云飞家里已经停水停电将近20个小时。屋外白雪纷飞，屋内的电炉却无法取暖。孩子又冷又饿，一家人决定出去买些应急食物。
福岛市区的街上，路边的店面都受灾了，一些饭店的天花板整片地掉落，砸在店内的臬椅上。朱云飞在家汉堡店里购买了食物和饮料。大型超市的员工将店内的剩余产品抢救出来摆在门口，以每件100日元的价格限量发售。无论是超市内还是饭店里，没有人哄抢物资，
平常心面对灾变
市民们安静地排队购买食品和水，四处都是排队的长龙。物资数量有限，有时发到半就宣告售罄。但排不上的人也不必担心，政府设立了物资配给站，向市民发放水和食物。这些供应点的位置在平时就被市民熟知，震后无需特别通知。
3月12日晚
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了30多个小时，但朱云飞家里依然停电。
不能上网，没有娱乐。朱云飞把手电挂在天花板上当作灯泡点，还用食用油DIY了盏油灯。
“我和妻子将家里所有能储备的食物都摆到地上清点，大约够我们使用4～5天。”朱云飞说，他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3月13日，白天，家
3月13日一整天，朱云飞哪里也没有去， 直呆在家里。在地震过去了60个小时之后，福岛市的电力终于恢复了。地震使福岛市每个居民的生活都陷入停摆。公司歇业，商店不开门。只有邻居们有时会上门来报平安，顺便交换消息。
“谈的最多的就是核电站的事情，还有未来会发生什么。”朱云飞说。“大家都很害怕，地震、海啸。核危机，事态步步在升级。现在整个东北地区的人们都生活在核阴影的笼罩下。”
3月11日，一个平常的下午，我正在东京都中心的赤坂Biz Tower22层开放式的咖啡厅会议室开会。说着说着，坐在沙发对面的伙伴突然对我说：“加藤先生，地是否在摇7你先停下来，等等。”我说：“噢，是么?没事，东京发生地震不是很正常吗7而且，这里是新盖的高楼，感觉很摇晃，没事的。”
这样过了2个小时左右，电梯停开，我们没有出去，但也不可能正常工作。边搜集信息，边试图打电话，或跟周围的人商量如何出去，如何回家等问题。
大厦管理人员做了次播音说：“各位请注意，居住地点离公司不到5公里的员工，请走路回家，其他员工请暂时不要离开。”听到此广播，有些人收拾东西，戴着安全帽从消防通道的楼梯下去，纷纷回家。但一批人没能回家，在东京市中心上班的人往往住在郊外或比较远的地方，离公司20公里、30公里，甚至50公里，是相当正常的。
电话直打不通。地铁全停了，火车也停了。道路都被封了，有出租车，但此刻当然是供不应求，几百人、几千人排队等出租车，不可能等上的。我本来跟公司的领导有个约会，晚上7点起吃饭。幸亏是在同楼上班的领导，否则根本没法联系上。6点时，我跟领导打招呼，戴着安全帽，走到目的地，走了大概5公里。周围全是戴着安全帽的上班族，排成队，像蚂蚁样，有序地走路回家。 那场景格外令人深思。在这样无法取得联系，无法坐上交通车，许多道路都被关闭的严峻情况下，没有人抱怨，安安静静地走路，大家走得相当默契，没有乱，只有完美的秩序。地乱了，心却不乱。硬件失控了，软件依然平静。我跟领导产生共鸣说：“日本国民还是比较冷静的，大家都不乱，此刻互相帮助，耐心走路回家。没有人抱怨，只是偶尔互相喊下鼓励的话而已。”
很多店关门了，但我们的目的地没关门。我们晚上8点到店里，吃饭吃到10点多，然后出去。外面的场景跟几个小时前相比根本没有发生变化，人甚至更加多起来，有序起来。路上充满车流，却不动，我走到地铁，依然关着，电话也打不通。我跟领导分手后，个人走着，自己住的酒店很远，大概20公里左右。我也跟其他人样，不多幻想，耐心走回住地。偶尔发生余震，断断续续，但感觉高峰已经过去，没有放心，却抱着平常心，慢慢回家。
偶尔跟旁边走路的人交流，共享遇到出生以来首次这么大规模地震的感受。东北地方同胞们面临的问题更严重。可整个晚上电话一直打不通，直到半夜3点多地铁才慢慢恢复，大部分线路、火车，包括新干线等依然停开，直到第二天、第三天才逐步地恢复。当然，去往东北地方的铁道始终暂停营业，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很少遇到电话打不通，交通中断，没有食品的状态，简直像回到原始时代似的。到便利店，也几乎没有东西能买得到，全都卖光了。每栋大楼的房东都担心火灾，所以命令下面的所有店，下午就暂停营业。
我步步地走，没有疲倦，抱着平常心。却不放松。路上，尤其在地铁站附近看到了许许多多在外面睡觉的人，年轻的，中年的，高龄的，男的，女的，还有些外国友人。在日本，人们把这叫做“野宿”。我对东京的路不太熟，边走边问周围的行人。大概半夜3点才回到酒店。酒店大厅变成人海，外面还是很冷，没能回家的居民到酒店避寒，酒店方面也没有拒绝。这是处于紧急情况，不在乎这里是谁的，大家起携手，共同渡过难关。这种场面，在大都市东京很少遇上，突然感到很温馨。
周孝正防震抗震从政府做起
3月11日，北京时间13:46，日本本州岛东北宫城县以东海域发生9.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这也成为有地震记录以来，全球第五大地震。而此后因地震引起的高达10米的海啸，更是给日本东北部地区雪上加霜，满目疮痍。
据日本新闻网报道，日本警察厅17日上午发表的最新统计报告说，到当地时间当天清晨6时为止，因日本9.0级大地震而遇难的确切人数(按收容遗体计算)为4.377人，接到的失踪者报告人数为9083人，两者合计为1.34万人。
对于经历过汶川地震的中国人来说，此次的日本地震再一次为我们敲响警钟，而地震灾害和防震抗震也再次成为备受人们关注的话题。
“从汶川到今天，我们进步了吗?”
日本地方政府有专门为居民和参观者建立的防灾教育中心。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用各种图片、文字、影像介绍的日常防灾知识，可以进行包括地震、泥石流和火灾消防的体验。中心还开设有面向公众的各种防、减灾培训课程，既有面向单位开设的消防员培训班——培训内容包括防火管理的般知识、防灾人员的责任、设备的使用、综合防灾操作训练等；也有面向广大市民开设的外科医护急救培训——包括人工呼吸、心脏的基础知识及止血的方法等等。
在学校和公司，平均1年内会举办2次地震演习，届时所有的人都需要在同一时问带着统发的安全帽从高楼开始往下走。大家聚集到一个场地，开始有人说现在是关东大地震达到了几级，需要大家如何做好逃难准备。然后，有专业人员教给大家如何做最简单的抢救，告诉在地震中受伤的人如何互相帮助。再有就是每年的火灾演习。届时也是大家头戴安全帽，从所在楼层走到1楼，接着是穿过一个充满浓烟的屋子，在屋子里有人会教给你如何在浓烟中逃生，最后是消防人员演示如何使用灭火器。
对于这样的普遍性教育问题，周孝正认为演习是增加国民防震抗震意识中最基本也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日本人之所以在地震中表现得如此镇定，因为他们经历过演习，可我们中国的中小学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演习。所以说。‘一回生，二回熟’，我们需要这样的演习，特别是在人口密集度很高的大型城市。我们应该制定个相对应的预案，当发生地震时，我们应该如何撤离，撤离到哪里。地震这种事情我们一辈子最多碰上一两回，但是防患于未然的意识直都要有。”
除此之外，周孝正建议防震抗震的普及应该纳入学校的教育纲领中。“对于这种抗震的意识，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应该得到强化，特别是学生和儿童。除了孩子在遇到灾难时自救的能力比大人差之外，他们在未来面临灾难发生的几率也因此更高，所以这样的演习对于他们是从小开始陪伴自己的可以受用终生的技能。”
“事有预案”是法治国家的准则
日本关于地震的法律涉及地震观测、紧急应对、抗震支援、地震研究等各个方面。战后1947年日本颁布了第 部关于应对灾害的“法律灾害救助法”，1961年以伊势湾台风为契机的日本还制定了“灾害对策基本法”，这两部法律虽不是专门针对地震灾害的法律，但明确了防灾抗灾的重要性，规定了国家、地方政府及公共机关必须建立必要的体制，明确防灾抗灾责任，同时要制定防灾计划、灾害应对策略、灾后重建及相关金融财政措施。1978年，为了在大地震中保护国民生命财产安全，通过了“大规模地震特别措施法”。1995年，制定了“地震防灾对策特别措施法”，根据该法要有计划地推进完善避难地、避难通道、消防设施等28项抗灾措施，推进关于地震的观测、调查、分析等研究。此外日本还有“建筑基本法”，该法要求个建筑工程为获得开工许可，除了设计、施工图纸等文件外，还必须提交结构设计报告书，证明建筑符合抗震强度标准。“建筑物抗震改进促进法”要求学校、体育馆、医院、剧院、商场等公用建筑要增加抗震强度。
依据这些法律，日本建立起了完善的抗震防震救灾机制。根据灾害对策基本法在内阁府成立了以首相为会长的中央防灾会议，与安全会议等并列为内阁重要政策会议之一，成员包括全体阁僚、相关公共机关代表、专家学者等，职责主要是制定防灾计划、审议防灾重要事项、协调防灾行动。它还下设若干地震预防调查委员会，如“东海地震调查会”、“首都直下地震避难对策等调查会”、“关于吸取灾害教训调查会”等，这些调查会负责向中央防灾会议提供咨询和研究报告。根据“地震防灾对策特别措施法”，还在内阁府内设立了由文部科学大臣担当部长的地震调查研究推进本部，下设“地震调查委员会”对活跃断层和海沟性地震发生的可能性进行长期评估。此外，根据“大规模地震特别措施法”，还设有“需加强防震对策区域的判定会”简称“判定会”，作为气象厅长(日本由气象厅负责地震监测)的咨询机构，主要负责监控东海地震发生的可能性。
周孝正认为，“事事有规矩，事事有预案”应该是 个法治国家的准则，这是值得中国学习的。但他也同样认为，无论是法律的制定或是参与，都是由人参与的。面对具有不确定性的灾难，我们也应该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灵活处理。
在日本地震过后，我们除了感伤之外，更多人是为日本灾害过后的应急反应而感到震撼。Google开始提供避难地图、寻人与报平安的网页，NTT开放所有受影响地区的公众电话给市民免费使用，各大通信机构包括NTT、KDDl au、SoftBank都提供报平安与灾情的留言版。大量电器店如Bic Camera提供免费手机充电服务和免费派发手机电池，无线网络供货商Fon提供免费WiFi，还有各大小避难场所的自动贩卖机实时提供免费的饮料。
“学校应当是第一避难所”
“日本遭遇这么大的地震，但是房屋基本上就没有塌，被房子砸死的人我们几乎没有看到。而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人遇难，更多是海啸造成的。而在中国的地震中，许多建筑不堪击。我觉得政府应该加大对工程的监督和管理，更多地体现政府的作为所在。”周孝正说。
汶川大地震夺去了数万条可爱的生命，而最令人心痛的是许多学校校舍倒塌，很多学生被夺走生命。这分惨烈，刺痛着每个中国人的心。
对日本而言，防震有个基本原则，就是“学校是第一避难所”，所有的房子都可以倒，学校的房子不能倒。
其实，日本之所以会把学校作为第避难场所，也是从伤痛中获取的教训。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导致日本不少学校教学楼倒塌，学生集体遇难。当时的日本政府从中吸取了教训，以“学生的生命维系着国家未来”为最高原则，规定学校教学楼必须使用钢筋混凝土结构。而在1 923年，钢筋混凝土结构是最新的建筑模式。从那时开始，学校便成为每个地方最牢固的建筑，自然也成为了地震后灾民的第避难场所。
汶川地震后，北京开始对所有中小学校舍逐栋排查，并建立校舍安全档案，计划用三年时间完成对全市中小学校舍的抗震加固，而这项校舍加固计划也同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政府掌握着人力和财力等，所以在防震抗震意识的增加上，政府应该起到个主导作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是在灾难面前。国家兴亡，当官者有责’。”
在震后的黄金72小时内，美国、韩国的救助队实时出动，一天之内到达羽田机场。医疗队伍的志愿组织(NG0)自发组织180个医疗小队赶往灾场，连同10.5名自卫队队员出动救援。
除此之外，震后的日本媒体也体现了有序、冷静和高度的组织力。NHK作为真正的公共电视台，国家重大危机时刻成为超越切的公共平台，维系了国民的精神和秩序。
对于这样的应急反应，周孝正认为这体现了日本在震后的自信。“无论是救援队的介入，还是进行报道的记者，日本都是以个欢迎的态度对待，并没有去限制对方的行动等。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日本人以这种公开和透明的态度将自己呈现给世界，而并没有觉得‘家丑不可外扬’，面对外界的批评，他们也是在接受，这种开放的心态和自信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