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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谭老师好，很高兴有机会和您一起谈谈中山文学。我们这次的话题主要围绕中山文学的过去、现在、未来展开，当然重点放在现在。您到中山多年，一直活跃在中山文学的现场，方便谈谈您对中山文学的整体印象吗？
谭功才：我是1993年来中山的，将近三十年过去了。正如你所说，我活跃在中山的文学现场，只是，这里的“活跃”，我个人觉得更多的是文学事业上的“活跃”，在文学创作上真还算不上活跃，即如我对中山文学的整体印象那样，看起来很活跃。说的意思是，表面上看起来很红火，实际拿得上台面的并不多。用大家常说的一句话：星星多月亮少，尤其是“诗歌星星”不少。就整体而言，应该与全国大部分地市一样，小说是个弱项，诗歌热门，散文不温不火。
马拉：作为一个后来者，我有些好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山，有哪些代表性的作家，他们的创作方向如何？当时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作家，现在都步入老年，在文学活动中很少见到他们的身影，我们能看到的资料也很少。目前，中山还没有整体性论述中山文学的作品。您对当时活跃的作家作品还有印象吗？不妨随意聊聊，给大家讲讲当时的文学故事。
谭功才：在我印象中，当时那批比较活跃的作家有好几位。比如写小说的余松岩、郑集思，散文方面倒不是太多，印象很模糊。意思可以理解为写得质量好点的，几乎没有。刘居上倒是位难以类型化的作家。他在小说、散文、诗歌等方面均有建树，算得上全才。还有几位老作家，譬如高永、李文光、缪文森等等，也属于杂家，在戏剧创作方面尤为擅长。当时那一批作家，就我观察而言，在创作上似乎没有一个严格的方向，就像随机操作那样，有点率性写作的性质。余松巖倒是主攻小说，记忆中他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虹霓》，另外一个《地火侠魂》好像还获得了省里一个比较重要的奖项，但后来随着工作调动去了省城广州，与中山的关联不再那么大了。现在还时不时活跃一下的郑集思，除了小说，他的散文非常扎实，我记得的是他的《濠头纪事》《咸淡伶仃洋》，以及近期的《进退五十里》《隐约百花冢》。他的诗歌尤其是歌词，在业界拥有不小名气。近年来，他转战摄影界成为摄影艺术界的一匹黑马，最近还与人合作举办了自己的展览。
马拉：听您提到的这批作家，我一下子注意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他们基本都是本土作家。准确地说，他们都生于斯长于斯。这和后来的情况不太一样。目前，中山作家主要来自外市外省，本土的反倒不多了。这当然和改革开放有莫大的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大量外地人口进入珠三角。大量的外来人员中不乏文学爱好者，他们逐渐参与到当地的文学活动中来，成为当地文学的重要力量。刚才您说到的都是据守中山本土的作家。如果在大范围看，中山籍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比如说刘斯奋先生，他是广东迄今为止唯一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白门柳》已进入当代文学史。黄苗子的书画，散文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再比如著名翻译家郑克鲁，沪上著名评论家程德培也都是中山籍。刘斯奋先生长居广州，和中山时不时还有一些互动。其他人似乎切断了和中山的联系，几乎没有人会认为他们和中山文学有什么关系。
谭功才：还有一位写诗的，近年还时不时被中山文学界提及，就是长篇叙事诗《漳河水》的作者阮章竞，当年也是红极一时。中山有个比较奇特的现象，不少从这里走出去的作家、诗人都成了大家。说明中山还真是一个培养、孕育文学艺术家的摇篮。这些例子就不用我在这里一一列举了。但是，时光的车轮到了1990年代以后，外来作者不断增多，中山本土写作者却越来越少，甚至一度成为稀有动物。一方面说明改革开放这波冲击流对文学创作的冲击，另一方面又说明了外来写作者在进入另一个文化圈之后两种文化的碰撞，撞出了新的火花来。这是一种必然现象，我认为。
马拉：你说到阮章竞我有印象，评论家陈培浩和阮章竞先生的女儿阮援朝一起写过一本《阮章竞评传》，对阮章竞生平及创作进行了深入研究。阮章竞先生曾担任过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诗刊》副主编，除开《漳河水》，他还写过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歌。他可能是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中山籍诗人。从目前的情况看，对阮章竞诗歌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前几年，中山诗人李容焕、余丛和阮援朝还编过一本《永远的阮章竞》，作为一本纪念性文集，这算是家乡人民对阮章竞的一次致敬。此后，中山在诗歌方面显得有些沉寂，缺少代表性的诗人和诗歌作品。直到符马活、余丛等一批青年诗人的出现，中山诗歌才再次进入国内诗歌界的视野，您对这方面的情况应该比较了解。
谭功才：说起符马活和余丛，我马上就想到了他们在1995年成立的三只眼诗歌部落。那时候的驸马（我们都这样称呼他）还在中山一路的玻璃厂工作，由于工作上的便利，驸马和余丛、梦脂、乔明杰、梁雪菊五个人一起建立了这个诗歌部落，并出版了诗刊《三只眼》，通过邮寄的方式，与全国各地的诗歌社团和诗人进行广泛的交流。玻璃厂改制后，驸马又在太平路成立了一家小公司，专门做排版印刷之类的业务，并继续出版诗歌刊物《三只眼》。后来，驸马到广州和北京发展，三只眼诗歌部落自动解散。梦脂去了珠海发展，只有余丛、乔明杰、梁雪菊仍然留在中山工作。而乔明杰和梁雪菊的诗歌创作遂转入“地下写作”，甚少在公众刊物露面。进入国有企业担任内刊主编的余丛，利用手中的刊物继续与全国各地的诗人和刊物进行交流。这期间，余丛不仅出版了《诗歌练习册》《多疑的早晨》《被比喻的花朵》《词语的秘密》《无能的力量》等多部诗集，还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刊物发表大量的诗歌作品，更是与国内不少一线诗人成为至交。我觉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期，中山文学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无疑是三只眼诗歌部落的组建，它将中山最好的几位诗人都聚集在了一起。
马拉：即使在今天看来，符马活和余丛的诗依然代表着中山诗歌的高度。他们的写作无论是在思想深度上，还是文本先锋性上都值得中山诗人们学习。中山还有一些诗人，比如说谭斐、阿鲁、黄权林，他们的诗歌都相当好，但他们基本都潜伏民间，不怎么发表投稿，外界知之甚少。只有朋友们之间知道他们一直在写，而且写得非常不错。说到这儿，我觉得非常可惜。一个诗人，这样默默地写作，当然值得尊重。从另一个角度讲，他们优秀的诗歌没有得到阅读，也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私底下，我经常鼓动他们把诗歌发出来，任何一个渠道都行。我说的时候，他们听着，也点点头，转过身就把这个事情给忘了。如果说不带功利性的写作，他们配得上，这让我非常感慨。前段时间，谭斐出了本诗集《一枚虚词》，我认认真真从头到尾读完了，这应该是近年来中山质量最高的一本诗集。除开提到的这些诗人，还有倮倮。他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超人电器的老板。他的诗歌，尤其是近几年的诗歌写得越来越开阔，有了大气象，非常值得关注。和他在一起时，我经常和他开玩笑，他在国外或者省外时写的诗更好，写作成本太高了。对此，他解释说，平时工作太忙，只有出差了，稍微有点空闲，才能把情绪调整到诗歌上来。他一系列周游各地的诗有见地、有情绪，在诗歌技术上也更加成熟，算是非常优秀的诗歌文本。 谭功才：你说到这事，我又想到了写散文的王不了和庄越之，他们都是80后，与你说的“潜伏”几乎是克隆版本。先说说王不了吧，到目前为止，仅仅出版了一本散文专著《月亮很旧，月光很新》，这本集子内容有点庞杂，但他的散文一读就会让你惊艳。这像二十冒头的年轻人写出的作品吗？遗憾的是，他的精力主要不在写作上，兴致来了，就整出三两篇。今年中山作协将“香山文学奖”新人奖颁给了王不了，就是希望他鼓鼓劲，多写点儿，在散文创作上为我們带来新的风尚。再说说庄越之，也是小小年纪不简单。这个来自潮州的小伙子，一手散文像出自老学究之手，扎实而富有书卷气。他第一部散文集《半近古村半近城》就获得了广东省散文奖，算得上顺风顺水。相信这个沉得住气的年轻人，以后会令人刮目相看。
马拉：同样的情况在小说这块儿一样存在。中山的小说总体来说比较薄弱，小说写作者本来就少。中山最早以小说名世的应该是林荣芝先生。他主攻小小说，也是国内非常有影响力的小小说作家。这几年，他也不写了。年轻一代的作家中，大海在小说这块用力较勤，发表了不少作品。他在小小说这块儿表现不错。再往下看，我比较了解的是吴剑华，他的作品发表得不多，除开工作的原因，发表渠道也是个问题。吴剑华出版过小说集《到老挝去》，长篇小说《女人河》《西风吹过长河雪》，写得虽然不错，由于发表得太少，外界基本也是没什么了解。紫小耕出版的《情迷江城》写得很成熟，不比很多刊物发表的长篇小说差，同样也是局限在中山范围内。其实这种情况，对绝大多数生活在小城市的作家来说，都存在，不是中山一个地方的问题。一个小地方的作家，想要写出来太难了，这不仅仅是才华的问题，还有很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即便是网络时代了，依然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除开这些客观原因，我想还有一个主观原因，地方作家写作更多是一种自我满足，并没有强大的文学欲望。写作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爱好，用以满足自我的精神需求。这种现象当然非常正常，如果从愿望出发，我非常希望中山能多出一些作品，能够出大作家那就更美妙了。
谭功才：我一直在说一个问题，就是中山的小说作者不多，尤其是中长篇这个环节最薄弱。小小说这块，除却林荣芝和大海外，还有蔡志宏、杨昌祥、蒋玉巧、廖洪玉等人，都各自在这个领域收获不少。中短篇这块也只有杨福喜等极少数作者，但在外界，别人只要一说到中山的小说，很自然就会说马拉。我知道你发表出版了长篇小说《余零图残卷》《未完成的肖像》《金芝》《东柯三录》《思南》等，但你更多的是凭借一个又一个的中短篇小说进入文学界视野的，对吧？你每年都有几个中短篇在国内重要文学期刊露脸，还有不少中短篇被不少选刊转载，且获奖不少，这些综合因素使得你得到了不少关注。所以，中山文学被外界广为认知，和你的小说有比较大的关系。另外，我们一直在说中山本土作家在近二十多年来一直比较稀缺，但最近有一部《香山魂》的作品，风头正劲，得到了不少赞美。我觉得首先得益于大众对本土作家本土题材的渴望与关注。中山在改革开放，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本土题材的作品一直是最薄弱的环节。主要是因为外来作家的“沉淀”不够，对于本土文化、历史的东西“积淀”不够。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我们这些新中山人比老中山人更为着急，是因为我们早已将自己融入这座城市了。
马拉：本土题材在上一辈老作家那里得到了一些表现，现在确实有些式微。和你说的一样，本土作家少是一个问题，外来作家对本地历史风物的了解又不足以支撑写作，导致本土题材作品比较稀缺。从大面来讲，外来作家，即使人在中山，写的多半也是对故土的记忆。这个可以以活跃在中山的恩施少数民族作家群为代表。您是恩施人，到中山快三十年了，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还是写故乡的《鲍坪》，这本书出来后广受赞誉，获得了首届土家族文学奖，也是中山近年来在散文方面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我不知道广东别的地市有没有像中山这样的少数民族作家群，在中山这个现象非常突出，光是恩施籍的少数民族作家就不少，阮波教授为此还写过专论。目前，中山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这块儿作家众多，成果也不少。
谭功才：这种现象首先来自于一个现实基础，那就是我们那个地方大面积的劳务输出主要集中在中山这个地方。1980年代后期，原来的中山橡胶厂改制时，厂长就是恩施人，一下子从恩施找来不少工人。从此，恩施人就像流水一般陆续来到这里。你前几年也和威廉去过恩施，那里文风很盛，立志于写作的人不少。尤其是我和梦脂来到中山后，团结了一批来自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写作者。顺带说一下，当时三只眼诗歌部落五名成员，其中有两名具有恩施少数民族身份。后来，就像滚雪球一般逐渐壮大，包括梦脂、乔明杰、杨昌祥、杨彦华、曾瑞、黄祖悦、黄建、李绪恒、刘作术、颜学敏等人，都在各自的写作领域里小有成就。这里重点说说梦脂，与此前你所说到的谭斐等人完全一样，甚至更甚。他从事写作三十年来，出版诗歌专著将近十部，在海外名气不小，却甚少往国内刊物投稿。台湾学者诗人高准认为梦脂诗歌最大的特色是许多诗歌有谨严的新格律和严整的韵脚。说到杨彦华，还有点小遗憾。中山没能留住这个写小说的作者，她去了武汉发展。这是一个极有可能写出好作品的小说家，期待她能在大武汉有很好的发展，当然，更期待她的小说出来。她在中山工作了十多年，与这里不无关系。除却恩施这块，其实，还有田夫、刘春潮、邱运来、苏华强等等，都属于这个群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的带动下，最近好几位都成功加入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
马拉：人才流动很正常，总体来说中山的写作队伍还是非常稳定。除开我们谈到的诗歌、小说、散文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山的报告文学也有一定的特色。报告文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种非常引入注目的文体，出现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谁是最可爱的人》《哥德巴赫猜想》等等，说这些作品引领了一个时代的风潮都是不过分的。具体到中山，郑万里先生的报告文学作品相当厚实。先不说他的报告文学，单就一部文学随笔集《诺贝尔文学之魅》就足以让人尊重。郑万里先生以一己之力对整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创作及生平做了一个梳理，这种工作劳动量非常之大，不仅要有开阔的文学视野和文学素养，光是阅读和资料整理就是一个巨量的工作。他主笔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灯都：一个惊艳世界的中国故事》，更是对中山古镇的灯饰产业进行了全面的书写，可以说为中山灯饰行业留下了一部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录。黄刚主要写散文诗，同时兼事报告文学创作，他的《驭风而行—孙中山文化高铁行纪实》，把孙中山文化和中国高铁进行了结合，这种形式也是一种创新。作为报告文学，更多的关注本地本土，这也是这种文体当下价值的重要体现。 谭功才：报告文学这块我也算熟悉。我自己除了散文创作外，在报告文学这块也注入了不少精力。像2000年左右那段时期，我和杨福喜、黄河等人就是《打工族》期刊的特约记者，那时重点写打工一族的纪实性作品。记得2000年，我和熊斌华合作的《快乐打工宿舍》还获得了广东省第二届期刊优秀作品一等奖。若按照整体成就来说，最突出的应该是我与徐向东、何中俊、杨彦华等人合作的长篇报告文学《王道》，它獲得了广东省首届报告文学奖，一同获奖的还有程明盛的《大国空村》。十部获奖作品中，有两部出自中山作者之手，说明中山的报告文学创作实力还是不容小觑的。近年来，随着中山作协报告文学学会的成立，报告文学这一体裁的创作队伍是越来越壮大了，报告文学作品的数量也上来了。但随之而来也出现了一些质量问题，应景式的作品不少，面孔相似的作品也不少。真正能沉下心来创作的不太多，尤其是面对重大社会事件、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作品太少，远远不能与深圳等地市相比较。
马拉：近年来，有别于传统的报告文学，非虚构作为一种文体掀起了一阵风潮。在我看来，非虚构是传统报告文学的升级版，更注重文学性和思想性，也更有问题意识。其中的发轫之作应该是梁鸿老师的《中国在梁庄》，这部作品在《人民文学》发表之后，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国非虚构文学自此蓬勃发展，成为一个位置显赫的文体。中山的报告文学作品，更多的还是传统的报告文学，着眼于一时一事，问题意识还稍有欠缺。而且，非虚构的市场化程度明显高于传统的报告文学，这个也应该引起思考。谈到市场化，我想说一下中山文学的另一面。前面我们谈的都是传统文学的构成部分。在市场化写作和网络写作中，中山有几位青年作家表现突出，比如说慕容素衣和叶克飞。慕容素衣写作量大，出版了大量作品，比如《时光深处的优雅》《愿有人待你如初：细品红楼梦中人》《生命的烤火：杨绛传》《浮世清欢，岁月安好：婉约词宗李清照传》等等，都是深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书。在目前图书市场不太景气的情况下，她的书一般都能发行两万册左右，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绩。叶克飞的《金庸政治学》《故人何寂寞：风雨中的民国故居》等作品也有相当的市场号召力，拥有大量的读者。我们从书名中可以看出来，和传统文学不同，他们的选题带有较强的市场意识，不单纯从文学角度出发。文学和市场能不能兼容，如何兼容？对当下的写作者来说似乎是一个两难问题。如果我们再深入思考一下，不难发现，市场其实从来不排斥优秀的文学作品，排斥的是既没有考虑读者需求，在文学上又没有特点的作品。
谭功才：你说得很对，中山文学的现状大体如此。市场方面反响很好的，并不太多。除了你说的上面两位外，还有几位。比如，吴止的网络小说，在几个影响较大的中文网站颇受欢迎;晚秋的《即使生命如尘，仍愿岁月如歌》，销售业绩也不错。还有最近浮出水面的网络写手酸菜一汤等等，都是我比较看好的作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校园文学（儿童文学）这块，余俊相当突出。这些年他一直都在专攻校园文学这块，出版了近十部专著，影响日益扩大。除此外，还有何腾江、林毓宾、胡平华、匡匡等人，都在儿童文学这块有一定的斩获。文学上没有特点的作品，这几乎就是一个通病。我们大多数作者几乎都在做重复劳动。我突然想到了前不久《十月》杂志的季亚娅来中山讲课说的那句话：我们究竟是用汉语写作，还是为汉语写作？这是每位写作者都值得思考的问题。
马拉：就中山目前的创作现状而言，我个人以为先学会用汉语写作，然后再谈为汉语写作。而且，学会用汉语写作恐怕是当务之急。我们不少写作者基础还不够扎实，文学素养也有所欠缺，练好基本功非常必要。再且，纵观全局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作家队伍结构不太好，发展不够均衡。其实即使发展不均衡也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我们也没有尖锐的特点。从人才梯队来讲，80后作家少，再看90后几乎找不到人了。更要命的是我们缺少表现突出的作家，在全省全国能叫得出名字的作家寥寥无几。我们不和广州、深圳比，这个我们天然处于劣势，完全比不了。就拿珠海来说，小说有陈继明、曾维浩，诗歌有卢卫平、唐不遇，散文有耿立，报告文学有曾平标。东莞小说有陈启文，他的报告文学影响力也非常大，散文有詹谷丰、塞壬、丁燕，诗歌更是有一大帮人。和他们比，我们的差距还非常大。这些都是我们要正视的问题。中山文学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值得我们思考。
谭功才：你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是中山所处的位置比较尴尬，前有广州、佛山，后有珠海、澳门，右有深圳、东莞。它们的地域优势决定了其在起跑线上占得了先机。而且，这些城市似乎更愿意更舍得在文学上投入。文学归根到底是一项寂寞的事业，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的好坏，反过来一定会作用于文学。我觉得这是一种反哺，不可忽视。尤其是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方方面面都会对文学产生影响。最近中山正在大力提倡“重振虎威”，我坚信这次不单只雷声大，雨点也一定会大起来的。我也相信，文学这块园地，定会在更好的环境下，得到庇护和滋润。至于你谈到的后继乏人的问题，就像当初我担忧的80后，现在不也冒出了不少优秀作者吗？就像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所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多做“发现”的工作。
马拉：也许是着急了，我们把一切交给时间。文学肯定不会断，总会有新人成长起来。现在站在中山文学现场一看，感觉我们处在一个空旷的平原，虽然周围不乏同行者，多少还是有些寂寞。这倒不是生活的寂寞，生活还是很热闹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缺乏一种呼应。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在小地方也要做一个大作家”，我认为这不是文学野心那么简单，它意味着坚定和信念。和这句话相对应的还有一个词“斗方名士”，这才是最可怕的。在一个小地方，自我满足，自我肯定，自我膨胀，恐怕是很难做出成绩来的。作为一个小地方的作家，我想我们应该站在平原上遥望群山，并坚定地向群山走过去。
谭功才：我是1993年来中山的，将近三十年过去了。正如你所说，我活跃在中山的文学现场，只是，这里的“活跃”，我个人觉得更多的是文学事业上的“活跃”，在文学创作上真还算不上活跃，即如我对中山文学的整体印象那样，看起来很活跃。说的意思是，表面上看起来很红火，实际拿得上台面的并不多。用大家常说的一句话：星星多月亮少，尤其是“诗歌星星”不少。就整体而言，应该与全国大部分地市一样，小说是个弱项，诗歌热门，散文不温不火。
马拉：作为一个后来者，我有些好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山，有哪些代表性的作家，他们的创作方向如何？当时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作家，现在都步入老年，在文学活动中很少见到他们的身影，我们能看到的资料也很少。目前，中山还没有整体性论述中山文学的作品。您对当时活跃的作家作品还有印象吗？不妨随意聊聊，给大家讲讲当时的文学故事。
谭功才：在我印象中，当时那批比较活跃的作家有好几位。比如写小说的余松岩、郑集思，散文方面倒不是太多，印象很模糊。意思可以理解为写得质量好点的，几乎没有。刘居上倒是位难以类型化的作家。他在小说、散文、诗歌等方面均有建树，算得上全才。还有几位老作家，譬如高永、李文光、缪文森等等，也属于杂家，在戏剧创作方面尤为擅长。当时那一批作家，就我观察而言，在创作上似乎没有一个严格的方向，就像随机操作那样，有点率性写作的性质。余松巖倒是主攻小说，记忆中他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虹霓》，另外一个《地火侠魂》好像还获得了省里一个比较重要的奖项，但后来随着工作调动去了省城广州，与中山的关联不再那么大了。现在还时不时活跃一下的郑集思，除了小说，他的散文非常扎实，我记得的是他的《濠头纪事》《咸淡伶仃洋》，以及近期的《进退五十里》《隐约百花冢》。他的诗歌尤其是歌词，在业界拥有不小名气。近年来，他转战摄影界成为摄影艺术界的一匹黑马，最近还与人合作举办了自己的展览。
马拉：听您提到的这批作家，我一下子注意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他们基本都是本土作家。准确地说，他们都生于斯长于斯。这和后来的情况不太一样。目前，中山作家主要来自外市外省，本土的反倒不多了。这当然和改革开放有莫大的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大量外地人口进入珠三角。大量的外来人员中不乏文学爱好者，他们逐渐参与到当地的文学活动中来，成为当地文学的重要力量。刚才您说到的都是据守中山本土的作家。如果在大范围看，中山籍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比如说刘斯奋先生，他是广东迄今为止唯一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白门柳》已进入当代文学史。黄苗子的书画，散文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再比如著名翻译家郑克鲁，沪上著名评论家程德培也都是中山籍。刘斯奋先生长居广州，和中山时不时还有一些互动。其他人似乎切断了和中山的联系，几乎没有人会认为他们和中山文学有什么关系。
谭功才：还有一位写诗的，近年还时不时被中山文学界提及，就是长篇叙事诗《漳河水》的作者阮章竞，当年也是红极一时。中山有个比较奇特的现象，不少从这里走出去的作家、诗人都成了大家。说明中山还真是一个培养、孕育文学艺术家的摇篮。这些例子就不用我在这里一一列举了。但是，时光的车轮到了1990年代以后，外来作者不断增多，中山本土写作者却越来越少，甚至一度成为稀有动物。一方面说明改革开放这波冲击流对文学创作的冲击，另一方面又说明了外来写作者在进入另一个文化圈之后两种文化的碰撞，撞出了新的火花来。这是一种必然现象，我认为。
马拉：你说到阮章竞我有印象，评论家陈培浩和阮章竞先生的女儿阮援朝一起写过一本《阮章竞评传》，对阮章竞生平及创作进行了深入研究。阮章竞先生曾担任过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诗刊》副主编，除开《漳河水》，他还写过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歌。他可能是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中山籍诗人。从目前的情况看，对阮章竞诗歌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前几年，中山诗人李容焕、余丛和阮援朝还编过一本《永远的阮章竞》，作为一本纪念性文集，这算是家乡人民对阮章竞的一次致敬。此后，中山在诗歌方面显得有些沉寂，缺少代表性的诗人和诗歌作品。直到符马活、余丛等一批青年诗人的出现，中山诗歌才再次进入国内诗歌界的视野，您对这方面的情况应该比较了解。
谭功才：说起符马活和余丛，我马上就想到了他们在1995年成立的三只眼诗歌部落。那时候的驸马（我们都这样称呼他）还在中山一路的玻璃厂工作，由于工作上的便利，驸马和余丛、梦脂、乔明杰、梁雪菊五个人一起建立了这个诗歌部落，并出版了诗刊《三只眼》，通过邮寄的方式，与全国各地的诗歌社团和诗人进行广泛的交流。玻璃厂改制后，驸马又在太平路成立了一家小公司，专门做排版印刷之类的业务，并继续出版诗歌刊物《三只眼》。后来，驸马到广州和北京发展，三只眼诗歌部落自动解散。梦脂去了珠海发展，只有余丛、乔明杰、梁雪菊仍然留在中山工作。而乔明杰和梁雪菊的诗歌创作遂转入“地下写作”，甚少在公众刊物露面。进入国有企业担任内刊主编的余丛，利用手中的刊物继续与全国各地的诗人和刊物进行交流。这期间，余丛不仅出版了《诗歌练习册》《多疑的早晨》《被比喻的花朵》《词语的秘密》《无能的力量》等多部诗集，还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刊物发表大量的诗歌作品，更是与国内不少一线诗人成为至交。我觉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期，中山文学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无疑是三只眼诗歌部落的组建，它将中山最好的几位诗人都聚集在了一起。
马拉：即使在今天看来，符马活和余丛的诗依然代表着中山诗歌的高度。他们的写作无论是在思想深度上，还是文本先锋性上都值得中山诗人们学习。中山还有一些诗人，比如说谭斐、阿鲁、黄权林，他们的诗歌都相当好，但他们基本都潜伏民间，不怎么发表投稿，外界知之甚少。只有朋友们之间知道他们一直在写，而且写得非常不错。说到这儿，我觉得非常可惜。一个诗人，这样默默地写作，当然值得尊重。从另一个角度讲，他们优秀的诗歌没有得到阅读，也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私底下，我经常鼓动他们把诗歌发出来，任何一个渠道都行。我说的时候，他们听着，也点点头，转过身就把这个事情给忘了。如果说不带功利性的写作，他们配得上，这让我非常感慨。前段时间，谭斐出了本诗集《一枚虚词》，我认认真真从头到尾读完了，这应该是近年来中山质量最高的一本诗集。除开提到的这些诗人，还有倮倮。他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超人电器的老板。他的诗歌，尤其是近几年的诗歌写得越来越开阔，有了大气象，非常值得关注。和他在一起时，我经常和他开玩笑，他在国外或者省外时写的诗更好，写作成本太高了。对此，他解释说，平时工作太忙，只有出差了，稍微有点空闲，才能把情绪调整到诗歌上来。他一系列周游各地的诗有见地、有情绪，在诗歌技术上也更加成熟，算是非常优秀的诗歌文本。 谭功才：你说到这事，我又想到了写散文的王不了和庄越之，他们都是80后，与你说的“潜伏”几乎是克隆版本。先说说王不了吧，到目前为止，仅仅出版了一本散文专著《月亮很旧，月光很新》，这本集子内容有点庞杂，但他的散文一读就会让你惊艳。这像二十冒头的年轻人写出的作品吗？遗憾的是，他的精力主要不在写作上，兴致来了，就整出三两篇。今年中山作协将“香山文学奖”新人奖颁给了王不了，就是希望他鼓鼓劲，多写点儿，在散文创作上为我們带来新的风尚。再说说庄越之，也是小小年纪不简单。这个来自潮州的小伙子，一手散文像出自老学究之手，扎实而富有书卷气。他第一部散文集《半近古村半近城》就获得了广东省散文奖，算得上顺风顺水。相信这个沉得住气的年轻人，以后会令人刮目相看。
马拉：同样的情况在小说这块儿一样存在。中山的小说总体来说比较薄弱，小说写作者本来就少。中山最早以小说名世的应该是林荣芝先生。他主攻小小说，也是国内非常有影响力的小小说作家。这几年，他也不写了。年轻一代的作家中，大海在小说这块用力较勤，发表了不少作品。他在小小说这块儿表现不错。再往下看，我比较了解的是吴剑华，他的作品发表得不多，除开工作的原因，发表渠道也是个问题。吴剑华出版过小说集《到老挝去》，长篇小说《女人河》《西风吹过长河雪》，写得虽然不错，由于发表得太少，外界基本也是没什么了解。紫小耕出版的《情迷江城》写得很成熟，不比很多刊物发表的长篇小说差，同样也是局限在中山范围内。其实这种情况，对绝大多数生活在小城市的作家来说，都存在，不是中山一个地方的问题。一个小地方的作家，想要写出来太难了，这不仅仅是才华的问题，还有很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即便是网络时代了，依然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除开这些客观原因，我想还有一个主观原因，地方作家写作更多是一种自我满足，并没有强大的文学欲望。写作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爱好，用以满足自我的精神需求。这种现象当然非常正常，如果从愿望出发，我非常希望中山能多出一些作品，能够出大作家那就更美妙了。
谭功才：我一直在说一个问题，就是中山的小说作者不多，尤其是中长篇这个环节最薄弱。小小说这块，除却林荣芝和大海外，还有蔡志宏、杨昌祥、蒋玉巧、廖洪玉等人，都各自在这个领域收获不少。中短篇这块也只有杨福喜等极少数作者，但在外界，别人只要一说到中山的小说，很自然就会说马拉。我知道你发表出版了长篇小说《余零图残卷》《未完成的肖像》《金芝》《东柯三录》《思南》等，但你更多的是凭借一个又一个的中短篇小说进入文学界视野的，对吧？你每年都有几个中短篇在国内重要文学期刊露脸，还有不少中短篇被不少选刊转载，且获奖不少，这些综合因素使得你得到了不少关注。所以，中山文学被外界广为认知，和你的小说有比较大的关系。另外，我们一直在说中山本土作家在近二十多年来一直比较稀缺，但最近有一部《香山魂》的作品，风头正劲，得到了不少赞美。我觉得首先得益于大众对本土作家本土题材的渴望与关注。中山在改革开放，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本土题材的作品一直是最薄弱的环节。主要是因为外来作家的“沉淀”不够，对于本土文化、历史的东西“积淀”不够。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我们这些新中山人比老中山人更为着急，是因为我们早已将自己融入这座城市了。
马拉：本土题材在上一辈老作家那里得到了一些表现，现在确实有些式微。和你说的一样，本土作家少是一个问题，外来作家对本地历史风物的了解又不足以支撑写作，导致本土题材作品比较稀缺。从大面来讲，外来作家，即使人在中山，写的多半也是对故土的记忆。这个可以以活跃在中山的恩施少数民族作家群为代表。您是恩施人，到中山快三十年了，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还是写故乡的《鲍坪》，这本书出来后广受赞誉，获得了首届土家族文学奖，也是中山近年来在散文方面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我不知道广东别的地市有没有像中山这样的少数民族作家群，在中山这个现象非常突出，光是恩施籍的少数民族作家就不少，阮波教授为此还写过专论。目前，中山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这块儿作家众多，成果也不少。
谭功才：这种现象首先来自于一个现实基础，那就是我们那个地方大面积的劳务输出主要集中在中山这个地方。1980年代后期，原来的中山橡胶厂改制时，厂长就是恩施人，一下子从恩施找来不少工人。从此，恩施人就像流水一般陆续来到这里。你前几年也和威廉去过恩施，那里文风很盛，立志于写作的人不少。尤其是我和梦脂来到中山后，团结了一批来自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写作者。顺带说一下，当时三只眼诗歌部落五名成员，其中有两名具有恩施少数民族身份。后来，就像滚雪球一般逐渐壮大，包括梦脂、乔明杰、杨昌祥、杨彦华、曾瑞、黄祖悦、黄建、李绪恒、刘作术、颜学敏等人，都在各自的写作领域里小有成就。这里重点说说梦脂，与此前你所说到的谭斐等人完全一样，甚至更甚。他从事写作三十年来，出版诗歌专著将近十部，在海外名气不小，却甚少往国内刊物投稿。台湾学者诗人高准认为梦脂诗歌最大的特色是许多诗歌有谨严的新格律和严整的韵脚。说到杨彦华，还有点小遗憾。中山没能留住这个写小说的作者，她去了武汉发展。这是一个极有可能写出好作品的小说家，期待她能在大武汉有很好的发展，当然，更期待她的小说出来。她在中山工作了十多年，与这里不无关系。除却恩施这块，其实，还有田夫、刘春潮、邱运来、苏华强等等，都属于这个群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的带动下，最近好几位都成功加入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
马拉：人才流动很正常，总体来说中山的写作队伍还是非常稳定。除开我们谈到的诗歌、小说、散文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山的报告文学也有一定的特色。报告文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种非常引入注目的文体，出现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谁是最可爱的人》《哥德巴赫猜想》等等，说这些作品引领了一个时代的风潮都是不过分的。具体到中山，郑万里先生的报告文学作品相当厚实。先不说他的报告文学，单就一部文学随笔集《诺贝尔文学之魅》就足以让人尊重。郑万里先生以一己之力对整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创作及生平做了一个梳理，这种工作劳动量非常之大，不仅要有开阔的文学视野和文学素养，光是阅读和资料整理就是一个巨量的工作。他主笔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灯都：一个惊艳世界的中国故事》，更是对中山古镇的灯饰产业进行了全面的书写，可以说为中山灯饰行业留下了一部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录。黄刚主要写散文诗，同时兼事报告文学创作，他的《驭风而行—孙中山文化高铁行纪实》，把孙中山文化和中国高铁进行了结合，这种形式也是一种创新。作为报告文学，更多的关注本地本土，这也是这种文体当下价值的重要体现。 谭功才：报告文学这块我也算熟悉。我自己除了散文创作外，在报告文学这块也注入了不少精力。像2000年左右那段时期，我和杨福喜、黄河等人就是《打工族》期刊的特约记者，那时重点写打工一族的纪实性作品。记得2000年，我和熊斌华合作的《快乐打工宿舍》还获得了广东省第二届期刊优秀作品一等奖。若按照整体成就来说，最突出的应该是我与徐向东、何中俊、杨彦华等人合作的长篇报告文学《王道》，它獲得了广东省首届报告文学奖，一同获奖的还有程明盛的《大国空村》。十部获奖作品中，有两部出自中山作者之手，说明中山的报告文学创作实力还是不容小觑的。近年来，随着中山作协报告文学学会的成立，报告文学这一体裁的创作队伍是越来越壮大了，报告文学作品的数量也上来了。但随之而来也出现了一些质量问题，应景式的作品不少，面孔相似的作品也不少。真正能沉下心来创作的不太多，尤其是面对重大社会事件、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作品太少，远远不能与深圳等地市相比较。
马拉：近年来，有别于传统的报告文学，非虚构作为一种文体掀起了一阵风潮。在我看来，非虚构是传统报告文学的升级版，更注重文学性和思想性，也更有问题意识。其中的发轫之作应该是梁鸿老师的《中国在梁庄》，这部作品在《人民文学》发表之后，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国非虚构文学自此蓬勃发展，成为一个位置显赫的文体。中山的报告文学作品，更多的还是传统的报告文学，着眼于一时一事，问题意识还稍有欠缺。而且，非虚构的市场化程度明显高于传统的报告文学，这个也应该引起思考。谈到市场化，我想说一下中山文学的另一面。前面我们谈的都是传统文学的构成部分。在市场化写作和网络写作中，中山有几位青年作家表现突出，比如说慕容素衣和叶克飞。慕容素衣写作量大，出版了大量作品，比如《时光深处的优雅》《愿有人待你如初：细品红楼梦中人》《生命的烤火：杨绛传》《浮世清欢，岁月安好：婉约词宗李清照传》等等，都是深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书。在目前图书市场不太景气的情况下，她的书一般都能发行两万册左右，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绩。叶克飞的《金庸政治学》《故人何寂寞：风雨中的民国故居》等作品也有相当的市场号召力，拥有大量的读者。我们从书名中可以看出来，和传统文学不同，他们的选题带有较强的市场意识，不单纯从文学角度出发。文学和市场能不能兼容，如何兼容？对当下的写作者来说似乎是一个两难问题。如果我们再深入思考一下，不难发现，市场其实从来不排斥优秀的文学作品，排斥的是既没有考虑读者需求，在文学上又没有特点的作品。
谭功才：你说得很对，中山文学的现状大体如此。市场方面反响很好的，并不太多。除了你说的上面两位外，还有几位。比如，吴止的网络小说，在几个影响较大的中文网站颇受欢迎;晚秋的《即使生命如尘，仍愿岁月如歌》，销售业绩也不错。还有最近浮出水面的网络写手酸菜一汤等等，都是我比较看好的作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校园文学（儿童文学）这块，余俊相当突出。这些年他一直都在专攻校园文学这块，出版了近十部专著，影响日益扩大。除此外，还有何腾江、林毓宾、胡平华、匡匡等人，都在儿童文学这块有一定的斩获。文学上没有特点的作品，这几乎就是一个通病。我们大多数作者几乎都在做重复劳动。我突然想到了前不久《十月》杂志的季亚娅来中山讲课说的那句话：我们究竟是用汉语写作，还是为汉语写作？这是每位写作者都值得思考的问题。
马拉：就中山目前的创作现状而言，我个人以为先学会用汉语写作，然后再谈为汉语写作。而且，学会用汉语写作恐怕是当务之急。我们不少写作者基础还不够扎实，文学素养也有所欠缺，练好基本功非常必要。再且，纵观全局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作家队伍结构不太好，发展不够均衡。其实即使发展不均衡也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我们也没有尖锐的特点。从人才梯队来讲，80后作家少，再看90后几乎找不到人了。更要命的是我们缺少表现突出的作家，在全省全国能叫得出名字的作家寥寥无几。我们不和广州、深圳比，这个我们天然处于劣势，完全比不了。就拿珠海来说，小说有陈继明、曾维浩，诗歌有卢卫平、唐不遇，散文有耿立，报告文学有曾平标。东莞小说有陈启文，他的报告文学影响力也非常大，散文有詹谷丰、塞壬、丁燕，诗歌更是有一大帮人。和他们比，我们的差距还非常大。这些都是我们要正视的问题。中山文学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值得我们思考。
谭功才：你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是中山所处的位置比较尴尬，前有广州、佛山，后有珠海、澳门，右有深圳、东莞。它们的地域优势决定了其在起跑线上占得了先机。而且，这些城市似乎更愿意更舍得在文学上投入。文学归根到底是一项寂寞的事业，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的好坏，反过来一定会作用于文学。我觉得这是一种反哺，不可忽视。尤其是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方方面面都会对文学产生影响。最近中山正在大力提倡“重振虎威”，我坚信这次不单只雷声大，雨点也一定会大起来的。我也相信，文学这块园地，定会在更好的环境下，得到庇护和滋润。至于你谈到的后继乏人的问题，就像当初我担忧的80后，现在不也冒出了不少优秀作者吗？就像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所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多做“发现”的工作。
马拉：也许是着急了，我们把一切交给时间。文学肯定不会断，总会有新人成长起来。现在站在中山文学现场一看，感觉我们处在一个空旷的平原，虽然周围不乏同行者，多少还是有些寂寞。这倒不是生活的寂寞，生活还是很热闹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缺乏一种呼应。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在小地方也要做一个大作家”，我认为这不是文学野心那么简单，它意味着坚定和信念。和这句话相对应的还有一个词“斗方名士”，这才是最可怕的。在一个小地方，自我满足，自我肯定，自我膨胀，恐怕是很难做出成绩来的。作为一个小地方的作家，我想我们应该站在平原上遥望群山，并坚定地向群山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