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技术与“可被量化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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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13日的《香港书评》网站上,刊载了杰姆斯·贝西针对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的著作——《删除:数码时代的遗忘美德》的书评。
  最近这些年,数码记忆存储技术快速发展,从智能手机上的各类应用,到智能手环等流行工具,它们都正在改变我们的记忆方式:而迈尔-舍恩伯格的著作,思考的也正是这一主题。
  众所周知,帮助记忆的技术并非最近才有的发明:人类的记忆能力既脆弱又可能遇到磨损,所以自中世纪以来,人们就尝试对其加以增补——日记、书信或小说等等,便是常见的工具。因此迈尔-舍恩伯格说,一直以来,人类都在尝试发明诸多装置来增进记忆,但遗忘顯然还是更为容易,因此也是此一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然后历史地看,人们借助此类技术的目的,是提升自我认知和伦理水平:通过记录个人的生活,我们可以更好地三省吾身,并完善自我。因此在福柯看来,此类“外在记忆”乃是一种“自我技术”,它确保了个人历史的稳定、持存与可靠,可以使人惩前毖后,并达尽善尽美之境。如今,“外在技术”是与“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是测量我们身高、心率或睡眠模式的工具;与之相应的,是一种“可被量化的自我”:我睡了多久?走了多少步?工作效率有多高?等等。所有这些方面,如今都可以被机器自动记录,而在有些人看来,这些被记录下来的事实,又可以使得人们更好地认知其日常行为。
  在此语境之中,记忆仿佛成了大家默认的事:脸书和谷歌自动记录我们的在线活动、监视镜头捕捉着我们在公共场合的一举一动,对于数据的收集似乎既非有意识的,又不耗费太多时间,因为它是一种默认值、是任何数据设备的内嵌特征。在迈尔-舍恩伯格看来,这正是问题所在——我们能记的东西太多了,而这将有损我们思考、行动、成长和改变的能力:我们可能会像博尔赫斯笔下那位博闻强记的富内斯一样,丧失抽象思考的能力;或者像《黑镜·你一生的历史》那一集所描述的那样,记忆太多,人是会崩溃的。
  迈尔-舍恩伯格因此认为,在这个所谓“大数据”的时代,我们要做的,反而可能恰恰应该是“学会遗忘”——自由,就意味着删除。而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今日世界最为严重的一种不平等,就在那些有门路获得数码记忆资料的人,和那些只能被被动记录的人之间:对于后者而言,他们往往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被“外在技术”所记录,或者即使知道,他们也无力控制。因此今日世界的斗争,也应该向两个方向展开:一方面,是争取对于各类数据的知情权和使用权;另一方面,我们也得好好思量究竟何为记忆、记忆何为——毕竟,那个“可被量化的自我”是不是就是理想的人生状态,这还是个需要再多想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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