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孔庙多被称之为文庙，现在游历云南的文庙，我们已经只能获得一些近乎枯燥无味的可以“数字化”的东西，但梳理文庙在云南这个远离中原且文化多元的“天地”里由兴到衰的变迁，实在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一段无以重复的历史，藏匿着很多值得探寻的隐秘。
　　
　　旧时楼台今犹在
　　
　　从现有资料看，与中原相距数千里之遥，依靠旧时交通往来一趟总需月余的云南，竟曾有过为数不少的文庙，堪称一奇。也不过就短短二三百年间，有名有实被记载的文庙，竟如此之众。略略数来，丽江、临沧、保山、思茅，红河州建水县和石屏县，楚雄州大姚县石羊镇、禄丰县的黑井古镇，云县、凤庆、墨江，昆明城里的老武成路，安宁市连然镇都曾经有过具一定规模的孔庙。
　　 昆明那个文庙（时称中庆路文庙），据说是云南的第一座。这座文庙现在尚存小半边脸面，夹在现代建筑之间艰难地喘息，就是五华山下、先前叫武成路，现在改称人民中路边的那个院子，其位置堪称昆明古城的心脏地带。翻开刘小兵先生的《滇文化史》，有这样的文字：儒学的建筑颇为宏大严整。以中庆路儒学为例，共有房屋53间，整套建筑群落的中心是坐北向南的大成殿，内塑孔子像，旁边还有衮公、孟子以及孔子的十个门徒——“十哲”的塑像，内备各种祭祀用的礼乐器，在大成殿的两边耳房中，孔子“七十子之徒及历代名儒有功于世教者，绘其像而列焉”。大成殿旁还设有一间专门盛放皇帝书翰的宸章阁。除此以外，主要的建筑还包括教师讲学的讲堂，师生下榻的斋舍，教师更衣之所，提举教授办理公务的厅堂等。
　　 目前，保留完好和名气、规模都最大的要数建水城里那一个，有权威资料称，在中国，它的现存规模、建筑水平和保存的完好度，在全国大型文庙中居于前列，仅次于曲阜和北京那两座。建水文庙始建于元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延续至今的700年间曾有过大大小小40余次扩建和增修，占地面积达114亩。它完全依照曲阜文庙的规格和风格建造，采用南北中轴对称的宫殿式建筑格局，在东西两侧布置多个单体建筑，有一池、二殿、二堂、二庑、三阁、四门、五亭、五祠、八坊等主要建筑共37个。
　　 思茅文庙始建于清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由大成殿、状元桥、泮池、棂星门、桃李亭、石狮等组成。文庙坐北朝南，雄伟壮观，雕刻精美，典雅庄严。状元桥小巧精制，棂星门高大雄伟。文庙古建筑群区域内，古柏参天，风景如画，景色怡人。墨江文庙位于墨江县城东北角，始建于清道光元年(1821年)，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占地7600平方米，整个建筑共分六层，有198级石阶直通其上。文庙内建有劝学馆、魁星阁、凌霄阁、名宦祠、节义祠、乡贤祠、忠孝祠、天子台、大成殿和后殿等。全部建筑采用扣榫式结构，结实牢固，雄伟壮观。特别是魁星阁、凌霄阁四角飞檐向上高高翘起，大有凌空欲飞之势。连然文庙位于安宁市连然镇，始建于元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大殿为单檐歇山顶，抬梁式梁架建筑，通面阔16?郾6米，通进深12米，檐下斗拱粗大疏朗，殿内有减移柱现象，是研究元代建筑的重要资料。
　　
　　阶前胜景终未存
　　


　　印象很深的是，所有云南文庙的主调皆为红色。不是鲜艳轻佻的红，而是混了些泥色在里面的土红。土红的柱子，土红的墙，土红的大小牌匾。我猜想，那是因为红色厚实，足够沉重，并且与太阳升起落下时相仿的颜色而具有某种寓意的缘故吧？色彩中的含义、地位和等级，是中国文化里有趣的东西。我体会，在等级和秩序皆井然的中国古时，唯独文庙可以大规模地享用只在皇宫可见的这种朱红色，而且理直气壮、名正言顺，足见先帝前王们也多具有某些不得不顺天达圣的智慧。
　　循着史料构筑的灰色隧道，我们可以尝试再次走进当时的盛况现场：就拿昆明的文庙来说，文庙建好后，官府便“麟集爨僰循礼达官君子”及“官民子弟之秀者”作为生员，入文庙就学。每个文庙的生员不等，多在数十至百余间，如昆明的文庙，常在150名左右，建水的文庙亦有百余人。生员入学的时间，是开春二月丁亥，先行类似现在的开学典礼，会集官员及各方有名望的宾客，于大成殿先圣先师像前行释奠礼。平时师生集于讲堂讲授儒家经典，每月朔望初八日和二十三日，则全体动员在大成殿祭享孔孟。每当这时候，“钟鼓齐鸣，师生随着钟鼓声的节律缓缓上殿焚香行礼，然后缓缓下殿，气氛肃穆，秩序井然。礼毕，师生会集于讲堂，由教师、学生以及‘民间子弟通经者，以次讲说’，研讨儒家经典的精义，一直持续到晚上。‘外人来观听者，充庭塞户，教化大兴’……”以至有一个滇地以外来的名绅作现场目击后不禁感触多多：“冠服礼乐，井井有章，不竟殊方见此缛典。”（李源道《建中庆路讲堂记》）如此这般，常年如一。有趣在于，中原儒文化向曾经荒蛮的云南大举进入，把所有这些包括色彩、样式、称谓都统统移植过来了。文化的力量可见一斑。
　　
　　中原汉文化扎下的坚固营盘
　　
　　云南文庙始于何时？为多数学者认同，同时也有诸多文字和实物可以证明的是，元初赛典赤创建的中庆路文庙（即昆明文庙）为云南庙学肇基。
　　据史料记载，元初，元朝廷派赛典赤·赡思丁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在云南建立了全国统一的行省制度。为了配合云南行省的政治、军事建设，赛典赤采取了一系列的重要措施。在推动云南经济发展的同时，为了改变云南“子弟不知读书”的状况，赛典赤不遗余力地在云南“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推广儒学教育，使云南子弟“习孔论”，“知风化”，使云南的文化教育较之宋代大理国时期有了长足发展。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赛典赤首先在中庆路(今昆明)的五华山西南侧建立了一庙学，拨田五顷，以为学田；1274年又令中庆路总管张立道于府治东南郊“立孔子庙，置学舍”，建云南府学宫，从四川等地选聘饱学之士前来任教，并在官渡建文庙和文明阁，购买田地33亩，充作学田。赛典赤和张立道等元代云南官员从省城开始兴学，开创了云南全省学儒之风。随后学校从省城向各地铺开。至元二十二年(1286年)张立道出任云南临安广西道军民安抚使，创庙学于建水路，同年行省参政郝天挺出任“风教官”，建大理路庙学。后来，赛典赤又“命云南诸路皆建学以祀先圣”。元代云南兴建庙学10余所，昆明县利城坊人王升充任云南诸路儒学提举，辖大理、永昌、丽江、鹤庆、姚安、威楚诸路学庠，这是云南官方正式设立的专门管理儒学事务的机构。这些举措，促进了儒学在云南各地区的传播和普及。到了明清时期，凡郡邑都设儒学，建学宫，任学官，诱导闾里子弟就学，于是文庙建筑剧增。
　　


　　云南的文庙大都建于元代和明代，这并非出于偶然。据史料记载，唐代以前，中原汉文化进入云南边地的步履总是显得有些滞重，这里的土著文化过于强大，虽然多有官来民往，但用不了太长时间，结局总是不佳，史学家称之为“被夷化”。直至元初，被忽必烈委以入滇重任的赛典赤智高一筹，采取了以中原汉文化正宗之首即儒学扎根云南的策略，此后其状况才逐渐有了大的改观。
　　古人当时付出的这些努力真是相当奏效。以龟缩在龙川江边的黑井小镇为例，我们现在还能看见那所残败中的文庙，建于明代，由盐业兴旺，而导致儒家文化也相当兴盛，教育颇受重视。旧时黑井子弟“进学入泮”就要来文庙拜见孔子，以示对孔子的景仰和对学业的重视。在中国古代，道德文章连在一起，旧时的黑井非常重文章教化，是一个文章振发，道德张扬的地方，出过不少官员和文人，至今仍被当地人津津乐道的是，从清代康熙到光绪年间这里共出过八位进士，这样的盛事在西南边陲一个小镇可谓稀少。不久前，在老街上一个门庭高大的院落中，我们就拜访了一户出过进士的刘姓人家，据说他家从前还有大清皇帝赐的匾额。此外，按照过去的观点，黑井曾经是传统道德很坚固、“民风很正”的地方。据多位年长者回忆，黑井街头有烟馆，但找不到一个妓院，就是有万贯家私的大户人家也少有纳妾的，而寡妇也极少再嫁。
　　有这样一些“上下文”，看云南的文庙也许会有一种别样的味道。这是我的感受。例如，细细品味早些时候，中原文化逐渐沁润遥远的云南边地，把中原博大精深的文化植入曾经很是荒蛮的云南之土，想象这个过程，真的有点意思。
　　
　　江与河的融汇
　　
　　云南的文庙，与古代中国汉文化的正统血脉相连，却又不完全是一回事，它们大多都有一些妙趣盎然的东西。
　　在实地考察中，我曾听说云南的好几所文庙，都融入了某些少数民族文化的东西。譬如在建水那个保存最好的文庙，几个当地通晓文化的人告诉我，这里的建筑，从色彩、制作，乃至于演奏的礼乐里都包含有当地彝族文化的内容。对其中这些细节，我缺乏研究，只提个头，有兴趣的专家日后可继续深入，一探就里。
　　


　　可以确知的是，种种迹象表明，在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原汉文化大举入滇的进程中，少有受到本地土著的刁难和排斥，相反，由史料记载的情况看，不少土司官员却主动接纳、参与，甚至是“身先士卒”，以为榜样。元代儒学在云南地区的普及和传播，除官方大力兴建学校、儒学建筑非常宏大严整、习儒诵读之风十分兴盛外，还表现在当时云南行省一些偏远地区的土官土司也对倡办儒学颇为热心。姚安路土官总管高明即一例。他曾积极参与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原汉文化大举入滇的进程，“近聘荆、益、关、陕之士，以为民师；远购洙、泗、濂、洛之书，以为民学”，而明代丽江土司木氏，武定土知府的凤氏则更是大名远播的学儒倡儒之人。一些民族的子弟亦学习儒家文化，以致“文风稍兴”，元朝末期，云南大多数边远民族地区已是“吏治文化，埒于中土”。如大理白族中的一些人士，能写优美的汉字，“有晋人笔意”。为了便于在云南各民族中传播儒学，元代专门在云南行省设立“寸白译史”机构，负责管理云南各少数民族的儒学事务和汉、蒙古诸族语言文字的互译。同时，还注意从生活习俗方面推行儒家礼仪，如赛典赤教当地民族“拜跪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椁奠祭”，并赠衣冠袜履给各民族酋首，使易其卉服草履……
　　由此看来，有他们态度和行为均足够积极的合作，一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东西被有机组合到滇地文庙及整个相关礼俗中，属理所当然的结果。这是一种文化融合过程中的深度默契。因为有此默契，修建在云南边地的文庙们，基石自然就牢靠了。从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角度看，云南的确是一个有趣的个案。
　　
　　新人旧事：沧桑掩埋在兴衰间
　　
　　历史的变迁与变迁中的万端沧桑，在文庙的兴衰间依稀可见。
　　曾经有过的战争和一些自然灾害对文庙的破坏，多有记载。保山古称永昌，清朝以前曾是永昌府和保山县的驻地，文化兴隆，人才辈出，明清两代有39人中进士，390人中举人。因而历史上曾建有府、县两级文庙，一为创建于元代的永昌府文庙，称永昌府儒学；一为明嘉靖年间创建的保山县文庙，称为保山县儒学。永昌府文庙在明朝初年曾两次迁址，至明正统年间建成完整的文庙格局，有棂星门、明伦堂、大成殿、斋舍、讲堂、厨房、库房和射圃等，后来各代又相继增修了坊表、泮池、丹墀、敬一亭等设施。抗日战争期间，保山遭日本飞机轰炸，文庙被毁，仅存大成殿。遗存的大成殿占地300多平方米，穿斗抬梁混合式结构，重檐歇山顶，三开间，四进间。保山县文庙建制与永昌府文庙相当，唯规模稍小，在抗战时期同样遭日机轰炸，仅存先师殿，为穿斗式歇山顶楼房……
　　郑家声回忆昆明文庙时这样写道：民国时期，文庙曾被辟为动物园。抗日战争爆发后，文庙改为“民众教育馆”。滇军奔赴中原，血战台儿庄，英勇杀敌，威镇日寇。当时，在文庙展出了前线运来的战利品，有被滇军子弹洞穿的鬼子钢盔、膏药旗、缴获的各式枪炮、战刀……特别是1938年中秋节前，在文庙篮球场，展出了一架被击落的入侵昆明的日本轰炸机，使人民为之振奋，坚定了抗战信心。因此，日军恼羞成怒，疯狂轰炸文庙，“大成殿毁去，将崇圣殿破坏，尊经阁、明伦堂掀平……得免于受害者，惟一座魁星阁耳。”(罗养儒《日机轰炸昆明之惨剧》)。抗日战争胜利后，文庙虽然修葺，但主要殿堂被毁，碑刻、楹联、匾额无存。早年的文庙，是昆明老百姓的大众乐园，设有大众茶馆、棋艺室、报刊阅览室、戏曲花灯室和灯光露天球场。特别是魁星阁楼下的评书场，每日夜晚，蜚声昆明的评书艺人陈玉鑫讲说《三国演义》或《三侠五义》，座无虚席。文庙充满了浓郁的生活味、市井味和文化味。
　　


　　陆蔚则如此描述昆明文庙：“解放初期的文庙里，曾经举办过一些实物展览和图片展览。不久，‘人民剧社’和‘人民合唱团’在此诞生了。一群文化人常聚于此排节目、绘布景、做道具、画海报，热闹非凡。……文庙不仅是个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乐园，也是文人墨客聚会或栖身之所。”可惜而今的文庙已经变了样，大部分古建筑早已拆除，因拓宽街道，庙门被毁；拆除围墙，剩下的一座石牌坊“棂星门”也成了茶室的临街大门，魁星楼前宽阔的空地和园林，被高层大楼占去，仅泮池保存尚好。
　　不少老者对本地的文庙多抱有依依切切之情，前些日子，在建水文庙，我曾看见一群退休的老人做祭孔仪式，演奏很传统的学府音乐。他们做这些都没有任何报酬，做得业余，但很投入，在他们依次为做出从列队、叩拜到演奏的过程中，我多少能够感受到一点再回从前的氛围，那些古人叙述其礼俗现场的文字，清晰入目。我问其中一李姓老者：“做得如此投入，不像是单纯的例行表演可以达到的，你的感觉里，有那种与古人在交流，真的面对着孔夫子，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景么？”这位曾经教书一生的老先生告诉我：“你说的是，就是这种感觉，还有点感动，可能是因为我一直教书，教了四十多年的原因，我觉得中国古人的这些东西太深啦。”再问：“这项仪式的整个过程是谁编排出来的？曾经也是这样吗？”答：“民国年间，我小的时候，曾经被选为参与祭孔的书童，这个过程当时我亲眼看见，忘不了，只不过，当时做仪式，包括演奏的人，主要是在这里读书的学生。”
　　云南的文庙们，这土红色里积淀的厚重在现代文明的不断解消过程中，比较大的可能是，它将越来越孤单和寂寞，但它们，包括这些老长者参与其中时再次想去领悟的那种文化的根，那种传统的脉，是否还隐隐约约透露着某些另外的信息？是否若干时间以后，比如一百年，几百年后，有些本来我们以为必死无疑的感情和欲望，还会重新生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