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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自古至今少数民族众多，各少数民族之间长期以来和睦相处，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保存在曲靖市第一中学校园内石城（曲靖古称）盟誓碑亭中的碑刻文物——《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以下简称《盟誓碑》）便是明证。此碑是研究云南历史上各少数民族团结友好关系的见证，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用汉文字书碑刻石记载少数民族历史事件、语言及章法的实物证据，其历史文化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蜚声海内外，是国内外文物考古爱好者到曲靖不可不欣赏的古老奇特的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艺术文物。正因如此，《盟誓碑》于1961年3月4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
《盟誓碑》的碑体形制为长方形，碑首呈半圆形，碑额制碑时就无题刻，因碑文中有北宋时期云南地方政权大理国“明政三年”的年号和“……至三月七日到石城……合集卅七部……故迺共约盟誓……”等词句，史籍中并记载有“盟誓碑”、“石城碑”等名称。清代道光29年（公元1849年）在碑额上所题刻的跋文中且有“此卅七部会盟石城碑也”之句，该碑又出土于曲靖城北二里许的古石城遗址处，故有“石城碑”、“石城盟誓碑”、“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会盟碑”等名称。该碑高1.25米，宽0.58米，厚0.15米。碑正文11行，每行字数不等，共135字，字体为行楷结体，从左往右直读；正文之下镌刻有职官题名8行，每行字数不等，共77字，字体为行楷结体，从右往左直读；碑上正文和职官题名总计212字。现将《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正文和职官题名的全文录出如下，以便文中考析议论时进行引用：
“明政三年，岁次辛未，宣谕奉承统率戎行，委服恩，抚安边塞。是以剪除众镇长奇宗、求州首领代连弄、兔覆、磨乃等三邑，统置众镇。以二月八日回军，至三月七日到石城，更讨打贼郎羽、阿房、田洞，合集卅七部伽诺十二将弄略等，于四月九日斫罗沙一遍，兼颁赐职赏，故与约盟誓，务存久长，上对众圣之鉴知，下揆一德而血。
（以上碑正文）
三军都统长皇叔布燮段子
都监三军礼乐爽长驸马布燮段彦贞
彦贲、敞宇览杨连永、杨永彦
侍内官久赞段子惠、李善
督爽王清志
贴侍内官赞卫杨定存
理摸陁道杨定福
陁栖袁永智、苏晟兴
（以上职官题名）
《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碑文言明，立碑年代为云南地方政权大理国段氏“明政三年”。按“明政”为大理国第五代国王段素顺的年号，明政三年相当于宋太祖开宝四年，即公元971年，距今已有1千多年了。碑文记述宋代云南大理国国王段素顺于“明政三年”，派遣“三军都统长皇叔布燮段子”统率三军到滇东、滇南“抚安边塞”，安抚了三个部落即“众镇长奇宗、求州首领代连弄、兔覆磨乃等三邑”的首领后，“以二月八日迴军，至三月七日到石城，更讨打贼郎羽、阿房、田洞，合集卅七部伽诺十二将弄略等，于四月九日斫罗沙一遍，兼颁赐职赏。故迺共约盟誓，务存久长，上对众圣之鉴知，下揆一德而血。”由此可以看出，皇叔布燮段子等与唐代人樊绰所著《蛮书》中记载的，“东爨乌蛮”的三十七个部落的少数民族的首领及将领们，在石城处给三十七个部落的少数民族首领和将领们颁赐职赏，并采用歃血为盟的方式举行结盟立誓，和他们一起喝血酒来表示团结一致，恪守盟约，立誓友好，且刊石树碑永记其事，用它作为信物、证据，希望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友好关系像此碑石一样“务存久长”。盟誓的一方是后来称作“黑爨”和“松爨”的少数民族，一般认为即滇东、滇南彝族先民的三十七个部落；另一方则是宋代白族先民段氏建立的云南地方政权大理国。
该碑正文的章法布局艺术一反碑刻中常见的从右至左的书写规律，而是从左往右直刻的书刻格式，是碑刻中罕见的书刻形式，但这却符合彝族的文化艺术特点和习俗，因彝族的文字书写规律是从左至右。另外，彝族舞蹈中就有“左脚舞”，彝族的文化艺术特点和习俗又是“以左为贵”等等。还有《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正文中提及的“下揆一德而血”的“血”，即饮血酒盟誓仪式中称为歃血为盟的方式。彝族结盟立誓时就有喝血酒的古老传统习俗，如1858年8月3日，彝族起义领袖李文学和哈尼族起义领袖田四浪喝血酒结盟立誓组成联盟，联合起来并肩跟清政府军队作战。另如红军总参谋长兼先遣队司令刘伯承将军根据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彝族头人果基小叶丹，冲破重重阻碍和彝汉世代相袭的偏见，刘伯承与小叶丹于1936年5月在四川大凉山喝血酒结盟立誓友好，歃血为誓盟，拜为兄弟，永结同心。此举使红军得以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域，成功抢渡了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欲使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黄粱美梦。还有结盟立誓是少数民族间经常采用的一种仪式，仪式中通过喝血酒、刻石记事等一系列的方式来表示对盟誓信守不渝。《华阳国志》中即有“其俗征巫鬼，好诅盟”的记载。依据上述几点彝族特点和大理国“明政三年”的年号，证明结盟立誓的主体民族是彝族和白族，除这两个主体民族之外还应有汉族，因碑文是用汉文字书刻的，碑正文之下所列的职官题名的章法布局艺术又是汉文化艺术中从右至左直读的书刻格式，所以可说明之。此碑用汉文字书碑刻石记载少数民族的历史事件和少数民族的语言，且采用少数民族的章法布局艺术和汉族文化艺术的章法布局艺术，在一通碑中使用两种书刻排列的章法布局艺术，独具云南地方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特色，这在古碑中非常罕见。还有此碑文中记述的这次大理国段氏与滇东、滇南的三十七个部落“共约盟誓”之事，尚未见史籍文献中有记载，故碑文对研究宋代时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文明和民族团结友好关系史等，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再者是此种记载历史上少数民族间结盟立誓团结友好和少数民族同汉族会盟立誓团结友好的碑刻，全中国仅有西藏拉萨的《唐蕃会盟碑》和云南省曲靖市的《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足见其珍稀宝贵。
碑文的字体为行楷结体，笔法敦厚遒劲，在舒散活泼中含有自然之趣，是宋代典型的自由豪放书法艺术风格特征的石刻精品。清代的叶昌炽在其《语石》中给予此碑很高的评价，称之为“精彩飞动”。黄诚沅的《蜗寄庐随笔》也说：“字径寸余，大类李北海书，惟其中半杂夷语，多不可解”。其中的少数民族语言如：“宣谕奉承统率戎行，委服恩”，“众镇长奇宗、求州首领代连弄、兔覆磨乃等三邑”，“更讨打贼郎羽、阿房、田洞”，“卅七部伽诺、十二将弄略”，“斫罗沙一遍”，“上对众圣之鉴知，下揆一德而血”等等，其中所涉及之地名、人名尚未见诸史籍文献。至于碑文记载三十七部中的“众镇”、“求州”、“兔覆磨乃”、“阿房”、“田洞”、“伽诺”、“弄略”、“斫罗沙”是现今滇东、滇南的何处地方，从该碑出土到现在的300多年里，研究考证碑文中所记载的三十七部中的这几个地名、地域范围和少数民族语言内容者众多，但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且多不得要领，加之史籍中又无具体的确切记载，故无从考证碑文记载的三十七部中的这几个部落之所在地域范围和名称及少数民族语言的准确意思。还有“、、、、、”等均为一些怪异字体。《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碑文中的少数民族语言和异体字，给释读和研究碑文内容带来了很多困难，至今也难以确切解读和诠释。
正文之下所列的职官题名印证了史籍中记载的确凿，如“三军都统长皇叔布燮段子”中“布燮”一职。《新唐书·南诏传》记载：“官曰坦绰、曰布燮、曰久赞，谓之清平官，所以决国事轻重，犹唐宰相也”。由此载述可知“布燮”之职是南诏国、大理国时期相当于唐宋时代的宰相官职。“都监三军礼乐爽长驸马布燮段彦贞”。其中的“三军都统长”和“都监三军”乃统率军队者；春秋时代，中原大国的军队分为中军、上军、下军，也称为中军、左军、右军。后来把他们合起来总称“三军”，“三军”也就成为对军队的统称。“皇叔”即大理国国王段素顺之叔，“驸马”即段素顺之女婿。从以上的“三军”、“皇叔”、“驸马”这些称谓中可以看出，大理国的职官称谓及生活中的亲属称谓和中原汉文化艺术是相同的，乃受中原汉文化艺术的影响。“爽”是沿袭南诏旧制，“礼乐爽长”大约相当于南诏的“慈爽”。“督爽”是总理西南三省的长官。“彦贲”见于《宋会要》中，“侍内官”与“赞卫”见于《南诏中心二年画卷》题记。惟“彦贲、敞宇览杨连永、杨求彦”和“理摸陁道杨定福”中的“彦贲、敞宇览”和“理摸陁道”不知为何官职，因这两个职官称谓是当时当地少数民族的职官称谓，无载述，故而难以考释出来。从此碑中的称谓可以看出，大理国的文化艺术受中原汉文化艺术影响，并将汉文化艺术融进本民族文化艺术中，这通碑刻就是中原汉文化艺术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相融合的结晶物，说明云南各少数民族历史上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组成部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为史籍所著录，最早是元代的《混一方与胜览·曲靖路·南宁县》中载：“有盟誓碑曰：段氏有国，与三十七部立盟誓碑，在曲靖北十五里”。其他如李京的《云南志略》、明代正德年间的《云南志》、万历年间的《云南通志》、天启年间的《滇志》诸书中均有著录：“盟誓碑，在曲靖北十五里，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立”。旧本《南诏野史》曰：“旧有一碑，乃段氏与三十七部诸蛮立誓盟之碑”。从上述史籍记载中可知，早在元代时已知有“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可能在明代泰昌、天启年之后淹没于土石之中。清代康熙年间的《云南通志·古迹志》中云：“石城碑，在曲靖北二里许，昔段氏与三十七部落会盟所立，本朝康熙十八年，营兵于土中掘出，碑字犹存”。据上述文献记载已知，《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刊立后曾一度淹没于土石之中，直到清代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间出土重新面世后才为世所重，为金石学家、书法家和历史学家、文物爱好考据者及民族学家所喜爱推崇，保存至今，使人们有幸得以亲眼目睹其神采风姿。
《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碑额上镌刻有清代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喻怀信所题刻的跋文记述此通碑刻出土及移置经过：“此卅七部会盟石城碑也，段素顺明政三年辛未，当宋太祖开宝四年，迄今八百七十余岁矣。康熙初掘土得之，为南宁（今曲靖，笔者注）最古石刻（指出土早之意而言，笔者注），旧在北门外武侯祠，怀信恐年久淹没，言于学官及诸同人，移置城内奎阁，嵌之壁间，俾好古者得以考镜焉，府教授刘承道、训道许鸣谦，县教谕赵本崇训道载志。书院掌教何全、贡生陈楹，生监刘楷、张陈善、解安澜、荀彬、喻怀诚，道光廿九年巳酉七月朔，邑人喻怀信记”。1927年，奎阁毁于战火，《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被露天搁置，餐风饮露，遭受烈日暴晒，风雨剥蚀。1937年1月，为迎接民国“京（今南京）滇公路周览团”，由民国云南省教育厅拨款在今曲靖第一中学校园内建“爨碑亭”时，金石学家、书法艺术家及文物爱好考据者和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们又寻找到《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遂将它和《爨宝子碑》（刊立于东晋大亨四年，即公元405年）合置一亭加以保护。1989年在爨碑亭东10米处，另兴修了“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亭”，两碑各置一亭，分开陈列和保管。碑亭中央碑座上的《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置于玻璃罩中，并配备专人管理这两通国家级重点文物的碑刻，现在保护情况良好。“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亭”，采用中国古建筑木结构技术中的圆形六角攒尖式顶，来象征民族团结之意。
改革开放这些年以来，国内外的旅游观光者、历史学者、民族学者、考古学者、文物爱好考据者、金石学者、书法艺术爱好者等等，对它极感兴趣，常来云南省曲靖市第一中学校园内的盟誓碑亭里，观赏《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一睹它的风采，领略其独具魅力的西南边陲少数民族古老独特的历史文化艺术遗韵，欣赏宋代自由豪放书法艺术的美妙和碑上两种章法布局艺术的奇妙，以及探寻民族团结友好关系的悠久历史渊源。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友好关系及和睦相处与文化艺术的交流融合，为今天的民族大团结及经济的发达、文化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将以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文化艺术魅力永立于世界碑林。
《盟誓碑》的碑体形制为长方形，碑首呈半圆形，碑额制碑时就无题刻，因碑文中有北宋时期云南地方政权大理国“明政三年”的年号和“……至三月七日到石城……合集卅七部……故迺共约盟誓……”等词句，史籍中并记载有“盟誓碑”、“石城碑”等名称。清代道光29年（公元1849年）在碑额上所题刻的跋文中且有“此卅七部会盟石城碑也”之句，该碑又出土于曲靖城北二里许的古石城遗址处，故有“石城碑”、“石城盟誓碑”、“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会盟碑”等名称。该碑高1.25米，宽0.58米，厚0.15米。碑正文11行，每行字数不等，共135字，字体为行楷结体，从左往右直读；正文之下镌刻有职官题名8行，每行字数不等，共77字，字体为行楷结体，从右往左直读；碑上正文和职官题名总计212字。现将《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正文和职官题名的全文录出如下，以便文中考析议论时进行引用：
“明政三年，岁次辛未，宣谕奉承统率戎行，委服恩，抚安边塞。是以剪除众镇长奇宗、求州首领代连弄、兔覆、磨乃等三邑，统置众镇。以二月八日回军，至三月七日到石城，更讨打贼郎羽、阿房、田洞，合集卅七部伽诺十二将弄略等，于四月九日斫罗沙一遍，兼颁赐职赏，故与约盟誓，务存久长，上对众圣之鉴知，下揆一德而血。
（以上碑正文）
三军都统长皇叔布燮段子
都监三军礼乐爽长驸马布燮段彦贞
彦贲、敞宇览杨连永、杨永彦
侍内官久赞段子惠、李善
督爽王清志
贴侍内官赞卫杨定存
理摸陁道杨定福
陁栖袁永智、苏晟兴
（以上职官题名）
《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碑文言明，立碑年代为云南地方政权大理国段氏“明政三年”。按“明政”为大理国第五代国王段素顺的年号，明政三年相当于宋太祖开宝四年，即公元971年，距今已有1千多年了。碑文记述宋代云南大理国国王段素顺于“明政三年”，派遣“三军都统长皇叔布燮段子”统率三军到滇东、滇南“抚安边塞”，安抚了三个部落即“众镇长奇宗、求州首领代连弄、兔覆磨乃等三邑”的首领后，“以二月八日迴军，至三月七日到石城，更讨打贼郎羽、阿房、田洞，合集卅七部伽诺十二将弄略等，于四月九日斫罗沙一遍，兼颁赐职赏。故迺共约盟誓，务存久长，上对众圣之鉴知，下揆一德而血。”由此可以看出，皇叔布燮段子等与唐代人樊绰所著《蛮书》中记载的，“东爨乌蛮”的三十七个部落的少数民族的首领及将领们，在石城处给三十七个部落的少数民族首领和将领们颁赐职赏，并采用歃血为盟的方式举行结盟立誓，和他们一起喝血酒来表示团结一致，恪守盟约，立誓友好，且刊石树碑永记其事，用它作为信物、证据，希望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友好关系像此碑石一样“务存久长”。盟誓的一方是后来称作“黑爨”和“松爨”的少数民族，一般认为即滇东、滇南彝族先民的三十七个部落；另一方则是宋代白族先民段氏建立的云南地方政权大理国。
该碑正文的章法布局艺术一反碑刻中常见的从右至左的书写规律，而是从左往右直刻的书刻格式，是碑刻中罕见的书刻形式，但这却符合彝族的文化艺术特点和习俗，因彝族的文字书写规律是从左至右。另外，彝族舞蹈中就有“左脚舞”，彝族的文化艺术特点和习俗又是“以左为贵”等等。还有《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正文中提及的“下揆一德而血”的“血”，即饮血酒盟誓仪式中称为歃血为盟的方式。彝族结盟立誓时就有喝血酒的古老传统习俗，如1858年8月3日，彝族起义领袖李文学和哈尼族起义领袖田四浪喝血酒结盟立誓组成联盟，联合起来并肩跟清政府军队作战。另如红军总参谋长兼先遣队司令刘伯承将军根据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彝族头人果基小叶丹，冲破重重阻碍和彝汉世代相袭的偏见，刘伯承与小叶丹于1936年5月在四川大凉山喝血酒结盟立誓友好，歃血为誓盟，拜为兄弟，永结同心。此举使红军得以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域，成功抢渡了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欲使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黄粱美梦。还有结盟立誓是少数民族间经常采用的一种仪式，仪式中通过喝血酒、刻石记事等一系列的方式来表示对盟誓信守不渝。《华阳国志》中即有“其俗征巫鬼，好诅盟”的记载。依据上述几点彝族特点和大理国“明政三年”的年号，证明结盟立誓的主体民族是彝族和白族，除这两个主体民族之外还应有汉族，因碑文是用汉文字书刻的，碑正文之下所列的职官题名的章法布局艺术又是汉文化艺术中从右至左直读的书刻格式，所以可说明之。此碑用汉文字书碑刻石记载少数民族的历史事件和少数民族的语言，且采用少数民族的章法布局艺术和汉族文化艺术的章法布局艺术，在一通碑中使用两种书刻排列的章法布局艺术，独具云南地方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特色，这在古碑中非常罕见。还有此碑文中记述的这次大理国段氏与滇东、滇南的三十七个部落“共约盟誓”之事，尚未见史籍文献中有记载，故碑文对研究宋代时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文明和民族团结友好关系史等，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再者是此种记载历史上少数民族间结盟立誓团结友好和少数民族同汉族会盟立誓团结友好的碑刻，全中国仅有西藏拉萨的《唐蕃会盟碑》和云南省曲靖市的《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足见其珍稀宝贵。
碑文的字体为行楷结体，笔法敦厚遒劲，在舒散活泼中含有自然之趣，是宋代典型的自由豪放书法艺术风格特征的石刻精品。清代的叶昌炽在其《语石》中给予此碑很高的评价，称之为“精彩飞动”。黄诚沅的《蜗寄庐随笔》也说：“字径寸余，大类李北海书，惟其中半杂夷语，多不可解”。其中的少数民族语言如：“宣谕奉承统率戎行，委服恩”，“众镇长奇宗、求州首领代连弄、兔覆磨乃等三邑”，“更讨打贼郎羽、阿房、田洞”，“卅七部伽诺、十二将弄略”，“斫罗沙一遍”，“上对众圣之鉴知，下揆一德而血”等等，其中所涉及之地名、人名尚未见诸史籍文献。至于碑文记载三十七部中的“众镇”、“求州”、“兔覆磨乃”、“阿房”、“田洞”、“伽诺”、“弄略”、“斫罗沙”是现今滇东、滇南的何处地方，从该碑出土到现在的300多年里，研究考证碑文中所记载的三十七部中的这几个地名、地域范围和少数民族语言内容者众多，但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且多不得要领，加之史籍中又无具体的确切记载，故无从考证碑文记载的三十七部中的这几个部落之所在地域范围和名称及少数民族语言的准确意思。还有“、、、、、”等均为一些怪异字体。《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碑文中的少数民族语言和异体字，给释读和研究碑文内容带来了很多困难，至今也难以确切解读和诠释。
正文之下所列的职官题名印证了史籍中记载的确凿，如“三军都统长皇叔布燮段子”中“布燮”一职。《新唐书·南诏传》记载：“官曰坦绰、曰布燮、曰久赞，谓之清平官，所以决国事轻重，犹唐宰相也”。由此载述可知“布燮”之职是南诏国、大理国时期相当于唐宋时代的宰相官职。“都监三军礼乐爽长驸马布燮段彦贞”。其中的“三军都统长”和“都监三军”乃统率军队者；春秋时代，中原大国的军队分为中军、上军、下军，也称为中军、左军、右军。后来把他们合起来总称“三军”，“三军”也就成为对军队的统称。“皇叔”即大理国国王段素顺之叔，“驸马”即段素顺之女婿。从以上的“三军”、“皇叔”、“驸马”这些称谓中可以看出，大理国的职官称谓及生活中的亲属称谓和中原汉文化艺术是相同的，乃受中原汉文化艺术的影响。“爽”是沿袭南诏旧制，“礼乐爽长”大约相当于南诏的“慈爽”。“督爽”是总理西南三省的长官。“彦贲”见于《宋会要》中，“侍内官”与“赞卫”见于《南诏中心二年画卷》题记。惟“彦贲、敞宇览杨连永、杨求彦”和“理摸陁道杨定福”中的“彦贲、敞宇览”和“理摸陁道”不知为何官职，因这两个职官称谓是当时当地少数民族的职官称谓，无载述，故而难以考释出来。从此碑中的称谓可以看出，大理国的文化艺术受中原汉文化艺术影响，并将汉文化艺术融进本民族文化艺术中，这通碑刻就是中原汉文化艺术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相融合的结晶物，说明云南各少数民族历史上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组成部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为史籍所著录，最早是元代的《混一方与胜览·曲靖路·南宁县》中载：“有盟誓碑曰：段氏有国，与三十七部立盟誓碑，在曲靖北十五里”。其他如李京的《云南志略》、明代正德年间的《云南志》、万历年间的《云南通志》、天启年间的《滇志》诸书中均有著录：“盟誓碑，在曲靖北十五里，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立”。旧本《南诏野史》曰：“旧有一碑，乃段氏与三十七部诸蛮立誓盟之碑”。从上述史籍记载中可知，早在元代时已知有“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可能在明代泰昌、天启年之后淹没于土石之中。清代康熙年间的《云南通志·古迹志》中云：“石城碑，在曲靖北二里许，昔段氏与三十七部落会盟所立，本朝康熙十八年，营兵于土中掘出，碑字犹存”。据上述文献记载已知，《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刊立后曾一度淹没于土石之中，直到清代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间出土重新面世后才为世所重，为金石学家、书法家和历史学家、文物爱好考据者及民族学家所喜爱推崇，保存至今，使人们有幸得以亲眼目睹其神采风姿。
《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碑额上镌刻有清代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喻怀信所题刻的跋文记述此通碑刻出土及移置经过：“此卅七部会盟石城碑也，段素顺明政三年辛未，当宋太祖开宝四年，迄今八百七十余岁矣。康熙初掘土得之，为南宁（今曲靖，笔者注）最古石刻（指出土早之意而言，笔者注），旧在北门外武侯祠，怀信恐年久淹没，言于学官及诸同人，移置城内奎阁，嵌之壁间，俾好古者得以考镜焉，府教授刘承道、训道许鸣谦，县教谕赵本崇训道载志。书院掌教何全、贡生陈楹，生监刘楷、张陈善、解安澜、荀彬、喻怀诚，道光廿九年巳酉七月朔，邑人喻怀信记”。1927年，奎阁毁于战火，《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被露天搁置，餐风饮露，遭受烈日暴晒，风雨剥蚀。1937年1月，为迎接民国“京（今南京）滇公路周览团”，由民国云南省教育厅拨款在今曲靖第一中学校园内建“爨碑亭”时，金石学家、书法艺术家及文物爱好考据者和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们又寻找到《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遂将它和《爨宝子碑》（刊立于东晋大亨四年，即公元405年）合置一亭加以保护。1989年在爨碑亭东10米处，另兴修了“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亭”，两碑各置一亭，分开陈列和保管。碑亭中央碑座上的《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置于玻璃罩中，并配备专人管理这两通国家级重点文物的碑刻，现在保护情况良好。“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亭”，采用中国古建筑木结构技术中的圆形六角攒尖式顶，来象征民族团结之意。
改革开放这些年以来，国内外的旅游观光者、历史学者、民族学者、考古学者、文物爱好考据者、金石学者、书法艺术爱好者等等，对它极感兴趣，常来云南省曲靖市第一中学校园内的盟誓碑亭里，观赏《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一睹它的风采，领略其独具魅力的西南边陲少数民族古老独特的历史文化艺术遗韵，欣赏宋代自由豪放书法艺术的美妙和碑上两种章法布局艺术的奇妙，以及探寻民族团结友好关系的悠久历史渊源。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友好关系及和睦相处与文化艺术的交流融合，为今天的民族大团结及经济的发达、文化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将以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文化艺术魅力永立于世界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