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也许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像它一样，社会黑暗混乱而风韵流动，士人出路艰难却个性张扬。皇帝登基邀请臣子并坐；士族掌权却以过问政事为耻；人们推崇美貌男子而当街掷果盈车……刘伶醉酒、嵇康锻铁、阮籍狂啸，他们寻求清高，却流于孤僻；追求明敏，却流于放纵；他们狂放不羁、率真洒脱，是的，这就是魏晋。
　　《世说新语》真实记载了魏晋名士的种种奇异之举，成为“魏晋风度”的形象演绎。全书共36篇1130则，主要记载士族阶层的言行风貌和逸闻趣事，及统治阶级当时的情况。行文言简意赅、意境深远，对后世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陈寅恪称之为“清谈之全集”，鲁迅则说它是一部“名士的教科书”，并将其艺术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木心说：“《世说新语》虽然洋洋大观，其实草草，只留下魏晋人士的印象，而单凭这印象，足以惊叹中国有过如此精彩的文学的黄金时代。为什么当时一言一语能记录得如此之详，远胜于《聊斋》？外国历史、中国历史的其他时期，都没有这样的文体。”
　　这是一部让你时而发笑又时而拍案的奇书，所以不妨茶余饭后，看阮籍青白二眼，看王猛扪虱而谈，看王子猷兴尽而返，听非常之言，观非常之行，悟非常之道。到最后或许你也会同我一样，发现名士的傲气之下流动的不过是性情的温度。
　　【童心何惧冷眼】
　　王平子要到荆州做官时，太尉王衍和当时的社会名流都来为他送行。庭院里有一棵大树，上面有一个喜鹊窝。王平子脱去外衣和头巾，爬上树掏小喜鹊。贴身的衣物被树枝挂住了，他就脱去衣物。他得到小喜鹊又下树来继续逗弄，神情脸色毫无异样，仿佛周围的人都不存在似的。
　　专注于自己的事情，旁若无人，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是以奔放不羁为傲的魏晋名士常有的姿态。王平子向来不拘礼俗，举止放诞。脱衣服掏鸟窝这件事在他看来也许根本不算什么，他以旁若无人的狂放精神回到了纯真的童年时代，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玩性未改的小孩，所以树底下的“大人”对他根本构不成威胁。


　　率性而为和恣意妄为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王平子所拥有的这颗童心，简单美好。旁若无人是精神最高层次的自由。
　　【感情有何须酒】
　　王戎弱冠诣阮籍，时刘公荣在坐，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彼公荣者无预焉。”二人交觞酬酢，公荣遂不得一杯；而言语谈戏，三人无异。或有问之者，阮答曰：“胜公荣者，不得不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唯公荣可不与饮酒。”
　　刘共荣曾被人讥笑喝酒不择友，刘公荣回答说：“胜公荣者不可不与饮，不如公荣者亦不可不与饮，是公荣辈者又不可不与饮。故终日共饮而醉。”阮籍对刘公荣并无恶意，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算是朋友间的一种交流。阮籍以行动来反驳了刘公荣，刘公荣却不以为意，三人仍旧说说笑笑，从这个故事中可见当时阮籍以及当时的名士之间的交流不拘礼节，有时候甚至针锋相对，但他们的交情却不会因此受影响。
　　【温情的绑架】
　　王子猷路过吴中时看到一个士大夫家中有上好的竹园。园子主人已经得知王子猷会来，便打扫庭院，备好酒食，在大厅中恭候。王子猷乘轿直接去了竹园，啸咏了很长时间。主人感到非常失望，可还是希望他能在临走之前问候自己。谁知王子猷竟然想直接离开园子，主人实在不能容忍，就让手下关闭大门，不让他离开。王子猷反倒更加赏识主人，留下来坐了一段时间，尽情欢乐之后才离去。
　　王徽之知道自己的狂放并能容忍他人对自己的狂妄进行驳斥，哪怕那个人用更任性狂放的举动来斥责他，他也能以欣赏的眼光来看到他人。换句话说，王徽之的奔放不羁中还有包容性，使他不至于一意孤行，走入绝路。他再怎么狂放，他的世界还是能够容得下别人的。所以，他不会对园林主人“绑架”自己的行动不满，相反还因此赏识他。
　　王徽之由狂放的无礼转变为识趣的友好，这绝不是任性使然，而是因为他对人包容、理解，并善于从对立的关系中找到相同点。园林的主人想必也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才会对王徽之的无礼不计较，最后不惜闭门拦截，非要留他作客。这两个人，把任性和包容同时展现出来，使得一场即将发生的“恶交”变成了一次友好的会谈。
　　此三则故事选自《世说新语·简傲篇》，它们未必多么知名，道理也未见得多么高深，但是我在里面读出了简傲的温度。真正的狂放和简傲，是一种内心的自足。它们对世人傲，恰恰是因为世人之中少有知音。真若遇见知我者，又何妨一次赤膊之戏、一次无酒醉谈、一次温情的绑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