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湖南视察时，应时任省委书记张平化的请求，为湖南省委机关刊圈定了刊名并题写了“新湘评论”四个大字。当时，有人提到毛泽东1919年在长沙主办过《湘江评论》，他不失幽默地回答说，“我那个东西是资产阶级的”。（见《我的人生足迹》P252、253，李振祥著，湖南人民出版社）言下之意，《新湘评论》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办出新中国、新湖南“党刊姓党”的新气象。
　　实际上，从《湘江评论》到《新湘评论》的变化，在有意无意间反映出毛泽东的“新”字情结。纵观他的一生，从接受新思想到创造新理论，从建设新湖南到创建新中国，从开辟革命新路到探索建设新路，从“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到“敢教日月换新天”，可谓无“新”不成书。
　　即便是共产党成立前主办的“资产阶级的”《湘江评论》，在毛泽东求“新”之路上也不失为一个重要转折。当年，在私塾中诵读儒家经典的毛泽东，巧遇从外地回到韶山的维新派教师李漱清。毛泽东对他很是钦佩，非常喜欢听他讲各地见闻，特别是维新变法的故事。毛泽东开始意识到，中国不能守着老样子不变，自己也不能一直守在闭塞的韶山。正因为如此，他“立志出乡关”，到外面的世界学习新知识，而且是“学不成名誓不还”。从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毛泽东誓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何以出“奇”，关键就在于一个“新”字。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他深受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及其所办《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主义很不错，并体现在《湘江评论》的文字与新民学会的活动之中。当时，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说《湘江评论》这份红色的革命刊物是“资产阶级的”，缘由或许就在于此。
　　人们常说，偶然中有必然。维新派对毛泽东的影响，亦是如此。看似巧合，实则源于毛泽东内心深处对新思想、新道路的追求。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的先进分子进行了艰苦探索。然而，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的洋务运动，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的戊戌维新，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中心目标的辛亥革命，无不“软弱得很”“抵不住了，败下阵来，宣告破产”。在“五四”前后，除了改良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杜威的实用主义、日本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等等，如潮水一样涌入中国，吸引了不同的信仰者。尽管信奉过改良主义、实用主义的一些见解，但毛泽东经过深入思考和鉴别选择，最终得出“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的结论，并将它作为新的思想武器、新的解放道路。1920年12月1日，他在给蔡和森、萧子升等人的长信中，“表明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并指出：“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由此可见，毛泽东虽然求“新”，但并不是盲从、赶时髦、病急乱投医，而是着眼于救亡图存这个最大的实际。
　　对待新思想的科学态度，使毛泽东投入到革命的实践之后，坚决反对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而是强调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源于此，他不仅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而且紧密联系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党建学说，将其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他不仅参与了红军的创建，而且将这支主要成分来自农民、带有旧式军队影响的军队，建设成为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起来的、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新型人民军队。新的政党、新的军队，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同样是沿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向，毛泽东先后开辟了三条新路，在领导全国人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建立了历史功勋。一是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上，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开启了历史新纪元。二是针对我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具体情况，形成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三是以苏联经验为鉴戒，艰辛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基础和宝贵经验。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集中体现在他为后人留下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既有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又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光辉著作中。诚如他自己所言：“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但是，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要“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这告诉我们，必须善于分析新形势，科学回答新课题，及时总结新经验，从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始终做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大到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一项工程，没有创新，就难以成就一番事业。对于一本刊物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从1960年7月创刊，到1977年1月复刊，再到2007年1月改版，《新湘评论》已经走过55个春秋。尽管道路有曲折有坎坷，但几次主动求变，特别是2007年的更名改版，不仅清新扑面，有质量，有品位，而且有声有色，给人以期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创造更加光明的前途？说一千道一万，仍然要敢于担当、勇于探索，做足“新”字文章。这既是办刊的必然要求、应有之义，也是以毛泽东故乡党刊、毛泽东亲自确定并题写刊名的双重身份，对毛泽东的怀念和致敬，对毛泽东殷切期望的遵照。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