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思想家赫南说过：“在人们的共同记忆中，灾难与伤痛比享乐或是光荣更重要，也更有价值，因为它更能紧密地结合民众，唤起患难与共的情感，进而使人民凝聚成为一个坚实的共同体。”南京大屠杀就是这样一段无法忘却也不应忘却的灾难与伤痛。建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经常举行悼念活动不是为了传递仇恨，而是警示后人、捍卫和平。2014年，全国人大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定每年的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国家公祭日，这无疑是向世界庄严宣示南京大屠杀是人类文明史上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暴行，这一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残暴行径，早有历史结论和法律定论，不容狡辩和篡改。
　　题图为朱成山（左二）接受解放军报记者专访。
　　记者：您作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跟别的馆长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触？
　　朱成山：首先，南京大屠杀是抗日战争中一段真实的历史，是东京法庭的一个范例。翻开东京法庭、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书，开头一百字的描述下面紧接着就是两个专门章节，一章叫攻击南京，还有一章就叫南京大屠杀，把这两章叙述完以后，才是日军在中国的各种侵略和屠杀行径，然后再是在东南亚的屠杀。南京大屠杀是二战史上的特大惨案，所以被远东国际法庭放在最突出的位置。十年前，我们在国家博物馆办展览，展览原名叫“民族的灾难”，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去观展，李长春同志说，南京大屠杀根本就是一场人类的浩劫，所以应该叫“人类的浩劫”。第二天展览就要开幕了，我们一夜没睡，连夜把这个展览名称给改了。2007年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纪念日新馆重开，我们的史料展定义的就是“人类的浩劫”。我们反对战争和杀戮，尤其是对平民百姓的屠杀，对俘虏的屠杀，这是民族的，同时也是全人类的愿景。第二，全国人大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定每年的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并组织了首次国家公祭。那一天，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参加了我们馆组织的国家公祭活动，并揭幕了国家公祭鼎，发表了重要讲话。我也写过一本书，叫《第二十一次公祭是国家公祭》，前二十次是地方公祭的，但是从去年开始上升到国家层面。第三，我们馆是在中国抗战博物馆中馆场最多、观众量最多、影响最大的，一天最多接待量就能达到十一万，这在世界上仅次于故宫博物院。我们也是继中国国家博物馆后第一个免费开放的馆场。
　　记者：听说去年还有一些盲人来参观这里的场馆，您怎么看？
　　朱成山：他们都是自发组织前来的，虽然看不见，但我觉得他们是用心来触碰历史，因为历史是活的。纪念馆不是一个娱乐的场所，而是一个单纯受教育的场所，从观众人数的增加就可以看出来我们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变化。中国近代为什么落后，为什么一盘散沙？所以我们要进行国民精神的教育，纪念馆的责任就是要让大家知道爱国是自己的本分，国和家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国就没有家。南京大屠杀的教训告诉我们，国不强大，你家里的东西就会被抢、房子就会被烧，更不要说完整的家庭了，所以这里是个生动的教育场所。
　　记者：我们了解到前年有人采访时您说有很多日本友好人士来参观纪念馆，现在有一个变化就是像这样的日本年轻人好像正变得越来越少了。
　　朱成山：现在来我们馆的日本观众确实越来越少了，过去每年都有很多日本的学校组织学生到我们馆来，现在几乎没有了。主要是因为像产经新闻、日经新闻这些日本媒体在做一些负面的宣传，想从国家层面否定、篡改这段历史，这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我始终认为怎么看待历史是个态度问题，日本对大屠杀的数字有怀疑就说明他们态度不够端正。
　　记者：日本对30万这个数字有所怀疑，甚至有些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全盘否定，我们做了哪些工作给予有力的证明呢？
　　朱成山：30万这个数字是1946年军事法庭调查的结果，这是法庭判决书写出来的。东京法庭的判决书是有11种国家的文字记录在案的，现在仍然有效。南京法庭对大屠杀做过很多调查，最终保有28个案例，涉及19万多人，大规模的屠杀858个案例，合在一块人数大概是34万多，最后认定是30万人以上，不低于这个数字。30万这个数字是不容置疑的，这个是我们国家、民族的问题，是对国际法的尊重，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历史性判决的尊重。历史是真实的，不真实不是历史，历史留下了一些证人和证物，南京法庭审判的时候，当时的国民政府曾经做过一些调查，那是对最早的幸存者的调查。1984、1985年，我们建馆的时候，发动了6个城区、4个郊区，对1756位幸存者做过调查。1991年夏天，我们和教育局联合对幸存者进行回访，发现已经去世了300多人，还有1400多人。规模最大的是1997年我担任馆长时候，联合了南京教委发动大学生、高中生一共14700多人，其中还包括来自日本的26位本地学生，把南京市当时700多万人口，15个区70岁以上的老人全部查访了一遍，发现了2460多份文献资料，我们只要发现新的幸存者，就一直不断地调查。当年参与南京大屠杀有个叫东四郎的，他一共有5本战场日记，加上还有6本后来整理的，一共是11本，原件全部在我们真迹馆。还有当时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像拉贝、约翰马吉、魏特林还有新特贝克，我们这些年到德国拉贝家，采访了他的外孙女；到丹麦，登报找到了新特贝克，还在那里办了展览；通过他们找到了一些文物，比如约翰马吉当年的那架摄像机纪录片，都是国家一级文物。当时留在南京的还有一些外交官、牧师、医生、商人、教师，他们身份不一样，国籍不同，但是他们基于人道主义，都留下了一些口述史，这些就是最真实的东西。还有一个是证物，南京大屠杀最大的证物就是万人坑。我们南京市的法医根据牙齿、骨络来判断死者的年龄、性别，并对此进行公证，然后公开发布，里面有不少妇女、老人、孩子甚至婴儿，这个是不容辩驳的。还有当时摄影师现场拍摄的照片，像这样的证物，我们收藏得非常多，包括文字、数据，馆藏品有16万多件，其中文物有3万多件。我们展出的有3300多件文物，还展出了1万多份档案，为的就是展现出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
　　记者：去年，国家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您在立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能简要介绍下吗？
　　朱成山：1994年8月，我应日本民间组织铭心会邀请，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夏淑琴赴日参加缅怀亚太地区战争遇难者活动，引起了日本舆论界、教育界、历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反响。第二天，我在广岛和长崎看到日本对“原子弹”爆炸纪念的规模之大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集会最大规模超过10万人，首相、各大党领袖、议会议长等核心人物都参加。我深深地受到了刺激，我们受害者从来不吭声，原本是加害者的日本却渐渐扮演起受害国的角色。回来之后，我立即建议省市有关部门也要举办相关隆重仪式，以警醒后人，不忘历史。1994年12月13日，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67周年祭日，江苏省暨南京市社会各界人士第一次在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了悼念30万遇难同胞的纪念活动。我们找人防办拉响了警报，结果这个警报一拉形成了我们国内的一个新创举。2003年开始我们每年都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提案，争取设立国家公祭日。去年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这一天将永远铭记在历史记载中。
　　记者：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60周年时您提出了抗战精神，您是怎么理解的？
　　朱成山：我觉得抗战14年，全民族抗战8年，实际上就是两个字：救亡，我们全民族的救亡。现在我们70年，实际上也是两个字：复兴。民族救亡，民族复兴。我觉得我们现在纪念抗战胜利，实际上是在积蓄一种力量，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我们再不能受人欺负。这个东西是非常关键的。抗战的胜利，说到底是一种精神的胜利。我们当时在甲午战败时是强国，被弱国日本打败，当时我们民族一盘散沙，民族精神不强。那么抗战胜利前是我们弱日本强，以弱胜强，那靠什么呢，就是靠民族精神，共产党人是中流砥柱。现在围绕这个话说，以前是民族救亡现在是民族复兴，救亡也好复兴也好，它都是民族精神，我们国家靠这种民族精神。纪念抗战胜利实际上是弘扬这种民族精神，70周年纪念活动应把这个精神作为重点去弘扬，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是改革转型期，困难很多，同样是要发扬这种抗战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