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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长沙城北行30余公里，便到了一个叫铜官的小镇。1000多年前，这个小镇创造出了世界奇迹：烧出了世界第一批釉下多彩陶瓷，烧出了世界第一次标有商品价值铭文和姓氏铭文的陶瓷，烧出了世界上最早带有广告语的陶瓷……烧出了名扬海内外的长沙窑，开创了陶瓷业的一个新时代。
溯源：来自唐代的历史传奇
“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 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唐代诗人李群玉在他的《石渚》一诗中，这样描写了当时在江南道潭州（现长沙市）治所的一片丘陵起伏的古村里——望城铜官镇一带，一群人依山傍水挖出一个个龙形窑场，用山柴烧制陶瓷时山林焚烧、洞火冲天的情景。
长沙窑窑址位于长沙市湘江东岸望城铜官镇石渚瓦渣坪一带，故又称其为望城窑、铜官窑、瓦渣坪窑等。《水经注》曾有记载：铜官山，亦名云母山，土性宜陶。杜甫途经铜官时也写下了《铜官渚守风》的赞美诗。长沙窑是唐代著名的“创新派”彩瓷名窑。大唐雄浑厚重而又辉煌的政治、文化、经济基础，大唐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自由性和开放性，先进性和不断进取性，出现了佛教、伊斯兰教、道教、中西文化融合，儒家、道家思想争鸣，世俗文化、高雅文化共同发展，酒文化、茶文化共同繁荣的局面。这些都为长沙窑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使长沙窑成功地烧制出了如花似锦的高温铜红釉和五彩缤纷的釉下多彩制品，故有“唐风妙彩”之美誉。
据有关专家根据出土的长沙窑瓷器实物和窑址考证，长沙铜官窑始于初唐，盛于中唐，衰于五代，是釉下多彩陶瓷的发源地，是世界陶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长沙窑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四期：
第一期：初唐（公元618一684年），瓷器大部分是开片青瓷和陶塑艺术品。如十二生肖、镇墓兽、侍女、乐俑、胡人、骆驼、车马等。
第二期：盛唐（公元684—756年），以素釉青瓷为主，并开始出现彩瓷。
第三期：中唐（公元756一840年），在从单色釉到多色釉烧成功的基础上，研制出釉下彩精湛瓷品，并以格言、警句与五言、六言句为内容的书法装饰瓷器，从而在陶瓷工艺中形成一种新的形式，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第四期：晚唐（公元841—907年），造型趋向纤巧多变，装饰流行于花鸟画、印花、压花以及单形式的渲染画和彩釉画等特有风格。
长沙窑的兴盛与唐王朝采取开放政策，重视、鼓励和发展对外贸易，以及繁荣经济措施分不开，与当时湖南相对稳定的社会政局息息相关。同时，与当时的“战乱”也有很大关系。唐中期发生的“安史之乱”，导致中原地区瓷器工匠纷纷南下避祸，出现了“两京衣冠尽投江湖”的局面，诗人韦庄《湘中记》言∶“楚地不知秦地乱，南人空怪北人多。”他们带来了唐三彩、邢瓷、金器等先进技术和工艺，促进了长沙窑的发展。长沙窑的衰败，也与当时的政治有关，同时有许多客观的因素，专家认为，一是可能与当地燃料发生困难有关，因为长沙窑周围山林有限，而烧瓷数量巨大，林木被伐光了，所以烧制陶瓷就难以为继了；二是唐五代战乱不断，导致出口受阻，使长沙窑开始衰败，所以有专家总结长沙窑的兴衰是“成也战争，败也战争”；三是中国的士大夫和文人墨客喜欢单色瓷，而不喜爱色彩斑斓的彩瓷等等。这些都是长沙窑萎缩的重要因素。
长沙窑遗址发现于1956年。当时，望城铜官镇瓦渣坪发现的几块彩色瓷片，引起了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陈万里的注意。第二年，他就与另外两名陶瓷专家冯先铭和李辉柄一道，专程到长沙望城铜官镇调查。在铜官考查期间，发现了更多的彩绘陶瓷器。陈万里等陶瓷专家惊奇万分：一千年前就能在一种瓷器上烧出三种不同色泽的花纹，真是了不起！1959年冬天，冯先铭再到瓦渣坪复查，并最后确认：瓦渣坪窑址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彩瓷窑。
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当时并没有进行深度挖掘。1964年冬天，因铜官镇修石渚新河和堤垸，使长沙窑窑址遭到破坏，湖南省博物馆听到消息后，立即派人前往调查试掘。1978年1月和11月，长沙市文化局对长沙窑遗址再次进行了调查和试掘。现在，湖南省博物馆所藏长沙窑藏品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源于1964年的这次调查。1983年3月至12月，湖南省博物馆与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包括长沙市博物馆）组成长沙窑联合发掘小组，对长沙窑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揭露面积400平方米，出土陶瓷器7211件。1999年11月5日至12月25日，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窑区内的蓝岸嘴一带再次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面积300平方米，出土陶瓷器1691件。
特色：“南青北白长沙彩”
长沙窑作为一个没有太多历史文献记载的民间窑场，由于唐代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刺激而异军突起，在开创釉下多彩彩绘新工艺、书写诗文作装饰、新颖别致的造型以及瓷器的外销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谱写了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光彩篇章。
长沙窑之前，唐代的瓷器生产已形成了南方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北方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两大瓷窑系统。当时的出口瓷器主要是这两大窑系所产。“安史之乱”后，长沙铜官窑另辟蹊径，凭借彩瓷迅速崛起，改变了“南青北白”的格局，与越窑、邢窑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长沙窑创造的釉下彩绘纹饰，打破了以釉色装饰为主要审美标准的一统天下局面，并且综合运用绘画、堆贴、刻划、模印手法，创烧出褐绿、红绿等多种色调纹饰的器物，首创铜红釉色，发明了釉下彩绘，形成了自己的特点特色，为明清时期五彩纹饰的出现与发展准备了条件。当时的长沙窑瓷器，既有与越窑、岳州窑青瓷相同的一般特点，又有其他窑口所未见、唯独它特有的釉下彩绘和贴花装饰，从而奠定了其“南青北白长沙彩”的历史地位。
长沙窑瓷器的最大特点和看点是：首创高温铜红釉，发明釉下彩。从现存的实物看，单色青釉、白釉、绿釉、酱釉等长沙窑瓷器都有大量发现。多种单色釉的出现，为在同一器物上装饰多色彩开辟了道路。唐代长沙窑釉下彩是以氧化铁和氧化铜为主要着色剂。据地方志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便在铜官设立冶铜工场，铸造货币铜钱。这就说明当地既有丰富的铜矿资源，也有铜冶金和熔铸技术。铜官窑在烧制铜绿釉过程中，通过调整着色剂比例以及高超的热工技术，终于成功地烧制出高温铜红釉。长沙窑高温铜红釉的出现，为以后宋代钧红、元代釉里红、明代霁红的形成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釉下彩的发明，在瓷器装饰领域开启了一个五颜六色的大千世界，是一座里程碑，从此，中国瓷器进入青瓷、白瓷、彩瓷共同发展的新时代。
长沙窑瓷器的另一个特点是制作和造型精致，艺术性强，开辟了一条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商业文化相结合的道路。长沙窑瓷器品种多，造型奇特美观，虽不能与越窑莹润青翠“千峰翠色”的上乘青瓷相媲美，却优于姿州窑等同时代的青瓷器物。由于长沙窑产品以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为宗旨，所以它必须根据消费者的需要、爱好而生产，因此，造型多样而生动，新颖而美观。其瓷器有青瓷、白瓷、彩瓷和无釉素瓷四大类，品种多达数十种；长沙窑的烧制方法，主要采用匣钵装烧瓷器，只有少量大件器物如瓮、缸等使用支圈垫烧。长沙窑的瓷器造型既有植物花瓣形器物，常见的有葵花形或莲花形(少量)的瓷碗、碟、杯、盏等圈足瓷器，或海棠式高足杯和花形托盘等，又有动物型器物，其造型丰富多姿、争奇斗艳、姿态各异、生动传神，无一不是审美与实用完美结合的展现。长沙窑瓷器的造型立足于创新和变化，所以其产品质地不如邢窑之白，也不如越瓷之坚细，但却以花样之新、造型之奇、釉色之美和价格之廉而取胜邢窑和越窑瓷器，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
长沙窑的另一特色就是它的诗文与书法艺术的独特表达方式。长沙窑运用釉下点彩技术，将诗词警句搬上瓷器，极大地提高了瓷器的文化品味。这一创举对于唐代文学史与中国书法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长沙窑保存了大量从未面世的唐诗和唐代格言。唐朝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顶峰，那时的社会几乎是人人善诗，然而由于当时印刷术还不普及，流传下来的诗歌极其有限。但谁也没有料到，长沙窑的瓷器上居然保留了大量的唐诗。据初步统计，目前在长沙窑瓷器上已发现的唐诗已经超过了100多首，而且大部分都是《全唐诗》里没有收录的诗歌。
长沙窑瓷上的书法也卓尔不群，独具魅力。长沙窑保存下来的书法作品中真、行、草、隶等多种字体、多种风格均有，比起碑帖来说更直接，更有研究价值。书法家虞逸夫评：“其格调当然比不上欧、虞、颜、柳那样严谨高雅，却也别有一种野逸之趣。不衫不履，潇洒自如，是其最大的特色。既富有随意性，又未远离‘八法’而不顾。其妙处正在有法无法之间，不谋而与现代书法接上了轨。说是应运而生，当不为过。”
说到长沙窑瓷器的艺术成就，绝不能忽视长沙地域文化的积淀与影响。长沙深厚的古楚文化，素来以情感激烈、形式奇幻、个性突出、表现浪漫为特点，与情感平和、形式平实、表现现实为特点的中原文化一起，形成中国文化的两大系统。古楚像屈原《离骚》驾飞龙、乘瑶车、扬云霓、鸣玉鸾在明丽天空中自由翱翔的奇想，战国楚墓漆画充满运动感而形式幻化、神采飞扬、布置繁丽而自由来往于天上人间的奇异，楚汉帛画上天入地编织天国与世俗色彩幻梦之网、颜色瑰丽却墨线松灵的奇思，还有楚地出土的各种丝织品上图案艳丽华美、造型不羁飞动的奇幻等等，都充分显示出楚地艺术娱神娱人情感的活跃性。
影响：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1998年，一群印尼人潜水采集海参时无意中摸到一堆瓷碗，从而使这片平淡宁静的海床上掀起了一股探海热潮，在这批中国瓷器中，有湖南长沙窑瓷器、唐三彩以及越窑青瓷等，其中长沙窑瓷器竞多达56000余件，占了沉船瓷器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这说明了唐代长沙窑产品对外销售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这艘唐代沉没在印尼苏门答腊彭加山岛附近的阿拉伯商船——“黑石号沉船”的打捞，引发了世人对长沙窑陶瓷的极大关注。
在这56000余件长沙窑瓷器中，器型以碗为主，其次为执壶。有件瓷碗带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铭文，碗心图案接近阿拉伯“安拉”，宝历二年为唐敬宗年号（826年）。有的碗中写有“茶盏子”，明确标清了瓷碗的茶具用途；有瓷碗写有“湖南道草市石诸孟子有名樊家记”，说明产品来自长沙窑，带有广告语言性质；另外还有大量描绘有花叶、莲蓬、飞鸟、摩羯鱼纹的器皿。这些新发现的长沙窑产品大大丰富了长沙窑瓷器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内涵，同时也为确立长沙窑瓷的外销瓷器窑场地位提供了证据。特别是那些带有阿拉伯风格的图案和装饰，说明唐代长沙窑为了适应西亚市场需求而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产品特色，特别注重根据阿拉伯国家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宗教徒风俗习惯，及时吸收阿拉伯文化的一些因素，并结合中国诗、书、画等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创造出了具有独特魅力的长沙窑陶瓷工艺。
长沙窑作为唐代著名的外销瓷，早在1200年前就已远涉重洋，走遍了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一带，越过印度洋、阿拉伯海，直奔阿拉伯以及红海之滨的埃及等20个国家和地区。在伊朗的西拉夫遗址、在日本奈良药师寺西僧房遗址、在东南亚与巴基斯坦、印度、波斯湾沿岸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有大量的长沙窑瓷器出土……所有这一切都说明，长沙窑是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它被人们誉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汉文化走向世界的里程牌”，都是当之无愧的！
在对外交往方面，长沙窑最大的贡献在于作为公元9世纪开始兴盛的外销瓷，扩大了整个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作为一种真正的商品，它又改变了以往越窑、邢窑、定窑瓷器纯中国化的面貌，特别是为扩大销量而注人的很多异国文化元素，对于后来的宋代陶瓷朝着外销的方向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溯源：来自唐代的历史传奇
“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 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唐代诗人李群玉在他的《石渚》一诗中，这样描写了当时在江南道潭州（现长沙市）治所的一片丘陵起伏的古村里——望城铜官镇一带，一群人依山傍水挖出一个个龙形窑场，用山柴烧制陶瓷时山林焚烧、洞火冲天的情景。
长沙窑窑址位于长沙市湘江东岸望城铜官镇石渚瓦渣坪一带，故又称其为望城窑、铜官窑、瓦渣坪窑等。《水经注》曾有记载：铜官山，亦名云母山，土性宜陶。杜甫途经铜官时也写下了《铜官渚守风》的赞美诗。长沙窑是唐代著名的“创新派”彩瓷名窑。大唐雄浑厚重而又辉煌的政治、文化、经济基础，大唐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自由性和开放性，先进性和不断进取性，出现了佛教、伊斯兰教、道教、中西文化融合，儒家、道家思想争鸣，世俗文化、高雅文化共同发展，酒文化、茶文化共同繁荣的局面。这些都为长沙窑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使长沙窑成功地烧制出了如花似锦的高温铜红釉和五彩缤纷的釉下多彩制品，故有“唐风妙彩”之美誉。
据有关专家根据出土的长沙窑瓷器实物和窑址考证，长沙铜官窑始于初唐，盛于中唐，衰于五代，是釉下多彩陶瓷的发源地，是世界陶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长沙窑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四期：
第一期：初唐（公元618一684年），瓷器大部分是开片青瓷和陶塑艺术品。如十二生肖、镇墓兽、侍女、乐俑、胡人、骆驼、车马等。
第二期：盛唐（公元684—756年），以素釉青瓷为主，并开始出现彩瓷。
第三期：中唐（公元756一840年），在从单色釉到多色釉烧成功的基础上，研制出釉下彩精湛瓷品，并以格言、警句与五言、六言句为内容的书法装饰瓷器，从而在陶瓷工艺中形成一种新的形式，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第四期：晚唐（公元841—907年），造型趋向纤巧多变，装饰流行于花鸟画、印花、压花以及单形式的渲染画和彩釉画等特有风格。
长沙窑的兴盛与唐王朝采取开放政策，重视、鼓励和发展对外贸易，以及繁荣经济措施分不开，与当时湖南相对稳定的社会政局息息相关。同时，与当时的“战乱”也有很大关系。唐中期发生的“安史之乱”，导致中原地区瓷器工匠纷纷南下避祸，出现了“两京衣冠尽投江湖”的局面，诗人韦庄《湘中记》言∶“楚地不知秦地乱，南人空怪北人多。”他们带来了唐三彩、邢瓷、金器等先进技术和工艺，促进了长沙窑的发展。长沙窑的衰败，也与当时的政治有关，同时有许多客观的因素，专家认为，一是可能与当地燃料发生困难有关，因为长沙窑周围山林有限，而烧瓷数量巨大，林木被伐光了，所以烧制陶瓷就难以为继了；二是唐五代战乱不断，导致出口受阻，使长沙窑开始衰败，所以有专家总结长沙窑的兴衰是“成也战争，败也战争”；三是中国的士大夫和文人墨客喜欢单色瓷，而不喜爱色彩斑斓的彩瓷等等。这些都是长沙窑萎缩的重要因素。
长沙窑遗址发现于1956年。当时，望城铜官镇瓦渣坪发现的几块彩色瓷片，引起了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陈万里的注意。第二年，他就与另外两名陶瓷专家冯先铭和李辉柄一道，专程到长沙望城铜官镇调查。在铜官考查期间，发现了更多的彩绘陶瓷器。陈万里等陶瓷专家惊奇万分：一千年前就能在一种瓷器上烧出三种不同色泽的花纹，真是了不起！1959年冬天，冯先铭再到瓦渣坪复查，并最后确认：瓦渣坪窑址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彩瓷窑。
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当时并没有进行深度挖掘。1964年冬天，因铜官镇修石渚新河和堤垸，使长沙窑窑址遭到破坏，湖南省博物馆听到消息后，立即派人前往调查试掘。1978年1月和11月，长沙市文化局对长沙窑遗址再次进行了调查和试掘。现在，湖南省博物馆所藏长沙窑藏品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源于1964年的这次调查。1983年3月至12月，湖南省博物馆与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包括长沙市博物馆）组成长沙窑联合发掘小组，对长沙窑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揭露面积400平方米，出土陶瓷器7211件。1999年11月5日至12月25日，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窑区内的蓝岸嘴一带再次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面积300平方米，出土陶瓷器1691件。
特色：“南青北白长沙彩”
长沙窑作为一个没有太多历史文献记载的民间窑场，由于唐代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刺激而异军突起，在开创釉下多彩彩绘新工艺、书写诗文作装饰、新颖别致的造型以及瓷器的外销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谱写了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光彩篇章。
长沙窑之前，唐代的瓷器生产已形成了南方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北方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两大瓷窑系统。当时的出口瓷器主要是这两大窑系所产。“安史之乱”后，长沙铜官窑另辟蹊径，凭借彩瓷迅速崛起，改变了“南青北白”的格局，与越窑、邢窑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长沙窑创造的釉下彩绘纹饰，打破了以釉色装饰为主要审美标准的一统天下局面，并且综合运用绘画、堆贴、刻划、模印手法，创烧出褐绿、红绿等多种色调纹饰的器物，首创铜红釉色，发明了釉下彩绘，形成了自己的特点特色，为明清时期五彩纹饰的出现与发展准备了条件。当时的长沙窑瓷器，既有与越窑、岳州窑青瓷相同的一般特点，又有其他窑口所未见、唯独它特有的釉下彩绘和贴花装饰，从而奠定了其“南青北白长沙彩”的历史地位。
长沙窑瓷器的最大特点和看点是：首创高温铜红釉，发明釉下彩。从现存的实物看，单色青釉、白釉、绿釉、酱釉等长沙窑瓷器都有大量发现。多种单色釉的出现，为在同一器物上装饰多色彩开辟了道路。唐代长沙窑釉下彩是以氧化铁和氧化铜为主要着色剂。据地方志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便在铜官设立冶铜工场，铸造货币铜钱。这就说明当地既有丰富的铜矿资源，也有铜冶金和熔铸技术。铜官窑在烧制铜绿釉过程中，通过调整着色剂比例以及高超的热工技术，终于成功地烧制出高温铜红釉。长沙窑高温铜红釉的出现，为以后宋代钧红、元代釉里红、明代霁红的形成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釉下彩的发明，在瓷器装饰领域开启了一个五颜六色的大千世界，是一座里程碑，从此，中国瓷器进入青瓷、白瓷、彩瓷共同发展的新时代。
长沙窑瓷器的另一个特点是制作和造型精致，艺术性强，开辟了一条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商业文化相结合的道路。长沙窑瓷器品种多，造型奇特美观，虽不能与越窑莹润青翠“千峰翠色”的上乘青瓷相媲美，却优于姿州窑等同时代的青瓷器物。由于长沙窑产品以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为宗旨，所以它必须根据消费者的需要、爱好而生产，因此，造型多样而生动，新颖而美观。其瓷器有青瓷、白瓷、彩瓷和无釉素瓷四大类，品种多达数十种；长沙窑的烧制方法，主要采用匣钵装烧瓷器，只有少量大件器物如瓮、缸等使用支圈垫烧。长沙窑的瓷器造型既有植物花瓣形器物，常见的有葵花形或莲花形(少量)的瓷碗、碟、杯、盏等圈足瓷器，或海棠式高足杯和花形托盘等，又有动物型器物，其造型丰富多姿、争奇斗艳、姿态各异、生动传神，无一不是审美与实用完美结合的展现。长沙窑瓷器的造型立足于创新和变化，所以其产品质地不如邢窑之白，也不如越瓷之坚细，但却以花样之新、造型之奇、釉色之美和价格之廉而取胜邢窑和越窑瓷器，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
长沙窑的另一特色就是它的诗文与书法艺术的独特表达方式。长沙窑运用釉下点彩技术，将诗词警句搬上瓷器，极大地提高了瓷器的文化品味。这一创举对于唐代文学史与中国书法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长沙窑保存了大量从未面世的唐诗和唐代格言。唐朝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顶峰，那时的社会几乎是人人善诗，然而由于当时印刷术还不普及，流传下来的诗歌极其有限。但谁也没有料到，长沙窑的瓷器上居然保留了大量的唐诗。据初步统计，目前在长沙窑瓷器上已发现的唐诗已经超过了100多首，而且大部分都是《全唐诗》里没有收录的诗歌。
长沙窑瓷上的书法也卓尔不群，独具魅力。长沙窑保存下来的书法作品中真、行、草、隶等多种字体、多种风格均有，比起碑帖来说更直接，更有研究价值。书法家虞逸夫评：“其格调当然比不上欧、虞、颜、柳那样严谨高雅，却也别有一种野逸之趣。不衫不履，潇洒自如，是其最大的特色。既富有随意性，又未远离‘八法’而不顾。其妙处正在有法无法之间，不谋而与现代书法接上了轨。说是应运而生，当不为过。”
说到长沙窑瓷器的艺术成就，绝不能忽视长沙地域文化的积淀与影响。长沙深厚的古楚文化，素来以情感激烈、形式奇幻、个性突出、表现浪漫为特点，与情感平和、形式平实、表现现实为特点的中原文化一起，形成中国文化的两大系统。古楚像屈原《离骚》驾飞龙、乘瑶车、扬云霓、鸣玉鸾在明丽天空中自由翱翔的奇想，战国楚墓漆画充满运动感而形式幻化、神采飞扬、布置繁丽而自由来往于天上人间的奇异，楚汉帛画上天入地编织天国与世俗色彩幻梦之网、颜色瑰丽却墨线松灵的奇思，还有楚地出土的各种丝织品上图案艳丽华美、造型不羁飞动的奇幻等等，都充分显示出楚地艺术娱神娱人情感的活跃性。
影响：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1998年，一群印尼人潜水采集海参时无意中摸到一堆瓷碗，从而使这片平淡宁静的海床上掀起了一股探海热潮，在这批中国瓷器中，有湖南长沙窑瓷器、唐三彩以及越窑青瓷等，其中长沙窑瓷器竞多达56000余件，占了沉船瓷器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这说明了唐代长沙窑产品对外销售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这艘唐代沉没在印尼苏门答腊彭加山岛附近的阿拉伯商船——“黑石号沉船”的打捞，引发了世人对长沙窑陶瓷的极大关注。
在这56000余件长沙窑瓷器中，器型以碗为主，其次为执壶。有件瓷碗带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铭文，碗心图案接近阿拉伯“安拉”，宝历二年为唐敬宗年号（826年）。有的碗中写有“茶盏子”，明确标清了瓷碗的茶具用途；有瓷碗写有“湖南道草市石诸孟子有名樊家记”，说明产品来自长沙窑，带有广告语言性质；另外还有大量描绘有花叶、莲蓬、飞鸟、摩羯鱼纹的器皿。这些新发现的长沙窑产品大大丰富了长沙窑瓷器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内涵，同时也为确立长沙窑瓷的外销瓷器窑场地位提供了证据。特别是那些带有阿拉伯风格的图案和装饰，说明唐代长沙窑为了适应西亚市场需求而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产品特色，特别注重根据阿拉伯国家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宗教徒风俗习惯，及时吸收阿拉伯文化的一些因素，并结合中国诗、书、画等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创造出了具有独特魅力的长沙窑陶瓷工艺。
长沙窑作为唐代著名的外销瓷，早在1200年前就已远涉重洋，走遍了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一带，越过印度洋、阿拉伯海，直奔阿拉伯以及红海之滨的埃及等20个国家和地区。在伊朗的西拉夫遗址、在日本奈良药师寺西僧房遗址、在东南亚与巴基斯坦、印度、波斯湾沿岸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有大量的长沙窑瓷器出土……所有这一切都说明，长沙窑是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它被人们誉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汉文化走向世界的里程牌”，都是当之无愧的！
在对外交往方面，长沙窑最大的贡献在于作为公元9世纪开始兴盛的外销瓷，扩大了整个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作为一种真正的商品，它又改变了以往越窑、邢窑、定窑瓷器纯中国化的面貌，特别是为扩大销量而注人的很多异国文化元素，对于后来的宋代陶瓷朝着外销的方向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