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人们大都以为“人民公仆”这个概念是近代中国从西方引进、翻译过来的。其实我国唐朝著名文豪和官员柳宗元（公元773—公元819年）比意大利诗人但丁（1265—1321年）于1311年提出“人民公仆”约早五百年就明确提出了“吏为民役”，用现代语言表述，就是“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他是在何文中提出这个论点的？他为何能形成这种思想？他的人民公仆论内涵包括哪些要点？当今，这对于挖掘我国传统优秀政治文化的软实力，是颇有现实意义的一件事。
　　柳宗元祖籍河东解（今山西省运城市解州镇）。据《柳宗元年谱》（施子瑜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记载，他出身小官吏世家，生于长安（今西安）。20岁（793年）中进士，曾经官至礼部员外郎（副部长级）。据我考证，他是在813年40岁时撰写的《送薛存义序》这篇仅有约280字的短文中提出“官员是人民公仆”。他说：“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凡是在地方上当官的人，你知道自己的职责是什么吗？应该是人民的仆役，而不能反过来去奴役人民。人民是我国古代早已有之的词语。如《孟子·尽心篇》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我国古代有“私家之仆”和“公家之仆”的说法。可见，柳宗元所说的“吏，民之役”，意即官员是人民公仆。
　　柳宗元并非仅在这篇短文中偶尔论及官员是人民公仆。他还在多篇诗文中直接或间接谈及清官良吏和贪官污吏。这里仅举两例为证。他在《种树郭橐驼传》中表彰郭某人种树得法时暗含着把忍辱负重、默默奉献的骆驼比喻为勤勤恳恳甘为人民公仆的好官员。他又另在《虫负虫版传》这篇寓言杂文中，借描写虫负虫版这种小爬虫贪欲无度又好爬高的奇性，讥讽贪求高官厚禄的官场小人，指出这些小人一定与小爬虫一样自取灭亡。
　　柳宗元为什么能够超越众人第一个提出“官员是人民公仆”的论说呢？我认为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他深受我国儒家民本思想和古代诗词中人文精神的影响。他从四岁起就受到母亲家教，能背诵辞赋。后来随父母不断迁徙，没有进太学攻读。他是自学成才，为考进士埋头艰苦读书上千卷。齐国名相管仲、晏婴先后提出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孔子推崇的“仁政”，孟子倡导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诗经》歌颂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屈原忧患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等等，哺育了柳宗元浓厚的爱民、为民迷思和情怀。
　　第二，他坎坷的人生经历萌发了亲民、为民的夙志。柳宗元20岁中进士后在官场平步青云，由秘书省校书郎到蓝田县尉（相当科级），再到督察御史里行（相当处级），逐级高升。后来他参加以翰林学士、重臣王叔文为首的改革弊政的进步集团，再升为礼部员外郎（副部级）。可惜改革派革除贪官污吏等等新政只实行146天就被保守派反扑击败。王叔文后来于806年被贬逐赐死。柳宗元由京官被贬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市零陵区）司马。司马顾名思义本来是掌管军权的高管。可是到了唐朝，司马已是虚设的州郡辅佐之官，专用以安置贬逐之官。他放逐到永州10年之久，反思改革挫败，他被贬永州10年，接触地方官员和下层民众，了解地方实情更深感为官理应为人民服役，甘当公仆。
　　第三，他是从友人薛存义的表率中感悟到官员是人民公仆。薛与柳原是河东同乡，又是好友。他在零陵县担任代理县长两年，政绩有口皆碑。可是没有补正就被调离。薛感到不够光彩，所以独自上路，没有向柳宗元辞别。柳宗元得知后赶紧备好酒肉，追到江边为之宽慰送别。所以才在这篇《送薛存义序》中盛赞他践行官员的职责乃人民公仆的表率，同时字里行间斥责贪官污吏是窃取敲诈民财的盗贼，如果他们不知有所畏惧，那么必将受到人民的惩罚。
　　那么，柳宗元所论述的官员是人民公仆，究竟包含哪些具体的内容呢？从他自己一生的认知和践行，以及他的好友薛存义的所作所为，我想可以简要概括出以下七点。第一，要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确认人民是主人、雇主，官员是仆人、佣人。柳宗元是朴素唯物主义者，他能认识到人民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官员只是人民雇佣来为之服务的仆人。文中说：“民‘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意即人民用其收入的十分之一来雇佣官员为其服务。当代公务员更应该认清官员是靠纳税人养活的，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二，作为人民公仆的官员要像薛存义那样，“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也就是要早起上班，白天勤于处理公务，夜晚还要用心思考：今天做得怎样，明天该做什么。第三，作为人民公仆的官员，要像薛存义那样做到向政府提出诉讼打官司的人，都能得到公平的判决。古代行政权与司法权统一，县令既是行政长官，又是司法审判官。要做到司法公平，符合正义，实属难得。第四，作为人民公仆的官员，要像薛存义那样做到“赋者均”，也就是要使缴纳赋税的人能够按照政府规定依财力和劳力合理公平负担，绝不另派苛捐杂税，增加人民额外负担。第五，作为人民公仆的官员，要像薛存义那样做到“老弱无怀诈暴憎”，即重教育、重教化，使老百姓对老者弱者都不会内怀欺诈之心，外行憎恶暴虐之举。也就是使人人尊老爱幼，达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第六，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中讲到当官与种树是同样的道理，必须顺应客观规律，不可凭借主观乱来。他说：“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意即他见到统治人民的长官好不厌其烦地乱发号令，像是很怜惜似的，终究还是给人民造成祸害。他认为做官的一定要顺应人民的要求，为人民做好事，切不可乱发号令，倒行逆施。第七，作为人民公仆的官员必须清正廉洁，不奢不靡，不巴结上司以求高升，像薛存义那样，没有补正州官也无怨无悔，照常调动。像柳宗元那样，贬谪永州十年之后，又被贬到更为偏远荒凉的“百皋之地”即广西柳州当刺史。这不同于永州司马那样的挂名闲职，刺史是州的行政长官。他在柳州主政四年，勤政为民，大力植树造林，改天换地，变荒野为绿洲，被称为柳州新政。819年年方48岁病故于柳州。柳宗元在永州、柳州还勤于做社会调查研究，以散文、杂文、诗歌形式表达了他从社会调查中获取的心得体会，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学留下了大量华章。
　　柳宗元作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有良知的官员思想家，能够于公元813年在世界上最早提出“官员是人民公仆”的理念和论点，诚属难能可贵。当今在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制度下，我们更要大力弘扬并且超越他的言行，使公务员都成为优秀的人民的公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