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帝逊位七年后，即将进入耳顺之年的梁济自称是为殉清而赴水自尽，引发社会不同派别间的一番争论。梁济位卑权轻，在官场并不得志，但是他兼具儒士的清修与责任感，并对国家军政大事与底层平民生活都有自己的一番观察和认识。梁济看到当时社会的乱象，最初他希望清朝可以励精图治以救国，辛亥革命后又寄希望于民国政府能有所振作，但他最终认为世风浇漓、人心不古，选择以自沉来挽救世道人心。
　　【关键词】：梁济;清末民初;儒家
　　梁济自沉在当时社会上引发一系列争论，各派众说纷纭。但是当时这场争论的主题显得有点本末倒置，人们的争论焦点在他的自沉，而不是他如此选择的原因。如今学者在研究中也往往集中于此，而忽视了梁济本人对清末民初社会的的一系列观察和认识。梁济的观察透彻的反映了当时社会变局中的一些细节，他的种种选择也代表了五四运动以前许多儒者的倾向。本文试图从梁济遗著入手对此进行探讨，以求借梁济的视角看到当时社会的更多面向。
　　一.注重事功的传统儒士
　　梁济生于一八五九年，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在南方势力依旧强盛但已渐显颓败之势，而西方列强已经虎视眈眈，并试图扩大在华利益，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
　　梁家祖先为元朝的“贵近重臣”，其后裔也曾数代为官，但到梁济祖父一辈，家中已负债累累，父亲又壮年早逝，其母将所有的期待都寄托于梁济的成才，对其苛察甚严。而梁济对自己也非常严格，在其遗著中有多处修己砺学之语。在其子女的印象中，他“平日起居饮食，摄卫周谨，庄敬日强。”
　　梁济幼时曾随父亲在山西居住，但父亲早亡，一家遂搬回北京。后虽曾想要出游，但无奈财力有限未能成形，所以梁济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尤其是成年之后都在北京生活。北京作为清朝的都城，也是民国政府的长期所在地，梁济在很早的时候就感受到了社会上的变化与冲突。
　　梁济虽然始终以儒家的道德规范来要求自己，但他并不是一个守旧的传统士人。他注重事功，但并不沉溺于功名利禄。他在晚清社会巨变、国家忧患的背景中成长，与先代相比，他已经是眼界更开阔的一辈，而且对国家有着更深的忧虑。梁济视洋务重臣曾国藩、胡林翼为楷模，他爱读兵书，个性中存在着一股“侠气”。他又十分敬重梁启超，“激仰数十年”，认为他是“救中国第一人。”同时在梁济的眼中并没有夷夏之分的陋见，对当时从西方传来的新思想也并不排斥，他在遗书中便曾引用孟德斯鸠等西人的言论。他对国际局势也很关心，常与人讨究世界大势，他在遗文中曾谈及法国革命，直到去世前还和儿子讨论一战。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努力接受新思想，一心想要对国家、对社会有所作为的儒士，在当时的社会中却屡屡受挫，经历了无数打击。
　　二.梁济的对当时社会的观察
　　清朝在经过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等一系列打击后，国力日渐衰退。在清末，列强欺凌日益严重，社会乱象随处可见。在当时的社会，贫寒士人想要在官场上向上攀升非常艰难。梁济自小勤学苦读，欲走科考入仕一途而不得。后经人举荐，获得一个小官仅能养家糊口。但梁济身为官场中人，却不愿与众人同流合污，他更像是深处其中的旁观者，正因如此梁济对晚清京城的官场有更为清醒的观察和认识。
　　他看到当时社会民穷官蠧，官场上趋竞之风盛行，人人以升官发财为务，全然不顾国计民生。而当战事迭败时，“……士大夫走相告者，交头接耳，惊疑变色，纷纷流言，鄙俚不经。”九月，京官纷纷携家早避，“浮浅嚣动至于此极”，梁济慨叹：“竊意中国自强必先将文士全行摒弃而后可。”
　　由于身处乱世，梁济对用兵之道颇为注重。甲午之战发生时，他看到当时“中朝为群为主战者所持”，他的态度是不战。梁济深知当时的兵士多“冒滥冗弱”，而且“器械不如敌之精致”只有进行兵制改革，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成事，当时的状况清朝难以打赢。他认为“应以屈为伸，乃克有所济也。”甲午战后，清朝割地赔款，公车千人上书，认为背城一战可以获胜，而梁济深知当时的朝廷无此能力，他一针见血的指出：“若昏劣之众而为背城，则是速亡耳。”梁济清楚的看到，当时清朝早已独力难支，从上到下都无以自立，很难抵挡的住外国入侵。
　　民国建立以后，梁济本寄希望于新政府能够在此鼎革之际有所作为，结果他发现民国政府不以民生为念，专注于表面工程。梁济认为国家当时的第一要害就在于财政，但民国初建便立即给官吏加俸，官员虚耗靡费，此举不体恤民生。他斥其为：“淬砺不闻，暮气已见。”而且当时政府内党争不断，所申的也只是些陈词滥调。民国徒有其表，官员标榜沽名，而民众生活愈加痛苦。他与社会上的人接触很多，许多下层民众都认为当时“官吏贪鄙行私，议员浮浅无识，人民苟偷欺诈……”而官场众人却在“庆祝讴歌、夸耀璀璨，庄严颂扬文明神圣。”上下层之间的隔阂以及上层人对社会真实形态的麻木无视让梁济痛心疾首。
　　三.梁济的选择
　　在梁济遗著所蕴含的社会改良思想中，大多集中于思想的层面，而且他始终把道德教化放在第一位上。梁济让子女接受新式教育，晚年又极重视社会教育，义和团运动以后，他深刻的意识到“国人之愚昧无知，决然以开民智为急。”这促成了他支持彭翼仲办报。民国初建，他上书建议从犯人、巡警、居民三个方面进行社会教育，他晚年经常出入戏园，也是为观察社会民情，希望能从下级社会开始进行改造，而且还自己编写新式剧本进行排练。不论是办报还是编写新戏都包含着梁济教化世人的寄托。
　　但是梁济的行动并没有取得足够的成效，他看着整个社会深处巨大的矛盾之中，内心痛苦却无能为力，最终他决心殉国以明志，殉国以救世。他在拜祭先贤位时发誓称：“必将死义，以救末俗。”梁济与中国历史上的殉国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地方，他曾引用曾国藩的话：“风气起于一二人之心，蒸为习尚，极乎千万人莫能御。”梁济希望通过自身的“殉清”，把误入歧途的风气扭向正轨。所以他说自己是“为世道而忠于清。”强烈的道德精神鼓舞着他，让他走上了以死讽世的道路。
　　我们应该将梁济的观察与选择放在五四运动前夕这个背景下时，会发现这正是传统文化面临深刻危机的体现，梁济正是那个时代儒学无所适从的一个倒影。梁济的死似乎预示着一个传统的终结，他或许已经预感到了传统文化即将要面临的彻底崩塌，所以尽力做最后的振臂一呼，但最终仍抵挡不住时代的洪流。
　　梁济自沉前两个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渐渐被卷入更深的漩涡。而梁济死后的第二年，五四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梁济曾认为像陈独秀一类的人会痛骂他的行为，而当陈独秀得知梁济自沉的消息之后，却赞其：“在旧历史上真是有数人物”。但充满悖论的是，陈独秀引领的这场运动将中国传统看做是需要完全摒弃的整合体进行全盘否定，梁济一生奉行的儒学最终被打入历史的灰堆里，梁济的努力也宣告失败。
　　参考书目：
　　[1].梁济：《梁巨川遗书》，黄曙辉编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
　　[2].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三联书店2008年4月第一版。
　　[3].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增订本）》，三联书店2011年5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