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上海的虹镇老街，不是一条马路那么简单：东从新港路起，向西延伸到虹镇北街和飞虹路交界处。全长约500米，两侧由南涵盖到天宝路，北与飞虹路比肩。
这块长方形的地域，以民风彪悍闻名。弄堂大部分地方只有半米宽，私房和老公房区交杂，铺着石子的街道两旁，是张家阿婆的饭香和李家阿叔的烟杂店，还有半人高的“自造”斯诺克台一个接着一个……
属于虹镇老街的这些画面，在2013年10月之后，慢慢定格为记忆。
此时，上海最大的旧区改造基地之一---虹口区虹镇老街的7号地块二次征询签约率成功达到86.11%，1号地块二次征询签约率达到86.99%，双双突破85%的门槛要求。
这意味着，上海市中心最大的棚户区---虹镇老街，即将消失。
弄堂里的“虹几代”
“我出生在夏天，那年8月上海的天气很热，所以家里老人说我生来怕热。30年前的虹镇老街不要说空调，电扇都算稀罕物。于是，爷爷每天上班前都要在门口水井上吊起圆形的竹簚，打上井水，让我能泡在井水里解暑，安稳地度过炎热的一天。”周里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巷子里有三四个窨井。与现在铁质的密封窨井盖不同，那时虹镇老街的窨井盖都是石板质地的，石板上有两行排水孔，整个弄堂里的生活污水均通过这里排出去。每天早上窨井旁都会响起“刷刷”的洗马桶声。
“巷子里弥漫的味道很怪。”周里挺笑着说，“早上是臭的，一到饭点所有的灶披间里同时飘出各种香气。孩子们常端着碗，这儿吃一筷子红烧肉，那儿吃一口青菜。只是‘盛宴’过后，那股阴湿的异味又飘出来。”
巷子里的味道就像这弄堂本身，充满着人情味却无法掩盖其破落简陋。
周里挺的爷爷家住的是狭长弄堂中比较宽阔的一段。十米见长二十米见宽的区域里住着三家人，是爷爷的哥哥和表兄。每个家庭都有七八口人，三家呈品字形围起了一口井，那口井就是周里挺小时候的“空调”。
“我七八岁的时候，三家人的房子都扩建到第三层。听老人说，开始都是简陋的茅草屋，后来有了比较像样的一层平房，再后来房子就一层层盖了上去。那时候没有违章建筑之说，再说虹镇老街的民风彪悍，加盖个楼层没现在这么麻烦。”
周建国是周里挺的小叔叔，他说：周里挺没在棚户区住多久，他出生前，他爸爸妈妈已经在外安家，只是工作繁忙，所以周里挺上幼儿园之前才经常被放在爷爷家。“他属于最早走出去的虹镇老街的第三代，上学以后只在周末回来玩玩了。”
周建国的儿子却一直在这个街区长大，直到2000年他们才举家搬出去。
那时弄堂里有一个阿婆，靠帮别人带孩子贴补家用，一些双职工的家庭白天将孩子寄养在阿婆家，下班后再领回去。小小的育儿所里，整天哭闹不停，相当热闹。
虹镇往事
虹镇老街，曾经是上海滩著名的下只角。早期人口多是从苏北逃难来的苦力和农民，随着时间推移，更多的难民来到这里投靠亲戚，这一区域不断扩大，形成了独有的语言和独特的生活方式。
100多年前，虹镇老街的名字是虹安镇，是个小市集。20世纪初，市镇衰落，但还是有大量苏北等地的农民迁入，虹镇老街的名字也渐渐叫响。彼时，这里到处是臭河浜和乱坟岗。
抗战时，老街一带民房被严重毁坏，这里成了鲜有人迹的荒地。再后来，难民、流民、淘金者陆续涌入，依着沟渠，就着烂泥，铺一张草席，筑一道泥墙，拼着一条命，在上海滩活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仍是棚户区。到1953年秋，飞虹路一董姓居民家因使用土灶不当失火，大火烧毁周边一千多间棚户。当时的提篮桥政府发动社会各界捐款、捐物帮助灾民重建家园。在虹镇老街、沙虹路、安丘路（瑞虹路）、虹关路一带建起了一层平房越冬，起名“爱国新村”，灾民于1953年底入住。这大抵便是虹镇老街后来模样的底子。
1958年前后，虹镇老街开始整治垃圾、填河筑路，和平公园也随之开放。但随着人口增加以及多年的经济停滞，虹镇老街两侧比比皆是大量违章建筑，一度成为棚户区的代名词。至今，这里还部分保留着原来的灰色水泥墙、红色木门窗和杂乱的房子。
上海人的自我荣耀感，向来举国闻名。80年代后期全国人民嘲讽上海人的一句经典话语是：上海人认为，除了北京人和他们自己外，其他都是乡下人。
殊不知上海人对外歧视也是有历史演变过程的：早期上海人口中的“乡下人”是苏北人，他们生活条件差，家庭贫困，人口众多，就连语言都带着浓浓的土气。
当棚户区第二代人在上海建立了新的社会地位后，轻蔑找到了新对象：安徽人；此后随着人口流动，更多地方的人重新汇聚到这个移民城市，上海人再没有特别针对哪个地域的人产生特有的抵触。
据《新闻晨报》报道：郎凤英今年87岁，但她思路清晰，行动敏捷，一点看不出这个年纪应有的老态。她甚至清晰地记得搬到虹镇老街的日子---“1958年7月14日，俺搬到虹镇老街，296弄254号。”
“这里门口原来就是一条臭河浜，蚊子多得用手一抓一把，嘴巴一张就有蚊子往嘴里钻。夏天不呆在帐子里根本没法睡觉，哪怕呆在帐子里面，手往帐子边一搁，就有蚊子爬满。”郎凤英描述以前虹镇老街的生活。
另一位老住户蒋琴英，和一众晒太阳的妇女则这样描述她们在虹镇的过去，用一句话带过30年的时光：“我们几个都是差不多时间嫁到虹镇老街来的。嫁到虹镇老街就是因为听说这里要拆迁，结果等啊等，等到自己女儿要出嫁了，虹镇老街总算真的拆了。”
摧毁、重建，再摧毁、再重建，这就是虹镇街上的居民和它的历史。坚强是这里的独特基因，彪悍已成为老街人自我保护的方式。
水道边长出的棚户区
上海开埠后，随着外国资本输入和工业的发展，大量贫困农民来沪谋生，因经济收入低，无力租赁住房，遂在荒地、坟场路旁、河畔以至工厂周围的空地上，用毛竹、芦席、木板和铁皮等零星材料，搭起形形色色的棚户。 这些棚户建筑最初出现在黄浦江畔及吴淞江（今苏州河）两岸，继而向工厂周围空隙地及铁路两旁蔓延，最后遍布全市。
据上海地方志记载：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全市200户以上的棚户区共有322处，其中2000户以上的4处，1000户以上的39处，500户以上的36处，300户以上的150处，200户以上的93处。
旧上海的棚户主要散落在闸北、普陀、长宁、徐汇、常熟、卢湾、嵩山、蓬莱、邑庙、提篮桥、榆林、杨树浦和浦东等地区，形成了对市区密密麻麻的包围圈。
棚户区环境很差，又无自来水和防火通道等市政设施，周围工厂还要排放大量污水，形成许多淤塞的小浜，仅蕃瓜弄棚户区就有78条，臭气扑鼻，蚊蝇、跳蚤成群，传播瘟疫。
有个民谣：“棚户区，陷人坑，天下雨，积水深，脚下踩，陷半身”。虹镇老街的棚户区内甚至还堆放过大量棺柩，尸骨到处可见。
上海市政府1937年的一份文件中记载：“棚户区里一旦疫疠发生，死亡枕藉……仅闸北胡家木桥一区每晨收殓路侧孩尸，有一二十具之多，其他各棚户区，类皆如是”。
棚户区一般位于城市外围或边缘，随着城市空间的扩大，逐步发展成大规模的贫民区。另外，一些城市案例中还指出，棚户区所占据的是城市周边的农业区域，与外来移民以及乡村变迁都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上海具有相当长的棚户区演变史，棚户区问题一度非常突出。
由于上海地处生态环境非常典型的江南水乡，其形成原因与水道有密切的关系。
1860年前的租界区是一个独立的水系小单元，租界区域内部河浜体系瓦解造成的经济、文化后果比较严重，但负面效应延续时间较长的区域，是在租界周边的乡村地区。
农民将土地转让给地产商时，相邻的河道也面临着产权的转移。但由于农民将土地出售给地产商的时间有先后，先售出土地的相邻河浜先失去了传统功能，而大部分未售出的土地依然作为农田，河浜仍然具有多重传统价值。
这样就很难在河浜产权的保留与转让上做到规范与统一，城市地产商与农民对河道的开发利用方式也大相径庭，整体河道系统自然出现淤塞阻断等诸多问题。
乡村河道快速淤塞，城市又能提供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吸引周边乡村的农民进城谋生。
将淤未淤、欲治未治的河道与堤岸空间，为大量无法落脚的外来贫困人口提供了最初落脚的场所，这正是近代上海棚户区起源的自然环境基础。
早期《申报》经常报道：当江北一带发生饥荒或年景不好时，总是有一些江北人划着小船，在上海近城的河浜或苏州河上停泊，以求谋生之策。这一现象，只有在近代城市经济发展的强大吸引力和由此而引发的自然环境变迁双重基础上，才更有可能大规模地发生。
到上海后，船舱又为他们提供了暂时的栖身之所。在许多棚户区，老居民对当初落脚过程的回忆中，河道、船只成为必不可少的要素：“我们划着一只小船来到上海”。因为当时上海有亲戚。刚到上海的时候又找不到亲戚，只好先到处干苦活。一开始在河里捉田螺，卖了钱再来谋生。后来做了一阵才知道亲戚在哪里，被介绍到厂里工作。
虽然城市扩展不断覆盖淤塞严重的河道，但以船只作为安身之所的外来贫民，一直都是大量存在的。
1926年9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曾经对东区租界线一带河浜上的船户人口进行调查，其结果是：1900年有11331人，1905年有12358人，1910年有12604人，1915年有11246人，1920年有10612人，1925年有14082人。可见，多年来这一小区片内的船户人口就一直稳定在万人以上的水平。
栖身在小船上并不是永久之策，上岸搭棚是贫民落脚的又一阶段。原来的河道产权无论属公或是属私，它们早晚都是要被开发利用的。一旦土地业主或者城市当局要求开发河道，这些不花钱的落脚之所就不再属于贫民。在不同时期的市政档案或媒体中，时常出现强制驱逐江北艒艒船的事件。
拆迁中的新居民
2013年10月的一个周末，王立站在和平公园旁，身边陌生的居民正忙碌地打包搬迁。
王立的家位于虹镇老街的9号地块，2010年已经通过投票开始拆迁。“我们家至今没有搬。”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其实早在1999年，我们已经买房搬出了这片棚户区，但整体拆迁后，一直未与拆迁组达成协议。”
三年过去了，王立以前所住的老弄堂也未完全拆完，“70%的人搬走了，30%的人还是‘钉子户’”。未达成协议的住户中，很多与王立相同，自己并不住在那里，而是将房子租借给新到上海的农民工。
“达成协议的家庭，多是三口之家。像我们这种，一个户口里有几个小家庭，十几个人的就鲜有签约。”王立说。
离开虹镇老街的14年中，他几乎没有回去过。这次，听说最后两个地块开始搬迁，他才跑来看看。“除了最初的协商，后来动迁组没找过我们，我们也没找过他们。总是要拆迁的，但自己早就搬出去了，就有资格等到更好的条件。”
棚户区，从开始拆迁到全部拆完是个冗长的过程。像王立这样的人可能会成为虹镇老街最后的住民，代替他们居住在这里的，是来上海的外来务工人员。
2003年，时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的陈映芳曾组织了上百名学生，进入上海两个规模庞大的棚户区，走访近百位棚户区居民，用录音机录下了走访中的谈话。
后来，棚户区居民们的声音，变成一本400页的书籍。书名叫《棚户区---记忆中的生活史》，这本书最大可能地保留了棚户区居民声音的原貌。
在陈映芳看来，形势不等人，“城市更新的势头迅猛异常，有关的传闻迫使我们尽快行动---在这类社区消逝之前，我们必须有所作为”。
《棚户区》的访谈对象大多是老人。这并非陈映芳和学生刻意的选择。老人们在棚户区出生长大的子女，不少人毫无通融地拒绝了回忆棚户区的往事。
“一个人不能反思过去就不会长大。”陈映芳说，“一座城市也是如此。”
陈映芳的调查显示：2003年之后，董家湾（书中两处棚户区都为化名）的外来务工人员人数至少达到了3000人，与棚户区的老居民数量几近1∶1。
在某种程度上，棚户区的老居民与新居民，有穿越历史的关联。虽然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今日的外来务工人员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更加缓慢，但在职业、社会保障、居住区域乃至下一代的教育方面，都与几十年前从长江两岸移居上海的老人们，有诸多相似之处。
更微妙的是，当年棚户区的居民同乡聚居、以方言交流并有籍贯/地域认同的状况，在今天租住于棚户区的外来务工人员中，同样存在。这种对流出地和原有农民身份认同的固化，如同陈映芳对棚户居民曾有过因认同固化而导致下层底层化的担心，现在同样出现在她对“外来务工人员”、“流动人口”、“农民工”的研究中。
没有棚户区记忆的上海是不真实的。但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旧的棚户区慢慢消亡，新的棚户区却在默默生长。
这块长方形的地域，以民风彪悍闻名。弄堂大部分地方只有半米宽，私房和老公房区交杂，铺着石子的街道两旁，是张家阿婆的饭香和李家阿叔的烟杂店，还有半人高的“自造”斯诺克台一个接着一个……
属于虹镇老街的这些画面，在2013年10月之后，慢慢定格为记忆。
此时，上海最大的旧区改造基地之一---虹口区虹镇老街的7号地块二次征询签约率成功达到86.11%，1号地块二次征询签约率达到86.99%，双双突破85%的门槛要求。
这意味着，上海市中心最大的棚户区---虹镇老街，即将消失。
弄堂里的“虹几代”
“我出生在夏天，那年8月上海的天气很热，所以家里老人说我生来怕热。30年前的虹镇老街不要说空调，电扇都算稀罕物。于是，爷爷每天上班前都要在门口水井上吊起圆形的竹簚，打上井水，让我能泡在井水里解暑，安稳地度过炎热的一天。”周里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巷子里有三四个窨井。与现在铁质的密封窨井盖不同，那时虹镇老街的窨井盖都是石板质地的，石板上有两行排水孔，整个弄堂里的生活污水均通过这里排出去。每天早上窨井旁都会响起“刷刷”的洗马桶声。
“巷子里弥漫的味道很怪。”周里挺笑着说，“早上是臭的，一到饭点所有的灶披间里同时飘出各种香气。孩子们常端着碗，这儿吃一筷子红烧肉，那儿吃一口青菜。只是‘盛宴’过后，那股阴湿的异味又飘出来。”
巷子里的味道就像这弄堂本身，充满着人情味却无法掩盖其破落简陋。
周里挺的爷爷家住的是狭长弄堂中比较宽阔的一段。十米见长二十米见宽的区域里住着三家人，是爷爷的哥哥和表兄。每个家庭都有七八口人，三家呈品字形围起了一口井，那口井就是周里挺小时候的“空调”。
“我七八岁的时候，三家人的房子都扩建到第三层。听老人说，开始都是简陋的茅草屋，后来有了比较像样的一层平房，再后来房子就一层层盖了上去。那时候没有违章建筑之说，再说虹镇老街的民风彪悍，加盖个楼层没现在这么麻烦。”
周建国是周里挺的小叔叔，他说：周里挺没在棚户区住多久，他出生前，他爸爸妈妈已经在外安家，只是工作繁忙，所以周里挺上幼儿园之前才经常被放在爷爷家。“他属于最早走出去的虹镇老街的第三代，上学以后只在周末回来玩玩了。”
周建国的儿子却一直在这个街区长大，直到2000年他们才举家搬出去。
那时弄堂里有一个阿婆，靠帮别人带孩子贴补家用，一些双职工的家庭白天将孩子寄养在阿婆家，下班后再领回去。小小的育儿所里，整天哭闹不停，相当热闹。
虹镇往事
虹镇老街，曾经是上海滩著名的下只角。早期人口多是从苏北逃难来的苦力和农民，随着时间推移，更多的难民来到这里投靠亲戚，这一区域不断扩大，形成了独有的语言和独特的生活方式。
100多年前，虹镇老街的名字是虹安镇，是个小市集。20世纪初，市镇衰落，但还是有大量苏北等地的农民迁入，虹镇老街的名字也渐渐叫响。彼时，这里到处是臭河浜和乱坟岗。
抗战时，老街一带民房被严重毁坏，这里成了鲜有人迹的荒地。再后来，难民、流民、淘金者陆续涌入，依着沟渠，就着烂泥，铺一张草席，筑一道泥墙，拼着一条命，在上海滩活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仍是棚户区。到1953年秋，飞虹路一董姓居民家因使用土灶不当失火，大火烧毁周边一千多间棚户。当时的提篮桥政府发动社会各界捐款、捐物帮助灾民重建家园。在虹镇老街、沙虹路、安丘路（瑞虹路）、虹关路一带建起了一层平房越冬，起名“爱国新村”，灾民于1953年底入住。这大抵便是虹镇老街后来模样的底子。
1958年前后，虹镇老街开始整治垃圾、填河筑路，和平公园也随之开放。但随着人口增加以及多年的经济停滞，虹镇老街两侧比比皆是大量违章建筑，一度成为棚户区的代名词。至今，这里还部分保留着原来的灰色水泥墙、红色木门窗和杂乱的房子。
上海人的自我荣耀感，向来举国闻名。80年代后期全国人民嘲讽上海人的一句经典话语是：上海人认为，除了北京人和他们自己外，其他都是乡下人。
殊不知上海人对外歧视也是有历史演变过程的：早期上海人口中的“乡下人”是苏北人，他们生活条件差，家庭贫困，人口众多，就连语言都带着浓浓的土气。
当棚户区第二代人在上海建立了新的社会地位后，轻蔑找到了新对象：安徽人；此后随着人口流动，更多地方的人重新汇聚到这个移民城市，上海人再没有特别针对哪个地域的人产生特有的抵触。
据《新闻晨报》报道：郎凤英今年87岁，但她思路清晰，行动敏捷，一点看不出这个年纪应有的老态。她甚至清晰地记得搬到虹镇老街的日子---“1958年7月14日，俺搬到虹镇老街，296弄254号。”
“这里门口原来就是一条臭河浜，蚊子多得用手一抓一把，嘴巴一张就有蚊子往嘴里钻。夏天不呆在帐子里根本没法睡觉，哪怕呆在帐子里面，手往帐子边一搁，就有蚊子爬满。”郎凤英描述以前虹镇老街的生活。
另一位老住户蒋琴英，和一众晒太阳的妇女则这样描述她们在虹镇的过去，用一句话带过30年的时光：“我们几个都是差不多时间嫁到虹镇老街来的。嫁到虹镇老街就是因为听说这里要拆迁，结果等啊等，等到自己女儿要出嫁了，虹镇老街总算真的拆了。”
摧毁、重建，再摧毁、再重建，这就是虹镇街上的居民和它的历史。坚强是这里的独特基因，彪悍已成为老街人自我保护的方式。
水道边长出的棚户区
上海开埠后，随着外国资本输入和工业的发展，大量贫困农民来沪谋生，因经济收入低，无力租赁住房，遂在荒地、坟场路旁、河畔以至工厂周围的空地上，用毛竹、芦席、木板和铁皮等零星材料，搭起形形色色的棚户。 这些棚户建筑最初出现在黄浦江畔及吴淞江（今苏州河）两岸，继而向工厂周围空隙地及铁路两旁蔓延，最后遍布全市。
据上海地方志记载：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全市200户以上的棚户区共有322处，其中2000户以上的4处，1000户以上的39处，500户以上的36处，300户以上的150处，200户以上的93处。
旧上海的棚户主要散落在闸北、普陀、长宁、徐汇、常熟、卢湾、嵩山、蓬莱、邑庙、提篮桥、榆林、杨树浦和浦东等地区，形成了对市区密密麻麻的包围圈。
棚户区环境很差，又无自来水和防火通道等市政设施，周围工厂还要排放大量污水，形成许多淤塞的小浜，仅蕃瓜弄棚户区就有78条，臭气扑鼻，蚊蝇、跳蚤成群，传播瘟疫。
有个民谣：“棚户区，陷人坑，天下雨，积水深，脚下踩，陷半身”。虹镇老街的棚户区内甚至还堆放过大量棺柩，尸骨到处可见。
上海市政府1937年的一份文件中记载：“棚户区里一旦疫疠发生，死亡枕藉……仅闸北胡家木桥一区每晨收殓路侧孩尸，有一二十具之多，其他各棚户区，类皆如是”。
棚户区一般位于城市外围或边缘，随着城市空间的扩大，逐步发展成大规模的贫民区。另外，一些城市案例中还指出，棚户区所占据的是城市周边的农业区域，与外来移民以及乡村变迁都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上海具有相当长的棚户区演变史，棚户区问题一度非常突出。
由于上海地处生态环境非常典型的江南水乡，其形成原因与水道有密切的关系。
1860年前的租界区是一个独立的水系小单元，租界区域内部河浜体系瓦解造成的经济、文化后果比较严重，但负面效应延续时间较长的区域，是在租界周边的乡村地区。
农民将土地转让给地产商时，相邻的河道也面临着产权的转移。但由于农民将土地出售给地产商的时间有先后，先售出土地的相邻河浜先失去了传统功能，而大部分未售出的土地依然作为农田，河浜仍然具有多重传统价值。
这样就很难在河浜产权的保留与转让上做到规范与统一，城市地产商与农民对河道的开发利用方式也大相径庭，整体河道系统自然出现淤塞阻断等诸多问题。
乡村河道快速淤塞，城市又能提供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吸引周边乡村的农民进城谋生。
将淤未淤、欲治未治的河道与堤岸空间，为大量无法落脚的外来贫困人口提供了最初落脚的场所，这正是近代上海棚户区起源的自然环境基础。
早期《申报》经常报道：当江北一带发生饥荒或年景不好时，总是有一些江北人划着小船，在上海近城的河浜或苏州河上停泊，以求谋生之策。这一现象，只有在近代城市经济发展的强大吸引力和由此而引发的自然环境变迁双重基础上，才更有可能大规模地发生。
到上海后，船舱又为他们提供了暂时的栖身之所。在许多棚户区，老居民对当初落脚过程的回忆中，河道、船只成为必不可少的要素：“我们划着一只小船来到上海”。因为当时上海有亲戚。刚到上海的时候又找不到亲戚，只好先到处干苦活。一开始在河里捉田螺，卖了钱再来谋生。后来做了一阵才知道亲戚在哪里，被介绍到厂里工作。
虽然城市扩展不断覆盖淤塞严重的河道，但以船只作为安身之所的外来贫民，一直都是大量存在的。
1926年9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曾经对东区租界线一带河浜上的船户人口进行调查，其结果是：1900年有11331人，1905年有12358人，1910年有12604人，1915年有11246人，1920年有10612人，1925年有14082人。可见，多年来这一小区片内的船户人口就一直稳定在万人以上的水平。
栖身在小船上并不是永久之策，上岸搭棚是贫民落脚的又一阶段。原来的河道产权无论属公或是属私，它们早晚都是要被开发利用的。一旦土地业主或者城市当局要求开发河道，这些不花钱的落脚之所就不再属于贫民。在不同时期的市政档案或媒体中，时常出现强制驱逐江北艒艒船的事件。
拆迁中的新居民
2013年10月的一个周末，王立站在和平公园旁，身边陌生的居民正忙碌地打包搬迁。
王立的家位于虹镇老街的9号地块，2010年已经通过投票开始拆迁。“我们家至今没有搬。”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其实早在1999年，我们已经买房搬出了这片棚户区，但整体拆迁后，一直未与拆迁组达成协议。”
三年过去了，王立以前所住的老弄堂也未完全拆完，“70%的人搬走了，30%的人还是‘钉子户’”。未达成协议的住户中，很多与王立相同，自己并不住在那里，而是将房子租借给新到上海的农民工。
“达成协议的家庭，多是三口之家。像我们这种，一个户口里有几个小家庭，十几个人的就鲜有签约。”王立说。
离开虹镇老街的14年中，他几乎没有回去过。这次，听说最后两个地块开始搬迁，他才跑来看看。“除了最初的协商，后来动迁组没找过我们，我们也没找过他们。总是要拆迁的，但自己早就搬出去了，就有资格等到更好的条件。”
棚户区，从开始拆迁到全部拆完是个冗长的过程。像王立这样的人可能会成为虹镇老街最后的住民，代替他们居住在这里的，是来上海的外来务工人员。
2003年，时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的陈映芳曾组织了上百名学生，进入上海两个规模庞大的棚户区，走访近百位棚户区居民，用录音机录下了走访中的谈话。
后来，棚户区居民们的声音，变成一本400页的书籍。书名叫《棚户区---记忆中的生活史》，这本书最大可能地保留了棚户区居民声音的原貌。
在陈映芳看来，形势不等人，“城市更新的势头迅猛异常，有关的传闻迫使我们尽快行动---在这类社区消逝之前，我们必须有所作为”。
《棚户区》的访谈对象大多是老人。这并非陈映芳和学生刻意的选择。老人们在棚户区出生长大的子女，不少人毫无通融地拒绝了回忆棚户区的往事。
“一个人不能反思过去就不会长大。”陈映芳说，“一座城市也是如此。”
陈映芳的调查显示：2003年之后，董家湾（书中两处棚户区都为化名）的外来务工人员人数至少达到了3000人，与棚户区的老居民数量几近1∶1。
在某种程度上，棚户区的老居民与新居民，有穿越历史的关联。虽然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今日的外来务工人员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更加缓慢，但在职业、社会保障、居住区域乃至下一代的教育方面，都与几十年前从长江两岸移居上海的老人们，有诸多相似之处。
更微妙的是，当年棚户区的居民同乡聚居、以方言交流并有籍贯/地域认同的状况，在今天租住于棚户区的外来务工人员中，同样存在。这种对流出地和原有农民身份认同的固化，如同陈映芳对棚户居民曾有过因认同固化而导致下层底层化的担心，现在同样出现在她对“外来务工人员”、“流动人口”、“农民工”的研究中。
没有棚户区记忆的上海是不真实的。但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旧的棚户区慢慢消亡，新的棚户区却在默默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