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带着我去看望父亲的那年，正赶上村里种树。年年种树年年死。死了种，种了又死。不种还不行。存活最多的是两种树，榆树、杨树。榆树更多些。院子周围有一人多高的榆树墙。榆树像是极容易生虫，那种肥肥胖胖光不溜秋的“毛毛虫”，浑身赤红。为啥要叫“毛毛虫”？它身上其实并没多少毛，极少的几小撮，很长，稀稀拉拉。这家伙爬起来显得缓慢而张扬。人们好好在榆树下站着聊天，头顶不知被啥东西啪地打了一下，吓一跳。毛毛虫从树上掉下来，先是缩成一团，但马上就舒展身体，一曲一张慢慢爬去。这虫子手指般粗细，有时它爬到街上去，恰好过来一辆车，吧唧一声压个正着，挤出一股白浆。地上白白的一摊，有点恶心。我很怕这东西，从来不敢往榆树下站。打榆钱儿的时候这种虫子还没出生，等榆钱儿要落了，榆树叶老了，不能吃了，虫子就出来了。跟父亲同住一个“学习班”的，祖籍山东滕州，他说，“介虫子好擦（吃），知不道吧，还一定要火烤了擦。”旁人将信将疑，他又来一句，“囧么不信？”立马动手做示范，把一堆树叶拢起来点着，虫子往火里一扔，过一小会儿，在火里扒拉来扒拉去，烤熟的虫子挑起来放进嘴里。什么味儿？“岗好擦，”他说，“比蚂蚱好擦滴多咧。”咋个好法？他想了想，说，“油（肉）肥。”
　　我三岁之前没有叫过“爸爸”，脑海里根本就没这概念。某年暑假，母亲抱着我去探望父亲。那是晋北山区的一个偏远乡村，全村人口不足两百。交通极为不便。由太原方向开来的只有一列慢车，不论大小，逢站就停，所能到达最近的镇子，距离那村子还有几十里山路。羊肠土路，蜿蜒曲折，两辆驴车无法并行，雨天则泥泞不堪，只能选择步行。父亲在此一住就是六年。
　　我们先乘三四个钟头火车到达镇上，再转长途汽车。颠簸了两个多钟头以后，司机说，下去哇。汽车到此便不再继续。母亲抱着我，深一脚浅一脚朝前去。母亲后来说，上帝有眼，那天没走多久，来了一辆毛驴车。一听说我父亲的名字，那赶车人大声地招呼，快上来上来，王老师是咱村文化人么。驴车颠得太厉害，母亲一路走一路吐，我趴在她怀里竟然一直没醒，就那么睡了一路。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面前这男人胡子拉碴，高，瘦，鼻梁上架着一副啤酒瓶底眼镜。母亲说，叫呀叫呀，叫人呀。我咬紧嘴唇，瞪大眼睛盯着看。死活不叫。父亲笑笑，说算了算了，慢慢熟悉就好了。几天后，母亲独自回去，学校快开学了，留我跟着父亲住了一阵子。父亲那时的主要工作是刷墙——等装修工把空房子整修完毕，父亲就提着一只大水桶去粉刷。墙壁刷完，有时也帮着刷一刷窗门的油漆。我整日跟在父亲屁股后面，看他做这两道工序。我一直没叫爸爸，叫不出口。眼前暗沉沉的屋子一经粉刷，即刻爽亮起来，老旧破败的木头上油漆刷过一层，立马焕然一新。父亲刷墙用的涂料叫“大白”，这地方习惯叫“白土”。我特别喜欢那味道，莫名觉得好闻。时至今日，看见谁家在粉刷新房，我不由要驻足闭眼，使劲做深呼吸，努力追寻记忆深处那味道，清新而熟悉。幼时记忆中，粉刷房子是逢年过节时的大事，再就是谁家要办喜事了，“大白”的味道似乎也平添了几分喜庆。因为喜欢这味道，母亲一度以为我肚子里生了蛔虫，去学校医务室开了不少驱虫药来给我吃。那种尖尖的淡黄色的宝塔糖，一度让我痴迷，有时还偷偷省下几粒留给哥哥，你一粒我一粒，细细品味。
　　那时正值春天，午饭吃过，村里不论男女老少，统统背一只面口袋，四处打榆钱儿去。说“打”其实不够准确，确切讲是把一大枝一大枝的新鲜榆树枝，连头带尾折断，扛回家去。父亲说，榆钱儿要是真能“打”下来，那就一定是太老了，发柴发梗，已经不能吃了。榆钱儿要吃嫩的，越嫩越甜。父亲很会做“榆钱钱饭”，说是跟村支书学的。用玉米面，当地叫“棒子面”，跟榆钱儿搅拌，稍稍加点水进去，开始和面。面团要和得松松散散才好吃，诀窍是，和面时手劲儿要抻着，快速揉。晋北乡下有一种民间饭食叫“扩垒”，若是去到晋南或是晋东南，则改叫“拨烂子”了。一个意思。做好后应该是一小块儿一小块儿的，面如果和不好，则会粘成一片。放笼屉里旺火蒸十分钟就得。蒸好后先别急着揭锅盖，让“扩垒”稍凉凉，直接下油锅炒。快火急炒，最好是用猪板油，刺啦一声，撒大量的葱花进去，来一撮干辣椒，起锅时搁一点点盐。盛一碗小米干饭，配一盘蒜泥拌苦菜，父亲吃一大口，抬头看我一眼，嗞溜一声。父亲好酒，他喝的是一种当地乡人用麦秸秆酿制出来的土酒，很烈很呛，比酒精难闻，我觉得有一股六六粉味道。端着碗，我愁眉苦脸，心里恨恨地想，母亲为啥还不来接我。父亲笑眯眯地来了一句：这就是晋北的春天喽。
　　榆钱儿年年打，准时打。那里的榆树总是长得很高很高，比我在城市里见过的榆树要高出许多，看上去更细更直。是因为打得太勤太猛吗？父亲笑着摇摇头，说，榆树是在逃呀，它被人打怕了。榆树顶头的榆钱儿实在够不着，孤零零耷拉着头，一场一场风过，这些榆钱儿无奈地老了，黄了，最后泛白。再一阵风吹，一片一片飘摇飞舞，地上白花花落了一层。父亲就站在门外，遥望母亲来时的方向，喃喃自语着说，这是只属于晋北的“春雪”。等到榆钱儿彻底落尽，夏天就要到了。
　　榆钱儿只长在成材了的大树上，小榆树看着可爱，可惜无榆钱儿可打。我常看见有老头老太三五一伙儿，胳膊弯里挎一只篮子，聚在榆树墙下摘榆树叶，你揪一把他拽一把，拣嫩叶子摘。新鲜的榆树叶可以入菜，父亲给我做过一次。用开水焯一下直接凉拌，点一点酱油就得，根本不放别的佐料。尝尝味道怎么样？父亲夹一筷子给我。三岁小人儿才放嘴里嚼了几下，呸一口，全吐了。黏黏糊糊，太难吃。榆树叶还可以做菜团子，跟棒子面掺在一起，点一点水，捏成团子模样。父亲每揉一个团子，都要把手在冷水里浸一浸。为啥？面就不粘手了。捏好的团子有圆有扁，直接上笼蒸去。先不说味道如何，色泽真是好看。黄绿相间，清新爽眼。晋北一带乡下，稍微讲究一点的人家，并不在自家院里种榆树，说是“榆”发“愚”音，不吉利，不贵气。但多年后我有次去河北出差，那一带家家户户要种榆树，房前屋后到处都是，有位老婆婆笑眯眯地说，俺们这块有个说道，管这叫“前后有榆（余）”，日子还怕过不红火？ 　　榆树成材慢，能成大材者更是凤毛麟角。晋北一带乡下，讲究的人家里，家具通通都用榆木打造。我在的那年，恰好赶上村支书家嫁闺女。支书给闺女的嫁妆之一，是花榆木定做的两套“晋式炕柜”，东北人叫“炕琴”的。黄铜裸钉合叶，细看有“彩蝶双飞”图案，柜门上一对铜穗儿拉手，陶瓷画镶嵌贴面，金线描绘的“喜鹊登梅”图。父亲说，这可是炕柜里的土豪——“描金柜”。敦厚大气又不失华贵，真好看。榆木结实耐用，本身有漂亮花纹，我想起南方有一种木材学名叫“榉木”的，晋北地区仍然习惯叫它“榆”，只是在榆字前加多了一个“南”字——变成“南榆”了。
　　父亲没事的时候，总是趴在桌前写写画画。我独自到院外玩去。突然发现许多人正在砍榆树。边上还有专门剥树皮的。榆树一整棵一整棵被剥得赤光，阳光下白花花直晃眼。一卡车一卡车被拉走了。剥榆树皮做啥？烧柴火吗？父亲先是沉默，到后淡淡地说一句，是用来吃的。榆树皮晒干，上磨磨成粉，一趟一趟细细筛箩，当地人管这种粉叫“榆皮面”。这是山西省岚县（北京密云县番字牌乡也有）一带的特色小吃。当地人早前有个习惯，每到清明节，家家户户要吃一顿“榆皮面饸饹”。自从榆树皮被发现可以吃，无数晋北乡人靠着它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灾荒之年，父亲语气间满是无奈地说，如今反倒成了一种“稀罕小食”了，价高金贵。这面不能单独吃，必须跟粗粮掺在一起，棒子面红面或是别的，无论粗粮再怎么粗，只要掺进去一点榆皮面，嘿，马上就变得韧性十足，当地话叫“嚼筋道”。可以压成很细很细的“河洛面”，也叫“饸饹面”。形似粉条，吃起来滑溜溜的。一到饭点，若是听谁说“今天做顿棒子面吃”，不用问，里边准掺了榆皮面。父亲有次把白面里掺合了榆皮面做擀面吃，挑起一筷子来放嘴里刚一吸溜，面汤溅了我一脸。筋道过头了！
　　“摘帽”后，父亲照旧每天重复之前的活计，粉刷房屋，自觉自律。父亲自幼跟人学过一段时间的绘画，于是村里断不了会有人来请，父亲就去充当一次“业余画匠”。这种专门的画匠如今已经很少见了，他们走乡串镇，话极少，背一个自制木箱，不大，箱子里装满各种颜料，各种颜色的油漆，还有粗细长短不一的画笔，勾兑颜色的豁口小碗。画匠总给人感觉有些清高，父亲说，他们从不种地，一年四季到处走动，有人管吃管喝，还可以把一些新鲜事物带到四面八方，完全可以把他们归于“农村知识分子”一类。父亲一到，主人马上迎进屋里，端茶递水，脸上笑嘻嘻，边小声探寻着商量，墙围子咋样画好看？灶台画要多大尺寸？当地村人土炕上铺的那块大油布尤其重要，布的四角都要画画，中间的图案属重中之重。图案多为传统图案，无非是寓意美好一类。晋北人比较喜欢画喜鹊，“喜鹊登梅”或是“福禄喜寿”——画上一只蝙蝠（福），“禄”则是梅花鹿，喜鹊站在一只巨大无匹的桃子尖上（寿喜）。图案大概商定，接下来要谈一谈大概需要多少油漆，至少需要多少种颜色。商讨的氛围自始至终充满喜庆。画墙围子画大油布，都在新房里进行，主宾双方都兴兴头头美滋滋的。父亲脸上难得看见笑容。接着是买油漆。黑油漆是必需，画墙围子画油布，都离不开黑油漆打底，然后是上色。黄红绿蓝白，各种彩色的油漆，根据图案小心仔细地描补上去。这些彩色油漆完全要靠画匠自己调配，比如要画粉色的大朵西番莲，则要用白油漆跟红油漆调。有主家想在油布上画一只猫咪吃西瓜，瓜还要是切开的。红红的瓤肉怎么表现才好看？父亲自顾自地嘟囔了一句，不能一个劲儿的红，颜色死气沉沉就不好看了。这完全要考验画匠的真功夫。画功不同，格调迥异。颜色调好，父亲还要与主家商量，墙围子究竟画什么最称心？唐朝丰腴美女？五谷丰登胖娃娃？苏杭的山水？我想起一个山西酒令来。开头帽子第一句——“一根扁担软溜溜，我挑上黄米下苏州，苏州爱我的好黄米，我爱苏州的大闺女。”在晋北山区，苏州杭州简直就是“天堂”的代名词。土炕上铺的大油布要足够大，彻底铺满才行。画各种花草瓜果，反正是那地方经年累月不轻易见到吃到的东西。番石榴紫葡萄，黄香蕉绿菠萝，画布的犄角旮旯或沟沟缝缝也不能放过，画花生核桃，画柿饼大枣，填得满满当当才喜兴。能画的通通都画上去。人往炕头上一坐，屁股底下还盛开各种花，梅花菊花荷花牡丹，通通要大朵，更多的人家则喜欢荷花，因为山西极少见到，花朵要画在油布正中央，周围搭配红黄牡丹。不管外面下雨还是刮风，人一进屋，满炕满眼的姹紫嫣红，缤纷的色彩让人感觉生活顿时美好起来。日子如何拮据，生存如何辛苦，心里是暖的。怕啥呢，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再去看父亲那一双手，此刻也已色彩斑斓，每画完一家，指甲缝里手指头纹路里，颜色已深深刺进肉里去了。
　　我很喜欢父亲去做画匠，因为可以吃到主家给的糖水煮老玉米。我一边啃，一边默默盯了父亲看。他蹲在炕上，一点一点趴在墙围子上细细描绘，画画停停，偶尔回过头来问我，好看吧？好不好看？多年后，我自己开始学画，央求过几次，爸爸给我画一张好吧？父亲已经多年不动画笔，他一直沉默，最后答非所问地说了一句，许多事物，只能等它们过去或已消失，才显示出原来的美。
　　读汪曾祺先生的小说《七里茶坊》，里面有这样一句——“他们手里都拿着一根六道木，二尺多长的短棍。”我头一次听说“六道木”，是跟着父亲住“学习班”的那年。
　　六道木什么样？仔细观察，会发现木头上每隔一小段，就有竖着的六道天然裂纹，非常有规律，好像人为刻上去似的。六道木是一种小型灌木，河北一带习惯叫“灵寿木”，也有叫“长寿木”的。因其韧性极佳，木质坚硬，晋北地区多用来制作拐杖，或是桌椅板凳的腿。父亲当年所住的村子特有一种本土小戏“二人台”，戏文里有专门唱到这六道木的，戏中主人公唱——“天寒地冻白不咋，你这家伙像六道木鞭杆，折也折不断，砍也砍不断，直急出老汉我一脑袋汗。”本地民间小调，完全原汁原味，挑逗嬉戏直白而大胆，唱的多是当地人情世故，偶尔会把种种乡俗风物，也捎带进戏里来了。
　　六道木很多地方有，但据说只有五台山与塔尔寺的六道木，意义殊绝。我父亲很喜欢的一出“五台小戏”叫《害娃娃》——山西忻州地区的女人有了身孕，叫“害喜”——忽然间喜欢吃各种稀奇古怪的小食，酸甜苦辣，一一细数，娓娓道来。结尾处却莫名奇妙就转到“六道木”上去了。戏文前后的内容，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京剧《穆桂英挂帅》里面也有提到过六道木，但却变成另外一种叫法了——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亲上五台山去请杨五郎重出江湖，五郎提了个条件，说是兵器把柄已坏，非“降龙木”不可。此处所说其实就是“六道木”。 强力折之，斜茬似刀，锋利如刃。这种木头一般都不怎么粗，树本身就长不粗，也长不大。放羊放牛人手里的那根六道木短棍，通常大拇指粗细。我见过最粗的六道木，也无非婴儿拳头那么粗，父亲说，那已经算粗得不得了的了。 　　汪老小说中这放牛的拿根六道木短棍做啥？一是赶牛，二是防狼，父亲笑着说。当年我跟着父亲所住那个极小的村子，位于晋北坝上乡靠西边，南北走向，群山绵延，据说一直走下去，通往河北。此地山多，但山上并没多少树，根本种不活，永远稀稀拉拉那么几棵。远远望去，通通秃着土黄色的瘌痢头。晋北的树也带了黄土颜色，一入冬，悲凉更甚。那村子山脚下沿坝上一带，常有狼出没。有一次，父亲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回来很大一块肉，说是狼肉，炖给我吃。味道不好形容，似乎有点酸。多年后故地重游，我们按图索骥去坝上的一家小饭店吃饭，女老板笑嘻嘻端上一盘子肉来，说，给你们尝个鲜哇。与记忆中的狼肉味道完全迥异，我边吃边问一句，当年那到底是不是狼肉？父亲笑笑，没有吭声。
　　六道木的叶子，在春天刚长出来时可以采来吃。但必须是刚刚生出的新嫩小芽叶子。据说味道有几分像枸杞头，吃了败火。父亲早前总是说，春天的野地生机勃勃，新鲜又能吃的东西，哪有能让人上火的，吃了都败火。做法十分简单，先把土豆擦丝，我父亲刀工极好，土豆丝可以切得极细，简直细若毛发，与嫩芽叶子拌在一起做馅料，包晋北当地特有的一种民间小食——“大饺子”。馅儿大，个头更大。在晋北，你要说来一份“大饺子”，一定是莜面做的。好大的饺子，粗瓷笨碗里放一只就占个半满。吃这种饺子自然离不开醋，我常看见当地乡人吃这种莜面大饺子时，两手轻轻掰开，从中间一分为二，往馅子上小心地倒一股子醋。这种饺子究竟好不好吃？不好说。要是说它好，我真心是不喜欢吃，因为纯粹是粗粮粗做，嚼起来发硬发脆，堆在嗓子眼儿里，不喝大量的水根本咽不下去。但要说它不好吃吧，却明明只有在父亲给人家做一次“业余画匠”收工以后，才有得吃——这是主家专门待贵客的食物。时隔多年，有次聊起六道木，父亲忽然间来了一句，想吃莜面大饺子了。人的肠胃或许也有记忆，一样会怀旧念旧吧。
　　记忆中，每逢采摘六道木嫩叶的季节，我常常看见有三三两两的老太太，低了头在自家院门外的树下拣拾杨树花，那种褐色的，一穗一穗的东西。拣来做什么？有谁家小孩吃坏了肚子，抓一把杨树花来煮水，一连喝个几顿，第二天准好。清热解毒，化湿止痢，比吃药可管用得多。或是用开水焯一焯，就可以直接凉拌了吃。那能好吃吗？父亲笑眯眯地说，配一碗炒豆腐渣，油大些，最好是猪板油，大火爆炒，葱花儿要多搁，起锅时再撒一把蒜末下去。嘿！简直香死个人。豆腐渣我吃过，真没感觉有啥好吃，香就更加谈不上。拿我奶奶的话讲，“那东西一放进嘴里，牙齿简直‘硌森森’”。意思是口感不好，又干又碎，噎嗓子。但时隔多年，我在北京吃过一种京味小食叫“麻豆腐”的，河南安阳似乎也有类似小食，只是改叫“粉浆坨子”了。原材料就是用的豆腐渣，入口细腻滑爽，吃起来有种沙沙的感觉，很香。据说是用羊尾油炒出来的。豆腐渣本身有豆腥气，羊尾油则略膻，腥者为鱼，膻者为羊，鱼羊合二为一，自然鲜美无匹。对豆腐渣的定义，也就此彻底颠覆。
　　父亲渐渐地老了，随身携带的一根手杖是六道木的。这手杖简直天然一握，长短刚好三尺，拇指粗细，用起来很是衬手。有一次去爬崂山，父亲上来下去一整天，全靠着这根六道木手杖，轻便又顺手，关键是根本不必担心它会折断。六道木的好，自然不只是这个，父亲说，见过打锣用的锣槌杆儿吧，就是六道木做的，质地极佳。也有用别的木头制作而成，但用不了几天槌杆就裂开了。
　　住在村子里那几年，父亲一没事就跟几个当地村民聚在一起，自编自演说快板。我父亲负责编写戏词外，还负责穿插敲一下锣。是一只很小的铜面锣，演出“三句半”时常敲的那种。记忆中，有出戏所唱故事原型，来源于作家赵树理《锻炼锻炼》里的“小腿疼”。我只记得这么几句：
　　一说要出工，立马小腿怂
　　听说发干粮，跟着兔子跑
　　偷情不住店，一天三顿面
　　周围挤满了当地村民，嘻嘻哈哈真热闹。
　　我父亲当年很喜欢看赵树理的书。父亲年轻时眼睛就不大好，上年纪以后愈发眼力不济，看书必须通过放大镜。刚住进“学习班”那年，天天连轴转，父亲说，不让吃不给睡，关在一间小黑屋里“交代问题”。那屋子没有窗户，极小一扇木头门。墙角一盏煤油灯、一把椅子、一张小桌，桌上永远不缺一沓子稿纸。从早到晚，写呀写。写了交上去，不行，通不过，说是没写到“点子上”。于是撕掉重新写，写写写。这么几年写下来，到后父亲的眼镜片好像啤酒瓶底子了。去检查视力，左眼勉强能达0.3，右眼则已几近失明。
　　有次聊天，我问父亲，那些日子怎么坚持过来的？父亲先是沉默，然后笑笑，他说，赵树理当年被造反派打，从摞起三层高的桌子上摔下来，老赵当时肋骨就断了，那桌子可一点事没有。我听得一头雾水，父亲淡淡地来了一句，那桌子的腿儿，是六道木做的。
　　父亲平反后的头几年很清闲，根本无事可干。学校暂时回不去，村子里每天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开会。村里能开什么会？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再就是关于计划生育，或是植树造林。开会一坐常常是大半天，到后日子一久，人常常困到不行。父亲说，直接趴桌子上睡觉不雅观，也不好意思，坐椅子上仰头靠后佯装思考问题吧，时间一长还是不行。怎么办呢？一同下放去的老师里有一个是忻州人，此人想出一个好主意，就是配一副“墨镜近视眼镜”戴着。这东西那年头可是稀罕物，太原根本配不到。母亲托门子找关系，回上海探亲时专门配了一副。那几年，父亲说，多亏了这副“墨镜近视眼镜”。父亲那时人极瘦，睡觉从不打呼噜，这下好了，开会再多时间再久，父亲找个角落里一靠，眼睛闭起，找周公聊天去。不会有人注意，也根本看不出来。父亲自打下放后，人也学乖许多。吃一堑长一智，尽量少开口，正经事上更加惜字如金，开会发言则能逃则逃。有次上头来了一位组织干部，说是来视察工作，大会上作发言，一开头就问，“一亩地种多少颗谷子啊？”台下捧腹爆笑。我父亲从睡梦中突然被惊醒，他茫然四顾，扭头问边上的人，咋啦咋啦。后背其实已经沁出一身冷汗来了。说到打呼噜，那个忻州来的老师跟我父亲住在一个宿舍里。这位老师总是对父亲说，你先睡，你先睡。据说此人的呼噜声震山岳，气势轰然。我实在想像不出来那场景。 　　据传，眼镜最早出现在宋代，但父亲坚持以为，应该是明代更加确切。我曾在什么地方看过一本书，名字记不清了，作者似乎是个日本人，里面有专门文字记载，说大书法家祝枝山喜欢戴眼镜，水晶片，无框，圆圆两片架在鼻梁上，出来进去，风流得紧。有次父亲带着我参观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有一幅明画——《南都繁会景物图卷》，描绘的是明代永乐年间，南京城区民众生活场景。其中有位老者就戴了一副眼镜。但父亲始终心存疑惑。《金瓶梅》里屡次三番写到西门庆，凉鞋净袜，青丝道袍，外面一件鹦哥绿大氅，头戴眼纱，悬于眼前，出出进进，自始至终没看见写到过眼镜。眼纱究竟是个啥玩意儿？《金瓶梅》里还写到谁，名字忘记了，戴着个小帽眼纱。这小帽眼纱又是啥样？《金瓶梅》多处写到女人也戴个眼纱的，风骚时髦，比如那得了几两银子就喜欢四下里嘚瑟的蕙莲。在清代，戴眼镜的风气盛极一时，父亲说，晚辈见长辈，若是戴了眼镜的，一定要先摘下方可开口讲话。我忽然就想到了墨镜。会客时都要戴墨镜的是陈毅，据传是因为他的眼神太过犀利，怕把对方吓着，还有一种说法，是陈毅的墨镜在大白天可以数星星。这让我冥思苦想，百思不得其解。白天能看到星星，这是“魔镜”还是“墨镜”？老作家周瘦鹃与陈毅有同好，也是墨镜整日不离人。近在眼前的要数著名大导演王家卫，永远一副标志性墨镜。父亲有次在杂志上看见一篇文章，专门采访周瘦鹃先生的，拿给我看。从头到尾并没说到过什么看星星，周先生说，戴墨镜只是喜欢看花。穿过黑暗盛开的花朵，是啥模样？
　　德国作家黑塞喜欢眼镜。他去世后，有人收拾遗物，在一个抽屉里发现最多的就是眼镜，各式眼镜，一百多副。我喜欢一张照片，黑塞戴着墨镜，仰着脸，吸烟。黑塞的墨镜白天看得到天上的星星吗？我有个朋友是飞行员，照相时必先问一句，不带镜片的镜框有吗？人家不明所以。他说，这样看起来更有文化。
　　古人把眼镜不叫“眼镜”，要叫“叆叇”。清代陈康祺《郎潜纪闻》卷九里有这样一句——“相传翁覃溪……六七十时犹能于灯下作细书，阅蝇头字，不假叆叇。”眼镜的发明者真是了不起，不知拯救了多少近视眼远视眼，但据说是先有的老花镜，而后才有近视镜。我的童年在太原，住在学校大院那会儿，常听院子里的某人对另一个人说——“看看你歪（那）兔子眼哇，准是又上火咧，快到黄药师家把那副水晶眼镜借过来戴戴，拔拔火。”黄药师是学校的一个老师，教化学的，他家祖上是山西当地的名中医，世代相传。这人的脑袋看起来要比一般人大不少，他坐在那里低头写东西，你对面站着，几乎看不到他的脸，眼前就一只大脑门儿。黄药师他家有一副水晶眼镜，那东西可是全校老师的宝物，金贵得很，谁的眼睛上了火，红肿痒痛见风流泪，别急，只要把这副水晶眼镜借来戴那么几天，眼里的火气立马就消下去了。水晶镜片对红外线有一定的阻挡作用，父亲说，行话叫“阻热效应”，败火凉目。有人将信将疑，这眼镜真有那么神奇？黄药师一声不响，把眼镜拿过来，双手不知怎么轻轻一掰，啪嗒一声，一块镜片取下来，在一块玻璃上刺啦一声，一道划痕赫然在目，黄药师照旧一声不响，双手不知怎么又轻轻一揿，啪嗒一声，那镜片又恢复了原样，黄药师这才淡淡地来一句，“到我这里，这眼镜已经传了四代”。太原人管“去火”叫“拔火”，形象而会意。印象最深的，是跟父亲一同被下放的一个教历史的男老师，老光棍，五十多岁了还没结过婚，据说是“文革”时期受了什么刺激，到后登台讲课自然已经毫无可能。我整日就看见他在学校四处瞎溜达，一张面孔笑嘻嘻，怀里永远抱着一只鸡，一只红冠大公鸡。那鸡一身黑衣油亮水滑，很漂亮，我从没看见过那鸡自己下地走过。等别的老师都去上课了，办公室里空无一人，老光棍就进来收发报纸，擦桌子扫地灌暖水瓶。怀里抱着他的鸡。似乎从没见过有什么亲朋好友前来探望，老光棍永远独来独往，他口中从早到晚嘟嘟囔囔个不停。父亲说，此人最喜欢说的就一句话——“唉，我那地方火可大发了，谁他妈能帮我拔上一拔？”那只公鸡在他怀里努力伸长了脖子，喔喔几声，抬起头与主人面面相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