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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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步入资源短缺时代
  
  位于温州市南雁荡山东麓的水头镇,在20年以前还是一个农村集镇,如今已是全国最大的成品皮出口供应基地、亚洲最大的猪皮革生产基地,近600家制革企业的年产值达30多亿元,其中产值超亿元的制革企业就有近10家。
  一直以来,水头镇制革业是温州经济的一个成功典型。然而,现在有一道绳索正勒在水头镇制革业的脖子上,并且越勒越紧。这条绳索就是缺水。
  本来,水头镇濒临鳌江,因水源丰富而得名,这也是它迅速发展为“中国皮都”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制革流程中,近10次的反复漂洗需要源源不断的水。一家普通工艺水平的中型企业,加工一吨生猪皮的耗水量在80吨左右。
  但是水头镇制革的耗水为西欧国家的6—8倍。更具严重的是,因漂洗过程中添加了大量的复合剂,制革车间的排水已使鳌江变得又黑又臭,2003年,水头制革污染分别被国家和省环保局列为“全国十大重点污染源”和“浙江省九大重点污染案件”之一。
  水头镇不过是一个代表而已。号称“中国针织名城”的宁波市象山县爵溪镇,在1985年时全镇企业有36家,如今在2平方公里多的区域上建起500多家企业,其中2003年新增100余家。爵溪党委书记孙国夫说,若不进行行政区域调整和白岩山盐场开发,2—3年后爵溪工业将没有发展空间,而严重缺水给爵溪针织企业每吨棉纱增加了1000元以上的生产成本,加上电、油及原材料的匮乏,2004年1—2月,全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竟负增长65.1%。
  由于缺水,浙江的不得不对地下水大量开采,直接导致地面下沉。到2003年底,宁波市的沉降区域总面积达175平方公里,宁波整个市区已咸了一个巨大的碟形洼地。据宁波市有关部门估算,持续几十年的地面下沉,已累计造成40亿元的经济损失。
  不仅是水,电力也是如此。2003年,浙江遭遇了严重的“电荒”,成为全国拉闸限电范围最大、缺电最严重的省份。在浙江的许多工业重镇,在商业街上鳞次栉比的商店,家家门前都放着一台发电机,昼夜机声隆隆,严重缺电导致发电机、汽油、柴油十分紧俏。
  不仅如此,浙江现在甚至连人都开始短缺。浙江湖州地区的织里镇被称为“中国童装之都”,在这个不到10万人的小镇上,聚集了8800多家民营企业,其中童装生产企业为5700多家,2003年新增200多家。产业集群的急速膨胀,导致劳动力供给也完全滞后,绝大多数企业空缺一半的工人。织里镇劳动力市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常年缺少一万名以上的工人。
  全面的短缺对浙江高消耗性的制造业模式提出严峻挑战。尽管这一模式铸就了浙江经济的辉煌,也为整个中国获取了“世界工厂”的称号。
  
  浙江经济已至增长极限
  
  事实上,浙江模式的经济增长已经到了极限。
  据浙江省的估计,2003年的非典对浙江经济的影响大约在0.3个百分点,而电力短缺、拉闸限电导致的GDP损失是0.6个百分点。
  由于电力供应的缺口较大.有将近半数的浙江企业不得已采取了自备发电的措施。由于柴油价格上涨、货源偏紧,加上小电机发电的设备折旧和人工等因素。发一千瓦时电的成本要比大电网供电高出一倍左右。企业成本急剧攀升。
  而且经常性的拉闸限电,使企业产品质量不稳,废品率上升,间接提高了生产成本。如对棉纺织企业来说.突然停电会引起纺布细纱机的断头、织布“开车档”的织疵等质量损失。
  而另一方面,由于浙江的产品基本上集中在低端市场,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企业很难将增加的成本完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企业的利润空间大为缩小。根据浙江省城调队的调查187家企业的资料显示,尽管生产成本有较大提高,但产品销售价格上涨幅度在30%以上的企业仅占10.2%。
  更严重的是,许多的企业生产任务都难以保证完成。据杭州钢铁集团昌兴电炉炼钢有限公司介绍,今年1月份,由于受限电的影响,停了550分钟,按每分钟2 5吨的生产能力,1月份就少生产了1200吨左右的钢。
  在浙江省城调队调查的187家企业中,有54.5%的企业完不成2003年的出口订单任务,其中有2/3以上的企业遭到了外商的索赔。企业的信誉受到严重影响,另一方面企业也不敢再轻易接订单,有半数以上的企业出口订单数减少20%以上。
  浙江的投资环境也在急剧恶化。外商普遍对今后供电情况表示担忧,有些外商来浙江投资开始持观望、等待态度。据温州龙港镇企管办反映,2003年该镇引进12家年产值超亿元的企业,目前已有6家企业已投资,但另外6家企业由于供电紧缺问题仍尚在观望.不敢贸然投资办厂,而且有撤资的可能。
  一些企业已经开始被迫外迁。据温州苍南、平阳塑料包装加工行业反映,2003年两地相当一部份塑料包装企业外迁山东、四川等地电力供应良好且电价低廉(山东每千瓦时电价0.35元)的地方投资办厂。
  
  粗放型结构必须扭转
  
  5月8日,浙江省环保局纪检组长秦忠在全省环境质量状况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华东地区出现严重的缺电状况,一些地方政府鼓励企业自备国家明令禁止和淘汰的小电机,虽然见效比较快,但他认为这是一种短期行为,小发电机的发电成本高,耗能多。
  那么新建电厂是不是解决之道,自2003年以来,各地兴起了一股修大坝、建电厂的热潮,据了解,目前等待国家发改委审批的电站项目达3000亿千瓦,几乎相当于再建20个葛洲坝电站。
  但是一般而言,一个100万千瓦的火电厂的建设周期为3年左右,但3年之后煤炭以及交通运输的紧张程度很难说会缓解,电力需求也很难说会减少.更为主要的是,全国仅有上海、南京、哈尔滨等地三四家机电成套设备生产商,尽管大量进口,市场上的发电机比电力还紧缺。
  全面的短缺危机已经让浙江意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要从根子上扭转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
  秦忠说,在当前电荒时期,把那些低水平、高能耗、高排放的电老虎企业,如电解铝,冶金、建材业的耗电量加以严格限制,让电给那些代表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产业,以及居民生活,既能解决眼前问题,又能逐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
  温州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一力博士说,整个浙江地区均以制造业为主,不像做芯片、光盘的,投入的智力多而原材料不多,因此必须加大技术进步的力量。制鞋企业可以慢慢地专向鞋机生产,再转为鞋类设计,最后甚至可能收购鞋类品牌。
  今年6月,国家发改委正式公布《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暂行规定》,将这次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重点确定为:“支持推广采用节能、降耗、节水、环保的先进技术设备和产品,强制淘汰消耗高、污染大质量差的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一些“消耗高、污染大、质量差”的企业将被强制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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