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文学家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是长辈对晚辈的临别赠言，此文数百年来广为流传，影响深远。究其原因，不独在于阐述了深刻的道理，更在于它有着相当高明的说理艺术。
　　本文的特点是：寓理于事，以事明理。文章不是空洞的理论说教，而是采用叙述事实来说服其晚辈。它一开始就按照三个层次逐一深入进行：首先叙述怎样解决读书而无书的矛盾，以获得“遍观群书”的结果。“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这就道出了爱读书与无书可读的矛盾。作者的办法是“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借书阅读并非难事，难在“手自笔录，计日以还”，但作者却做到了“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借”、“录”、“还”三个字，反映出作者的意志、毅力和信用。像这样的读书精神与品质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既而又怎样去解决求师而无师的矛盾？“既加冠，盖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这写出了求师的困难和矛盾。那作者又持何态度？“尝趋百里之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这就发挥了作者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带着先贤的著作，跑到百里之外的地方，向学术界的前贤们虚心讨教。随后，作者叙述了自己求学的诚心、对待老师的谦恭态度，以及“虽愚卒获有所闻”的结果——由此可见主观能动作用之重要性。
　　文章的第三层着重叙述如何处理客观条件与主观精神的关系。一是写自己求学从师之苦，客观条件之差：“行深山巨谷中”，“寒穷冬烈风，大雪浑数尺，足肤皱裂而不知”，“四肢僵劲不能动”。住在旅店里，一天只食一顿“无鲜肥滋味之素”；二是写同舍物质生活的优厚：同舍诸生，多为富贵家子弟，他们衣着锦绣，头戴珠宝装饰的帽子，腰系着白玉之环；左偑刀，右香囊，光彩耀人，宛若神仙般。作者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并没因为自己的窘境而消沉乃至放弃读书。他更是“余则蕴袍敞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这样的思想境界何等之高！最后提出设问，收束全段，再度指出读书要专心致志，成为学习主动者。由此观之，作者虽然主要是在叙述自己求学的经历，但实际上由于作者交代了事由和解决困难与矛盾的做法，自然收到了事毕理出、以事明理的艺术效果。
　　本文的说理艺术，还表现在对比手法的运用上。文中运用对比手法明显之处有二：一是自己与同舍诸生的生活条件作比较，借以说明读书成败的肯綮，主要不在条件之优劣，而在于是否用心专一。这样一对比，文章的说服力自然就增强了。二是以自己与太学生作比较全面的对比：“今诸生学于太学，县官日有廪稍之供，父母岁有裘葛之遗，无冻馁之患矣；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无奔走之劳矣；有司业、博士为之师，未有问师不未余成之手录，假诸人而后见也。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的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从这几行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与太学生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比较：作者读书求学有冻馁之患，太学生无；作者有奔走之苦，太学生无；作者有求师之难，太学生无；作者有借书抄书之累，太学生无；作者是逆境成才，天才闻名，太学生身居顺境而“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这一正一反的鲜明对照，使文章更有了很强的说服力。
　　《送东阳马生序》一文在语言运用和典型事例的选择上也具有说理的艺术性。文章语言表达言简意赅、质朴通畅。比如：在叙写他读书的艰苦历程方面，平易亲切，如话家常。他还善于从亲身经历中精心选取感受最深的事例，让人悟其理、受其益，剪裁精当，主旨突出，说服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