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位远房叔祖，是个封建官僚，曾买了一批松柏木材，就开起棺材铺来。齐先生有一口寿材，是他从家乡带到北京的，摆在他跨车胡同住宅西间窗户外的廊子上，棺上盖着些防雨的油布，来的客人常以为是个长案或大箱子之类的东西。有一天老先生与客人谈起棺材，说到“我这一个”如何如何，便领着客人到廊子上揭开油布来看，我才吃惊地发现那是一口棺材。那时他已经委托我的那位叔祖另做了好木料的新寿材，尚未做成。后来新的做成，也没放在廊上，廊上摆着的还是那个旧的。客人对此事有种种不同的评论：有人认为老先生好奇，有人认为是一种引人注意的噱头，有人则认为是达观的表现。后来我到了湖南的农村，才知道这本是先生家乡的习惯，并没什么稀奇。
　　我认识齐先生，即是由于我这位叔祖的介绍。当时我的年龄只有十七八岁。我自幼喜爱画画，那时己向贾义民先生学画，并经贾先生介绍向吴镜汀先生请教。对齐先生的画，我只听说是好，至于怎么好、应该怎么学，则是茫然无知的。齐先生大我整整50岁，对我很优待——大约老年人没有不喜欢孩子的。有一次我较长时间没去看他，他就对胡佩衡先生说：“那个小孩子怎么好久不来了？”
　　齐先生早年刻苦学习的事，大家已经传述很多，在这里我想谈两件重要的文物，也是齐先生当年刻苦用功的两件“物证”：一件是用油竹纸描的《芥子园画谱》，一件是用油竹纸描的《二金蝶堂印谱》。那本画谱没画上颜色，可见当时根据的底本并不是套版设色的善本。即使是那种多次翻印的印本，先生也描得一丝不苟，连那些枯笔破锋都不走样。尤其令人惊叹的是那本赵之谦的印谱。我那时虽没见过许多印谱，但常看蘸印泥印出来的印章，它们与用笔描成的有显著差异，而宋、元人用的墨印我完全没有见过。当我打开先生描的那本印谱时，惊奇地脱口而出问道：“怎么，还有黑色印泥呀？”及至我得知是用笔描成的，再仔细去看，仍然看不出笔描的痕迹。惭愧啊！我少年时的学习条件不算不苦，但我还有两部《芥子园画谱》，一部是巢勋重摹的石印本，一部是翻刻的木版本，我从来没有从头至尾临仿过一次。
　　齐先生送过我一册影印的手写《借山吟馆诗草》，有樊樊山先生题签，还有樊氏手写的序。册中齐先生抄诗的字体扁扁的、点画肥肥的，和有正书局影印的金冬心自书诗稿的字迹风格完全一样。那时王壬秋先生己逝，齐先生正和樊山先生往来，诗草也是樊山选定的。齐先生说：“我的画，樊山说像金冬心，还劝我也学冬心的字，这册即是我学冬心字体写的。”其实先生学金冬心还不只是抄诗稿的字体，金冬心有许多别号，齐先生也曾一一仿效：金号“三百砚田富翁”，齐号“三百石印富翁”；金号“心出家庵粥饭僧”，齐号“心出家庵僧”。亦步亦趋，极见“相如慕兰”之意。但微欠考虑的是：田多为富，印多为贵，官多的人当然俸禄多，但自古官僚们都讳言因官致富，大概是怕有违法的嫌疑，因此称“三百石印贵人”岂不更为恰当。又粥饭僧是寺院中的服务人员，熬粥做饭，在和尚中地位是最低下的，去了“粥饭”二字，地位立刻提高了。老先生自称木匠，却不甘做粥饭僧，似尚未达一间。金冬心又有“稽留山民”的别号，齐先生则有“杏子坞老民”之号，就无从知是模拟还是另起的了。
　　齐先生对于写字，是不主张临帖的。他说字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又说碑帖里只有李邕的《云麾将军碑》最好。他家里挂着一副宋代陈抟写的对联拓本：“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对联的字体是北魏《石门铭》的样子，这10个字也见于《石门铭》。但是扩大临写的，远看去很似康南海写的。老先生每每对人夸奖这副对联写得怎么好，还说自己学过多次总是学不好，以说明这对联上字的水平之高。我还见过齐先生中年时用篆书写的一副对聯：“老树著花偏有态，春蚕食叶例抽丝。”笔画圆润饱满，转折处交代分明，一个个字都像老先生中年时刻的印章，又很像吴让之刻的印章，也像吴昌硕中年学吴让之刻的印章。我还曾见到他40多岁时画的山水，题字完全是何子贞样。我这才知道老先生曾用过什么功夫。他教人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是他老先生自己晚年想要融会贯通从前所学的，也可以说是想摆脱从前所学的，是他内心对自己的希望，而当他对学生说出这句话时，漏掉了前半。好比一个人消化不良时，需要服用药物帮助消化，但吃得并不多甚至还没吃饱的人，随便服用强效的助消化剂，是会发生营养不良的。
　　有一次我向老先生请教刻印的问题，先生从后边屋中拿出一块印面已经磨平的寿山石章放在画案上，又从案下的一个支架上掏出一本翻得很旧的《六书通》，查了一个“迟”字，然后拿起墨笔，在印面上写起反的印文来，是“齐良迟”三个字。写成了，对着案上立着的一面小镜子照了一下——镜中的字都是正面的——用笔修改了几处，即持刀刻起来，一边刻一边对我说：“人家刻印，用刀这么一来，还那么一来，我只用刀这么一来。”说时，用刀在空中比画，即每一笔画只用刀在笔画的一侧刻下去，刀刃随着笔画的轨道走去就完了，刻成后的笔画一侧是光溜溜的，另一侧是剥剥落落的。此即所谓的“单刀法”。他所说的“还那么一来”，是指在每笔画下刀的对面一边也刻上一刀。这方印刻完了，他又在镜中照了一下，修改了几处，然后才蘸印泥印出来看，这时已不再做修改了。然后刻边款“长儿求实”，下落自己的别号。我自幼听说，刻印熟练的人常把印面用墨涂满，然后就用刀在黑面上刻字，如同用笔写字一般。这个说法流行很广，我却没有亲眼见过。未见齐先生刻印前，我想象他刻印必是我幼年听到的那类刻法，又见齐先生刻印的那种大刀阔斧的作风，更使我料想将会看到那种“铁笔”在黑色石面上写字的奇迹，谁知看到的却完全两样，他那种小心的态度反而使我失望。但这是我青年时的幼稚想法，如今渐渐老了才懂得：精心地做事尚且未必都能成功，鲁莽地做事，则绝对没有能够成功的。这又岂止刻印一艺是如此呢？
　　齐先生画的特点人所共见，亲见过先生作画的，就不像只见到先生作品的人那么多了。一次我看到先生正在作画，画一个渔翁，手提竹篮，肩荷钓竿，身披蓑衣，头戴箬笠，赤着脚站在那里，原是先生常画的一幅稿本。那天先生铺开纸，拿起炭条，向纸上仔细端详，然后一一画去。我当时的感想正和初见先生刻印时一样，惊讶的是先生的画笔那样毫无拘束，造型又那么不求形似，我满以为他临纸都是信手一挥，没想到他起草时却是如此精心！当用炭条画到膝下小腿到脚趾部分时，只见他画了一条长勾短股的呈90度的线条，又和这条线平行着另画了一个勾股，这时他忽然抬头问我：“你知道什么是大家、什么是名家吗？”我当时只曾在《桐阴论画》上见到秦祖永评论明清画家时分过这两类，但不知具体怎么讲，既然说不出答案来，只好回答“不知道”。先生说：“大家画脚不画踝骨，就这么一来，名家就要画出骨形了。”说罢，在那两道平行的勾股线勾的一端画上四个小短笔，果然是五个脚趾的一双脚。我在这以后20多年，从八股文的选本上见到大家、名家的分类，见到八股选本上的眉批和夹批，才了解《桐阴论画》中不但分大家、名家是从八股选本中来的，眉批、夹批也是从那里学来的。齐先生虽然生在晚清，但没听说他学做过八股，那么他无疑也是看了《桐阴论画》的。
　　有一次谈到画山水，我请教老先生学哪一家好，还问老先生自己学哪一家。老先生说：“山水只有大条子（石涛）画得好。”我请教好在哪里，老先生说：“大条子画的树最直，我画不到他那样。”我问：“一点都没有弯曲处吗？”先生肯定地回答：“一点都没有。”我又问当今还有谁画得好，先生说：“有一个瑞光和尚，一个吴熙曾（吴镜汀先生名熙曾），这两个人我最怕。瑞光画的树比我画的直，吴熙曾学大条子的画我买过一张。”后来我问起吴先生，吴先生说他确有一张画，是仿石涛的，在展覽会上被齐先生买去。从这里可见齐先生是如何认为“后生可畏”而加以鼓励的。
　　齐先生最佩服吴昌硕先生。一次，他在屋内的墙上用图钉钉了一张吴昌硕的小幅画，画的是紫藤。齐先生跨车胡同住宅的正房南边有一道屏风门，门外是一个小院，院中有一架紫藤，那时正在开花。先生指着墙上的画说：“你看，哪里是他画的像葡萄藤（先生称紫藤为葡萄藤，大约是先生家乡的话），分明是葡萄藤像它呀！”姑且不论葡萄藤与画谁像谁，由此可见齐先生对吴昌硕是如何推重。齐先生曾把石涛的“老夫也在皮毛类”一句诗刻成印章，还加跋说明，是吴昌硕有一次说当时学他自己的一些皮毛就能成名。当然吴先生所说的并不是专指齐先生，而齐先生也未必因此便多疑他是指自己，我们可以理解，齐先生刻此印，大约也和郑板桥刻“青藤门下牛马走”印是同一自谦和服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