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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中国有很多企业将总部搬到北京，考虑更多的是为了发展政商关系。三一能否脱离传统模式，走出一条新路径，值得期待。
过去的一年，装备制造业是受到宏观调控影响较大的行业之一。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2012年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长8.4%，同比回落6.7个百分点，明显低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在这一背景下，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之间的互掐成为受持续关注的行业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三一总部迁址，则是促成矛盾冲突浮出水面的一个导火索。
抛开“一山不容二虎”的说法不谈，三一将总部迁入北京，人才、行政效率、营商环境、总部效益等因素都是其权衡再三的重要因素。
积聚效应
如果过去说起“工程机械之都”，人们还略微感到陌生的话，那么，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的这次纷争彻底让人们记住了“长沙”的这一名号。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三家行业内的领军企业集聚在同一座内陆省会城市，这在中国绝对是独一无二。
“一个群聚区的形成，通常可以追溯到其历史背景。”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韩和元告诉记者，譬如硅谷这个群聚区，主要发端于斯坦福大学完成的研究；而有的群聚区则完全是有赖于某一偶然事件所创造的某些优势。
上世纪60年代，国家作出了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三线建设。在新的经济建设布局中，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被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出于备战考虑，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特意把国防科技工业放在中西部地区。
正是得益于这一政策，在湖南，特别是长沙和株洲，在机械制造方面有着非常坚实的基础，这为长沙成为工程机械的群聚区提供了人才、技术、设备的储备。比如梁稳根等三一创始人下海创业之前就在兵器工业部洪源机械厂工作，中联重科创始人詹纯新创业前的单位是建设部长沙建筑机械研究所。
“三一、中联这两个重工巨头在长沙起家、成长，反映出长沙在特定年代对重工制造行业的孵化作用。”韩和元说。
地理和交通优势对于重工制造这一行业来说至关重要。长沙处于中国腹地，市场辐射范围广阔，特别是南面、东面邻近经济发达、房地产市场起步较早的广东、浙江等省份，为重型机械提供了最初的需求。
此外，长沙有京九、京广、沪昆等贯穿铁路大动脉穿过。通过铁路连接上海、广州等港口城市，企业所依赖的外部零配件，如底盘、发动机等大宗商品比较容易进口和运输，产品出口也很方便。
企业崛起，除了天时、地利，人和也很重要。三一、中联的创始人均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梁稳根是湖南涟源人，詹纯新是湖南常德人。他们在创业时，出于投资风险等方面的考虑，选择人头地界都比较熟悉的省会长沙，自然比人地两生的其他城市来得容易。
“跳板”长沙
如果把离世界更近的北京比作一个大舞台，显然，长沙就是通往这一舞台的“跳板”。正如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面对媒体所说：“迁址是为了回避恶性竞争，以及谋求更好的发展。”
20年前，三一将总部从涟源迁往长沙，开启了该集团20 年的腾飞历程。今天，三一再次将总部迁往北京，不能不引起了人们一番猜想。
财经作家杜博奇对企业史的研究颇有心得。在他看来，长沙存在形成产业集聚效应的基础。同时，三一、中联的起家、成长，与当地的商业环境也是密不可分的。
“不过，当一家企业成长壮大，曾经支持它成功的因素也可能会成为制约它成长的障碍。要想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就势必要跨越这些障碍。”杜博奇说，可惜的是，很多企业不是没有一颗“成长壮大”的雄心，而是被这种雄心淹没，对它自身的处境、所面临的障碍以及问题的出路缺乏清醒的认知。
韩和元认为，群聚区要能包含其他重要的竞争主体，只能“容一虎存在”的地区不能够称之为群聚区。“这就如同人们无法想象好莱坞这个影视群聚区只能够存在20世纪福克斯，而不能容下梦工厂、迪士尼、索尼公司、华纳兄弟一样。”
但是，有专家指出，三一迁址还有原因是长沙产业集群不够完善，上下游产业链集中度不够，因而造成竞争大于合作。
韩和元对此说法并不认同。“长沙毋庸置疑是一个靠自我演化、自我发展而形成的颇具国际竞争力的群聚区。”在他看来，单纯的从产业价值链来论，长沙的工程机械产业群聚区发展非常理想，但所缺的是基于行政级别的局限，导致政策、金融方面的资源相对有限。
据知名媒体人罗昌平观察，就商业环境而言，长沙并非最好，但长沙的城市化空间非常大，在过去十年有着非常大的发展机会，而湖南人“敢为人先”的创业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创新动力，而长沙的低地价成本以及政府优惠政策，为这两家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进京之路
“如同我的发展一样，我先由老家涟源出生成长，以长沙完成最后的教育与工作的起步阶段。但如果需要更大的发展，去北京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罗昌平认为，看待三一的两次迁址，不妨跟个人的成长轨迹联系起来。
他告诉记者，迁往北京，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比如在美国，很优秀的企业并不在华盛顿与纽约，而可能是美国一个不起眼的小城。但是，中国特有的政治与经济模式，决定了北京作为总部有着无可比拟的吸引力。这也与三一这类政商特色明显的企业定位相吻合。
实际上，在梁稳根公布迁址决定之前，有很多地区都向三一伸出了“橄榄枝”。有消息显示，上海曾一度是三一重要考虑的目的地之一。
“三一此前投资的昆山、常熟、南通等产业园均围绕周边。另外，上海在人才、金融方面的优势也很明显，三一若‘迁都’至此，将与卡特彼勒中国总部、振华港机等毗邻而居。”韩和元分析。
那么，三一为什么舍上海而选北京呢？
韩和元认为，中国当前的体系是一个完全遵循行政等级逻辑的产物。行政级别越高，相应获得的资源也就越多。个人如此，机构如此，连区域也是如此。正是这种制度，造成了我国经济活动中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流向。 企业为了获得更好的信息资源、更多的金融支持、更有力的政策扶持。那么，就必然要朝着行政级别的高层移动。因此，整个社会出现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流动，这种流动在三一的发展史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最早，从行政等级的最低端的农村开始。像涟源茅塘乡焊接材料厂这样的企业，梁稳根这样的企业家，为了获得上述企业发展必须的资源，就必须得积极地跳出所在的乡镇，往行政级别更高的地方跑。“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于是三一就从茅塘乡跑到了涟源，跑到了长沙，再后来，就跑到了北京。”
政府失分
三一是纳税大户，是湖南工业化的名片，它的“迁都”无论在税收还是社会形象上对湖南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有媒体专门算过一笔账：三一的离去，令湖南损失几百亿元的工业产值。
在工程机械行业全面遭遇寒潮的背景下，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三一选择出走或许有它的理由。但是，作为服务企业的“保姆”，政府亦有不可推卸的过失。
“行政级别决定资源，这是长沙、湖南所无力改变的，但它们可以在有助企业竞争力的简化办事程序、维护法治体系等微观层次做进一步的努力。”韩和元表示，如果当地政府肯下功夫，即便不能阻挡三一的迁出，但三一会走得更友好，将更多部门留在湖南。
更重要的是，这种有利于企业竞争的微观基础，也会吸引更多相关产业的企业进入。新企业的加入，完全可抵消三一出走带来的损失。“群聚区所拥有的魅力和有助企业竞争的微观基础是北京等非产业群聚区所无法给予的，湖南远大高调‘迁都’北京，而后又低调回迁湖南就是最好的证明。”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潭则直言不讳地表示，湖南需要在三一出走一事中反思教训。“企业在同城竞争中有内耗是正常的，但政府是否给这些企业家提供了一个充分施展才华的舞台，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一个顺畅的向上通道呢？”
在中南大学任教时，陈潭曾被湖南省邀请参加关于如何引进外来人才的会议。当时，他便指出，中部缺少的不是企业，而是企业家。唯楚有才，湖南省应该思考的是怎么留住人才，而不是怎么引进人才。
对于内地企业的软环境问题，陈潭感触很深。“在广东、江浙这些沿海省份，通常企业发展壮大了，就会有人来伸手要好处。但内地有的地方，企业才刚办起来，吃喝卡要的一群人就来了。”
“迁都”以后
“某种意义上讲，迁址是一次‘重新开始’的选择，但并不意味着前途一定顺利。”杜博奇说，中国企业史上不乏“迁都”引祸的案例，比如1997年的健力宝。
地理位置的变迁当然会伴随某些问题的解决，但是深层次的问题并不能指望借此获得一劳永逸的解决，如果不能趁机彻底根除弊端，那么如何适应一个新环境？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不过是一个病人换了一间病房而已。”
不过，北京作为首善之区，其所拥有的包括政治、社会、经济、人才方面的资源，特别是政策方面的优势，纵或是上海、广州这样的中心城市也是远不能及的。
“在这个差序格局的体制里，谁离政策的圆心越近，谁在政策的差序传导中就会越有益。”韩和元说，这样一来造成了包括人才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向上流动。结果，处于最上端的城市，本来就具有更多的资源，而这种流动则更进一步地将资源向其集中。
通过综合财务数据分析，罗昌平确信，三一迁址的目的不在于回避竞争对手。“因为迁址了，竞争对手还在，但可以通过迁址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比如固定成本太高，应对市场风险的灵活度太差等。这个应该通过此次迁址解决。”
尽管他没有注意到有类似成功的案例，但依旧看好三一的前景：“中国有很多企业将总部搬到北京，更多的是为了发展政商关系。这一点，希望三一能够脱离传统的模式，走出一条新路径。好的企业重要的不是总部在哪儿，而在于应对复杂市场环境的灵活生存能力。”
从这种意义上讲，“迁都”之后或许并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故事的开始。
过去的一年，装备制造业是受到宏观调控影响较大的行业之一。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2012年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长8.4%，同比回落6.7个百分点，明显低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在这一背景下，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之间的互掐成为受持续关注的行业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三一总部迁址，则是促成矛盾冲突浮出水面的一个导火索。
抛开“一山不容二虎”的说法不谈，三一将总部迁入北京，人才、行政效率、营商环境、总部效益等因素都是其权衡再三的重要因素。
积聚效应
如果过去说起“工程机械之都”，人们还略微感到陌生的话，那么，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的这次纷争彻底让人们记住了“长沙”的这一名号。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三家行业内的领军企业集聚在同一座内陆省会城市，这在中国绝对是独一无二。
“一个群聚区的形成，通常可以追溯到其历史背景。”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韩和元告诉记者，譬如硅谷这个群聚区，主要发端于斯坦福大学完成的研究；而有的群聚区则完全是有赖于某一偶然事件所创造的某些优势。
上世纪60年代，国家作出了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三线建设。在新的经济建设布局中，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被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出于备战考虑，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特意把国防科技工业放在中西部地区。
正是得益于这一政策，在湖南，特别是长沙和株洲，在机械制造方面有着非常坚实的基础，这为长沙成为工程机械的群聚区提供了人才、技术、设备的储备。比如梁稳根等三一创始人下海创业之前就在兵器工业部洪源机械厂工作，中联重科创始人詹纯新创业前的单位是建设部长沙建筑机械研究所。
“三一、中联这两个重工巨头在长沙起家、成长，反映出长沙在特定年代对重工制造行业的孵化作用。”韩和元说。
地理和交通优势对于重工制造这一行业来说至关重要。长沙处于中国腹地，市场辐射范围广阔，特别是南面、东面邻近经济发达、房地产市场起步较早的广东、浙江等省份，为重型机械提供了最初的需求。
此外，长沙有京九、京广、沪昆等贯穿铁路大动脉穿过。通过铁路连接上海、广州等港口城市，企业所依赖的外部零配件，如底盘、发动机等大宗商品比较容易进口和运输，产品出口也很方便。
企业崛起，除了天时、地利，人和也很重要。三一、中联的创始人均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梁稳根是湖南涟源人，詹纯新是湖南常德人。他们在创业时，出于投资风险等方面的考虑，选择人头地界都比较熟悉的省会长沙，自然比人地两生的其他城市来得容易。
“跳板”长沙
如果把离世界更近的北京比作一个大舞台，显然，长沙就是通往这一舞台的“跳板”。正如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面对媒体所说：“迁址是为了回避恶性竞争，以及谋求更好的发展。”
20年前，三一将总部从涟源迁往长沙，开启了该集团20 年的腾飞历程。今天，三一再次将总部迁往北京，不能不引起了人们一番猜想。
财经作家杜博奇对企业史的研究颇有心得。在他看来，长沙存在形成产业集聚效应的基础。同时，三一、中联的起家、成长，与当地的商业环境也是密不可分的。
“不过，当一家企业成长壮大，曾经支持它成功的因素也可能会成为制约它成长的障碍。要想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就势必要跨越这些障碍。”杜博奇说，可惜的是，很多企业不是没有一颗“成长壮大”的雄心，而是被这种雄心淹没，对它自身的处境、所面临的障碍以及问题的出路缺乏清醒的认知。
韩和元认为，群聚区要能包含其他重要的竞争主体，只能“容一虎存在”的地区不能够称之为群聚区。“这就如同人们无法想象好莱坞这个影视群聚区只能够存在20世纪福克斯，而不能容下梦工厂、迪士尼、索尼公司、华纳兄弟一样。”
但是，有专家指出，三一迁址还有原因是长沙产业集群不够完善，上下游产业链集中度不够，因而造成竞争大于合作。
韩和元对此说法并不认同。“长沙毋庸置疑是一个靠自我演化、自我发展而形成的颇具国际竞争力的群聚区。”在他看来，单纯的从产业价值链来论，长沙的工程机械产业群聚区发展非常理想，但所缺的是基于行政级别的局限，导致政策、金融方面的资源相对有限。
据知名媒体人罗昌平观察，就商业环境而言，长沙并非最好，但长沙的城市化空间非常大，在过去十年有着非常大的发展机会，而湖南人“敢为人先”的创业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创新动力，而长沙的低地价成本以及政府优惠政策，为这两家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进京之路
“如同我的发展一样，我先由老家涟源出生成长，以长沙完成最后的教育与工作的起步阶段。但如果需要更大的发展，去北京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罗昌平认为，看待三一的两次迁址，不妨跟个人的成长轨迹联系起来。
他告诉记者，迁往北京，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比如在美国，很优秀的企业并不在华盛顿与纽约，而可能是美国一个不起眼的小城。但是，中国特有的政治与经济模式，决定了北京作为总部有着无可比拟的吸引力。这也与三一这类政商特色明显的企业定位相吻合。
实际上，在梁稳根公布迁址决定之前，有很多地区都向三一伸出了“橄榄枝”。有消息显示，上海曾一度是三一重要考虑的目的地之一。
“三一此前投资的昆山、常熟、南通等产业园均围绕周边。另外，上海在人才、金融方面的优势也很明显，三一若‘迁都’至此，将与卡特彼勒中国总部、振华港机等毗邻而居。”韩和元分析。
那么，三一为什么舍上海而选北京呢？
韩和元认为，中国当前的体系是一个完全遵循行政等级逻辑的产物。行政级别越高，相应获得的资源也就越多。个人如此，机构如此，连区域也是如此。正是这种制度，造成了我国经济活动中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流向。 企业为了获得更好的信息资源、更多的金融支持、更有力的政策扶持。那么，就必然要朝着行政级别的高层移动。因此，整个社会出现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流动，这种流动在三一的发展史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最早，从行政等级的最低端的农村开始。像涟源茅塘乡焊接材料厂这样的企业，梁稳根这样的企业家，为了获得上述企业发展必须的资源，就必须得积极地跳出所在的乡镇，往行政级别更高的地方跑。“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于是三一就从茅塘乡跑到了涟源，跑到了长沙，再后来，就跑到了北京。”
政府失分
三一是纳税大户，是湖南工业化的名片，它的“迁都”无论在税收还是社会形象上对湖南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有媒体专门算过一笔账：三一的离去，令湖南损失几百亿元的工业产值。
在工程机械行业全面遭遇寒潮的背景下，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三一选择出走或许有它的理由。但是，作为服务企业的“保姆”，政府亦有不可推卸的过失。
“行政级别决定资源，这是长沙、湖南所无力改变的，但它们可以在有助企业竞争力的简化办事程序、维护法治体系等微观层次做进一步的努力。”韩和元表示，如果当地政府肯下功夫，即便不能阻挡三一的迁出，但三一会走得更友好，将更多部门留在湖南。
更重要的是，这种有利于企业竞争的微观基础，也会吸引更多相关产业的企业进入。新企业的加入，完全可抵消三一出走带来的损失。“群聚区所拥有的魅力和有助企业竞争的微观基础是北京等非产业群聚区所无法给予的，湖南远大高调‘迁都’北京，而后又低调回迁湖南就是最好的证明。”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潭则直言不讳地表示，湖南需要在三一出走一事中反思教训。“企业在同城竞争中有内耗是正常的，但政府是否给这些企业家提供了一个充分施展才华的舞台，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一个顺畅的向上通道呢？”
在中南大学任教时，陈潭曾被湖南省邀请参加关于如何引进外来人才的会议。当时，他便指出，中部缺少的不是企业，而是企业家。唯楚有才，湖南省应该思考的是怎么留住人才，而不是怎么引进人才。
对于内地企业的软环境问题，陈潭感触很深。“在广东、江浙这些沿海省份，通常企业发展壮大了，就会有人来伸手要好处。但内地有的地方，企业才刚办起来，吃喝卡要的一群人就来了。”
“迁都”以后
“某种意义上讲，迁址是一次‘重新开始’的选择，但并不意味着前途一定顺利。”杜博奇说，中国企业史上不乏“迁都”引祸的案例，比如1997年的健力宝。
地理位置的变迁当然会伴随某些问题的解决，但是深层次的问题并不能指望借此获得一劳永逸的解决，如果不能趁机彻底根除弊端，那么如何适应一个新环境？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不过是一个病人换了一间病房而已。”
不过，北京作为首善之区，其所拥有的包括政治、社会、经济、人才方面的资源，特别是政策方面的优势，纵或是上海、广州这样的中心城市也是远不能及的。
“在这个差序格局的体制里，谁离政策的圆心越近，谁在政策的差序传导中就会越有益。”韩和元说，这样一来造成了包括人才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向上流动。结果，处于最上端的城市，本来就具有更多的资源，而这种流动则更进一步地将资源向其集中。
通过综合财务数据分析，罗昌平确信，三一迁址的目的不在于回避竞争对手。“因为迁址了，竞争对手还在，但可以通过迁址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比如固定成本太高，应对市场风险的灵活度太差等。这个应该通过此次迁址解决。”
尽管他没有注意到有类似成功的案例，但依旧看好三一的前景：“中国有很多企业将总部搬到北京，更多的是为了发展政商关系。这一点，希望三一能够脱离传统的模式，走出一条新路径。好的企业重要的不是总部在哪儿，而在于应对复杂市场环境的灵活生存能力。”
从这种意义上讲，“迁都”之后或许并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故事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