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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我被赵越胜拉进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负责杂役。“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头是甘阳，副主编有王焱、苏国勋、刘小枫。赵越胜只是编委，却因人缘好、名士范、擅外交、背景多而实为编委会的核心。编委会是1986年成立的，到1988年时，编的“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的书已出了几十种。
我是给编委会打杂的，也帮着越胜、甘阳、陈嘉映、周国平的家干些杂事。去得最多的是越胜家，他那儿音乐多、酒多、高论也多。
我对学术文化没多大兴趣，但我崇拜精英，甘愿为他们干些做饭、搬家、跑腿等碎催的事，也因旅行的地方多、年轻体育好、早早（1983年）退职以及在1976年“四五”事件中当过谈判代表，而成为他们的小哥们儿。
裕中东里赵越胜家
最早我是通过陈嘉映认识的赵越胜。赵越胜那时在社科院外哲所，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他是高干子弟，其裕中东里的家不小，有建伍音响、内容丰富的冰箱和酒柜、VCD机等。
赵越胜有一米八高，戴高度近视镜，络腮胡但总刮得很净，略前秃，马脸，五官还行，声音柔和略偏公鸭嗓。他喜欢结交才子、高人以及像我这样特自由的诗人。又慷慨待客，每每款待以美好饮食，加上他本人谈吐灵光颇富见地，褒美而不俗，贬丑而生趣，很得熟人们待见。其专业著作不算，他在《读书》杂志连发的读书札记如谈古希腊诗人维吉尔《牧歌》等，广受嘉许。朋友们戏夸他是最后一个名士，并把他家当成精神与物质双手的沙龙。他家每两周一次的派对（party）在京城很有名。
刘宾雁就是在赵越胜家认识的。赵和刘在客厅聊天，在座还有一位玩法文、译过昆德拉的孟湄女士。我先在厨房做饭，顺耳听些他们的说话。刘慈眉善目，夸我的菜做得不错，我不好意思问啥问题，听着就挺好，也尽量当好服务生。因此很多重要家中聚会，赵越胜会叫我来。饭是在有钢琴的廊厅吃的，当然放着古典音乐，喝的是酸味葡萄酒。赵和刘很熟，1979年就认识，是在外哲所《哲学译丛》见的面，大谈苏联的解冻与中国的改革，还一起到食堂打饭，一起骑车过南、北小街回家。
曾多次赴南极考察的刘小汉也是赵越胜家的常客。刘小汉去西藏插过队，终在法国拿了地质学博士。他长得俊、酒量好。他太太与他同岁，美妇，早就是软件专家，重要的是做一手好菜，每次来赵越胜家不是下厨就是自带几个在家弄好的凉菜，如沙拉、酱肉。刘小汉也是高干子弟，却有资产阶级贵族修养，爱唱外国歌爱喝红酒，爱打网球，上世纪80年代末他家就养怪怪的毛狗了。小汉爱人民爱科技，纯洁如傻。
1989年4月时，赵越胜在家狂听玛丽亚·卡拉斯的CD，他称她为世纪第一女高音。赵当时正在写一篇几万字的“卡拉斯小传”。一次我去他那，见他眼圈略红，一问才知，他正写到卡拉斯之死。
赵对男高音更热爱，从吉利、克鲁索到柯莱利、帕瓦罗蒂，他都如数家珍。正好通过中央音乐学院的赵世民，赵越胜认识了获过BBC声乐比赛水晶杯的男高音范竞马。赵把范当成了宝贝，常在他家为范搞家庭音乐会。特邀嘉宾有梁和平刘玉夫妇，以及中央乐团作曲的张丽达。
一般范竞马唱几个《冰凉的小手》《偷洒一滴泪》《拉摩尔的露琪亚》等咏叹调，再由刘玉唱个英文流行歌，由梁伴奏。梁弹的爵士乐不错，配得上那架德国大键琴。在大家的起哄中，赵越胜也不得不用那乐感好嗓音孬的歌喉献上一曲《灯光》（意大利歌曲）。接下来就是业余组的乱唱，如朱正琳、于洋的外国老歌，如我的中国民歌。
当然音乐会的配餐和女宾我是更关心的。可惜这种场合没有特痛快的猪头肉、炸酱面而多是西餐，来的女宾也往往气质有余年龄也有余。有一次我跟越胜讲：我带那个18岁的南方姑娘来。他不允，说：“那女的我见过，太俗了，我告你吧，刘东（也是编委）几次申请来，我都没答应，我就怕他唱《血染的风采》。”
来越胜家沙龙的女性往往都是色艺双佳，且都会讲洋话的。比如孟湄女士，她采访过昆德拉，给我们讲昆德拉见到女性后的随和、幽默以及喜欢拍女性的肩膀。孟湄的丈夫罗朗，汉语凑合，是法共党员，以给法国媒体供稿谋生。
我对吴士宏很感兴趣，她眼睛深邃，肯定藏着故事。眉来眼去，以后我就单独与她喝酒了，一般是去其IBM公司所在的丽都饭店的酒吧。我俩都喝啤酒，她抽万宝路、我抽骆驼。烟酒间，我知道了其大家族的身世、父母辈的大概情史、外国文化熏陶的背景、她患绝症后的起死回生、她从护士自学英语又发奋工作而成为现在的业务主管等。她豁达、有教养，是很好的酒伴话伴。以至周末都是我俩喝酒的时间。她出国时，我还帮着把她新家铺了新地毯，回国时她给我带了两条骆驼烟。
东直门外小街甘阳家
甘阳家在东直门外小街的一幢高层中，那时他和夫人孙依依的女儿兔兔刚生出。房子是租的，没啥家具，床垫子直接铺在地上，照顾孩子的阿姨小李就睡在廊厅的沙发上。
甘阳的编委会与三联书店合作，当时已出了翻译的“学术文库”、译介的“新知文库”几十种，如陈嘉映译的《存在与时间》、甘阳译的《人论》、陈宣良和杜小真译的《存在与虚无》、刘小枫译的《在约伯的天平上》、周国平译的《悲剧的诞生》、苏国勋译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这两套丛书，以强大的阵容和实力，填补了金观涛、刘青峰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之后的阅读之缺。因为传递书或信，我去过金观涛在中关村的家，也在某个级局见过包遵信。
关于没参与某次签名的事，我记得甘阳大概是这么说的：那是政治家的事，咱是搞学问的，还是扎扎实实地把学术搞好，把外国好的学术和思想介绍过来。
甘阳那时也在社科院外哲所，不坐班，成天在家读书写作。他抽烟很凶，一天抽近三包大重九，我有时还下楼帮他买（好像是三元一包）。甘阳没有任何体育活动，迟睡晚起，脸色就没亮过。他五官不错，戴眼镜，胡型也好。因小阿姨小李学过美发，甘阳的须发即由小李伺候，每隔两周甘阳都会很享受地、半闭眼坐在椅上听任小李挥动剪刀。小李菜做得也好，人也肤白眼媚，我也常在那吃饭。有时编委会的王炜（时在北大外哲所），会给甘阳带一两条烟，说是编委会特批给甘阳的，又说甘阳抽得太快了。
王炜家在三元桥，此前在和平里南面的小黄庄（甘阳也在那借住过）。王炜有些算编委会的总务长，人高大，性格厚道，他的夫人帮着编委会管账。我每个月去王炜那儿领40元工资（后涨到60元）。
我差不多每隔一两天就往甘阳家跑一次，取送书稿，复印文件，再领新活。当时编委会还出一本以书代刊的杂志《文化：中国与世界》，也是甘阳主编，主登学术、思想以及艺术方面的自撰文章。陈嘉映说甘阳聪明、有魄力、文章写得漂亮且言之有物并有杀伤力，担纲编委会很合适。
甘阳有时也跟我聊聊他的事：父亲是浙大的理科教授；文革时由杭州去的东北兵团，睡集体大炕；在北大随张世英先生读黑格尔时认识了陈嘉映，相见恨晚；朱正琳是他师哥；太太孙依依是上海人。
偶尔他放下笔，伸个懒腰，叫我一声大踏，然后夸起自己的文章来，听众还有阿姨小李。买菜做饭等家务归小李，修理水电气等归我。每每我干完一件甘阳觉得难的容易事，他总夸我。我有时也戏说：“小李是你家的女长工，我是你家的男短工。”小李当时二十一二岁，丰满，发浓密，我有时跟她开开不过分的玩笑，终于有一次我亲了她的热软的嘴唇。
和平里梁和平家
因周国平介绍我认识了中央乐团玩键盘的梁和平。梁那时住和平里，他和太太刘玉都热情好客。梁是长发，肤色较重，眼大嘴勤。他太太是白嫩小妇人，在外贸大学教英语，也喜唱歌，出过一张专辑。因我的诗和旅行经历，让他俩很高兴。
梁的邻居岳重有时也过来，他在中央乐团唱低音，也写诗，曾与芒克一起在白洋淀插队，他与梁一样，都夸我的诗。当然我觉得刘玉夸我的嗓音更中听，而她做的菜地道而家常。每次在梁家酒谈，都会依着梁的爱好而交谈国家大事。梁一说起话来，别人插不进嘴，他言辞激烈，往往越说越愤，脖颈突出，真像是革命家。
梁和平年轻时考进中央音团，虽是伴奏，但他也会做曲甚至也能指挥，并且他对西方流行音乐尤其是摇滚和爵士更是通而爱。1988年夏，“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搞了暑期文化讲座，除周国平、苏国勋、徐友渔等10个编委讲自己拿手的外，还特邀梁和平讲了“摇滚乐：中国与世界”（大概是此标题）。还真来了好几十名学员。学员的报名费是提前邮过来的，我和一个叫小雨的姑娘，隔一两天就去邮局取一叠一叠的汇款。讲座的主管是张口就“马克斯·韦伯”的苏国勋，我是杂役，而小雨是我的义务女秘书。偶尔，动用一丁点报名费，苏国勋领我俩撮一顿。
暑期讲座结束后，我听有的编委说：梁讲得挺有激情，语言也精彩，就是没什么条理，不如他平常侃得好。梁家我也是常客，梁和我有时也聊诗，我也劝他写诗并说他有时一出口就是诗句。梁也画油画，是表现主义风格的，他告诉我他从没学过画突然想画就画出了这一批组品。我不懂画，评上三句话就会有一句对上梁的感觉，于是他就滔滔不绝而无须我劳唇。
1988年到1989年，每一两个月我就能写一组诗，在打印社让人用老式铅字打印机打出来，每辑必给梁和平。没想到有的诗他还能背出几句。有时梁请客到楼下的老四川吃饭，那儿的麻婆豆腐、鱼香肉丝很是正宗。吃香喝辣间隙也说些诗人圈、摇滚圈的事，比如梁也盛赞岳重的诗如何像芒克一样有分量却不轻易出手，比如崔健讲正创作的新歌、在北展个唱之后还想在1989年搞几场大型个唱。
苏州街陈嘉映家
陈嘉映家原在望儿山下的黑山扈20号，那是他爱人在69中学的教师宿舍，一度为其朋友聚酒、议政、盘道之地。因其兄、我的工友陈嘉曜，我得以认识陈嘉映等一帮高人。
常来黑山扈的有：时在北大哲学系的胡平（以《论言论自由》及参加区人代表竞选而著名），赵越胜、朱正琳、甘阳，陈嘉映的“插友”、时任大地公司经理的于洋，曾因“反动学生”在邢台被劳教过六年的于基，等等。后陈夫妇先后出国，学校收回房子。
1989年春，陈住其兄陈嘉曜在苏州街的两室一厅的楼房（其兄时在美国）。此时朋友们的聚点已在赵越胜家，但陈家常有小聚会。常三两人至陈嘉映家，聊后总是下楼在饭店吃喝。饭后或再上楼坐在陈家的两个沙发上，喝威士忌的黑方。其阳台放了一把躺椅。
四五月那些日子，于洋常开着他那辆旧伏尔加车来陈家。我知道陈家的钥匙藏在门口那里，也常不速而来。于洋黑壮，戴眼睛，干嗓，话前多先微笑。他是陈在内蒙古突泉插队时的插友，“文革”时就与陈成了读书、听乐、议政、打架、喝酒的密友。他的哥哥于基因言论思想被劳教过好几年，自然苦大仇深。
人大法律系毕业又去美国读法哲学的梁治平约是1989年4月归的京。因苏炜介绍，我去梁在人大筒子楼的家，陈嘉映亦去了。陈在编委会圈里最喜欢梁的表达严谨、思想开阔以及文字古典。在梁家见其展示陈寅恪的诗，也听梁讲陈寅恪的高风轶事。
朱正琳也来陈嘉映家，他正在北语学德语欲去那边当访问学者。那时朱不瘦了，脸也小见绯润，但谈吐仍瘦挺。听着陈家的莫扎特巴赫等他也能跟着哼出旋律。但老朱一次唱歌而无伴奏时，赵越胜说：“呦，您不但会唱歌还会做曲呢（指跑调）。”
有时来者都是搞哲学的，一时的话题都是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维特根斯坦啥的，那酒喝得就有些抽象：喝了不少了，还正襟危坐，只是满口思辩醉成几个教条或零星的词了，杠抬来抬去，话就少了，比咽酒声还少。
我不懂哲学，只是给他们添菜上酒，劝他们：“还不歇会儿？这种哲学酒喝得多累呀。”于是下了一层台阶，但离真正酒后话题还很远。时有刚才喝多又辩输者出门一会儿脸色苍白地回来，嘴角还没擦净呢。
我的小屋甲八斋
我住的杂院门牌号为甲八。院里住了四家，都是老北京。有一家养了近百只鸽子。鸽子有时在我窗对面的房脊上摇头摆尾，映在窗户纸上像皮影一样有趣。邻居还养了一只两个月大的黑贝，他因上班，白天由我喂养。那狗能用爪子从门缝扒开门，进我屋，两只前爪趴在我正盖着的被子上，呜呜哼哼，意思是让我喂它。
我的屋门不锁，是怕朋友们吃闭门羹以及送我的东西放不进来，当然我屋里也丢过成条的烟和高级酒。有一阵我也养一只鸽子，它总栖在取暖炉的烟筒上，不乱飞落。
1989年初，成都来的高尔泰来访，我不在，他进得屋来留张书法不错的条子：“一只鸽子，几缕阳光，惟主人不在。”后来我和徐友渔还去过他在东三环的住所，高尔泰严厉批评我的诗风从严谨变成了松散的白话。
编委会的一些稿子，有的也直接寄到我这里来。我的名章就放在门外的窗台上，邮递员常常自取而盖，等我中午或下午回来窗台上就可能有挂号的邮件甚至汇款。我那时给报刊大小稿都写，所以有时一张汇款单能低到5元。我一般是凑到五六张才去六部口邮局兑取。有一个营业员大眼瘦鼻，我总是去她的窗口，顺便贫两句，等她笑时看看她的粉舌白牙。我一周还得去几趟位于东四六条的三联书店，为编委会的事找沈昌文或他的女秘书。
张小崧也到我这玩过。他在社科院读完新闻硕士，又入《中国科技日报》工作，后自创公司，因喜欢旅行和跳舞与我玩得来。1988年他就买了一辆小面包，有时坏了就到我家附近一个老头那儿修，图便宜。张是高个，演员脸，谈吐文雅，我是通过朱正琳认识的张，张的父亲是朱的硕士导师。
张小崧与我有时在灵境附近的饭店吃饭，然后开着他的车去跳舞，比如有两次请的是IBM公司的吴士宏，跳到夜里散场一起去张小崧北大的家或五孔桥的家去住。
1989年时公用电话才五分钱。电话在胡同中一位矮个大姐家。她常来我这儿给我送纸条，上面写：“啊尖，回电*******（六位数或七位数）”。她文化不高，以为啊尖就是阿坚。有时我不在家，她便推门进来把条子放在桌上。那会小偷不多，我不锁门也没大事，有一次同学关正文直接把两千元包在纸里放在我桌上，我回来发现时倒是庆幸了一下。
到1989年4月时，我已跟甘阳的小阿姨好上了，她常抽时间到我这来。她说她不愿在甘阳家干了。我就去甘阳家帮着她拿行李，当时甘阳夫妇的脸色很不好看，但没臭骂我。
画家圈和摇滚圈
圆明园画家村的实际地名叫福缘门（圆明园某老门）村。这里最早的外来住户是诗人，比如黑大春。
1989年初，很冷的一天，周国平等人带我去圆明园画家村访友,先在村边小饭馆吃了一顿。访的画家是谁我忘了,好象有刘雁(黑龙江籍),其初期画风模仿达利。又去了几个画室，大部分画室都没生火。见识了几个人的作品：手伸进一个箱孔中摸到软硬滑涩不同触面的装置艺术；以解剖图为蓝本画出的组织或脏器的鲜艳的局部（画架边真有《人体解剖图》）；字母、汉字搅和后胡乱拼合的半画半装置等。那时即听说：成功的画家白天来工作室干活，晚上进城住，因为白天老有外国人来买画或游玩；有的画家交的女友都是外国的。
1989年2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现代艺术展”因组委的先锋和宽容，使之成为中国现代艺术乃至后现代艺术的大展现。展期为一周以上。先锋的文学艺术青年、自由的知识分子、时髦的文化男女没有不来参观的，不少外地人也专程前来。该展最响亮的作品是一个行为艺术：作者肖鲁以真枪向自己的装置开了一枪（后被公安带走）。后来最有影响的作品肯定有王广义以分格法画的毛泽东，有徐冰成千自撰汉字的“析世鉴”等。我也看到了满地乱绳、洗带鱼、用洗衣机洗烂一本书、洗澡等各种行为艺术。
编委会在京的人都去了。虽然大多作品我不懂，但我觉得开放、自由、颠覆就是好。几位参加“现代艺术展”的作者因周国平或甘阳介绍我也认识，比如搞油画的王广义、搞建筑的王明贤、搞画论的尹吉男（也是编委会成员，亦是书画鉴定家）等。我还去过王明贤、高名潞在北京轻工学院乃至玉渊谭搞过的聚会。
“现代艺术展”后，“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还协助贵阳的画家曹琼德在中国美术馆搞了一次个展。曹的妻子唐亚萍是诗人，诗风像鬼一样风流狡媚，深受赵越胜喜欢。赵越胜还在《读书》杂志上撰文评论唐亚萍的一部诗集，也是赵说服甘阳从编委会拿出一些钱帮助曹的画展的。
因为梁和平的介绍,我认识了崔健、当时还是初中生的何勇、音乐制作人王晓京、作曲的祝小民。祝小民的家那时在水碓子，屋里有钢琴、合成器、音轨机、鼓机以及好音响。像“枪炮玫瑰”“性手枪”“平克弗洛伊德”等乐队的专辑都是在他那儿听的，每次也都听祝小民自己刚谱好的曲（多以吉他奏）。
何勇那时住东三环边的一个楼房里，是祝小民带我去的。何当时是个很漂亮的男孩，吉他玩得好，词曲能力也很强，崔健与祝小民都对我夸过他。何勇的案头有刚写完的楷书毛笔字，（我略学过书法）觉得真不错。
跟崔熟了以后，我去过他排练的几个场所：东直门外的，西城大觉胡同的，平安里百花深处胡同的。也认识了其鼓手三儿、马禾、刘效松，贝斯君利，键盘王勇，萨克斯刘元，主吉他手是某日本小伙。崔健乐队经纪人王小京有音乐和商业双重头脑，人际关系广博且人缘好，擅变通，有悟性；他待人也随和、安静，1989年初他就有126台的BP机了。
编委会及周围男女
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期刊从1988年到1989年就出过两期，主要刊登编委们的文章，但也登一些外人的，比如杨炼一首解读易经的长诗。编委会的书由三联书店来出版发行。我那时常跑三联书店位于南竹竿胡同的发行所兼书店，取样书，去邮局寄样书。
编委杜小真也住在附近胡同一个完整的四合院里。我去过她家几次，家中很大，还有阁楼。她和先生都是留法回国的。
编委会还有两位女士，一是甘阳夫人孙依依，一是在美国学过社会学的李银河，李那时白而瘦，编委会开会时很少发言，她也从不带丈夫王小波来参加聚会；后来她知道我搞文学，还拿来一叠活页纸的小说，要我看看，却没说谁的，定是王小波的，但我几乎没看下去。
编委会当然是西学为主的，但也有搞国学的陈来、闫步克和现代文学的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刘东上跨《走向未来》编委会和甘阳的编委会。据说甘阳认为用国学的思想来研究国学不灵、太狭隘，而须假以西学。记得《文化：中国与世界》期刊上有周国平的一篇《论嵇康与尼采》，即为此类。
编委会的刘小枫1988年已在深圳大学任教，偶尔来京。早先他就以一本《拯救与逍遥》在文化青年中闻名，后在编委会，与何光沪一样都是搞基督教文化的。刘来京后，大讲深圳大学的地理位置、建筑风格、居室面积之好，还说我去深圳玩可住他家。我那时即知他与夫人菲子以前较惊心的爱情故事：他俩是四川外语学院的同学，菲子漂亮热烈，身上有土著酋长的血缘，她追小枫追得寻死寻活，成功了。小枫微胖，白脸黑边眼镜，挺静雅的。
编委会的何怀宏，翻译过《正义论》，他好象是江西人，典型的知识分子相，他喜欢我的诗，所以我去他家便可腆脸吃喝。一度他太太练辟谷功，一周没吃饭后，样子仍不显憔悴。
何光沪的家在石景山八角，两室一厅。一室给他女儿住。他精瘦、长脸高鼻，因他搞神学，大家都说他长得就是传教士的样，且他讲起话来也是滔滔而烈烈。他太太高师宁，也是搞神学的，他家算夫妇修道院。
编委苏国勋的家我也去过几次，一次他太太下厨，我与苏还喝了几杯。他与太太都是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毕业的。他太太年轻时肯定是美人。我见他太太对苏说话的口气便知苏是惧内者。
那时在朋友圈里，我认为朱正琳是最有精神的，陈嘉映最有道，甘阳最有气，赵越胜最有韵，而徐友渔最有文化。
赵越胜常张罗大家去郊野玩。约是1988年夏，即由魏北凌开其12座面包车去了怀柔辛营环岛南边的山沟，这里有越胜“文革”时待过的兵工厂，以及他站在山头唱歌背《奥德赛》的地方。来了甘阳、徐友渔、苏国勋等一车人。后又夜爬慕田峪长城，没人收票。大家听越胜指点怀柔江山，又瞎唱俄苏歌曲至天明。还有一次是去怀柔的黄花城水库，来了周国平、灵羽、徐友渔、王焱、梁和平、张丽达等八九个人。就住水库边上的石油部干训班的活动房里。翌日晨，周国平埋怨徐友渔打呼噜，徐说：“又不是我要住这屋的，是组织分我到这屋的。”周说：“组织让你来睡觉，也没让你打呼噜。”
来赵越胜家的姑娘，服饰最讲究的是孟湄和于姑娘。后者以料子好、牌子好又不乍眼而让明眼人知其考究。于姑娘的头发黑且浓，话音低柔，出语即到位或有味，长的也像日本少妇——其父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满洲学生。于姑娘知我喜欢音乐而偏俗，给我从日本带来过红白歌会几届擂主五轮真弓的磁带，后又给我与鲍勃·迪伦同时的琼·贝茨的磁带。
虽然那两年我给编委会打杂，顺便向精英们学习，但我好玩好热闹好色，跟朋友圈里的女性也比较熟。比如留美回国的申姑娘，坚韧、热情，富有牺牲精神，她也狠狠地帮助过我，可我还是打过她两个女同学的主意。
自从1989年春我勾搭了甘阳家的小阿姨小李后，我的名誉就更低了，以至我都不好意思见甘阳了。大约是在1989年5月的一天，朋友们去魏北凌家吃喝，我才又见到了甘阳，还跟他碰了几杯。
编委会的解体
1989年中，“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事就停了，但已编好交到三联的书倒是在陆续出，仍沿用“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的名字。再稍后才去掉了编委名单。有一种说法是编委内部分岐越来越大，财务不透明有人不满，本已难以为继。
朱正琳还在语言学院进修德语，为10月份去德国当访问学者做准备。因张世英先生当初力排众议将朱这个蹲过五年牢的人录取为自己的研究生，所以后来张先生在湖北大学组建德国哲学研究所以及现象学会，点将到朱正琳时，他义不容辞地就去了武汉。这次他将去德国研修一年，再回湖北大学，充实德国哲学研究所的学术力量。10月份左右，赵越胜也在积极办去法国的护照签证。好像办得挺麻烦，有时也顾不上带孩子，就让朱正琳或李银河帮着带。
12月底，赵越胜的签证下来了，他终于要赴法国了。我骑三轮帮他去隆福寺卖过一车不要的旧书，又卖了一车当废品的。他家剩的酒都给我了，还有一个法国摇头小电扇。好像是魏北凌开车与我去送的越胜父女。越胜多情，用他那青光眼还留了几滴泪，便成了“红光眼”了。
越胜这一走就是十几年未归，但他在法国的信息也陆续传来，加上2006年我们再会时他的说法，综述一下是：一到法国就跟妻子离婚，但他来法的手续主要是他妻子帮办的，后来其妻怒而将越胜的护照扔了，他不得已才申请难民护照；1990年8月在巴黎会了刘宾雁；1991年越胜去美国，见了陈嘉映、甘阳、刘宾雁——后者有掏笔记录谈话的职业习惯；1999年刘宾雁又来法国，谈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后又陪刘去诺曼底；刘宾雁去世后，赵在《今天》杂志上发悼刘长文。
越胜任人唯亲，只要他喜欢你，你再有别的大毛病也没关系；只要他不喜欢你，你尽管崇拜他且没啥大毛病你也休想登他的家门。越胜对我最大的实惠就是他启蒙了我对古典音乐的热爱，以及他家的白酒多一半都是我喝掉的。
有一段时间，比较压抑，我去他家时他正听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那音乐我也不特喜欢，可餐桌上他给我备了特好的意大利熏肠和一瓶中国出的干白。接着他又放起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记得他最喜欢的是第六和第十。原来他希望我一会去做一件比较危险的事，因为我行动能力较强。我说：那算啥呀，还值得你放英雄曲来为我壮行，你再把那瓶黑方威士忌开开我喝一杯吧。他说：喝多了误事，等你晚上回来，这瓶全是你的。
其实那事没啥。晚上我办完事回他家时，他为我炖了排骨，并额外地为我放了一盘俄罗斯当代的摇滚乐——他听得也皮笑肉不笑的。平常我拿来比较流行的带子，他根本不让放，说是毁机器。正版的也不行，说是亵渎音响。这就像他不允许我带没文化的漂亮姐上他家一样。
越胜去法国定居前，将他所有磁带都给了我，两百盘吧，全套的马勒，七八盘霍洛维兹的钢琴，还有好些比较偏的如巴托克、埃德加、理查·施特劳斯等。他到法国后也几次托人给我捎来成套的CD以及法国红酒、法式巧克力。至于他传过来的信更是多情逼人，仿佛我不去法国不去他的小洋楼大吃大喝大听音乐就对不起他似的。
我可能真对不起他：他写的论文《论玛丽亚·卡拉斯》我拿去骗了酒钱；他送我的带子，我献殷勤给姑娘了；他教我写的音乐评论我已挣了好几千元稿费；甚至我还对他派来看望我的姑娘有所越轨。
我倒真感激他，没他我肯定更痞。而现在我是个时而听听音乐的痞子，还不算最不可救药吧。
1989年以后，我仍然瞎玩着。“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它没了。三个重要的编委甘阳、陈嘉映、赵越胜出国了。他们仨都是好玩的人，我的玩伴少了。原本我也不懂、不爱学术文化，只是觉得那帮人好玩，才愿给他们当马前卒或马后炮。
有一阵听说，甘阳进芝加哥大学去读博了，赵越胜在巴黎开丝绸店了，陈嘉映去主编《北京之春》了（陈上任后一改口号、谩骂、革命式风格，而以分析、说理、客观见长）。我心说那好玩么？甘阳是玩文化领袖的，赵越胜是玩名士范儿的，陈嘉映是玩纯学术的。当时我很是替他们扼腕。
阿坚：诗人兼酒鬼，原名赵世坚，1955年生于北京，别名大踏，干过各种零工，1983年后专事旅行和写作，出版有诗与小说合集《正在上道》
我是给编委会打杂的，也帮着越胜、甘阳、陈嘉映、周国平的家干些杂事。去得最多的是越胜家，他那儿音乐多、酒多、高论也多。
我对学术文化没多大兴趣，但我崇拜精英，甘愿为他们干些做饭、搬家、跑腿等碎催的事，也因旅行的地方多、年轻体育好、早早（1983年）退职以及在1976年“四五”事件中当过谈判代表，而成为他们的小哥们儿。
裕中东里赵越胜家
最早我是通过陈嘉映认识的赵越胜。赵越胜那时在社科院外哲所，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他是高干子弟，其裕中东里的家不小，有建伍音响、内容丰富的冰箱和酒柜、VCD机等。
赵越胜有一米八高，戴高度近视镜，络腮胡但总刮得很净，略前秃，马脸，五官还行，声音柔和略偏公鸭嗓。他喜欢结交才子、高人以及像我这样特自由的诗人。又慷慨待客，每每款待以美好饮食，加上他本人谈吐灵光颇富见地，褒美而不俗，贬丑而生趣，很得熟人们待见。其专业著作不算，他在《读书》杂志连发的读书札记如谈古希腊诗人维吉尔《牧歌》等，广受嘉许。朋友们戏夸他是最后一个名士，并把他家当成精神与物质双手的沙龙。他家每两周一次的派对（party）在京城很有名。
刘宾雁就是在赵越胜家认识的。赵和刘在客厅聊天，在座还有一位玩法文、译过昆德拉的孟湄女士。我先在厨房做饭，顺耳听些他们的说话。刘慈眉善目，夸我的菜做得不错，我不好意思问啥问题，听着就挺好，也尽量当好服务生。因此很多重要家中聚会，赵越胜会叫我来。饭是在有钢琴的廊厅吃的，当然放着古典音乐，喝的是酸味葡萄酒。赵和刘很熟，1979年就认识，是在外哲所《哲学译丛》见的面，大谈苏联的解冻与中国的改革，还一起到食堂打饭，一起骑车过南、北小街回家。
曾多次赴南极考察的刘小汉也是赵越胜家的常客。刘小汉去西藏插过队，终在法国拿了地质学博士。他长得俊、酒量好。他太太与他同岁，美妇，早就是软件专家，重要的是做一手好菜，每次来赵越胜家不是下厨就是自带几个在家弄好的凉菜，如沙拉、酱肉。刘小汉也是高干子弟，却有资产阶级贵族修养，爱唱外国歌爱喝红酒，爱打网球，上世纪80年代末他家就养怪怪的毛狗了。小汉爱人民爱科技，纯洁如傻。
1989年4月时，赵越胜在家狂听玛丽亚·卡拉斯的CD，他称她为世纪第一女高音。赵当时正在写一篇几万字的“卡拉斯小传”。一次我去他那，见他眼圈略红，一问才知，他正写到卡拉斯之死。
赵对男高音更热爱，从吉利、克鲁索到柯莱利、帕瓦罗蒂，他都如数家珍。正好通过中央音乐学院的赵世民，赵越胜认识了获过BBC声乐比赛水晶杯的男高音范竞马。赵把范当成了宝贝，常在他家为范搞家庭音乐会。特邀嘉宾有梁和平刘玉夫妇，以及中央乐团作曲的张丽达。
一般范竞马唱几个《冰凉的小手》《偷洒一滴泪》《拉摩尔的露琪亚》等咏叹调，再由刘玉唱个英文流行歌，由梁伴奏。梁弹的爵士乐不错，配得上那架德国大键琴。在大家的起哄中，赵越胜也不得不用那乐感好嗓音孬的歌喉献上一曲《灯光》（意大利歌曲）。接下来就是业余组的乱唱，如朱正琳、于洋的外国老歌，如我的中国民歌。
当然音乐会的配餐和女宾我是更关心的。可惜这种场合没有特痛快的猪头肉、炸酱面而多是西餐，来的女宾也往往气质有余年龄也有余。有一次我跟越胜讲：我带那个18岁的南方姑娘来。他不允，说：“那女的我见过，太俗了，我告你吧，刘东（也是编委）几次申请来，我都没答应，我就怕他唱《血染的风采》。”
来越胜家沙龙的女性往往都是色艺双佳，且都会讲洋话的。比如孟湄女士，她采访过昆德拉，给我们讲昆德拉见到女性后的随和、幽默以及喜欢拍女性的肩膀。孟湄的丈夫罗朗，汉语凑合，是法共党员，以给法国媒体供稿谋生。
我对吴士宏很感兴趣，她眼睛深邃，肯定藏着故事。眉来眼去，以后我就单独与她喝酒了，一般是去其IBM公司所在的丽都饭店的酒吧。我俩都喝啤酒，她抽万宝路、我抽骆驼。烟酒间，我知道了其大家族的身世、父母辈的大概情史、外国文化熏陶的背景、她患绝症后的起死回生、她从护士自学英语又发奋工作而成为现在的业务主管等。她豁达、有教养，是很好的酒伴话伴。以至周末都是我俩喝酒的时间。她出国时，我还帮着把她新家铺了新地毯，回国时她给我带了两条骆驼烟。
东直门外小街甘阳家
甘阳家在东直门外小街的一幢高层中，那时他和夫人孙依依的女儿兔兔刚生出。房子是租的，没啥家具，床垫子直接铺在地上，照顾孩子的阿姨小李就睡在廊厅的沙发上。
甘阳的编委会与三联书店合作，当时已出了翻译的“学术文库”、译介的“新知文库”几十种，如陈嘉映译的《存在与时间》、甘阳译的《人论》、陈宣良和杜小真译的《存在与虚无》、刘小枫译的《在约伯的天平上》、周国平译的《悲剧的诞生》、苏国勋译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这两套丛书，以强大的阵容和实力，填补了金观涛、刘青峰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之后的阅读之缺。因为传递书或信，我去过金观涛在中关村的家，也在某个级局见过包遵信。
关于没参与某次签名的事，我记得甘阳大概是这么说的：那是政治家的事，咱是搞学问的，还是扎扎实实地把学术搞好，把外国好的学术和思想介绍过来。
甘阳那时也在社科院外哲所，不坐班，成天在家读书写作。他抽烟很凶，一天抽近三包大重九，我有时还下楼帮他买（好像是三元一包）。甘阳没有任何体育活动，迟睡晚起，脸色就没亮过。他五官不错，戴眼镜，胡型也好。因小阿姨小李学过美发，甘阳的须发即由小李伺候，每隔两周甘阳都会很享受地、半闭眼坐在椅上听任小李挥动剪刀。小李菜做得也好，人也肤白眼媚，我也常在那吃饭。有时编委会的王炜（时在北大外哲所），会给甘阳带一两条烟，说是编委会特批给甘阳的，又说甘阳抽得太快了。
王炜家在三元桥，此前在和平里南面的小黄庄（甘阳也在那借住过）。王炜有些算编委会的总务长，人高大，性格厚道，他的夫人帮着编委会管账。我每个月去王炜那儿领40元工资（后涨到60元）。
我差不多每隔一两天就往甘阳家跑一次，取送书稿，复印文件，再领新活。当时编委会还出一本以书代刊的杂志《文化：中国与世界》，也是甘阳主编，主登学术、思想以及艺术方面的自撰文章。陈嘉映说甘阳聪明、有魄力、文章写得漂亮且言之有物并有杀伤力，担纲编委会很合适。
甘阳有时也跟我聊聊他的事：父亲是浙大的理科教授；文革时由杭州去的东北兵团，睡集体大炕；在北大随张世英先生读黑格尔时认识了陈嘉映，相见恨晚；朱正琳是他师哥；太太孙依依是上海人。
偶尔他放下笔，伸个懒腰，叫我一声大踏，然后夸起自己的文章来，听众还有阿姨小李。买菜做饭等家务归小李，修理水电气等归我。每每我干完一件甘阳觉得难的容易事，他总夸我。我有时也戏说：“小李是你家的女长工，我是你家的男短工。”小李当时二十一二岁，丰满，发浓密，我有时跟她开开不过分的玩笑，终于有一次我亲了她的热软的嘴唇。
和平里梁和平家
因周国平介绍我认识了中央乐团玩键盘的梁和平。梁那时住和平里，他和太太刘玉都热情好客。梁是长发，肤色较重，眼大嘴勤。他太太是白嫩小妇人，在外贸大学教英语，也喜唱歌，出过一张专辑。因我的诗和旅行经历，让他俩很高兴。
梁的邻居岳重有时也过来，他在中央乐团唱低音，也写诗，曾与芒克一起在白洋淀插队，他与梁一样，都夸我的诗。当然我觉得刘玉夸我的嗓音更中听，而她做的菜地道而家常。每次在梁家酒谈，都会依着梁的爱好而交谈国家大事。梁一说起话来，别人插不进嘴，他言辞激烈，往往越说越愤，脖颈突出，真像是革命家。
梁和平年轻时考进中央音团，虽是伴奏，但他也会做曲甚至也能指挥，并且他对西方流行音乐尤其是摇滚和爵士更是通而爱。1988年夏，“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搞了暑期文化讲座，除周国平、苏国勋、徐友渔等10个编委讲自己拿手的外，还特邀梁和平讲了“摇滚乐：中国与世界”（大概是此标题）。还真来了好几十名学员。学员的报名费是提前邮过来的，我和一个叫小雨的姑娘，隔一两天就去邮局取一叠一叠的汇款。讲座的主管是张口就“马克斯·韦伯”的苏国勋，我是杂役，而小雨是我的义务女秘书。偶尔，动用一丁点报名费，苏国勋领我俩撮一顿。
暑期讲座结束后，我听有的编委说：梁讲得挺有激情，语言也精彩，就是没什么条理，不如他平常侃得好。梁家我也是常客，梁和我有时也聊诗，我也劝他写诗并说他有时一出口就是诗句。梁也画油画，是表现主义风格的，他告诉我他从没学过画突然想画就画出了这一批组品。我不懂画，评上三句话就会有一句对上梁的感觉，于是他就滔滔不绝而无须我劳唇。
1988年到1989年，每一两个月我就能写一组诗，在打印社让人用老式铅字打印机打出来，每辑必给梁和平。没想到有的诗他还能背出几句。有时梁请客到楼下的老四川吃饭，那儿的麻婆豆腐、鱼香肉丝很是正宗。吃香喝辣间隙也说些诗人圈、摇滚圈的事，比如梁也盛赞岳重的诗如何像芒克一样有分量却不轻易出手，比如崔健讲正创作的新歌、在北展个唱之后还想在1989年搞几场大型个唱。
苏州街陈嘉映家
陈嘉映家原在望儿山下的黑山扈20号，那是他爱人在69中学的教师宿舍，一度为其朋友聚酒、议政、盘道之地。因其兄、我的工友陈嘉曜，我得以认识陈嘉映等一帮高人。
常来黑山扈的有：时在北大哲学系的胡平（以《论言论自由》及参加区人代表竞选而著名），赵越胜、朱正琳、甘阳，陈嘉映的“插友”、时任大地公司经理的于洋，曾因“反动学生”在邢台被劳教过六年的于基，等等。后陈夫妇先后出国，学校收回房子。
1989年春，陈住其兄陈嘉曜在苏州街的两室一厅的楼房（其兄时在美国）。此时朋友们的聚点已在赵越胜家，但陈家常有小聚会。常三两人至陈嘉映家，聊后总是下楼在饭店吃喝。饭后或再上楼坐在陈家的两个沙发上，喝威士忌的黑方。其阳台放了一把躺椅。
四五月那些日子，于洋常开着他那辆旧伏尔加车来陈家。我知道陈家的钥匙藏在门口那里，也常不速而来。于洋黑壮，戴眼睛，干嗓，话前多先微笑。他是陈在内蒙古突泉插队时的插友，“文革”时就与陈成了读书、听乐、议政、打架、喝酒的密友。他的哥哥于基因言论思想被劳教过好几年，自然苦大仇深。
人大法律系毕业又去美国读法哲学的梁治平约是1989年4月归的京。因苏炜介绍，我去梁在人大筒子楼的家，陈嘉映亦去了。陈在编委会圈里最喜欢梁的表达严谨、思想开阔以及文字古典。在梁家见其展示陈寅恪的诗，也听梁讲陈寅恪的高风轶事。
朱正琳也来陈嘉映家，他正在北语学德语欲去那边当访问学者。那时朱不瘦了，脸也小见绯润，但谈吐仍瘦挺。听着陈家的莫扎特巴赫等他也能跟着哼出旋律。但老朱一次唱歌而无伴奏时，赵越胜说：“呦，您不但会唱歌还会做曲呢（指跑调）。”
有时来者都是搞哲学的，一时的话题都是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维特根斯坦啥的，那酒喝得就有些抽象：喝了不少了，还正襟危坐，只是满口思辩醉成几个教条或零星的词了，杠抬来抬去，话就少了，比咽酒声还少。
我不懂哲学，只是给他们添菜上酒，劝他们：“还不歇会儿？这种哲学酒喝得多累呀。”于是下了一层台阶，但离真正酒后话题还很远。时有刚才喝多又辩输者出门一会儿脸色苍白地回来，嘴角还没擦净呢。
我的小屋甲八斋
我住的杂院门牌号为甲八。院里住了四家，都是老北京。有一家养了近百只鸽子。鸽子有时在我窗对面的房脊上摇头摆尾，映在窗户纸上像皮影一样有趣。邻居还养了一只两个月大的黑贝，他因上班，白天由我喂养。那狗能用爪子从门缝扒开门，进我屋，两只前爪趴在我正盖着的被子上，呜呜哼哼，意思是让我喂它。
我的屋门不锁，是怕朋友们吃闭门羹以及送我的东西放不进来，当然我屋里也丢过成条的烟和高级酒。有一阵我也养一只鸽子，它总栖在取暖炉的烟筒上，不乱飞落。
1989年初，成都来的高尔泰来访，我不在，他进得屋来留张书法不错的条子：“一只鸽子，几缕阳光，惟主人不在。”后来我和徐友渔还去过他在东三环的住所，高尔泰严厉批评我的诗风从严谨变成了松散的白话。
编委会的一些稿子，有的也直接寄到我这里来。我的名章就放在门外的窗台上，邮递员常常自取而盖，等我中午或下午回来窗台上就可能有挂号的邮件甚至汇款。我那时给报刊大小稿都写，所以有时一张汇款单能低到5元。我一般是凑到五六张才去六部口邮局兑取。有一个营业员大眼瘦鼻，我总是去她的窗口，顺便贫两句，等她笑时看看她的粉舌白牙。我一周还得去几趟位于东四六条的三联书店，为编委会的事找沈昌文或他的女秘书。
张小崧也到我这玩过。他在社科院读完新闻硕士，又入《中国科技日报》工作，后自创公司，因喜欢旅行和跳舞与我玩得来。1988年他就买了一辆小面包，有时坏了就到我家附近一个老头那儿修，图便宜。张是高个，演员脸，谈吐文雅，我是通过朱正琳认识的张，张的父亲是朱的硕士导师。
张小崧与我有时在灵境附近的饭店吃饭，然后开着他的车去跳舞，比如有两次请的是IBM公司的吴士宏，跳到夜里散场一起去张小崧北大的家或五孔桥的家去住。
1989年时公用电话才五分钱。电话在胡同中一位矮个大姐家。她常来我这儿给我送纸条，上面写：“啊尖，回电*******（六位数或七位数）”。她文化不高，以为啊尖就是阿坚。有时我不在家，她便推门进来把条子放在桌上。那会小偷不多，我不锁门也没大事，有一次同学关正文直接把两千元包在纸里放在我桌上，我回来发现时倒是庆幸了一下。
到1989年4月时，我已跟甘阳的小阿姨好上了，她常抽时间到我这来。她说她不愿在甘阳家干了。我就去甘阳家帮着她拿行李，当时甘阳夫妇的脸色很不好看，但没臭骂我。
画家圈和摇滚圈
圆明园画家村的实际地名叫福缘门（圆明园某老门）村。这里最早的外来住户是诗人，比如黑大春。
1989年初，很冷的一天，周国平等人带我去圆明园画家村访友,先在村边小饭馆吃了一顿。访的画家是谁我忘了,好象有刘雁(黑龙江籍),其初期画风模仿达利。又去了几个画室，大部分画室都没生火。见识了几个人的作品：手伸进一个箱孔中摸到软硬滑涩不同触面的装置艺术；以解剖图为蓝本画出的组织或脏器的鲜艳的局部（画架边真有《人体解剖图》）；字母、汉字搅和后胡乱拼合的半画半装置等。那时即听说：成功的画家白天来工作室干活，晚上进城住，因为白天老有外国人来买画或游玩；有的画家交的女友都是外国的。
1989年2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现代艺术展”因组委的先锋和宽容，使之成为中国现代艺术乃至后现代艺术的大展现。展期为一周以上。先锋的文学艺术青年、自由的知识分子、时髦的文化男女没有不来参观的，不少外地人也专程前来。该展最响亮的作品是一个行为艺术：作者肖鲁以真枪向自己的装置开了一枪（后被公安带走）。后来最有影响的作品肯定有王广义以分格法画的毛泽东，有徐冰成千自撰汉字的“析世鉴”等。我也看到了满地乱绳、洗带鱼、用洗衣机洗烂一本书、洗澡等各种行为艺术。
编委会在京的人都去了。虽然大多作品我不懂，但我觉得开放、自由、颠覆就是好。几位参加“现代艺术展”的作者因周国平或甘阳介绍我也认识，比如搞油画的王广义、搞建筑的王明贤、搞画论的尹吉男（也是编委会成员，亦是书画鉴定家）等。我还去过王明贤、高名潞在北京轻工学院乃至玉渊谭搞过的聚会。
“现代艺术展”后，“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还协助贵阳的画家曹琼德在中国美术馆搞了一次个展。曹的妻子唐亚萍是诗人，诗风像鬼一样风流狡媚，深受赵越胜喜欢。赵越胜还在《读书》杂志上撰文评论唐亚萍的一部诗集，也是赵说服甘阳从编委会拿出一些钱帮助曹的画展的。
因为梁和平的介绍,我认识了崔健、当时还是初中生的何勇、音乐制作人王晓京、作曲的祝小民。祝小民的家那时在水碓子，屋里有钢琴、合成器、音轨机、鼓机以及好音响。像“枪炮玫瑰”“性手枪”“平克弗洛伊德”等乐队的专辑都是在他那儿听的，每次也都听祝小民自己刚谱好的曲（多以吉他奏）。
何勇那时住东三环边的一个楼房里，是祝小民带我去的。何当时是个很漂亮的男孩，吉他玩得好，词曲能力也很强，崔健与祝小民都对我夸过他。何勇的案头有刚写完的楷书毛笔字，（我略学过书法）觉得真不错。
跟崔熟了以后，我去过他排练的几个场所：东直门外的，西城大觉胡同的，平安里百花深处胡同的。也认识了其鼓手三儿、马禾、刘效松，贝斯君利，键盘王勇，萨克斯刘元，主吉他手是某日本小伙。崔健乐队经纪人王小京有音乐和商业双重头脑，人际关系广博且人缘好，擅变通，有悟性；他待人也随和、安静，1989年初他就有126台的BP机了。
编委会及周围男女
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期刊从1988年到1989年就出过两期，主要刊登编委们的文章，但也登一些外人的，比如杨炼一首解读易经的长诗。编委会的书由三联书店来出版发行。我那时常跑三联书店位于南竹竿胡同的发行所兼书店，取样书，去邮局寄样书。
编委杜小真也住在附近胡同一个完整的四合院里。我去过她家几次，家中很大，还有阁楼。她和先生都是留法回国的。
编委会还有两位女士，一是甘阳夫人孙依依，一是在美国学过社会学的李银河，李那时白而瘦，编委会开会时很少发言，她也从不带丈夫王小波来参加聚会；后来她知道我搞文学，还拿来一叠活页纸的小说，要我看看，却没说谁的，定是王小波的，但我几乎没看下去。
编委会当然是西学为主的，但也有搞国学的陈来、闫步克和现代文学的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刘东上跨《走向未来》编委会和甘阳的编委会。据说甘阳认为用国学的思想来研究国学不灵、太狭隘，而须假以西学。记得《文化：中国与世界》期刊上有周国平的一篇《论嵇康与尼采》，即为此类。
编委会的刘小枫1988年已在深圳大学任教，偶尔来京。早先他就以一本《拯救与逍遥》在文化青年中闻名，后在编委会，与何光沪一样都是搞基督教文化的。刘来京后，大讲深圳大学的地理位置、建筑风格、居室面积之好，还说我去深圳玩可住他家。我那时即知他与夫人菲子以前较惊心的爱情故事：他俩是四川外语学院的同学，菲子漂亮热烈，身上有土著酋长的血缘，她追小枫追得寻死寻活，成功了。小枫微胖，白脸黑边眼镜，挺静雅的。
编委会的何怀宏，翻译过《正义论》，他好象是江西人，典型的知识分子相，他喜欢我的诗，所以我去他家便可腆脸吃喝。一度他太太练辟谷功，一周没吃饭后，样子仍不显憔悴。
何光沪的家在石景山八角，两室一厅。一室给他女儿住。他精瘦、长脸高鼻，因他搞神学，大家都说他长得就是传教士的样，且他讲起话来也是滔滔而烈烈。他太太高师宁，也是搞神学的，他家算夫妇修道院。
编委苏国勋的家我也去过几次，一次他太太下厨，我与苏还喝了几杯。他与太太都是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毕业的。他太太年轻时肯定是美人。我见他太太对苏说话的口气便知苏是惧内者。
那时在朋友圈里，我认为朱正琳是最有精神的，陈嘉映最有道，甘阳最有气，赵越胜最有韵，而徐友渔最有文化。
赵越胜常张罗大家去郊野玩。约是1988年夏，即由魏北凌开其12座面包车去了怀柔辛营环岛南边的山沟，这里有越胜“文革”时待过的兵工厂，以及他站在山头唱歌背《奥德赛》的地方。来了甘阳、徐友渔、苏国勋等一车人。后又夜爬慕田峪长城，没人收票。大家听越胜指点怀柔江山，又瞎唱俄苏歌曲至天明。还有一次是去怀柔的黄花城水库，来了周国平、灵羽、徐友渔、王焱、梁和平、张丽达等八九个人。就住水库边上的石油部干训班的活动房里。翌日晨，周国平埋怨徐友渔打呼噜，徐说：“又不是我要住这屋的，是组织分我到这屋的。”周说：“组织让你来睡觉，也没让你打呼噜。”
来赵越胜家的姑娘，服饰最讲究的是孟湄和于姑娘。后者以料子好、牌子好又不乍眼而让明眼人知其考究。于姑娘的头发黑且浓，话音低柔，出语即到位或有味，长的也像日本少妇——其父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满洲学生。于姑娘知我喜欢音乐而偏俗，给我从日本带来过红白歌会几届擂主五轮真弓的磁带，后又给我与鲍勃·迪伦同时的琼·贝茨的磁带。
虽然那两年我给编委会打杂，顺便向精英们学习，但我好玩好热闹好色，跟朋友圈里的女性也比较熟。比如留美回国的申姑娘，坚韧、热情，富有牺牲精神，她也狠狠地帮助过我，可我还是打过她两个女同学的主意。
自从1989年春我勾搭了甘阳家的小阿姨小李后，我的名誉就更低了，以至我都不好意思见甘阳了。大约是在1989年5月的一天，朋友们去魏北凌家吃喝，我才又见到了甘阳，还跟他碰了几杯。
编委会的解体
1989年中，“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事就停了，但已编好交到三联的书倒是在陆续出，仍沿用“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的名字。再稍后才去掉了编委名单。有一种说法是编委内部分岐越来越大，财务不透明有人不满，本已难以为继。
朱正琳还在语言学院进修德语，为10月份去德国当访问学者做准备。因张世英先生当初力排众议将朱这个蹲过五年牢的人录取为自己的研究生，所以后来张先生在湖北大学组建德国哲学研究所以及现象学会，点将到朱正琳时，他义不容辞地就去了武汉。这次他将去德国研修一年，再回湖北大学，充实德国哲学研究所的学术力量。10月份左右，赵越胜也在积极办去法国的护照签证。好像办得挺麻烦，有时也顾不上带孩子，就让朱正琳或李银河帮着带。
12月底，赵越胜的签证下来了，他终于要赴法国了。我骑三轮帮他去隆福寺卖过一车不要的旧书，又卖了一车当废品的。他家剩的酒都给我了，还有一个法国摇头小电扇。好像是魏北凌开车与我去送的越胜父女。越胜多情，用他那青光眼还留了几滴泪，便成了“红光眼”了。
越胜这一走就是十几年未归，但他在法国的信息也陆续传来，加上2006年我们再会时他的说法，综述一下是：一到法国就跟妻子离婚，但他来法的手续主要是他妻子帮办的，后来其妻怒而将越胜的护照扔了，他不得已才申请难民护照；1990年8月在巴黎会了刘宾雁；1991年越胜去美国，见了陈嘉映、甘阳、刘宾雁——后者有掏笔记录谈话的职业习惯；1999年刘宾雁又来法国，谈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后又陪刘去诺曼底；刘宾雁去世后，赵在《今天》杂志上发悼刘长文。
越胜任人唯亲，只要他喜欢你，你再有别的大毛病也没关系；只要他不喜欢你，你尽管崇拜他且没啥大毛病你也休想登他的家门。越胜对我最大的实惠就是他启蒙了我对古典音乐的热爱，以及他家的白酒多一半都是我喝掉的。
有一段时间，比较压抑，我去他家时他正听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那音乐我也不特喜欢，可餐桌上他给我备了特好的意大利熏肠和一瓶中国出的干白。接着他又放起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记得他最喜欢的是第六和第十。原来他希望我一会去做一件比较危险的事，因为我行动能力较强。我说：那算啥呀，还值得你放英雄曲来为我壮行，你再把那瓶黑方威士忌开开我喝一杯吧。他说：喝多了误事，等你晚上回来，这瓶全是你的。
其实那事没啥。晚上我办完事回他家时，他为我炖了排骨，并额外地为我放了一盘俄罗斯当代的摇滚乐——他听得也皮笑肉不笑的。平常我拿来比较流行的带子，他根本不让放，说是毁机器。正版的也不行，说是亵渎音响。这就像他不允许我带没文化的漂亮姐上他家一样。
越胜去法国定居前，将他所有磁带都给了我，两百盘吧，全套的马勒，七八盘霍洛维兹的钢琴，还有好些比较偏的如巴托克、埃德加、理查·施特劳斯等。他到法国后也几次托人给我捎来成套的CD以及法国红酒、法式巧克力。至于他传过来的信更是多情逼人，仿佛我不去法国不去他的小洋楼大吃大喝大听音乐就对不起他似的。
我可能真对不起他：他写的论文《论玛丽亚·卡拉斯》我拿去骗了酒钱；他送我的带子，我献殷勤给姑娘了；他教我写的音乐评论我已挣了好几千元稿费；甚至我还对他派来看望我的姑娘有所越轨。
我倒真感激他，没他我肯定更痞。而现在我是个时而听听音乐的痞子，还不算最不可救药吧。
1989年以后，我仍然瞎玩着。“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它没了。三个重要的编委甘阳、陈嘉映、赵越胜出国了。他们仨都是好玩的人，我的玩伴少了。原本我也不懂、不爱学术文化，只是觉得那帮人好玩，才愿给他们当马前卒或马后炮。
有一阵听说，甘阳进芝加哥大学去读博了，赵越胜在巴黎开丝绸店了，陈嘉映去主编《北京之春》了（陈上任后一改口号、谩骂、革命式风格，而以分析、说理、客观见长）。我心说那好玩么？甘阳是玩文化领袖的，赵越胜是玩名士范儿的，陈嘉映是玩纯学术的。当时我很是替他们扼腕。
阿坚：诗人兼酒鬼，原名赵世坚，1955年生于北京，别名大踏，干过各种零工，1983年后专事旅行和写作，出版有诗与小说合集《正在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