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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时代的年轻人，大概都曾在某个时刻发出这样的感慨：恨不生活在那个时代。
恨不生活在1980年代，那时大家文艺，“大神”都曾在那时恣意;恨不生活在1990年代，那时大家下海，铸造了无数金色的神话;甚至再早一点也好，“包办”也有爱情，没人开口就是房子车子……然而事实真的是那样么？然而，谁又能拒绝自己的时代？
但也许，可以有另一个角度。
陈文茜这个名字，从来都不该只是传媒人的“高山”，也不该仅仅因为经历的传奇就只被视为传奇。看看这些年她做的事，除了不断地突破自己，更多是在与年轻人交流。她说：经济大衰退、全球体制失灵，这些“树”不在了，但那也不要紧。因为任何时代都是礼物。
即使，是她年轻时的台湾。
属于青年陈文茜的那个台湾，是美国刚刚与新中国正式建交，台湾的富人们几乎全数移民。“风雨飘摇、政治动荡、言论管制”……那个大时代里小小的她，也因为无法忍受做“外商的帮凶”出走律师楼，跑去参与反对活动又因此被家人断绝往来，入职三个月就升为报纸主编却被流言困扰……
但她回想起那时“仍然很甜美”。
“青春就是用来吃苦的。年轻时不去爬高山，到中年会无力。”所以，即使是以金融海啸做背景的青春，经济大洗牌过后不就是新产业崛起？她说“每件事都有阴阳两面，每一次经济灾难，都会淘汰一些东西，也都会清出一片土地。问题不是你所在的时代，而是你自己的本事。面对这个时代，每个人的答案都不相同，但人的生命里总会有礼物。”
CUTE：您之前对大陆年轻人的了解都是经由哪些渠道？对他们又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一次大陆之行，有哪些新的见闻和想法？
陈文茜：每年我都会在大陆参加很多活动，在活动中看到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更渴望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有强烈的企图心和渴望。他们关心的问题更多是自己的就业，现场会有一些情绪性的发言和辩论。对于金融海啸前后的高房价，大多数年轻人不知缘由，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处境，也没人告诉他们这是为什么，他们的看法会比较偏激、片面。在最近的活动现场，我听到了这样的故事，为了让孩子留在北京，父母、祖父母卖掉了房子。“房价”已经是各个层面的问题。但我的想法是，生命的追逐不该只是房子，而应该是更多内心的东西。虽然中国人都会受“安居乐业”想法的影响，但这种需求是“现实”也是陷阱。我希望能提供一个不太一样的角度。不妨试想一下，如果青年巴菲特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他不会买房子。这是历史的炒作，而它一定会被修正，之前的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了，这大概需要六七年或十年左右的时间。这背后是复杂的金融问题，这一段是历史的“神经病阶段”，但这是总会有的一个过程。
CUTE：在这样的“大时代”下，普通人能做些什么？历史上曾面对类似状况的年轻人是怎么做的？
陈文茜：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巴菲特是送《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的报童。这两份报纸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完全相反，巴菲特每天送报前都会看、会思考，也会观察什么样的家庭会定哪一份报纸。这也许就是他的起点，因为直到现在，巴菲特的公司还会每年举行丢报纸比赛。
海明威最好的年纪都在战地，他的青春就是一场空，战争中活下来的年轻人，回来后大多也只能在高原上种土豆。但在那样苍白的年代里，海明威写出了伟大的作品。我是说，坚持梦想、仔细观察，学习、积累，任何时代都是礼物。即使对于做很多事而言，现在的确不是好的时机，但一个时代也总有它的需求，就像即使在这个时代，也有阿里巴巴、亚马逊。
大时代里有各种灾难，会挫伤每个人，我们无法回答，即使回答也无法面对。即使抗争，很多时候抗争的出发点也不是议题，而是黑洞。当大时代的灾难来临，串联、风潮或者其他，诉说的其实是每个人心中的黑洞，而这种诉求、控诉，对“时代的改变”意义很小。我们能做的只是面对人性，回答好时代的问题，不虚耗自己的青春。
CUTE：这需要怎样的素质或者哪些必要的知识背景？能给大家一些推荐么？
陈文茜：需要内心有信念以及看问题更好的坐标。在这个时代，应该在左手边放一本历史书，在过往中寻找答案，在对面放一本时事的书，在右手边放一本“鸡汤”，当情感遇挫时可以得到安慰。
我很爱看人物传记，包括亚历山大、丘吉尔、汉娜·阿伦特等等重要的历史人物的，把他们当做朋友，试着与他们同行，看看不同阶段的他们在做什么。年轻人看看传记，能看到自己的生命。然后是历史类，看史景迁笔下的中国历史，从全球、从西方，对比着看你自己的历史。还有齐邦媛的《巨流河》，我的老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20世纪解释》《极端的年代》。
看过这些你会发现，我们现在说的很多话，与100年前都一样。在历史的对照里再去看你的问题，是把它们和自己放在了更好的坐标里，而不是像现在的很多评论，因为知识背景很弱，说出来就只是一时很爽。
CUTE：您之前对大陆年轻人的了解都是经由哪些渠道？对他们又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一次大陆之行，有哪些新的见闻和想法？
陈文茜：每年我都会在大陆参加很多活动，在活动中看到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更渴望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有强烈的企图心和渴望。他们关心的问题更多是自己的就业，现场会有一些情绪性的发言和辩论。对于金融海啸前后的高房价，大多数年轻人不知缘由，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处境，也没人告诉他们这是为什么，他们的看法会比较偏激、片面。在最近的活动现场，我听到了这样的故事，为了让孩子留在北京，父母、祖父母卖掉了房子。“房价”已经是各个层面的问题。但我的想法是，生命的追逐不该只是房子，而应该是更多内心的东西。虽然中国人都会受“安居乐业”想法的影响，但这种需求是“现实”也是陷阱。我希望能提供一个不太一样的角度。不妨试想一下，如果青年巴菲特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他不会买房子。这是历史的炒作，而它一定会被修正，之前的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了，这大概需要六七年或十年左右的时间。这背后是复杂的金融问题，这一段是历史的“神经病阶段”，但这是总会有的一个过程。 CUTE：在这样的“大时代”下，普通人能做些什么？历史上曾面对类似状况的年轻人是怎么做的？
陈文茜：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巴菲特是送《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的报童。这两份报纸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完全相反，巴菲特每天送报前都会看、会思考，也会观察什么样的家庭会定哪一份报纸。这也许就是他的起点，因为直到现在，巴菲特的公司还会每年举行丢报纸比赛。
海明威最好的年纪都在战地，他的青春就是一场空，战争中活下来的年轻人，回来后大多也只能在高原上种土豆。但在那样苍白的年代里，海明威写出了伟大的作品。我是说，坚持梦想、仔细观察，学习、积累，任何时代都是礼物。即使对于做很多事而言，现在的确不是好的时机，但一个时代也总有它的需求，就像即使在这个时代，也有阿里巴巴、亚马逊。
大时代里有各种灾难，会挫伤每个人，我们无法回答，即使回答也无法面对。即使抗争，很多时候抗争的出发点也不是议题，而是黑洞。当大时代的灾难来临，串联、风潮或者其他，诉说的其实是每个人心中的黑洞，而这种诉求、控诉，对“时代的改变”意义很小。我们能做的只是面对人性，回答好时代的问题，不虚耗自己的青春。
CUTE：这需要怎样的素质或者哪些必要的知识背景？能给大家一些推荐么？
陈文茜：需要内心有信念以及看问题更好的坐标。在这个时代，应该在左手边放一本历史书，在过往中寻找答案，在对面放一本时事的书，在右手边放一本“鸡汤”，当情感遇挫时可以得到安慰。
我很爱看人物传记，包括亚历山大、丘吉尔、汉娜·阿伦特等等重要的历史人物的，把他们当做朋友，试着与他们同行，看看不同阶段的他们在做什么。年轻人看看传记，能看到自己的生命。然后是历史类，看史景迁笔下的中国历史，从全球、从西方，对比着看你自己的历史。还有齐邦媛的《巨流河》，我的老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20世纪解释》《极端的年代》。
看过这些你会发现，我们现在说的很多话，与100年前都一样。在历史的对照里再去看你的问题，是把它们和自己放在了更好的坐标里，而不是像现在的很多评论，因为知识背景很弱，说出来就只是一时很爽。
CUTE：梁文道、窦文涛还有其他人，很快就会在大陆推出新的视频节目，您是否也有相关的计划？
陈文茜：我的人生不做重复的事，到一个年龄，换一条跑道，每个阶段一个梦，到一个阶段就喊停。我现在60岁了，想去旅行、写作，去丘吉尔故居，去和他“对话”，写很好的东西。
CUTE：之前看您的个人经历，您不断在“转型”而且每一次都很成功，这背后有怎样的思考、勇气和准备？
陈文茜：其实还是“舍得”。在一个行业里辛苦地经营三四年，就应该已经能看到前景，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无论穷、富、有、无，都舍不得。
我离开电视台的时候，李敖都说“你会后悔”，但他连飞机都不敢坐！如今我阅读丘吉尔、去走他走过的路、去写很好的东西，我的人生因此有光彩。
人生最怕停滞、犹豫，没差别也没当下，今天、明天、后天都一样……最可怕的就是这样“挨”。所以我想清楚了就会去做。我写书不关心销量，当然我也有这样的条件，做什么都有人去埋单。
CUTE：但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条件。大多数人有很多后顾之忧。
陈文茜：我也不是一直一帆风顺，以前也没有人为我埋单，但我会选择去说服他。台湾以前没有时政经济节目，我想做就要去说服我的老板。他担心收视，我就主动和他说，这档节目我只要我当时1/4的酬劳，这才做起来。到后期这个节目很火（直到现在它仍然是收视最高的节目），我的酬劳也只是涨到1/2，其他的用在找好的记者上。所以无论是谁，转换跑道的时候，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牺牲。
CUTE：您一直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但还有很多人为了抓住时代的“机遇”，放弃了自己的特质，去读商、读法，对这种情况您又怎么看？
陈文茜：如果从收入角度看我现在的转型，其实也是失败的，写书赚的钱与做电视台不能比。
但人就是要有喊停的能力。赚钱赚到差不多够了，就要把该经历的经历完。不然，人就像跑步机、印钞机，这不一定错，但只能说是很平凡的人。人只有做自己才算真的成功、真的受到肯定，也会更快乐。活在社会的需要里是很可悲的，用自己生存的意义成就社会的风向，不能说错，但就是很平凡的人生。而我知道我会的、我要的、该做的，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很有价值，否则的话，我自己也不欣赏自己。
CUTE：我们的读者多是刚刚从大学校园里步入社会的年轻女性，您对这样的她们有哪些建议么？
陈文茜：之前在台北的一场活动里，我和一个护理系的学生说，年轻人要有国际的眼光，可以用两年时间去旅行。我建议她去三个地方，一是刚果，看看那里的人的生命、生存、生活。看看那里的女人，之前在战乱中被性侵、被割掉阴蒂再不会有性高潮的女人，战后她们安慰自己的方式，是给自己种大片大片的玫瑰花园，从美中重新找到生命力。然后去纽约，从世界霸权的中心再去看你自己的问题，看看那里的年轻人，在用什么样的方式回答他们所面对的时代。看看“世界的视野”，你的那些问题，他们又是如何看。最后去英国，看看18和19世纪骄傲的征服者，是怎么败下来、如何会被屠杀，去重建历史观、人生观。然后你再回到台湾，到时候，你的眼光是“无国界”的，不会再有自怜自艾，很多东西，比如“爱”，也少了很多的界限。
恨不生活在1980年代，那时大家文艺，“大神”都曾在那时恣意;恨不生活在1990年代，那时大家下海，铸造了无数金色的神话;甚至再早一点也好，“包办”也有爱情，没人开口就是房子车子……然而事实真的是那样么？然而，谁又能拒绝自己的时代？
但也许，可以有另一个角度。
陈文茜这个名字，从来都不该只是传媒人的“高山”，也不该仅仅因为经历的传奇就只被视为传奇。看看这些年她做的事，除了不断地突破自己，更多是在与年轻人交流。她说：经济大衰退、全球体制失灵，这些“树”不在了，但那也不要紧。因为任何时代都是礼物。
即使，是她年轻时的台湾。
属于青年陈文茜的那个台湾，是美国刚刚与新中国正式建交，台湾的富人们几乎全数移民。“风雨飘摇、政治动荡、言论管制”……那个大时代里小小的她，也因为无法忍受做“外商的帮凶”出走律师楼，跑去参与反对活动又因此被家人断绝往来，入职三个月就升为报纸主编却被流言困扰……
但她回想起那时“仍然很甜美”。
“青春就是用来吃苦的。年轻时不去爬高山，到中年会无力。”所以，即使是以金融海啸做背景的青春，经济大洗牌过后不就是新产业崛起？她说“每件事都有阴阳两面，每一次经济灾难，都会淘汰一些东西，也都会清出一片土地。问题不是你所在的时代，而是你自己的本事。面对这个时代，每个人的答案都不相同，但人的生命里总会有礼物。”
把它们和自己放在更好的坐标里
CUTE：您之前对大陆年轻人的了解都是经由哪些渠道？对他们又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一次大陆之行，有哪些新的见闻和想法？
陈文茜：每年我都会在大陆参加很多活动，在活动中看到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更渴望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有强烈的企图心和渴望。他们关心的问题更多是自己的就业，现场会有一些情绪性的发言和辩论。对于金融海啸前后的高房价，大多数年轻人不知缘由，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处境，也没人告诉他们这是为什么，他们的看法会比较偏激、片面。在最近的活动现场，我听到了这样的故事，为了让孩子留在北京，父母、祖父母卖掉了房子。“房价”已经是各个层面的问题。但我的想法是，生命的追逐不该只是房子，而应该是更多内心的东西。虽然中国人都会受“安居乐业”想法的影响，但这种需求是“现实”也是陷阱。我希望能提供一个不太一样的角度。不妨试想一下，如果青年巴菲特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他不会买房子。这是历史的炒作，而它一定会被修正，之前的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了，这大概需要六七年或十年左右的时间。这背后是复杂的金融问题，这一段是历史的“神经病阶段”，但这是总会有的一个过程。
CUTE：在这样的“大时代”下，普通人能做些什么？历史上曾面对类似状况的年轻人是怎么做的？
陈文茜：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巴菲特是送《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的报童。这两份报纸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完全相反，巴菲特每天送报前都会看、会思考，也会观察什么样的家庭会定哪一份报纸。这也许就是他的起点，因为直到现在，巴菲特的公司还会每年举行丢报纸比赛。
海明威最好的年纪都在战地，他的青春就是一场空，战争中活下来的年轻人，回来后大多也只能在高原上种土豆。但在那样苍白的年代里，海明威写出了伟大的作品。我是说，坚持梦想、仔细观察，学习、积累，任何时代都是礼物。即使对于做很多事而言，现在的确不是好的时机，但一个时代也总有它的需求，就像即使在这个时代，也有阿里巴巴、亚马逊。
大时代里有各种灾难，会挫伤每个人，我们无法回答，即使回答也无法面对。即使抗争，很多时候抗争的出发点也不是议题，而是黑洞。当大时代的灾难来临，串联、风潮或者其他，诉说的其实是每个人心中的黑洞，而这种诉求、控诉，对“时代的改变”意义很小。我们能做的只是面对人性，回答好时代的问题，不虚耗自己的青春。
CUTE：这需要怎样的素质或者哪些必要的知识背景？能给大家一些推荐么？
陈文茜：需要内心有信念以及看问题更好的坐标。在这个时代，应该在左手边放一本历史书，在过往中寻找答案，在对面放一本时事的书，在右手边放一本“鸡汤”，当情感遇挫时可以得到安慰。
我很爱看人物传记，包括亚历山大、丘吉尔、汉娜·阿伦特等等重要的历史人物的，把他们当做朋友，试着与他们同行，看看不同阶段的他们在做什么。年轻人看看传记，能看到自己的生命。然后是历史类，看史景迁笔下的中国历史，从全球、从西方，对比着看你自己的历史。还有齐邦媛的《巨流河》，我的老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20世纪解释》《极端的年代》。
看过这些你会发现，我们现在说的很多话，与100年前都一样。在历史的对照里再去看你的问题，是把它们和自己放在了更好的坐标里，而不是像现在的很多评论，因为知识背景很弱，说出来就只是一时很爽。
CUTE：您之前对大陆年轻人的了解都是经由哪些渠道？对他们又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一次大陆之行，有哪些新的见闻和想法？
陈文茜：每年我都会在大陆参加很多活动，在活动中看到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更渴望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有强烈的企图心和渴望。他们关心的问题更多是自己的就业，现场会有一些情绪性的发言和辩论。对于金融海啸前后的高房价，大多数年轻人不知缘由，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处境，也没人告诉他们这是为什么，他们的看法会比较偏激、片面。在最近的活动现场，我听到了这样的故事，为了让孩子留在北京，父母、祖父母卖掉了房子。“房价”已经是各个层面的问题。但我的想法是，生命的追逐不该只是房子，而应该是更多内心的东西。虽然中国人都会受“安居乐业”想法的影响，但这种需求是“现实”也是陷阱。我希望能提供一个不太一样的角度。不妨试想一下，如果青年巴菲特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他不会买房子。这是历史的炒作，而它一定会被修正，之前的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了，这大概需要六七年或十年左右的时间。这背后是复杂的金融问题，这一段是历史的“神经病阶段”，但这是总会有的一个过程。 CUTE：在这样的“大时代”下，普通人能做些什么？历史上曾面对类似状况的年轻人是怎么做的？
陈文茜：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巴菲特是送《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的报童。这两份报纸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完全相反，巴菲特每天送报前都会看、会思考，也会观察什么样的家庭会定哪一份报纸。这也许就是他的起点，因为直到现在，巴菲特的公司还会每年举行丢报纸比赛。
海明威最好的年纪都在战地，他的青春就是一场空，战争中活下来的年轻人，回来后大多也只能在高原上种土豆。但在那样苍白的年代里，海明威写出了伟大的作品。我是说，坚持梦想、仔细观察，学习、积累，任何时代都是礼物。即使对于做很多事而言，现在的确不是好的时机，但一个时代也总有它的需求，就像即使在这个时代，也有阿里巴巴、亚马逊。
大时代里有各种灾难，会挫伤每个人，我们无法回答，即使回答也无法面对。即使抗争，很多时候抗争的出发点也不是议题，而是黑洞。当大时代的灾难来临，串联、风潮或者其他，诉说的其实是每个人心中的黑洞，而这种诉求、控诉，对“时代的改变”意义很小。我们能做的只是面对人性，回答好时代的问题，不虚耗自己的青春。
CUTE：这需要怎样的素质或者哪些必要的知识背景？能给大家一些推荐么？
陈文茜：需要内心有信念以及看问题更好的坐标。在这个时代，应该在左手边放一本历史书，在过往中寻找答案，在对面放一本时事的书，在右手边放一本“鸡汤”，当情感遇挫时可以得到安慰。
我很爱看人物传记，包括亚历山大、丘吉尔、汉娜·阿伦特等等重要的历史人物的，把他们当做朋友，试着与他们同行，看看不同阶段的他们在做什么。年轻人看看传记，能看到自己的生命。然后是历史类，看史景迁笔下的中国历史，从全球、从西方，对比着看你自己的历史。还有齐邦媛的《巨流河》，我的老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20世纪解释》《极端的年代》。
看过这些你会发现，我们现在说的很多话，与100年前都一样。在历史的对照里再去看你的问题，是把它们和自己放在了更好的坐标里，而不是像现在的很多评论，因为知识背景很弱，说出来就只是一时很爽。
CUTE：梁文道、窦文涛还有其他人，很快就会在大陆推出新的视频节目，您是否也有相关的计划？
陈文茜：我的人生不做重复的事，到一个年龄，换一条跑道，每个阶段一个梦，到一个阶段就喊停。我现在60岁了，想去旅行、写作，去丘吉尔故居，去和他“对话”，写很好的东西。
CUTE：之前看您的个人经历，您不断在“转型”而且每一次都很成功，这背后有怎样的思考、勇气和准备？
陈文茜：其实还是“舍得”。在一个行业里辛苦地经营三四年，就应该已经能看到前景，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无论穷、富、有、无，都舍不得。
我离开电视台的时候，李敖都说“你会后悔”，但他连飞机都不敢坐！如今我阅读丘吉尔、去走他走过的路、去写很好的东西，我的人生因此有光彩。
人生最怕停滞、犹豫，没差别也没当下，今天、明天、后天都一样……最可怕的就是这样“挨”。所以我想清楚了就会去做。我写书不关心销量，当然我也有这样的条件，做什么都有人去埋单。
CUTE：但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条件。大多数人有很多后顾之忧。
陈文茜：我也不是一直一帆风顺，以前也没有人为我埋单，但我会选择去说服他。台湾以前没有时政经济节目，我想做就要去说服我的老板。他担心收视，我就主动和他说，这档节目我只要我当时1/4的酬劳，这才做起来。到后期这个节目很火（直到现在它仍然是收视最高的节目），我的酬劳也只是涨到1/2，其他的用在找好的记者上。所以无论是谁，转换跑道的时候，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牺牲。
CUTE：您一直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但还有很多人为了抓住时代的“机遇”，放弃了自己的特质，去读商、读法，对这种情况您又怎么看？
陈文茜：如果从收入角度看我现在的转型，其实也是失败的，写书赚的钱与做电视台不能比。
但人就是要有喊停的能力。赚钱赚到差不多够了，就要把该经历的经历完。不然，人就像跑步机、印钞机，这不一定错，但只能说是很平凡的人。人只有做自己才算真的成功、真的受到肯定，也会更快乐。活在社会的需要里是很可悲的，用自己生存的意义成就社会的风向，不能说错，但就是很平凡的人生。而我知道我会的、我要的、该做的，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很有价值，否则的话，我自己也不欣赏自己。
CUTE：我们的读者多是刚刚从大学校园里步入社会的年轻女性，您对这样的她们有哪些建议么？
陈文茜：之前在台北的一场活动里，我和一个护理系的学生说，年轻人要有国际的眼光，可以用两年时间去旅行。我建议她去三个地方，一是刚果，看看那里的人的生命、生存、生活。看看那里的女人，之前在战乱中被性侵、被割掉阴蒂再不会有性高潮的女人，战后她们安慰自己的方式，是给自己种大片大片的玫瑰花园，从美中重新找到生命力。然后去纽约，从世界霸权的中心再去看你自己的问题，看看那里的年轻人，在用什么样的方式回答他们所面对的时代。看看“世界的视野”，你的那些问题，他们又是如何看。最后去英国，看看18和19世纪骄傲的征服者，是怎么败下来、如何会被屠杀，去重建历史观、人生观。然后你再回到台湾，到时候，你的眼光是“无国界”的，不会再有自怜自艾，很多东西，比如“爱”，也少了很多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