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设想的文学批评，至少包括三个共存的层面。
　　批评家必须首先是走私犯、说谎家和催眠师。他以客观的包装盒来走私主观的价值判断。他“骗”读者说，这“才”是作家想表达的东西。他又去“催眠”作家说，你“其实”不懂你自己，你“其实”想写的是这样这样的东西。他把自己的见解塞进原文，险恶又扫兴。显而易见，或许是因为对西方批评理论浸淫太久（然而又并未吃得很透）的关系，我在刚踏入文学批评这块领地时，对于新世界充满着拉斯蒂涅式的渴望。2005—2008年硕士期间在王一川先生门下研修文艺学，开始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2011—2012年到哈佛东亚系访学，访美期间，按顺序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读到笛卡儿、洛克、休谟、康德这些早期现代哲学，又参加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张正平（Briankle Chang）先生的深夜读书会——记得把Werner Hemarcher论本雅明的文章“Guilt History”逐句分析到凌晨一点多。我剃了板寸，荷枪实弹，站在高坡上，“巴黎，我们来斗一斗吧”。必须承认，这种成为大说谎家的冲动或者刚刚撒了一个漂亮大谎的得意，仍旧时常涌入心海，激荡澎湃，鼓噪不安。
　　批评家不能仅仅满足于说出他自己。他的最大的主观必须经过时间与空间的辩证，成为永恒的客观。某些幸运的时刻，他的主观价值判断因为摒弃成见直指人心，拆除了作为“更隐蔽的主观”的社会惯习与文学规范，而晋升为貌似主观的“客观”。批评家的第二层次是盗火者。他看似走私、说谎和催眠，其实却是真理的助产士和快递员。
　　2008年起我考入北京大学曹文轩老师门下，随即进入邵燕君老师主持的“北大评刊”论坛，此后扎实服役，直面文本，徒手肉搏，不许夹带理论武器入场。更糟的是还要把自己写的评论逐字念出来，承受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的拷问。现在想来，人才济济，我只能坐在暖气管上（椅子不够）承受大家的唇枪舌剑，不仅下身如坐针毡，上身更是草船借箭，腹背受敌，正面挨完背面挨——如果是动漫里，当时举起水杯喝一口，全身上下就要扑哧扑哧冒出七八根水柱。当然，偶尔几个时刻经受住了考验，觉得自己真是发现真理。爽得很，请客喝酒。
　　但是，真理与火焰只是一闪即灭的洞见。语言系统的局限注定了真理陈述的有限。历史还在展开，每一次批评都需要重新被审视。当你满以为自己是盗火者、助产士与快递员的时候，也许又做了另一重意义上的走私犯、说谎家与催眠师，徒劳又可笑。因此，批评的第三个层次是不安，不安于过去，不断反省和重启，清理自身在历史中的遗蜕。于是批评才能形成新一轮的辩证与进化。
　　自2013年进入社科院文学所，我参加了“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读书会，随即2014—2015年被派往甘肃某个乡镇挂任副镇长，分管社会保险保障与卫生工作。跟踪拆迁、拜访黑帮、寻访神婆，当然还有开会发言、视察工作、招商引资、接待上访、应付检查、编造表格数据，等等。饮食男女，皆人伦物理。回头再看文学，“世界”像幽灵一样出现在“纯文学”文本的背后，就如同一张灵异的底片。好消息是“文学”变得立体，不幸的是，原先明确的意义受到新的话语结构的撕扯。我感到许多时刻对文学的刹那灵感，变得可疑。于是惶惶然。即使在当时当地获得了同意，我执终究还是我执。最终，我只好同步转向社会史的学习，试图建立一套复杂的关系网格与力之谱系，以便重新想象文学“生成”的现场。
　　我安慰自己，这不算是全盘踢翻吧。之前的工作，包括坑蒙拐骗，在历史的大循环中也都存在自己的意义——文学批评就应该是这样：卑下而崇高，低微而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