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萧红是女性文学史上的一位成熟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她笔下的女性形象的命运大都是以悲剧结尾的，这与萧红自身的人生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大篇幅地回忆了呼兰这座小城里发生的故事，她将小城里的乡土百态、风俗人情融入女性悲剧中，由此来探讨当时女性的处境以及最后造成命运悲剧的原因。
　　【关键词】 萧红;《呼兰河传》;女性悲剧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7-0004-02
　　萧红出生于黑龙江呼兰河县一个封建的家庭，她的一生短暂，但自身悲惨的遭遇使得她在描写女性悲惨的命运上更加地掷地有声、更加具有共鸣。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她笔下的乡村生活仿佛是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的眼中，她将“跳大神”“野台子戏”等这样的封建习俗与女性的生存处境相结合，构建了一个特殊的女体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她在描写各色各样的农村女性时，并没有只停留在女性的悲惨遭遇，她赋予农村女性对于自身命运更加深层次的思考，她用近乎平直的语言来叙述呼兰城发生的一切。本文将从萧红如何将女性悲剧与乡土色彩结合、对女性生活处境的哀叹、封建陋习对女性的迫害以及对女性命运的深思这四个方面来探究《呼兰河传》中女性世界与女性悲剧。
　　一、女性悲剧与乡土色彩的结合
　　萧红在这个构建的女体空间里，以第三人称的视角来看待呼兰河这座小城里女性的生活，她在叙述时习惯将乡土习俗融入文本中，揭示了女性生活与乡土之间深厚的文化关系。学者葛浩文认为，这座从小生活着的呼兰城对萧红有着两大重要影响，“一是当地的农家生活;另一是她的孤独和寂寞。虽然她出生于士绅之家，但她童年的许多时间都在邻家的农家消磨。农民生活在她脑海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象，因此她日后有两本重要作品的主角都是农民。” ①
　　《呼兰河传》中，萧红将随处可见的农民生活，浓厚的乡土气息同女性悲剧生活相结合的同时，也不忘侧面影射在当时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的男性对女性的态度及男女之间一系列的不平等对待。
　　娃娃亲，作为封建婚姻中的典型代表，让不少女性深受其害。以萧红所生活的东北小县城呼兰为例：指腹为婚的两家，生了一男一女就可以结为夫妇，若是两男或两女就不用，但这指腹为亲也讲究门当户对，女方家穷了不娶，但男方则是相反。女方嫁过去容易被妯娌间说嫌贫爱富，在公婆、丈夫那里得不到好脸色，要么受着，要么回娘家诉苦，年轻女孩子们开始闹着跳井、上吊。从这里便可以看出当初的年轻女子对于婚姻是没有选择权的，打从娘胎里就被预订了，这种婚姻模式是封建礼教和专制遗留下来的陋习，萧红借此来抨击封建伦理，也是“她作为女性作家对旧社会的黑暗的控诉以及对现代女性觉醒的呼吁” ②。
　　萧红在叙述故事时，她没有过多地加入自己的怜悯心，在写《呼兰河传》时她既是旁观者又是经历者。同样是出生、成长在这座小城里，但从她的文字间，很难感受到她的怜悯之情，她像是要把这一层皮血淋淋地撕开给世人看。
　　二、对女性生活处境的哀叹
　　《呼兰河传》中的女性地位低下，不仅仅是几千年以来封建陋习所造成的，与她们自身愚昧的思想和性格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女性的婚姻无法自己决定，就连生育都要遭受莫大的诟骂。严寒的冬天里，王大姐生产完只能住在露天草棚里，坐月子要忍受风寒吃不饱穿不暖等情况，生产完要忍受他人的嘲讽，最后留下没几岁的孩子撒手人寰。萧红在女性生育意识方面的描写一针见血，與她自身的遭遇也有着很大的关系，第一任未婚夫在她临产期不辞而别，出生后孩子又因无力抚养而送人。第二个孩子则出生就死去，两次失败的婚姻、两个孩子悲惨的结局都给了萧红深深的打击。婚姻、生育、孩子于萧红而言是不可触碰的逆鳞，“萧红对女性生育苦难的描写，是现实社会和历史悲剧命运的真实反映，表达出她对女性族群深切同情的悲悯情怀。” ③
　　在《呼兰河传》中，男性的塑泥像是凶猛的、眼睛里喷火的，而女性的塑泥像则是温顺的。男人在打女人时会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在男人眼里即便是娘娘这样的神灵都会被打，一个普通女子被打又算什么。“萧红在众多琐碎的日常生活画面的描绘中，揭示出在男权、父权的重压下，女人们抬不起头来，更触摸不到生命的价值。” ④
　　婆媳关系也是一大反映女性生活处境的问题，萧红在小说中回忆童年生活时提到粉房旁边的小偏房里那家的大媳妇牵马到井边饮水，要喂猪、打狗、剪裁等，再怎么忙都得给奶奶和婆婆们绣花鞋，这样温顺、凡事都做的媳妇才是婆婆眼中的好媳妇。俗话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性或许从出嫁那一刻开始，她的处境注定变得不公平了，萧红以婆婆与儿媳之间的这种地位关系来揭示年轻女性深受封建专制的迫害，表达对女性同胞生活处境的深切关怀。
　　三、封建陋习对女性的迫害
　　《呼兰河传》以呼兰这座小城为立足点，萧红在小说童年回忆篇章中对封建习俗进行了详细的描写，从野台子戏、娘娘庙、跳大神等，她以女性的角度、以旁观者的角度来叙述在封建陋习侵蚀的大环境下，女性的命运如何一步步走向悲剧。
　　团圆媳妇在婆家因为多吃了饭，开始被婆家人打，团圆媳妇反抗，他们就开始为了驯服她，给她跳大神。跳久了怕出人命，便开始想办法怎么给她“救”回来。有的说给她扎草人、纸人，更甚的有让她吃全毛鸡，把鸡存到她的灵魂里，团圆媳妇这般的女性是可悲的，她受到了封建愚昧的女性同类对她的加害。即便是在男权社会里，地位低下的女性们也不会团结，她们会借着在男性那里受的气撒在同性身上。
　　落后的文化、文明造就了病态的社会环境和愚昧无知的人类，团圆媳妇试图反抗过，但得到的确是加倍的迫害，她是非常典型的女性觉醒最后却失败的例子，“她们独特的处境和体验，完全为历史无意识，她们所创造的文化，也为男性文化所淹没，虽然她们还没有完全看清导致她们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但是她们已渐渐看到自己，这是女性觉醒的必由之路，也是女性解放的曙光。” ⑤ 　　四、对女性命运的深思
　　萧红在小说中对女性的命运进行了深深的思考，除开封建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大环境这一因素，女性自身的愚昧无知也是一大原因。几千年来，女性是被视为弱者的存在，是男权社会里的牺牲品，茅盾评价《呼兰河传》时，认为不仅要同情团圆媳妇，也应该同情团圆媳妇的婆婆，她也是一个可怜人，是被封建传统文化束缚的一个女子。团圆媳妇的结局没有谁是无辜的，那些冷眼旁观的邻里，他们中有身为同类的女性，这类盲目的人也是“杀死”团圆媳妇的帮凶。
　　女性自身的弱势使得在封建传统这种大环境下她们的遭遇更为糟糕，萧红在描写女性悲惨的遭遇时，有着独特的手法，比如团圆媳妇的婆婆，她侧面通过婆婆抓鸡、受伤等事来刻画“一个吝啬无理甚至反常的女性形象，使得女性在男权制压迫下被异化的主题得以强调”。⑥
　　萧红有着较强的共情能力，这很大部分来自自身的经历与体验。萧红的童年和爱情经历于她而言是十分灰暗的，她唯一的慰藉大概是祖父了，祖父教她读书认字，是她成长道路有着重要影响的人，但随着祖父的逝世，萧红将长久以来的激愤“以她动人的才华和真实体验将读者拽入她的世界，感受她的绝望、愤怒，这近乎变成一种萧红式的效应，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被她不尽客观的主体化的情绪淹没”。⑦
　　五、结语
　　萧红将呼兰河这座小城里的故事构筑成一个空间，这个空间里，她执起女性独立的大旗，撕开那些丑陋的嘴脸，以关怀之情去批判那些加害到女性身上的伤害，呼唤着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从婚姻、生育、到家庭地位，女性受到的苦难，萧红一一叙述。
　　《呼兰河传》是萧红为当时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平的呐喊，也是萧红悲剧意识的体现。萧红借团圆媳妇、团圆媳妇的婆婆、王大姐这三种典型地受到封建礼教迫害的女性形象来鞭策女性应该具有主体意识，能够独立思考，敢于反抗。萧红自身的经历及其所见所闻使她对当时受到迫害的女性是怜惜的，但又痛恶其愚昧无知、不清醒，她试图通过《呼兰河传》表达自己想对今后的女性地位的期盼，她希望以此来警醒、解救那些还沉在泥潭中的女性。
　　注释：
　　①葛浩文：《萧红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頁。
　　②夏淑锦：《能指与所指关系下〈呼兰河传〉中的民俗事象分析》，《文教资料》2019年第31期，第6页。
　　③陶娥：《萧红〈呼兰河传〉的女性意识探析》，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102页。
　　④黄晓娟：《萧红的生命意识与其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541页。
　　⑤周喆：《萧红作品中女性意识探微》，《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26期，第96页。
　　⑥王嘉梅、王清：《女性主义叙事学视阈下的〈呼兰河传〉》，《大理大学学报》2019年第7期，第20页。
　　⑦张蜀彤：《论萧红〈呼兰河传〉的悲剧性》，《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120页。
　　参考文献：
　　[1]林幸谦.萧红小说的女体符号与乡土叙述——《呼兰河传》和《生死场的性别论述》[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2]赵德宏，张冬.梅萧红《呼兰河传》的文华阐释[J].学术交流，2007，（5）.
　　[3]石佳.20世纪80年代萧红及《呼兰河传》研究论述[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
　　作者简介：
　　李玉婷，女，福建泉州人，大学本科，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