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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哲学的发展史是科学哲学从阐释科学“发现”走向解说科学“创造”的历史，它既是关于“发现”的科学哲学的衰落史，也是有关“创造”的科学哲学的发迹史。在科学哲学从“发现”走向“创造”的历史演变中，人们见证一种古老而伟大的科学文化的没落，正是这种日趋没落的真理本位主义科学文化提供了人类形形色色所谓“创造”的精神和物质的思想前提与基础。
关键词 科学哲学 发现 创造 科学主义 人文主义 真理本位主义
从“发现”走向“创造”，这是我关于西方科学哲学发展史的一种概括。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这样一种转向，部分根源于现代科学发展，但更多则还是根源于现代哲学和现代思想文化的演变。换句话说，科学哲学绝不只是科学哲学，更重要的，它还是一种思想文化哲学，具有其独特的人文追求。要准确把握、识别和阐释这样一种变化及其中蕴涵的思想文化意义，要求我们适当拉开距离，拓宽视野，尽可能回归历史，远离理论，超越科学哲学中形形色色思潮本身，超越当代不同思想文化流派间的门户纷争，超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样一个特殊时代，在科学与人文、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的两极张力中全面、系统地加以阐释。
一
“科学哲学”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来源于维也纳学派，意思其实应当是“科学的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相对于所谓非科学的传统哲学，它特别指称一种具有实证科学那样明确、清晰、可靠等性质的新哲学，代表现代科学中一种新的哲学追求，所以通常用来指称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正统科学哲学。然而这种正统科学哲学在历史上其实只有昙花一现，波普尔以后便彻底葬身于后现代思想文化的汪洋大海中。从这种意义上讲，它不过是古希腊以来西方科学主义文化价值在全球化时代的回光返照。在后现代语境中所说的“科学哲学”更多应当是“关于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可以用来指称历史主义以后各种非正统的科学哲学，也包括形形色色以科学作为反思对象的人文哲学，即人们所谓的第三种科学哲学或另类科学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仍然是传统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或分支。这里需要注意中英文间的语义区别。正统科学哲学主张以现代科学为蓝本改造传统哲学，而非正统科学哲学则大都坚持以抽象和思辨的哲学原理为基础反思与批判现代科学。二者各异其趣，针锋相对。在中文语境中，除现代分析哲学传统中少数专业科学哲学工作者，“科学哲学”越来越倾向于泛指各种关于科学的哲学，甚至还有东方科学哲学的说法。
科学理论是科学的灵魂，也是科学哲学关注的焦点，瓦托夫斯基曾说过：“从科学作为思维的一种理性体系的程度上看来，科学从根本上就是理论。”应当说这种说法大体代表古希腊以来西方大多数哲学家对于科学这一概念的基本认识。然而，如何进一步理解和阐释科学理论，不同的科学哲学具有截然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般说来，正统的科学哲学虽然激烈地拒斥形而上学，但是他们也大都明确和自觉地继承了古希腊以来根深蒂固的真理本位主义文化精神和理性主义思想传统，坚持科学主义的思想路线和逻辑主义的阐释方法，尊重客观的事实和逻辑的规范，并强调科学理论的客观性和自主性，这里不妨称之为“发现”的科学哲学。遗憾的是，由于现代科学同唯名论、经验论和实证论特殊的历史渊源，许多人误认为科学是价值中立的。与此相反，非正统的科学哲学则大都具有明确的价值自觉，他们反叛古希腊以来的真理本位主义文化精神和理性主义思想传统，崇尚主观的直觉和非理性的信仰，强调科学理论的主体性和建构性，以其所谓人文主义思想路线与历史主义阐释方法同科学主义和逻辑主义分道扬镳、重建江湖，在这里也不妨称之为“创造”的科学哲学。
事实上，一部西方科学哲学发展史，也就是科学哲学从阐释科学“发现”走向解说科学“创造”的历史，它既是关于“发现”的科学哲学的衰落史，也是关于“创造”的科学哲学的发迹史。在科学哲学从“发现”走向“创造”的历史演变中，人们见证一种古老而伟大的科学文化价值的没落，正是这种日趋没落的真理本位主义科学文化提供了人类形形色色所谓“创造”的精神的和物质的思想前提与基础。这一点似乎更加应当引起现代人的反思。
二
“发现”的科学哲学根源于古希腊真理本位主义思想文化，它的总体特征是把科学理论同客观实在和客观真理直接联系在一起，强调它的逻辑性、客观性和真理性。具体说来，它至少包括这样两个方面：其一是相信世界上存在一种独立自在的客观实在；其二是相信科学理论真实地反映了这样一种客观实在。尽管人们对于客观性、实在性和真理性概念始终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认识，然而发现的科学哲学从来不怀疑上述两点。根据人们对于科学理论和客观实在的不同阐释，我们可以把迄今为止的这种科学哲学划分为三个不同发展时期。
第一期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它是“发现”的科学哲学的萌芽时期，其特点大体上可以用科学实在论来概括。当然这里的“科学”还处在自然哲学时期。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曾把人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他认为感性具体的和变动不居的现象世界是虚幻的，而理念世界才是永恒不变的和真实的。科学理论应当是人类关于理念世界的绝对真理。柏拉图的理念论曾为西方科学哲学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亚里士多德虽然在科学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哲学上，也还是相信存在一种所谓的纯粹形式。只是由于这样一个先验的理念世界或形式世界，事实上始终是人们的理性所不能够达到的，从而这样一种所谓的科学研究也始终是无从下手，长期没有任何实质进展。到了中世纪以后，热衷于超验的上帝之城的基督教神学以信仰作为人们联系先验的天堂世界的精神纽带，断然抛弃了柏拉图的这样一种科学和理性。这无疑是传统理性主义的一次重大挫折，标志着朴素的科学实在论哲学的终结。后来形形色色所谓科学实在论则大都同实在南辕北辙，毫无关联。
第二期从中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是“发现”的科学哲学的繁荣和鼎盛时期，包括唯名论、经验论与实证论这样三个具体的理论形态和发展阶段，并在逻辑实证主义所谓科学的哲学中达到了顶峰。它的特点大体上可以用科学唯名论来概括。当然这里的“科学”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早在中世纪末的唯名论那里，就已经奠定了这样一种科学哲学发展的雏形。中世纪以后，弗兰西斯·培根把柏拉图所谓超验真理改造成为一种根源于人类理性的经验真理，笛卡尔则把柏拉图所谓独立自在的客观化理念改造成为一种根源于人类精神的普遍理性，从而为近代科学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全部近现代科学都是以这样一种普遍理性作为思想前提和基础的。尽管对于科学理论的来源，在培根与笛卡尔之间还存在着根本分歧，然而对于数学化的世界图景和人类探索科学真理的普遍理性，他们则是完全一致、深信不疑的。笛卡尔无疑是为近代科学的发展描绘了一幅形而上学蓝图，而弗兰西斯·培根则具体地给出了科学中的概念框架，并指出了人们通往客观真理的具体途径。在这个时期，无论唯理论者还是经验论者，普遍坚持科学理论的客观真理性和自主性，正如后现代思想家罗蒂所说的，他们都把人的心灵当成了一面能够正确反映外部自然界的“自然之镜”。 近代科学主要是在经验主义思想框架中加以展开的。培根以来的归纳主义者普遍地认为科学理论根源于从归纳中概括出来的经验事实，科学理论的合理性也可以通过这种归纳过程获得可靠的保证。科学的发展表现为一个纯粹从量的方面持续不断和平稳地向着真理逼近的过程。约翰-穆勒继承了包括亚里士多德简单枚举法、司各特求同法、奥卡姆差异法和培根三表法等在内的前人研究归纳法的全部成就，创立了著名的“归纳五法”，并认为通过这种归纳法就能够获得一种确实可靠的真理和知识。然而作为归纳法基础的“归纳原则”却始终没有也不可能获得证实。问题正如休谟诘难的，“单单这种规则性自身并不能证明那种途径将来的继续有规则”，“企图应用一些或然的论证或关于实际存在的论证来证明刚刚提出的那个假设，那分明是在兜圈子”。逻辑经验主义为了挽救归纳法，不惜动摇了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基础。莱欣巴赫指责休谟对于知识确定性的寻求是根本错误的，他认为归纳知识仅仅是一种“预言式的陈述”，“我们不知道它是否为真，而只知道它的评价。这个评价是由它的概率来计算的。”归纳问题的关键是科学理论是否具有必然的确定性问题。莱欣巴赫认为，只有坚持科学知识可错论，把科学理论当作一种不确定的概率知识或假设，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归纳问题。不过从哲学层面看，莱欣巴赫的这样一种解决方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波普尔则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了一种彻底的反归纳态度。在波普尔的眼里，归纳法既不能够得出具有客观必然性的知识，也不能够得出具有某种或然性的知识。因为过去经常重复既不能够证明未来的必然重复，也不能够保证未来的可能重复。所以波普尔建议“把休谟的这种学说反一个身，我们不再把规律性信念解释为重复的结果，而把重复解释为我们的信念或期望的结果。”既然否定归纳法，自然也就杜绝了从观察通往理论的道路。波普尔提出，“先有理论，后有观察。”那么如何解决科学理论的来源问题，波普尔则明确地提出了灵感。他认为科学理论来自于灵感对于问题的猜测。这样由于科学理论仅仅是一种尝试性或猜测性假说，因此，“任何理论，不管它曾经获得何等的成功，也不管它曾经受过何等严格的检验，都是可以被推翻的。”换句话说，科学理论永远都不能够被证实，而只能够被证伪。这就是波普尔的结论。只是这样一来，科学理论的基本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变成了一种同客观真理甚至实在毫不相干的纯粹意见。从此以后“发现”的科学哲学逐渐走向衰落。
第三期从20世纪下半叶至今，是“发现”的科学哲学的全面衰落时期，这里包括各种形式的所谓科学实在论的复兴，其特点大体上可以用科学唯物论来概括。同传统科学实在论所不同的是，科学唯物论并不在现象世界之外预设柏拉图所谓超验的实在世界，而是把目标收缩在现象世界之中尚未观察到的物质实体上面，他们认为科学理论中的名词术语具有特定指称，科学理论是关于现象世界的描述，科学理论的发展将不断地逼近真实世界等；同科学唯名论所不同的是，科学唯物论不仅使科学理论超越了感知觉和经验的范围内，而且放弃了从感觉材料出发的归纳主义路线，它首先进行大胆地假设，邦格、斯马特和阿姆斯特朗等人甚至直接以科学唯物主义自称。当然这里的概括和比较只是从总体上进行的，具体情况错综复杂。在这一时期，“发现”的科学哲学已经明显地具有了主体性、建构性和历史性等人文哲学的特征。这里之所以要把它们划归这种哲学，是因为它们始终坚持了科学理论的客观性和真理性，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也创造不出来的。客观真理是这种科学哲学的本质特征。
三
“创造”的科学哲学是一种外在于科学的非正统的科学哲学。之所以说这样的科学哲学外在于科学，首要的是因为科学家都是在致力于探索和发现的，几乎没有任何人会认为自己是在创造。一般说来，这样一种科学哲学是人文学者介入和反思科学的产物，其总体特征是切断了科学理论同外部世界之间的关联，否定了科学理论的客观真理性，把它同主体单方面联系在一起，强调其主体性和建构性。从本质上讲，这样一种科学哲学明显地是对于古希腊以来的真理本位主义文化价值和理性主义思想传统的全面反叛，从而它在总体上应当隶属于后现代思想体系。具体说来，“创造”的科学哲学可以包括这样几种最基本的理论形态。
第一种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它可以追溯到赫歇尔和惠威尔的假设主义哲学中。赫歇尔和惠威尔首先对科学理论的发现与证明作出了明确区分，认为科学理论提出在前，证明在后。他们把科学理论看成是一种假设，这样一来，也就顺理成章地把科学理论的提出理解和阐释为某种心灵猜测的结果，其过程无疑是直觉的和心理的；相反，科学理论的证明或验证则是逻辑的，可以在客观知识世界中得到解决。莱欣巴赫也曾主张把发现理论的范围与证明理论的范围区分开来。他认为科学创造的过程是非逻辑的，属于心理学研究的范围，科学哲学不应当讨论科学创造问题，而只能够研究科学理论的证明问题，也就是运用归纳逻辑证明科学理论真理性的概率。波普尔也曾认为科学理论来源于某种突如其来和莫名其妙的灵感，并且同时还认为“理论要得到经验证实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波普尔一反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明确地阐述了“猜想”与“反驳”的证伪主义方法论。
库恩显然是对于波普尔的反驳不感兴趣，他批评了波普尔这种无休止反驳的批判哲学，认为科学研究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批判，科学的发展也不是一个不断否定的简单过程，而是一个否定与肯定、革命与进化相互交替的过程。每当一门学科中出现某种统一的范式时，科学就进入了常态时期，这时候就需要一种保守的而不是革命的科学精神，以及一种收敛而不是发散的思维方式。因为“常态研究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现象上都很少要求有创造性的东西”。至于这种范式或理论的形成，库恩认为它们决不是科学家理性思维的结果，而是某种“神秘的灵感”或者“直觉想象”的产物。它们往往是在科学家的头脑中“一下子涌现出来的”，有时甚至是在夜深人静、个人的思想和情绪等深深地沉浸在危机感中的时候突然冒出来的。库恩还把他的范式进一步阐释为科学共同体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样一来，科学理论也就无所谓真假问题，而只是一个信与不信的问题，只是一种约定。他认为“科学家并没有发现自然的真理，也没有愈来愈接近真理”，“任何愈来愈接近真理的观点都是毫无根据的，必须放弃”“科学事业的典型成果就是落空。”如此看来，不仅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是虚妄的，波普尔所谓的证伪也毫无意义。库恩还曾嘲笑波普尔说：“他一直都在寻求理论评价的绝对可靠的评价程序。……，我只怕他是在追逐一种从常态科学与非常态科学的混合中所冒出来的鬼火。”库恩远离了客观的物质世界，根本抛弃了科学理论的证实与证伪问题，把科学理论的形成与选择作为人类精神世界中的事件加以处理，从而也使他的科学哲学演变成为主体的一种纯粹的“创造”。 费耶阿本德从其自由社会的乌托邦理想出发明确地否定客观真理。他认为任何宣称自己是唯一正确的东西，都必然隶属于宗教或意识形态的范畴。这样一来，科学也就变成了某种宗教或意识形态。费耶阿本德“把一切真理都看成由我们对它的喜爱创造的，而不是‘发现’的”，科学理论当然也不能够例外。他首先把科学阐释成为人类的一种文化传统。这样的科学一旦失去了客观性，同神话之间也就没有任何区别了，而这恰恰是费耶阿本德所需要的结果。费耶阿本德向往和憧憬一个自由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类的各种文化传统都应当拥有一种彼此对等的地位和权利。然而，在费耶阿本德的眼里，现代科学却不是这样的，他认为现代科学已经同国家权力结合在一起，并从一种解放思想的力量蜕变成为一种限制人们自由思想的力量。所以他强烈谴责这种所谓科学沙文主义，主张“告别理性”，提倡“怎么都行”，并竭力为宗教、神话、巫术等旧的意识形式的残余争取合法身份与平等权利。
第二种是正在世界各地广泛流行的社会建构主义科学哲学。如果说历史主义主要是割裂科学理论同客观真理的关联，社会建构主义则进一步割裂了科学理论同客观实在间的关联。拉图尔在萨尔克实验室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跟踪调查以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一旦某一陈述确定下来，某种重要的变化也便出现了，这个陈述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实体。一方面，它是构成一系列陈述的语词，另一方面，它又对应着一个具有自己生命的客体本身。就好像是原始陈述呈现出了一种外在于陈述的虚像。过去科学家始终都在处理这样一种陈述。然而在固化点上，仿佛出现了客体而不是对客体的陈述。结果便发生了这样一种颠倒：客体变成了陈述由此而来的理由。在固化开始的时候，客体是陈述的虚像，随后这种陈述则变成了关于‘外在’实在的镜像。……，同时过去也被颠倒过来。TRF一直就在那里，只是在等要找它的人把它揭示出来而已。它的建构史也便从这个新的特殊点上发生了转换：建构过程被转换成为一条单一的探询路径，这条路径必然导向这样一种‘真实的’结构。……，一旦分立和颠倒出现了，甚至连最玩世不恭的观察者和虔诚的相对主义者也很难抵制这样一种印象，即‘真实的’TRF被发现了”。在拉图尔看来，科学家开始提出的假设没有任何客观陈述的意义，而一旦进行了验证，便发生了本体论上的转换。原来没任何客观性的假设陈述，这时则不只是一个客观陈述的语词，而且它同时还对应着一种具有自己生命的客体本身。在随后的验证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陈述被归结于客体而不只是对客体的陈述。这样一来，客体也就由陈述的虚像变成了陈述是“外在”实在的镜像。一个科学事实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本体论上的转换被科学“发现”的。在拉图尔的眼里，“科学活动是围绕有关虚构的说明进行建构和维持所组成的，这种虚构的说明有时则被转换成为一种稳定性的客体”。所以，“科学事实”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硬”，而是经历了一个由“软”到“硬”的复杂过程。只是在建构过程结束之后，“科学事实”才变成某种“发现”，才变成某种独立于建构过程的既成事实。拉图尔认为，“一个事实不过是一种无程式和无原作者痕迹的陈述”，在“描述与实在之间也并不存在先天的区别；……，描述就是实在”。“自然”也并非是什么建构的原因，而只是一种建构结果。在拉图尔看来，“知识就是型塑世界的过程或能力。知识力量的表现之一便是对于‘自然’的构造”。而且他还不仅解构自然实在论，甚至在其所谓“行动者网络”概念中进一步解构了社会实在论，从而认识论中通常“所谓‘客观的’或‘主观的’，首先也是相对于特定环境中的力量对比而言的，两者之间可以彼此转化，正如两只军队之间的较量。”这样一来，拉图尔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传统认识论中的反映论与再现论。
第三种是在后现代语境中日趋活跃的形形色色人文主义科学哲学，它们是人文学者关于现代科学的总体理解、认识和评价，这种科学哲学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反实在与非理性。它们大都是把科学理论阐释为人的主观意志的产物。近年来人们开始提到的尼采的科学哲学就是这样的。尼采断然否定客观实在和客观真理，他认为康德的自在之物完全是多余的，“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一个奔腾泛滥的海洋，永远在流转变化，永远在回流，无穷岁月的回流，……，一种不知满足、不知厌倦、不知疲劳的强力意志”。而科学理论也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在尼采看来，它是科学家从自己的主观需要出发来阐释自然现象这样一种强力意志的产物，是人类控制、占有和支配自然的强力意志的表现。科学也并“不是‘知道’对象，而只是把对象系统化一一按照我们实际需要的程度把秩序和形式加到浑然一体的自然界。在形成理性的逻辑和范畴中，具有决定作用的只是我的需要”；而真理则只是某种为满足强力意志的需要而虚构出来的东西。在尼采的眼里，“真理就是这样一类错误：要是没有它了，某一些生物也就活不成了”，而“‘真理的标准’则是对于生物的生存‘有利’还是‘无利’，绝不是人们通常所谓的什么‘实在’还是‘不实在’”。
后现代主义更进一步发挥了尼采的思想。德里达有一句名言：“文本之外，别无它物”。在他的眼里，从来“没有真理自身，而只有真理的放纵，它是为了我，是关于我的真理，也是一种多元的真理。”同德里达的“文本”概念相类似，利奥塔也抛出了其“话语”概念，他把知识理解为一种“话语”，把科学理论看成同人文学科中的话语完全一样的众多话语中的一种，以此彻底解构科学作为绝对真理的神话。罗蒂则认为，除了历史所形成的社会约定以外，知识再也没有其它所谓终极基础。这样一种约定在文学艺术、神话和哲学中起作用，在自然科学中也同样地起作用。同一切人文学科一样，在自然科学中除了假定的范式之外，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知识的终极基础。
四
纵观科学哲学的历史演变及其后现代走向，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几个明显和基本的结论：
第一，现代科学哲学已经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尖锐激烈的对立和矛盾冲突中从“发现”全面地转向“创造”。从微观层面来看，科学哲学以科学理论作为核心，然而，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各个流派你方唱罢我登台，在科学哲学的历史舞台上纵横驰骋了近百年的时间，也确实没有获得什么实质性的结论；不过从宏观层面来看，结论马上就出来了，这就是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转向。虽然说关于科学理论的本性问题并没有能够获得一种令人满意的解答，然而哲学毕竟不是科学，哲学之作为哲学，思想的价值要远远地大于它的结论。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这样一个探索过程本身就已经为人类的思想认识留下了一笔巨大和宝贵的文化财富，这样一种价值无疑是要远远地大于它解决一个具体的理论问题的。事实上，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也并不是全然没有留下任何结论性认识，它们彼此之间截然不同的研究结论本身无疑可以为我们反思科学理论本性问题提供某种更为重要的思想启迪。 第二，“发现”的科学哲学已经是彻底地衰落了，这种衰落是古希腊以来西方真理本位主义文化精神的衰落，是理性主义思想传统的衰落。它的代价是巨大的，教训也是深刻的，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目前还很难完全预料。从微观层面上看，企图在感觉材料和观察陈述的基础上利用逻辑规则来形成科学理论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一点连逻辑实证主义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莱欣巴赫曾明确讲过：“对于发现的行为是无法进行逻辑分析的；可以据此建造一架‘发现机器’、并能够使得这架机器取代天才的创造功能的逻辑规则是没有的”。科学创造是精神世界中的事件，它也必须从科学创造主体的心路历程中寻求阐释。同时，还因为客观知识世界中的语言、逻辑与数学等结构形式知识，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仅仅是表述科学理论的工具，这样的一种表述是科学理论从主体精神世界走向某种客观知识形态的思维成果的必要条件。倘若非要赋予其纯粹客体的职能则是完全错误的。逻辑形式只能够被用来表述科学理论而不能够证明科学理论。从宏观层面上看，埋头拉车，不看路，迷失和沉醉在琐碎细节的分析技术之中，完全遗忘了科学更为重要的思想文化和精神价值，遗忘了真理本位主义的文化精神，从而使得这样一种科学哲学在当代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活的灵魂。
第三，“创造”的科学哲学方兴未艾，这是一种正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兴起的截然不同于西方传统真理本位主义文化精神的新的人文理想和价值观念，其中蕴涵着某种新的思想文化和社会规范、新的科学观和科研管理体制等。当然，其利弊得失也不会像它所自诩的那样，需要学术界和全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批判性研究。从微观层面上讲，这样一种科学哲学把科学理论的本性问题置于一个广阔的视域中展开讨论无疑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科学理论确实是主体创造性思维活动的产物，只是这种创造性思维活动要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客观知识世界和物理世界中形形色色外在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无论如何巧妙地回避这些重要的方面都显然是说不过去的。科学理论的形成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漫长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只讲人的直觉和社会网络而不及其余，看不到客观物质世界和知识世界在科学理论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根本错误的。从宏观层面上讲，“创造”的科学哲学以人文价值作为其标榜，然而人文价值是千差万别的，这样一种价值原则上仅仅只是某一个社会阶层的价值、某一个社会群体的价值、某一个利益集团的价值、某一个民族的价值、某一个历史时期崇尚的价值，还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创造”的科学哲学在反本质主义的框架中是很难讲清楚的。
第四，科学哲学从“发现”到“创造”的转向，同时也恰恰是现代哲学从本质到现象、从真理到价值、从学院到民间、从精英到草根、从客观世界到生活世界的全面转向。在这种转向中，科学理论的客观真理性显然已经丧失殆尽了。尽管“关于科学的哲学”要比“科学的哲学”具有其更为广阔的学术市场，然而科学理论毕竟已经在人类生产实践活动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无疑是对于自身客观真理性的一种绝佳的证明。这是任何一种哲学的思辨都无法否认的基本事实。哲学固然应当关注价值，关注时代精神，然而我们不应当忘记，探索“真”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人文价值，而且它还是“善”和“美”的思想前提与基础。剥离真的善无疑是一种伪善，剥离了真的美则无疑是一种荒诞。我们应当把追求真理的精神品格作为超越的和可能的真、善、美相统一的基础。因为扬善和审美而完全彻底否定科学理论的客观基础及其真理性的任何说法都既没有任何必要、也没有任何依据。这样建构起来的所谓生活世界必将充满了虚伪和荒诞。通常人们往往热衷于炫耀“德育”和“美育”而全然无视“真育”，然而事实上，“真育”才是人类更为重要和更加稀缺的一种人文修养，尤其在我们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真育”常常被扼杀在形形色色的伦理规范与艺术品味之中。
关键词 科学哲学 发现 创造 科学主义 人文主义 真理本位主义
从“发现”走向“创造”，这是我关于西方科学哲学发展史的一种概括。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这样一种转向，部分根源于现代科学发展，但更多则还是根源于现代哲学和现代思想文化的演变。换句话说，科学哲学绝不只是科学哲学，更重要的，它还是一种思想文化哲学，具有其独特的人文追求。要准确把握、识别和阐释这样一种变化及其中蕴涵的思想文化意义，要求我们适当拉开距离，拓宽视野，尽可能回归历史，远离理论，超越科学哲学中形形色色思潮本身，超越当代不同思想文化流派间的门户纷争，超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样一个特殊时代，在科学与人文、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的两极张力中全面、系统地加以阐释。
一
“科学哲学”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来源于维也纳学派，意思其实应当是“科学的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相对于所谓非科学的传统哲学，它特别指称一种具有实证科学那样明确、清晰、可靠等性质的新哲学，代表现代科学中一种新的哲学追求，所以通常用来指称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正统科学哲学。然而这种正统科学哲学在历史上其实只有昙花一现，波普尔以后便彻底葬身于后现代思想文化的汪洋大海中。从这种意义上讲，它不过是古希腊以来西方科学主义文化价值在全球化时代的回光返照。在后现代语境中所说的“科学哲学”更多应当是“关于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可以用来指称历史主义以后各种非正统的科学哲学，也包括形形色色以科学作为反思对象的人文哲学，即人们所谓的第三种科学哲学或另类科学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仍然是传统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或分支。这里需要注意中英文间的语义区别。正统科学哲学主张以现代科学为蓝本改造传统哲学，而非正统科学哲学则大都坚持以抽象和思辨的哲学原理为基础反思与批判现代科学。二者各异其趣，针锋相对。在中文语境中，除现代分析哲学传统中少数专业科学哲学工作者，“科学哲学”越来越倾向于泛指各种关于科学的哲学，甚至还有东方科学哲学的说法。
科学理论是科学的灵魂，也是科学哲学关注的焦点，瓦托夫斯基曾说过：“从科学作为思维的一种理性体系的程度上看来，科学从根本上就是理论。”应当说这种说法大体代表古希腊以来西方大多数哲学家对于科学这一概念的基本认识。然而，如何进一步理解和阐释科学理论，不同的科学哲学具有截然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般说来，正统的科学哲学虽然激烈地拒斥形而上学，但是他们也大都明确和自觉地继承了古希腊以来根深蒂固的真理本位主义文化精神和理性主义思想传统，坚持科学主义的思想路线和逻辑主义的阐释方法，尊重客观的事实和逻辑的规范，并强调科学理论的客观性和自主性，这里不妨称之为“发现”的科学哲学。遗憾的是，由于现代科学同唯名论、经验论和实证论特殊的历史渊源，许多人误认为科学是价值中立的。与此相反，非正统的科学哲学则大都具有明确的价值自觉，他们反叛古希腊以来的真理本位主义文化精神和理性主义思想传统，崇尚主观的直觉和非理性的信仰，强调科学理论的主体性和建构性，以其所谓人文主义思想路线与历史主义阐释方法同科学主义和逻辑主义分道扬镳、重建江湖，在这里也不妨称之为“创造”的科学哲学。
事实上，一部西方科学哲学发展史，也就是科学哲学从阐释科学“发现”走向解说科学“创造”的历史，它既是关于“发现”的科学哲学的衰落史，也是关于“创造”的科学哲学的发迹史。在科学哲学从“发现”走向“创造”的历史演变中，人们见证一种古老而伟大的科学文化价值的没落，正是这种日趋没落的真理本位主义科学文化提供了人类形形色色所谓“创造”的精神的和物质的思想前提与基础。这一点似乎更加应当引起现代人的反思。
二
“发现”的科学哲学根源于古希腊真理本位主义思想文化，它的总体特征是把科学理论同客观实在和客观真理直接联系在一起，强调它的逻辑性、客观性和真理性。具体说来，它至少包括这样两个方面：其一是相信世界上存在一种独立自在的客观实在；其二是相信科学理论真实地反映了这样一种客观实在。尽管人们对于客观性、实在性和真理性概念始终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认识，然而发现的科学哲学从来不怀疑上述两点。根据人们对于科学理论和客观实在的不同阐释，我们可以把迄今为止的这种科学哲学划分为三个不同发展时期。
第一期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它是“发现”的科学哲学的萌芽时期，其特点大体上可以用科学实在论来概括。当然这里的“科学”还处在自然哲学时期。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曾把人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他认为感性具体的和变动不居的现象世界是虚幻的，而理念世界才是永恒不变的和真实的。科学理论应当是人类关于理念世界的绝对真理。柏拉图的理念论曾为西方科学哲学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亚里士多德虽然在科学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哲学上，也还是相信存在一种所谓的纯粹形式。只是由于这样一个先验的理念世界或形式世界，事实上始终是人们的理性所不能够达到的，从而这样一种所谓的科学研究也始终是无从下手，长期没有任何实质进展。到了中世纪以后，热衷于超验的上帝之城的基督教神学以信仰作为人们联系先验的天堂世界的精神纽带，断然抛弃了柏拉图的这样一种科学和理性。这无疑是传统理性主义的一次重大挫折，标志着朴素的科学实在论哲学的终结。后来形形色色所谓科学实在论则大都同实在南辕北辙，毫无关联。
第二期从中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是“发现”的科学哲学的繁荣和鼎盛时期，包括唯名论、经验论与实证论这样三个具体的理论形态和发展阶段，并在逻辑实证主义所谓科学的哲学中达到了顶峰。它的特点大体上可以用科学唯名论来概括。当然这里的“科学”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早在中世纪末的唯名论那里，就已经奠定了这样一种科学哲学发展的雏形。中世纪以后，弗兰西斯·培根把柏拉图所谓超验真理改造成为一种根源于人类理性的经验真理，笛卡尔则把柏拉图所谓独立自在的客观化理念改造成为一种根源于人类精神的普遍理性，从而为近代科学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全部近现代科学都是以这样一种普遍理性作为思想前提和基础的。尽管对于科学理论的来源，在培根与笛卡尔之间还存在着根本分歧，然而对于数学化的世界图景和人类探索科学真理的普遍理性，他们则是完全一致、深信不疑的。笛卡尔无疑是为近代科学的发展描绘了一幅形而上学蓝图，而弗兰西斯·培根则具体地给出了科学中的概念框架，并指出了人们通往客观真理的具体途径。在这个时期，无论唯理论者还是经验论者，普遍坚持科学理论的客观真理性和自主性，正如后现代思想家罗蒂所说的，他们都把人的心灵当成了一面能够正确反映外部自然界的“自然之镜”。 近代科学主要是在经验主义思想框架中加以展开的。培根以来的归纳主义者普遍地认为科学理论根源于从归纳中概括出来的经验事实，科学理论的合理性也可以通过这种归纳过程获得可靠的保证。科学的发展表现为一个纯粹从量的方面持续不断和平稳地向着真理逼近的过程。约翰-穆勒继承了包括亚里士多德简单枚举法、司各特求同法、奥卡姆差异法和培根三表法等在内的前人研究归纳法的全部成就，创立了著名的“归纳五法”，并认为通过这种归纳法就能够获得一种确实可靠的真理和知识。然而作为归纳法基础的“归纳原则”却始终没有也不可能获得证实。问题正如休谟诘难的，“单单这种规则性自身并不能证明那种途径将来的继续有规则”，“企图应用一些或然的论证或关于实际存在的论证来证明刚刚提出的那个假设，那分明是在兜圈子”。逻辑经验主义为了挽救归纳法，不惜动摇了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基础。莱欣巴赫指责休谟对于知识确定性的寻求是根本错误的，他认为归纳知识仅仅是一种“预言式的陈述”，“我们不知道它是否为真，而只知道它的评价。这个评价是由它的概率来计算的。”归纳问题的关键是科学理论是否具有必然的确定性问题。莱欣巴赫认为，只有坚持科学知识可错论，把科学理论当作一种不确定的概率知识或假设，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归纳问题。不过从哲学层面看，莱欣巴赫的这样一种解决方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波普尔则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了一种彻底的反归纳态度。在波普尔的眼里，归纳法既不能够得出具有客观必然性的知识，也不能够得出具有某种或然性的知识。因为过去经常重复既不能够证明未来的必然重复，也不能够保证未来的可能重复。所以波普尔建议“把休谟的这种学说反一个身，我们不再把规律性信念解释为重复的结果，而把重复解释为我们的信念或期望的结果。”既然否定归纳法，自然也就杜绝了从观察通往理论的道路。波普尔提出，“先有理论，后有观察。”那么如何解决科学理论的来源问题，波普尔则明确地提出了灵感。他认为科学理论来自于灵感对于问题的猜测。这样由于科学理论仅仅是一种尝试性或猜测性假说，因此，“任何理论，不管它曾经获得何等的成功，也不管它曾经受过何等严格的检验，都是可以被推翻的。”换句话说，科学理论永远都不能够被证实，而只能够被证伪。这就是波普尔的结论。只是这样一来，科学理论的基本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变成了一种同客观真理甚至实在毫不相干的纯粹意见。从此以后“发现”的科学哲学逐渐走向衰落。
第三期从20世纪下半叶至今，是“发现”的科学哲学的全面衰落时期，这里包括各种形式的所谓科学实在论的复兴，其特点大体上可以用科学唯物论来概括。同传统科学实在论所不同的是，科学唯物论并不在现象世界之外预设柏拉图所谓超验的实在世界，而是把目标收缩在现象世界之中尚未观察到的物质实体上面，他们认为科学理论中的名词术语具有特定指称，科学理论是关于现象世界的描述，科学理论的发展将不断地逼近真实世界等；同科学唯名论所不同的是，科学唯物论不仅使科学理论超越了感知觉和经验的范围内，而且放弃了从感觉材料出发的归纳主义路线，它首先进行大胆地假设，邦格、斯马特和阿姆斯特朗等人甚至直接以科学唯物主义自称。当然这里的概括和比较只是从总体上进行的，具体情况错综复杂。在这一时期，“发现”的科学哲学已经明显地具有了主体性、建构性和历史性等人文哲学的特征。这里之所以要把它们划归这种哲学，是因为它们始终坚持了科学理论的客观性和真理性，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也创造不出来的。客观真理是这种科学哲学的本质特征。
三
“创造”的科学哲学是一种外在于科学的非正统的科学哲学。之所以说这样的科学哲学外在于科学，首要的是因为科学家都是在致力于探索和发现的，几乎没有任何人会认为自己是在创造。一般说来，这样一种科学哲学是人文学者介入和反思科学的产物，其总体特征是切断了科学理论同外部世界之间的关联，否定了科学理论的客观真理性，把它同主体单方面联系在一起，强调其主体性和建构性。从本质上讲，这样一种科学哲学明显地是对于古希腊以来的真理本位主义文化价值和理性主义思想传统的全面反叛，从而它在总体上应当隶属于后现代思想体系。具体说来，“创造”的科学哲学可以包括这样几种最基本的理论形态。
第一种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它可以追溯到赫歇尔和惠威尔的假设主义哲学中。赫歇尔和惠威尔首先对科学理论的发现与证明作出了明确区分，认为科学理论提出在前，证明在后。他们把科学理论看成是一种假设，这样一来，也就顺理成章地把科学理论的提出理解和阐释为某种心灵猜测的结果，其过程无疑是直觉的和心理的；相反，科学理论的证明或验证则是逻辑的，可以在客观知识世界中得到解决。莱欣巴赫也曾主张把发现理论的范围与证明理论的范围区分开来。他认为科学创造的过程是非逻辑的，属于心理学研究的范围，科学哲学不应当讨论科学创造问题，而只能够研究科学理论的证明问题，也就是运用归纳逻辑证明科学理论真理性的概率。波普尔也曾认为科学理论来源于某种突如其来和莫名其妙的灵感，并且同时还认为“理论要得到经验证实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波普尔一反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明确地阐述了“猜想”与“反驳”的证伪主义方法论。
库恩显然是对于波普尔的反驳不感兴趣，他批评了波普尔这种无休止反驳的批判哲学，认为科学研究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批判，科学的发展也不是一个不断否定的简单过程，而是一个否定与肯定、革命与进化相互交替的过程。每当一门学科中出现某种统一的范式时，科学就进入了常态时期，这时候就需要一种保守的而不是革命的科学精神，以及一种收敛而不是发散的思维方式。因为“常态研究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现象上都很少要求有创造性的东西”。至于这种范式或理论的形成，库恩认为它们决不是科学家理性思维的结果，而是某种“神秘的灵感”或者“直觉想象”的产物。它们往往是在科学家的头脑中“一下子涌现出来的”，有时甚至是在夜深人静、个人的思想和情绪等深深地沉浸在危机感中的时候突然冒出来的。库恩还把他的范式进一步阐释为科学共同体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样一来，科学理论也就无所谓真假问题，而只是一个信与不信的问题，只是一种约定。他认为“科学家并没有发现自然的真理，也没有愈来愈接近真理”，“任何愈来愈接近真理的观点都是毫无根据的，必须放弃”“科学事业的典型成果就是落空。”如此看来，不仅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是虚妄的，波普尔所谓的证伪也毫无意义。库恩还曾嘲笑波普尔说：“他一直都在寻求理论评价的绝对可靠的评价程序。……，我只怕他是在追逐一种从常态科学与非常态科学的混合中所冒出来的鬼火。”库恩远离了客观的物质世界，根本抛弃了科学理论的证实与证伪问题，把科学理论的形成与选择作为人类精神世界中的事件加以处理，从而也使他的科学哲学演变成为主体的一种纯粹的“创造”。 费耶阿本德从其自由社会的乌托邦理想出发明确地否定客观真理。他认为任何宣称自己是唯一正确的东西，都必然隶属于宗教或意识形态的范畴。这样一来，科学也就变成了某种宗教或意识形态。费耶阿本德“把一切真理都看成由我们对它的喜爱创造的，而不是‘发现’的”，科学理论当然也不能够例外。他首先把科学阐释成为人类的一种文化传统。这样的科学一旦失去了客观性，同神话之间也就没有任何区别了，而这恰恰是费耶阿本德所需要的结果。费耶阿本德向往和憧憬一个自由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类的各种文化传统都应当拥有一种彼此对等的地位和权利。然而，在费耶阿本德的眼里，现代科学却不是这样的，他认为现代科学已经同国家权力结合在一起，并从一种解放思想的力量蜕变成为一种限制人们自由思想的力量。所以他强烈谴责这种所谓科学沙文主义，主张“告别理性”，提倡“怎么都行”，并竭力为宗教、神话、巫术等旧的意识形式的残余争取合法身份与平等权利。
第二种是正在世界各地广泛流行的社会建构主义科学哲学。如果说历史主义主要是割裂科学理论同客观真理的关联，社会建构主义则进一步割裂了科学理论同客观实在间的关联。拉图尔在萨尔克实验室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跟踪调查以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一旦某一陈述确定下来，某种重要的变化也便出现了，这个陈述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实体。一方面，它是构成一系列陈述的语词，另一方面，它又对应着一个具有自己生命的客体本身。就好像是原始陈述呈现出了一种外在于陈述的虚像。过去科学家始终都在处理这样一种陈述。然而在固化点上，仿佛出现了客体而不是对客体的陈述。结果便发生了这样一种颠倒：客体变成了陈述由此而来的理由。在固化开始的时候，客体是陈述的虚像，随后这种陈述则变成了关于‘外在’实在的镜像。……，同时过去也被颠倒过来。TRF一直就在那里，只是在等要找它的人把它揭示出来而已。它的建构史也便从这个新的特殊点上发生了转换：建构过程被转换成为一条单一的探询路径，这条路径必然导向这样一种‘真实的’结构。……，一旦分立和颠倒出现了，甚至连最玩世不恭的观察者和虔诚的相对主义者也很难抵制这样一种印象，即‘真实的’TRF被发现了”。在拉图尔看来，科学家开始提出的假设没有任何客观陈述的意义，而一旦进行了验证，便发生了本体论上的转换。原来没任何客观性的假设陈述，这时则不只是一个客观陈述的语词，而且它同时还对应着一种具有自己生命的客体本身。在随后的验证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陈述被归结于客体而不只是对客体的陈述。这样一来，客体也就由陈述的虚像变成了陈述是“外在”实在的镜像。一个科学事实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本体论上的转换被科学“发现”的。在拉图尔的眼里，“科学活动是围绕有关虚构的说明进行建构和维持所组成的，这种虚构的说明有时则被转换成为一种稳定性的客体”。所以，“科学事实”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硬”，而是经历了一个由“软”到“硬”的复杂过程。只是在建构过程结束之后，“科学事实”才变成某种“发现”，才变成某种独立于建构过程的既成事实。拉图尔认为，“一个事实不过是一种无程式和无原作者痕迹的陈述”，在“描述与实在之间也并不存在先天的区别；……，描述就是实在”。“自然”也并非是什么建构的原因，而只是一种建构结果。在拉图尔看来，“知识就是型塑世界的过程或能力。知识力量的表现之一便是对于‘自然’的构造”。而且他还不仅解构自然实在论，甚至在其所谓“行动者网络”概念中进一步解构了社会实在论，从而认识论中通常“所谓‘客观的’或‘主观的’，首先也是相对于特定环境中的力量对比而言的，两者之间可以彼此转化，正如两只军队之间的较量。”这样一来，拉图尔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传统认识论中的反映论与再现论。
第三种是在后现代语境中日趋活跃的形形色色人文主义科学哲学，它们是人文学者关于现代科学的总体理解、认识和评价，这种科学哲学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反实在与非理性。它们大都是把科学理论阐释为人的主观意志的产物。近年来人们开始提到的尼采的科学哲学就是这样的。尼采断然否定客观实在和客观真理，他认为康德的自在之物完全是多余的，“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一个奔腾泛滥的海洋，永远在流转变化，永远在回流，无穷岁月的回流，……，一种不知满足、不知厌倦、不知疲劳的强力意志”。而科学理论也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在尼采看来，它是科学家从自己的主观需要出发来阐释自然现象这样一种强力意志的产物，是人类控制、占有和支配自然的强力意志的表现。科学也并“不是‘知道’对象，而只是把对象系统化一一按照我们实际需要的程度把秩序和形式加到浑然一体的自然界。在形成理性的逻辑和范畴中，具有决定作用的只是我的需要”；而真理则只是某种为满足强力意志的需要而虚构出来的东西。在尼采的眼里，“真理就是这样一类错误：要是没有它了，某一些生物也就活不成了”，而“‘真理的标准’则是对于生物的生存‘有利’还是‘无利’，绝不是人们通常所谓的什么‘实在’还是‘不实在’”。
后现代主义更进一步发挥了尼采的思想。德里达有一句名言：“文本之外，别无它物”。在他的眼里，从来“没有真理自身，而只有真理的放纵，它是为了我，是关于我的真理，也是一种多元的真理。”同德里达的“文本”概念相类似，利奥塔也抛出了其“话语”概念，他把知识理解为一种“话语”，把科学理论看成同人文学科中的话语完全一样的众多话语中的一种，以此彻底解构科学作为绝对真理的神话。罗蒂则认为，除了历史所形成的社会约定以外，知识再也没有其它所谓终极基础。这样一种约定在文学艺术、神话和哲学中起作用，在自然科学中也同样地起作用。同一切人文学科一样，在自然科学中除了假定的范式之外，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知识的终极基础。
四
纵观科学哲学的历史演变及其后现代走向，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几个明显和基本的结论：
第一，现代科学哲学已经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尖锐激烈的对立和矛盾冲突中从“发现”全面地转向“创造”。从微观层面来看，科学哲学以科学理论作为核心，然而，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各个流派你方唱罢我登台，在科学哲学的历史舞台上纵横驰骋了近百年的时间，也确实没有获得什么实质性的结论；不过从宏观层面来看，结论马上就出来了，这就是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转向。虽然说关于科学理论的本性问题并没有能够获得一种令人满意的解答，然而哲学毕竟不是科学，哲学之作为哲学，思想的价值要远远地大于它的结论。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这样一个探索过程本身就已经为人类的思想认识留下了一笔巨大和宝贵的文化财富，这样一种价值无疑是要远远地大于它解决一个具体的理论问题的。事实上，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也并不是全然没有留下任何结论性认识，它们彼此之间截然不同的研究结论本身无疑可以为我们反思科学理论本性问题提供某种更为重要的思想启迪。 第二，“发现”的科学哲学已经是彻底地衰落了，这种衰落是古希腊以来西方真理本位主义文化精神的衰落，是理性主义思想传统的衰落。它的代价是巨大的，教训也是深刻的，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目前还很难完全预料。从微观层面上看，企图在感觉材料和观察陈述的基础上利用逻辑规则来形成科学理论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一点连逻辑实证主义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莱欣巴赫曾明确讲过：“对于发现的行为是无法进行逻辑分析的；可以据此建造一架‘发现机器’、并能够使得这架机器取代天才的创造功能的逻辑规则是没有的”。科学创造是精神世界中的事件，它也必须从科学创造主体的心路历程中寻求阐释。同时，还因为客观知识世界中的语言、逻辑与数学等结构形式知识，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仅仅是表述科学理论的工具，这样的一种表述是科学理论从主体精神世界走向某种客观知识形态的思维成果的必要条件。倘若非要赋予其纯粹客体的职能则是完全错误的。逻辑形式只能够被用来表述科学理论而不能够证明科学理论。从宏观层面上看，埋头拉车，不看路，迷失和沉醉在琐碎细节的分析技术之中，完全遗忘了科学更为重要的思想文化和精神价值，遗忘了真理本位主义的文化精神，从而使得这样一种科学哲学在当代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活的灵魂。
第三，“创造”的科学哲学方兴未艾，这是一种正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兴起的截然不同于西方传统真理本位主义文化精神的新的人文理想和价值观念，其中蕴涵着某种新的思想文化和社会规范、新的科学观和科研管理体制等。当然，其利弊得失也不会像它所自诩的那样，需要学术界和全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批判性研究。从微观层面上讲，这样一种科学哲学把科学理论的本性问题置于一个广阔的视域中展开讨论无疑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科学理论确实是主体创造性思维活动的产物，只是这种创造性思维活动要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客观知识世界和物理世界中形形色色外在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无论如何巧妙地回避这些重要的方面都显然是说不过去的。科学理论的形成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漫长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只讲人的直觉和社会网络而不及其余，看不到客观物质世界和知识世界在科学理论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根本错误的。从宏观层面上讲，“创造”的科学哲学以人文价值作为其标榜，然而人文价值是千差万别的，这样一种价值原则上仅仅只是某一个社会阶层的价值、某一个社会群体的价值、某一个利益集团的价值、某一个民族的价值、某一个历史时期崇尚的价值，还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创造”的科学哲学在反本质主义的框架中是很难讲清楚的。
第四，科学哲学从“发现”到“创造”的转向，同时也恰恰是现代哲学从本质到现象、从真理到价值、从学院到民间、从精英到草根、从客观世界到生活世界的全面转向。在这种转向中，科学理论的客观真理性显然已经丧失殆尽了。尽管“关于科学的哲学”要比“科学的哲学”具有其更为广阔的学术市场，然而科学理论毕竟已经在人类生产实践活动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无疑是对于自身客观真理性的一种绝佳的证明。这是任何一种哲学的思辨都无法否认的基本事实。哲学固然应当关注价值，关注时代精神，然而我们不应当忘记，探索“真”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人文价值，而且它还是“善”和“美”的思想前提与基础。剥离真的善无疑是一种伪善，剥离了真的美则无疑是一种荒诞。我们应当把追求真理的精神品格作为超越的和可能的真、善、美相统一的基础。因为扬善和审美而完全彻底否定科学理论的客观基础及其真理性的任何说法都既没有任何必要、也没有任何依据。这样建构起来的所谓生活世界必将充满了虚伪和荒诞。通常人们往往热衷于炫耀“德育”和“美育”而全然无视“真育”，然而事实上，“真育”才是人类更为重要和更加稀缺的一种人文修养，尤其在我们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真育”常常被扼杀在形形色色的伦理规范与艺术品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