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正名主义”是儒家政治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某种程度上也是最受批判的部分，甚至经常被拿来当作嘲笑儒家“迂腐”的例子。其实如果深入分析，“正名主义”包含着深刻的道理。“名”本是“虚”的，但当它一旦和现实的事物发生具体的联系，便有了一种规定性的力量。其实归根结底，儒家所强调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力量，儒家希望通过“名”这样一个“轻巧”的东西，来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使得社会的发展多了一份约束的力量。“正名主义”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有高度的意义。
　　【关键词】正名主义；意识形态；社会秩序
　　“正名”说是儒家重要的政治学说。《论语·子路篇》中有一段对话，子路问孔子为政之要？孔子答曰“必也正名乎！”子路笑孔子迂腐，而孔子则严肃的教育了他一番，并讲了“名不正，则言不顺”的道理，如果“名不正”，则百姓将“无所错手足”，国家将会陷入混乱。
　　孔子高度重视“正名”的意义。《左传·成公二年》记录孔子的言论：“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名”被当成了比“器”更重要的东西，所谓“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名”是国家权威的根本，如果失去了对“名”的掌控，则将没有“威信”来守护“国之重器”，最后将导致政亡国灭，后果极为严重。
　　孔子曾对酒器兴发无奈的感慨：“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杨伯峻解释道：“觚有棱角，才能叫做觚。可是做出棱角比做圆的难，可能孔子所见的觚只是一个酒器，而不是上圆下方（有四条棱角）的了。但也名为觚，因之孔子慨叹当日事物名实不符。”1孔子生在“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的混乱时代，益发感到“正名”的必要，然而“道不行”的现实只能令其空有感慨。
　　“正名”说有着深远的影响。早在孔子之前，管子就曾说：“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国语·齐语》）可谓是“正名”的先声。而后孟子亦多有阐发，而荀子、董子则有专篇论述。《荀子·正名》云“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而慎率民则一焉。……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春秋繁露？ 深察名号》云“名者，大理之首章也。录其首章之义以窥其中之事，则是非可知，逆顺自著。”《春秋繁露？玉英篇》则云“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名之正，兴五世。”后世附和者比比皆是，皆高度强调了正名的意义。
　　“正名”何以如此重要？梁启超说他小时候读《论语》这章，也和子路一样觉得孔子实在太过迂腐了，这恐怕亦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想法。但梁启超广读群书后，则明了其中存在深意。“正名何故可以为政治之本也？其作用在于使人顾名思义。”2冯友兰说，“盖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物之要素或概念也。”3“名”的重要作用，在于其“义”。
　　“名”相当于逻辑学上所说的概念。概念一方面是从具体事物中主观抽象出来的，另一方面自归纳出来后，其又有了客观规定性。如“善”一开始从日常言行中归纳出来，而自归纳出来后，它所指的便不是某种具体的“善”的行为，而是某些抽象特征的集合，符合这些特征的，可以称为“善”，不符合这些特征的，便不能称为“善”。“善”这个“名”之下蕴含着客观的“善”的标准。
　　“名”的作用正在于此，符合一定的标准，便可以用这个“名”来称呼，不符合，便不能用这个“名”来称呼，给事物或者人冠以什么样的“名”，便包含了人们的是非判断。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说：“欲审曲直，莫如引绳，欲审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审于是非也，犹绳之审于曲直也。”指的正是名可以作为判断是非的准绳。《韩诗外传·卷五》中有一个常被引用的具体例子：“孔子侍坐于季孙，季孙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马，其与之乎？’孔子曰：‘吾闻：君取于臣谓之取，不曰假。’季孙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谓之取，无曰假。’孔子曰：‘正假马之言而君臣之义定矣。’”充分体现了正名的意义。
　　关于孔子与齐景公的一个对答，也是一个生动的例子。“齐景公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辜鸿铭打趣说这里还得加两条，即“官官，商商”，他说，“盖今日中国，大半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此天下之民所以几成饿殍也。”4什么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礼记·大学》云：“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荀子？君道》云：“请问为人君？曰：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请问为人臣？曰：以礼待君，忠顺而不懈。请问为人父？曰：宽惠而有礼。请问为人子？曰：敬爱而致文。”儒家给君臣父子都下了明确的定义，而君臣父子诚然都符合这样的标准，这个社会无疑是十分和谐的。
　　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准绳是无处不在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在使用名，名充斥着我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也就是说我们不断的在用“名”来判断各种言行，来衡量这个社会。《吕氏春秋？审分览》云“今有人於此，求牛则名马，求马则名牛，所求必不得矣……百官，众有司也；万物，群牛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职，而数用刑罚，乱莫大焉……故名不正，则人主忧劳勤苦，而官职烦乱悖逆矣。”百官与群众都需要用“名”来确定自己的位置，规范自己的言行，社会离开了“名”一刻也不行。于是如果名正了，那么社会便会显得有秩序，而如果名乱了，那么社会就会陷入混乱之中。因此正名在儒家的政治学中占据了至高的地位。
　　而孔子做《春秋》，正是利用“名”，来给予不同人物在历史中一个“正确”的位置，一个符合儒家仁义道德的评价。他使得不同的人“名”“实”相符，是什么样的人，做了什么样的事，便给予什么样的“名”，“好人”将因此“名”而得以彰显，“恶人”则将因此“名”而遗臭万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就是“名”的力量。 　　但这只是儒家理想化的想法。“名”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力量，能发挥怎么样的作用，是与现实紧密相连的，同时如果深入审视，其自身也有诸多的局限性。
　　首先，“名”确定之后，固然有客观规定性，但我们每个人对“名”的理解都是主观的。同样的“名”儒家有一套说法，道家有一套说法，墨家有一套说法，而且各都说的十分有理。纵是儒家之间，也是有不同解释的。纵然可以借用国家强制力来推行某个概念，但概念所能涵盖的永远只能是其中的要素，
　　比如“狗”这个概念在词典里有具体的定义，但我们理解的“狗”却是与我们所见的“狗”息息相关，如果我们所见的都是藏獒，大约会以为 “狗”都是如此的凶猛，反之如果我们所见的都是吉娃娃，大约会以为“狗”都是如此可爱的。也就是说，“名”的定义永远无法涵盖所有方面，相关细节只能通过不同人的具体实践去补充，每个人对于同一个“名”的理解，都会有所偏差，有时候偏差可能会十分巨大。我们很难对名有一个充分的、统一的理解。
　　其次，即使对于“名”的根本性规定，也可能存在的巨大的争议。究竟该听谁的？固然可以用行政的方式强制推行某种概念，但强制推行，人们心里怕未必能全然认可，没有真正的认可，那么便容易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于是所谓欺世盗名者比比皆是。
　　再次，对“名”的认识，是可以不断发展的，“百科全书派”之所以取得如此重大的影响，正因为其赋予“名”全新的含义，由此颠覆了人们对旧世界的理解。这也证明了“名”固然有其主观规定性，但也有主观局限性，一个时期人们对“名”的理解停留在一个水平，但这并不代表“真理”，非要用它来普遍衡量一切，那面造就许多“冤假错案”。
　　此外，“名”只是一个标准，但是如何利用这个标准来判定事实，是一个复杂的技术活。也就是说，“正名”的实际操作性存在诸多困难。现实往往不是“名”所描述的那么简单，“名”只是一个大纲似的概括，只能包含一定的要素，而事实是多方位的，是立体的，并且可能是多种情况混杂的，“名”只是一个“相马经”，如果按图索骥，可能找来的只是“蟾蜍”。而在事实难以辨别清楚的情况下，挥舞“名”的大棒，可能造成许多恶劣的影响。我们当初所谓的“反右”不正是鲜明的例子么？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在于，谁来决定这些名号的授予？一个社会流行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往往是统治阶级决定的，同样的，赋予什么样的名什么样的内涵，或者把什么样的名给予什么人，也是统治阶级决定。如果没有权力基础，“名”是无从可正的。其实，儒家学说最重要的弱点，正在于几乎将一切都寄托给有着高尚道德修养的统治阶级，或者说他们希望培育出有高尚道德修养的“君子”来统治人民。然而权力的规则并不是儒家想象的那么天真，道德学说在现实面前往往不过成了人们的伪饰，“名”与“实”在现实面前渐行渐远。
　　既然“正名”如此困难，那么是否我们就应该要放弃？答案是否定的。正如共产主义理想无比艰难，但那应该是我们坚定不渝的追求。假如有一天，我们每个人的言行都符合一定的标准，我们通过“名”便真正可得知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件是什么样的，一切都井井有条的按照一定的秩序和谐运行，这样的社会是值得追求的。
　　总而言之，“正名”有其积极的意义，然而实行起来有诸多局限性。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正义社会”所必须要追求的。
　　注释：
　　1.《论语译注》P70
　　2.《先秦政治思想史》P83
　　3.《中国哲学史》P56
　　4.《辜鸿铭讲论语》P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