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1948年国共谍战的电视连续剧《北平无战事》播出不久即引发热议。与一般国共暗战的故事不同，这部剧的亮点在于呈现了国民党内部的反腐斗争，尤其是把之前国共剧中很少出现的蒋经国及其领导的“铁血救国会”塑造为打击国民党贪腐和全心全意拯救“党国”于危难的力量，只是这些精忠报效党国的力量并没能挽救日暮西山的国民党。
　　如果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告别革命”、冷战终结以来，国共和解、国共联合抗日、国共一家亲成为后冷战时代的主旋律，那么以《北平无战事》为代表的新国共影视剧，则实现了从国民党内部视角重述国共内战历史的“新境界”。在大众文化的想象中，国民党不仅从“反动派”叙述恢复了其在民国史中的所谓“正统”、“合法”位置，而且实现了“现代中国”的民国化。人们以民国为镜，可以顺畅地完成对当下中国一些问题的反思和批判。

被重新讲述的国共关系

　　新世纪以来，民国历史已经从民不聊生、社会黑暗的旧时代变成了风姿绰约、大师林立的黄金时代。这种方兴未艾的民国文化热、民国“范儿”与19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密切关系。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历史转折使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路线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路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激烈对抗的冷战逻辑也随之瓦解，中国进入后冷战、后革命时代。一种与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相契合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话语成为1980年代以来的主流价值观，中国、中国人和中华民族作为新的历史叙述的主体取代了1950到1970年代的阶级斗争史观、革命史观和人民史观。1990年代末期这种现代化的、发展主义的国家富强之路又被概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景，而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崛起，这种“落后就要挨打”的近现代悲情史终于转变为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复兴的“复兴之路”。
　　伴随着共产党从“阶级认同的革命党”转型为“民族国家认同的执政党”，重新讲述国共关系变得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民族国家的意义上解释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战成为一种必须克服的意识形态难题。新世纪以来，出现了三种重述国共关系的影视剧类型。第一种是抗战剧，凸显国共联合抗战、淡化内战历史。如新世纪以来热播的新革命历史剧《亮剑》（2005）中主要讲述八路军李云龙与国民党楚云飞并肩“打鬼子”的故事，到了内战时期，李云龙立马“负伤住院”，从而避免与惺惺相惜的楚云飞兵戎相见;第二种是谍战剧，把国共正面战场的对抗转化为地下斗争的谍战故事，这也是2005年以来谍战剧盛行的重要原因。这些无名英雄的暗战无需涉及国共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而且不管是中共“地下党”，还是国民党“特务”，都变成“有信仰的人”。就像2009年最成功的谍战剧《潜伏》里共产党余则成和国民党李涯各自忠于内心的信仰，而甚至一心为“党国”鞠躬尽瘁的李涯更让观众感动。在这里，信仰被相对化和抽象化，谍战剧也演化为办公室政治的职场剧。
　　第三种是家族剧，把国共历史放在一个大家庭中来讲述。比如在抗战剧和谍战剧中，“化敌为友”的國共往往被书写为同胞兄弟，这就把冰火不容的国共冲突变成了血缘家庭内部的兄弟之争。与这种国民党为兄、共产党为弟的想象相伴随的是，曾经在“五四”时期作为封建象征的老父亲和大家族重新出现了。如果说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新历史小说（如《白鹿原》等）用家族史来重构近现代历史，那么新世纪之初的家族剧（如《大宅门》、《乔家大院》、《闯关东》等）则清晰地把大家族与白手起家的商战故事联系在一起。于是，这些家国情怀、家国故事的“家庭”并非平头百姓的小家庭，而是集政治权力、经济实力和传统文化（如儒家伦理）于一身的大家族。
　　对于成熟的大众文化来说，很少有单一类型的作品，往往是不同类型的复合体。国共题材影视剧也是如此，一般是家族剧、谍战剧与抗日剧结合到一起。像《北平无战事》就是家族剧、谍战剧与反腐剧的“组合拳”。首先是家族剧，哥哥方孟敖和弟弟方孟韦分别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而父亲则是留学美国的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经理，是政商背景深厚的权贵之家;其次是谍战剧，不仅在各个要害部门有地下党，而且出现了“无间道”式的双重间谍，如廖凡扮演的潜伏在中共内部的铁血救国会成员梁经纶;第三是反腐剧，正面呈现了1940年代末国民党自身的腐化堕落以及蒋经国带领铁血救国会所展开的反腐行动。从这里可以看出，国共和解的前提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都变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政党，也就是说代表不同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代表中华民族的“党国”。相比抗战剧所高扬的抗日民族英雄以及谍战所塑造的“有信仰的人”，以《北平无战事》为代表的国共剧最重要的改写在于，站在国民党的角度来讲述1940年代中后期的国共决战，从而实现了“现代中国”的民国化。

现代中国的民国化

　　在革命史中，中国近现代史一般被讲述为从“近代”到“现代”到“当代”的历史，当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中国时期）不仅是对现代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批判，更是一种超越。随着1980年代对现当代历史的反思，对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讲述发生了微妙变化，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19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以及新世纪之初加入WTO被作为是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延续。这使得当代史合并到现代中国历史中，20世纪历史变成了从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的连续历史。这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构完成的现代中国史，又自新世纪以来在大众文化中“变脸”为“民国史”。
　　这些念兹在兹的民国范儿无心也无力搭建一条连接近代、现代与当代的高架桥，反而倾心于装饰一座民国化的主题公园，让人们在文武北洋、民国先生、民国女人、民国大学等系列橱窗中流连忘返。在这个民国橱窗中有3个文化模特，分别是玉树临风的民国先生、雍容华贵的民国女人和正义凛然的民国军人。这样3类典型的民国形象在《北平无战事》中也能找到。相比1990年代的大众文化推崇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形象（如顾准、王小波、陈寅恪等），新世纪以来的民国先生则大多拥有留洋（美）背景，并在民国政府中担任要职，还保留着传统文人风雅和趣味，可谓“脚踏政治、文化两只船”。这些特征从《北平无战事》中燕京大学校长何其沧、其学生梁经纶以及北平分行经理方步亭等身上可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他们都是毕业于美国的金融学博士，被国民党委以重任的社会精英，而且有着精湛的国学教养。而剧中少有的几个女性角色也基本上是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如方步亭的老婆、何其沧的女儿等。 　　与民国范儿中把赴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作为民国军人不同，《北平无战事》里塑造了另外一批国民党的正面形象，这就是蒋经国及铁血救国会成员。这股国民党内部的“正能量”与国民党内的腐败、特权利益阶层展开了殊死搏斗，他们都是不畏牺牲的、忠于领袖的、“党国”利益的坚定捍卫者。如果说之前许多国共影视剧变成去政治化的“党国”（如抗战剧和谍战剧），那么《北平无战事》则在此基础上把国民党共产党化，這不仅体现在中共地下党全力配合铁血救国会的反腐行动，而且铁血救国会卧底梁经纶最终说出共产党言论来。正如地下党给方孟敖的指示是执行国民党的“孔雀东南飞”计划，而铁血救国会给梁经纶的指示也是执行共产党防止大学生学潮的方针。面对国民党的贪腐集团，铁血救国会与共产党的立场是一致的。不过，这幕“党国”自我拯救的大戏，始终在一种带有民国范、贵族范、美国范的上流社会的视野中展开。

谁的人心？

　　在民国范儿的历史风景中很少讲述民国失败的历史，因为民国的失败使得民国范儿多少有点捉襟见肘，如此“高大上”的民国好风光怎么能被一群泥腿子打败呢？在这一点上，《北平无战事》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反而积极探讨民国失败的原因。按照“建丰同志”（蒋经国）的部署，“一手坚决反共，一手坚决反腐，一次革命，两面作战”的根本目的在于收买人心，也就是和共产党争民心。值得追问的是，“建丰同志”所指的人心又是谁的人心呢？
　　
　　剧中呈现了忍饥挨饿的北平大学生、大学教授等中上层社会精英是如何一步步丧失对“党国”信心的，也就是说，1940年代后期国民党的腐败和“金圆券”改革彻底损害了城市市民及中产阶级的利益，以至于连以方步亭、何其沧为代表的民国名流们都处在朝不保夕的状态，更不用说其他普通市民了。正如反复唱起的那首民国味道浓郁的歌曲《花好月圆》也无非表达了一种渴求家庭团圆、恋人美满的小理想，可是这份“团圆美满今朝醉，轻浅池塘鸳鸯戏水，红裳翠盖并蒂莲开，双双对对恩恩爱爱”的情感在民国根本不可能实现。显然，这里的人心主要指城市中产及上流阶级的人心。因此，以方步亭为代表的国民党上层精英对国民党及蒋经国的失败有一种悲凉、悲伤和惋惜之情。
　　就像民国范儿中无法讲述革命、八路军、根据地的故事一样，这种国民党上层精英的历史视角也无法“看到”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底层民众的人民主体，这正是民国精英史观的局限所在。如果联系到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人所采取的反腐高压政策，这部讲述国民党内部反腐的情节剧无疑具有现实针对性。按照剧中的逻辑，国民党败走台湾主要是因为其内部大面积贪污腐败，从而丧失了民心，这种“亡党亡国”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只是这种从“党国”内部来拯救“党国”江山的方式，如蒋经国的铁腕反腐和“打老虎”行动在1949年的国民党并没有成功，从国民党当时面对的内外环境来说，表明了一点：如果不改善国统区普通民众的民生问题，即使反腐成功同样会失掉人心，更何况彼时的共产党早就通过土地改革赢得大多数底层民众的拥护，这恐怕是比反腐更重要的历史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