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从十一二岁起就常跟书籍打交道，并且那么热爱它。数十年来，前后购置的书籍，总有两三万册以上吧。经过多次劫难之后，十来年添添补补，现在身边还存有万把册。但是，这些可爱的精神寄托物，杂然分散在卧室、会客室、饭室、过道以及卧床、沙发底下，不，还有窗台、地板上……总之，我的藏书虽然不算太少，却始终没有一个“专职”的书斋，有的只是卧室兼书斋，客室兼书斋……
　　作为一个教师，一个学术研究者，书籍是我的食粮，也是我的资本。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书，也就养成了那种积书的习惯。我出生在缺文化祖传的家庭，生长的地方又是一个山货集散的小市镇，在那里，不但没有什么公共图书馆，也没有出售书刊的商店。那些时候，我手头有的一些书如《三国演义》《随园诗话》《春秋左氏传》等，都是从那些每年一两次来到我们市镇上的卖书行商那里得来的。稍后，我把平日省下来的零用钱，寄到上海或汕头等大商埠去邮购。记得那时所得到的，有《楚辞》《唐宋诗醇》《国朝六家诗钞》，以及商务印书馆、泰东图书馆出版的那些早期的新文学书。这些时期，自然谈不到什么书斋，那些为数不多的书籍，大都只装在竹箱子里和堆放在书桌上。但这种情况，并不妨碍我对它的诵读，还感到滋滋有味。我的一点国学基础，大概就是那时建筑起来的。20岁以后，我陆续居住过广州、杭州等大城市，得书的机会更多，求书的胃口也更大了。在杭州的几年里，我就积了不少的新旧书刊。但这些书籍，每天只伴随着我的起居，并要与来往的每个客人见面。它没有自己的藏身之处—书斋。
　　因为喜欢书的内容，“爱屋及乌”，也自然要关心到书的外表。我没有钱收藏宋刊、明本，但手头有些影宋本，看看就不免移神。记不得从哪些时候起，我学会修补旧书。现在书架上或书箱里的许多木版书，可能有十分之二三，那封皮是经我改换过，或卷册是经我重订过的。我有时看看这些自己改动过的书本，不禁有点儿得意，好像自己做了一件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似的。记得英国近代散文家吉星在他的名著《亨利·来克夫特手记》里谈到藏书的话，他说从不介意书籍的外貌是否雅观，只要它不完全散开就行。这是他的癖性。我却有些异样，见到手边书本形体上有些毛病，总是难免不舒服。至于为了保护书的干净，或者说保住它的青春，我总是要把那些平装书用厚纸包裹起来。现在年纪老了，修补的工作已经不大做，但是包书皮的活还没有完全罢手。如果说，在那些散乱的书册上多少有些个人的烙印，这就是其中的一点吧。
　　书斋，是贮藏书籍的地方，也是个人诵读的地方。它是一种私人的小图书馆。古人称赞读书的理想环境是“明窗净几”。我现在的卧室兼书斋，东面有个玻璃窗，南边也有玻璃的门（晒台门）和窗，窗外有几株高耸的合欢树。室内有一张旧书桌，原来相当宽，但是大部分的位置都给堆积的资料包、书籍、信件等占去了。好在仍然剩下一尺见方以上的地盘，可以让我放上一两本掀开来读的书。只要读的书能增益，启发我的心智，或者能掀动我的感情、想象，我就会沉醉在那里面。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们拿起一本书来读，从中采取一定的知识或资料。这种有明显目的的诵读，自然是不可少的。我近年多数时间的开卷活动，大都属于这一类。但是，并不排除在书堆里偶然取出一本来诵读或吟咏。这样做既摆脱了那种“赶任务”的拘束，又能从容涵泳，心灵上的收获就可能更加深切，味道也可能更加渊永。可惜这种读书的时候太少了。我们不但在生命上是匆匆的过客，在活动上也是处于“责任”笼子里的一头动物呀！—不过让我补说一句：这种责任是我们自觉的。
　　读书博览与精读的辩证法关系，古代的学者已经早见到了。长时期以来我虽然有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但是，在买书和阅读上我是主张开放主义的（自己基本上也是这样做的）。见识面太狭，即使专业学识比较深湛，也是有缺陷的。因为知识领域虽然可以（也必须）相对区分，但是它们中间往往却是相连、相通的。知识面太窄，就处处隔绝了。古人所以讥笑“孤陋寡闻”，原因就在这里吧。跟博览相联，我也主张精读。西洋有句名言，大意是留神那熟读一本书的人。我们知道世上的确有些大学者、大作家，他们是从一二部名著里获得无穷益处的。据说清末民初古文家（也是个有名翻译家）林纾，他晚年书桌上只放着一部《史记》。我们不能说，林先生生平只读过这部古史籍，也不能说他晚年古文的好处只得力于太史公书。但是太史公书，对林文的谋篇、布局和措辞等，曾给予不小影响，大概是无疑的。有一部书是从青年时起就爱读它，一直到现在仍放在我的床头书案上（现在手边的两个本子，是第三四回新购的了），那就是王渔洋编的《唐人万首绝句选》。我现在偶然把它吟詠一两页，仍觉得有所会心。另外一部，是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这本书，在过去四五十年里，我反复读过许多次。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它是教我懂得唯物论艺术理论的启蒙老师，到今天它还不失为我学术上的益友。
　　书斋，一般又是主人文字作业的工场。我的一些科学论文和文艺作品的写作，差不多都是在那“兼职”的书斋里完成的。说到写作，我觉得自己有个习惯（不知道应该说是好或坏的习惯），那就是写文章，除了事前有个题目和大致构想（有时也草出大纲）之外，那些具体的意思、段落以至词句，都是坐在书桌前，正对着稿纸，一面执笔，一面抽思，断断续续逐渐构成的。第一次出来的是极潦草的、给自己看的草稿。第二次抄正后，再加以仔细改订方算了事。记得青年时写过许多散文或论文（诗歌作品例外），都好像没有这样折腾、费劲。像上说难产状态，我想案上的灯光或从窗外射进来的阳光，如果它们有知觉，也许会偷偷地笑我的吧。
　　谈到写作，我不由得想起一种无法摆脱的烦恼。我的书籍是散乱放置在屋内各处的，加以没有比较详细的目录分类可查，或助手帮助寻觅，因此有时写作或研究问题时，要找某一本书（或者几本书）查考一下，明明记得自己有那本书却不知道在哪个角落。不得已，只好向学校图书馆或同事们那里去借阅。这种烦恼，由于近来精力和记忆的衰退就更为突出了。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书多和没有统一安放处，也是不能否认的重要原因。想到这里，我有时不免喃喃自嘲或苦笑了。
　　记得老托尔斯泰曾为那从石缝里硬长出来的小树所感动。我没有小树那种坚强。但是，我能满足于我“兼职”的书斋，并且曾经充分利用过它，还将继续利用着它（在我生活着的时候）。
　　1988年2月14日，北师大小红楼
　　 （摘自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钟敬文散文》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