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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一波小拍行情，使内地艺术品市场充满了猜测与紧张的情绪，各大拍卖企业的成交率明显滑坡，疯狂涌人的资本浪潮似乎在渐渐退去。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会有这样的一天，但真正到来的时候，还是觉得难以接受。可是在苏富比中国大陆路演中，依旧是顶尖的拍品、惊人的天价和高涨的信心。在经历了喧嚣和浮躁之后，理性的思考就会应运而生。十年的成就堆砌了过剩的自信，在相形见绌的比较之后，发现追求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市场才是中国大陆拍卖行业的终极目标。2006年春拍在即，记者走访了拍卖业内熟悉海外市场的有关人士，希望借助他们数十年身处国际艺术品市场的经历，了解一下西方拍卖的情况，同时能够更清醒地认识自己。
正视差距与盲目自大
内地的艺术品拍卖是上个世纪90年代起步的，相对于欧洲拍卖公司上百年的历史而言，我们的积累是微不足道的。十年之前内地艺术品拍卖的开拓者们纷纷到香港观摩苏富比和佳士得的拍卖会，从形式的模仿开始，亦步亦趋地打造了内地的拍卖市场。从几百万元的成交额，到今天动辄上亿元，量变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质变的飞跃却依然遥远。
从内地拍卖图录看，我们现在追求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拍卖不保证真假原本是西方企业对个别难以把握的拍品所作的免责条款，现在却成为了内地企业的护身符，并且以此为依据漠视大量假货和赝品现身拍场，从而产生了信任危机。这种思路上的差距无法回避。放眼亚洲艺术品市场，文物从欧美国家回流的先驱应该是日本人和中国香港人，他们从70年代中后期便已经投身于西方艺术品交易场所，台湾买家大概在80年代也开始介入，而内地艺术品大量回流的现象还只是近年才出现的。对于市场的把握和预期，内地拍卖企业还略显稚嫩。除此之外，在培养买方市场的环节上，内地拍卖企业也同样缺乏经验。前一段时间异常火爆的书画拍卖成绩斐然，但是很明显许多投资者缺乏理性的思考。与海外很多收藏家相比，内地的买方市场冲动多于理智，这也不利于市场的长期发展。
虽然很多人都说21世纪是属于中国的，但是毕竟现在还没有看到端倪。我们不能避重就轻，应该大胆地承认差距，“西天取经”不代表妄自菲薄，学习西方拍卖的理念和发展思路才是当务之急。
主流与支流
不能否认在内地拍卖市场中，中国书画成交情况的确是气势如虹，很多名家作品创造了在西方市场尚未能企及的高价。只是，这并不代表内地市场优于国际市场。
如果把国画放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中作横向比较，就不难发现国画绝不是市场的主流，而瓷器、油画，特别是西方名家的油画却始终引领着国际艺术品市场的潮流和走向。文化的影响力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陶瓷文化千百年来深深地影响到了世界各地，而欧洲的油画和雕塑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也是不言而喻的。与之相比，中国水墨文化的辐射面就显得局促了许多。由于国人对于书画艺术本身具有根深蒂固的情结，加之内地艺术品市场也随着收藏者的导向而偏重书画运作，这就造成了目前内地艺术品行业中，书画占据首要地位、价格节节攀升的局面。反观世界拍场，依然是以瓷器和西画为主的潮流。
内地在瓷器、玉器以及杂项的拍卖上与国际差距还很大，其中肯定包括购买力的因素。内地买家的投资分配更多流向了书画市场，而陶瓷等杂项的买气明显与国际市场存在差距，或许也蕴含着内地收藏者对于某种文化情结特有的倾向性。而与此同时，国际市场中高端拍品也自然难以进入内地市场。目前，内地拍卖企业在瓷器、杂项等方面只能从海外藏家的手中拿到二三流的货物，顶级拍品或者更加直观地说500万元以上的拍品，往往更多地集中在苏富比、佳士得等国际大企业的拍卖图录中，差距显而易见。
投资与付税
很多人在看待海外艺术品高价成交的问题上存在误区认为价格与拍品的价值不成比例。造成这种理解的因素主要来自于税制。欧盟国家以及英国和美国，政府允许企业以投资公益事业的形式减免其所得税，因此很多一掷千金的海外买家从拍场购得昂贵的艺术品之后捐给博物馆，他们往往考虑更多的是价格与税款的平衡，至于艺术品是否能够升值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现象，海外很多买家实力雄厚，在购买艺术品时是从个人好恶出发，只要认为东西好，也会不惜重金收入囊中，但是这种购藏行为是建立在理智的基础上的，他们的目的也绝不是待价而沽。同样，遗产税制度也是维系拍卖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高达50％以上的遗产税，使很多企业家、收藏家的亲属不得不将收藏者生前的藏品拿到拍卖会上变现，这为许多西方知名拍卖企业精品层出不穷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也使得西方的博物馆能够守株待兔地得到很多精美的藏品。
这些客观因素涉及到国家税收政策，是拍卖企业无法改变的现实。但是，我们应该更多地了解这些情况，从而选择好自身的发展方向。
对于即将到来的春拍，作为国际拍卖旗舰的苏富比和佳士得的确有很多令人期待的表演，佳士得的洪武釉里红玉壶春瓶和苏富比张宗宪藏国画专场都是很有意义的看点，如果国际市场的行情依然坚挺的话，也许对于内地市场的滑坡可以起到一定的刹车作用。
正视差距与盲目自大
内地的艺术品拍卖是上个世纪90年代起步的，相对于欧洲拍卖公司上百年的历史而言，我们的积累是微不足道的。十年之前内地艺术品拍卖的开拓者们纷纷到香港观摩苏富比和佳士得的拍卖会，从形式的模仿开始，亦步亦趋地打造了内地的拍卖市场。从几百万元的成交额，到今天动辄上亿元，量变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质变的飞跃却依然遥远。
从内地拍卖图录看，我们现在追求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拍卖不保证真假原本是西方企业对个别难以把握的拍品所作的免责条款，现在却成为了内地企业的护身符，并且以此为依据漠视大量假货和赝品现身拍场，从而产生了信任危机。这种思路上的差距无法回避。放眼亚洲艺术品市场，文物从欧美国家回流的先驱应该是日本人和中国香港人，他们从70年代中后期便已经投身于西方艺术品交易场所，台湾买家大概在80年代也开始介入，而内地艺术品大量回流的现象还只是近年才出现的。对于市场的把握和预期，内地拍卖企业还略显稚嫩。除此之外，在培养买方市场的环节上，内地拍卖企业也同样缺乏经验。前一段时间异常火爆的书画拍卖成绩斐然，但是很明显许多投资者缺乏理性的思考。与海外很多收藏家相比，内地的买方市场冲动多于理智，这也不利于市场的长期发展。
虽然很多人都说21世纪是属于中国的，但是毕竟现在还没有看到端倪。我们不能避重就轻，应该大胆地承认差距，“西天取经”不代表妄自菲薄，学习西方拍卖的理念和发展思路才是当务之急。
主流与支流
不能否认在内地拍卖市场中，中国书画成交情况的确是气势如虹，很多名家作品创造了在西方市场尚未能企及的高价。只是，这并不代表内地市场优于国际市场。
如果把国画放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中作横向比较，就不难发现国画绝不是市场的主流，而瓷器、油画，特别是西方名家的油画却始终引领着国际艺术品市场的潮流和走向。文化的影响力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陶瓷文化千百年来深深地影响到了世界各地，而欧洲的油画和雕塑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也是不言而喻的。与之相比，中国水墨文化的辐射面就显得局促了许多。由于国人对于书画艺术本身具有根深蒂固的情结，加之内地艺术品市场也随着收藏者的导向而偏重书画运作，这就造成了目前内地艺术品行业中，书画占据首要地位、价格节节攀升的局面。反观世界拍场，依然是以瓷器和西画为主的潮流。
内地在瓷器、玉器以及杂项的拍卖上与国际差距还很大，其中肯定包括购买力的因素。内地买家的投资分配更多流向了书画市场，而陶瓷等杂项的买气明显与国际市场存在差距，或许也蕴含着内地收藏者对于某种文化情结特有的倾向性。而与此同时，国际市场中高端拍品也自然难以进入内地市场。目前，内地拍卖企业在瓷器、杂项等方面只能从海外藏家的手中拿到二三流的货物，顶级拍品或者更加直观地说500万元以上的拍品，往往更多地集中在苏富比、佳士得等国际大企业的拍卖图录中，差距显而易见。
投资与付税
很多人在看待海外艺术品高价成交的问题上存在误区认为价格与拍品的价值不成比例。造成这种理解的因素主要来自于税制。欧盟国家以及英国和美国，政府允许企业以投资公益事业的形式减免其所得税，因此很多一掷千金的海外买家从拍场购得昂贵的艺术品之后捐给博物馆，他们往往考虑更多的是价格与税款的平衡，至于艺术品是否能够升值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现象，海外很多买家实力雄厚，在购买艺术品时是从个人好恶出发，只要认为东西好，也会不惜重金收入囊中，但是这种购藏行为是建立在理智的基础上的，他们的目的也绝不是待价而沽。同样，遗产税制度也是维系拍卖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高达50％以上的遗产税，使很多企业家、收藏家的亲属不得不将收藏者生前的藏品拿到拍卖会上变现，这为许多西方知名拍卖企业精品层出不穷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也使得西方的博物馆能够守株待兔地得到很多精美的藏品。
这些客观因素涉及到国家税收政策，是拍卖企业无法改变的现实。但是，我们应该更多地了解这些情况，从而选择好自身的发展方向。
对于即将到来的春拍，作为国际拍卖旗舰的苏富比和佳士得的确有很多令人期待的表演，佳士得的洪武釉里红玉壶春瓶和苏富比张宗宪藏国画专场都是很有意义的看点，如果国际市场的行情依然坚挺的话，也许对于内地市场的滑坡可以起到一定的刹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