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他是一位传奇人物,与中国航天发展史上的多个第一相连,被业界公认为中国的“卫星之父”。他主持研制发射成功的卫星,占到中国航天飞行器总数的三分之一
2010年1月11日,人民大会堂,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代表孙家栋,获得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作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高级技术顾问,孙家栋亲历、见证、参加、领导了中国航天从起步到目前为止的全部过程。他是我国第一代多个首发卫星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是我国多项重大航天工程大系统总统计师。在他领导下所发射的卫星,几乎占到中国航天飞行器总数的三分之一。
如今是耄耋之年的孙家栋,还有一个梦想,就是让“中国航天的触角能够伸向更加遥远的太空”。
良师引导
回想一生走过的道路,孙家栋说:“钱老(钱学森)是我尊敬的领导和良师益友。他的谦虚、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我一生受用。”
1958年4月,孙家栋从苏联归国,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前身)总体部,那年五一节前,他第一次见到了时任五院院长的钱学森。当时钱学森经常到总体部检查工作,并亲临设计现场和大家讨论问题,对快速进步的孙家栋青睐有加,两人的接触次数逐渐多了起来。
两年后,我国科技人员跟着钱学森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发展的航天之路,用国产燃料成功发射了首枚近程弹道导弹。那时孙家栋担任导弹型号总体设计室主任。
工作中,钱学森的言传身教让孙家栋深受触动。
一次,我国自行研制的一种新型火箭即将运往发射基地,按惯例产品出厂前要完成装配、测试。其中惯性制导系统平台上的4个陀螺应完成精确装配后,再拆下来重新包装运输。由于时间紧,车间师傅找孙家栋商量:“4个陀螺是同一批次生产的,第一个能装上,其他3个应该没问题。是不是可以不装了?”孙家栋觉得有一定道理,便同意了。没想到在发射场装配时,有个陀螺却怎么也装不上,只好立即向钱学森报告。
钱学森听了汇报后没有批评孙家栋,而是让大家仔细加工研磨后再试装,并亲自来到现场察看。孙家栋回忆道:“那种精密部件研磨起来很费时间,可钱老没有不耐烦。我们从下午1点开始,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4点才装好,他在现场就一直陪到凌晨4点。”这件事给孙家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虽然钱老没有直接提出批评,但那种无声的力量让人感到比批评更严厉。”此后,他在工作中严抓质量,再也不敢有丝毫松懈。
1967年,在钱学森力荐下,孙家栋成为中国首颗卫星总体技术总负责人,领导“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工作。从此,他开始在新的舞台上大展身手。从“东方红一号”到“嫦娥一号”,在中国飞上太空中的100多颗卫星中,由他负责抓总研制发射的卫星就有30多颗。
半个世纪来,师从钱老的宝贵时光,让孙家栋永远难忘。“对恩师最好的回报是让中国的卫星飞得更高更远。”他说。
太空奏响东方红
1967年7月29日,北京正值盛夏,骄阳似火。
在这个酷热的午后,孙家栋正伏案进行导弹设计。为了不让汗水滴到图纸上,他用一条毛巾围住脖子,其状颇为古怪。
一位不速之客推门而入,开门见山:“我是国防科委的汪永肃参谋。为了确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顺利进行,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院长向聂荣臻推荐你了。根据聂老总的指示,决定调你去负责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就这样,孙家栋扛着被卷和书箱去新岗位报到了。
发射卫星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人类首颗人造卫星。次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发出号召:“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随后,聂荣臻委派钱学森以及当时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国防部五院副院长王铮负责卫星规划。然而由于三年经济困难,卫星任务受到了影响,中央决定调整空间技术计划,把工作重点转向研制探空火箭。直至1965年,国家重新开始制定卫星计划,并确定了1970年发射,实现“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的总体目标。
孙家栋参与进来时,时间已十分紧迫。如何尽快组建卫星总体设计部?如何按工程的研制规律一步步往下走?各系统怎样连接起来?连接起来后又怎样做试验?一个个难题摆在面前,他决定从组建队伍抓起。
然而,“文革”年代,派别林立;发射卫星又是人人都想参与的大事。对于年轻的孙家栋来说,选人时稍微处理不当,很容易“引火烧身”。自己被“上纲上线”事小,影响卫星研制工作事大。在钱学森的鼓励下,他抛开顾虑,一切以卫星需要为标准。经过详细考查,他从不同专业角度和技术特长出发,最终选定了戚发轫等18人,这就是中国卫星发展史上有名的“十八勇士”。
“十八勇士”的聚会,使卫星总体设计部如虎添翼。攻克重重难关后,卫星初样在1969年10月基本告成。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奏响了中国人向太空迈进的序曲。
友情客串火箭出国门
1976年12月,孙家栋以中国航天专家的身份,随团赴法国、联邦德国、荷兰、意大利等国家的航天部门考察访问,了解欧洲空间技术的发展水平。此后,他开始频繁地参与国际交流活动。
通过一次次对外接触,他增长了见识,在国际上树立中国航天大国地位的思路逐渐充实。
1985年10月,中国政府庄严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承揽对外发射业务。这一消息在国际上迅速引起强烈反响。几乎在同时,经中央批准,孙家栋升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又一次受命于中国航天发展的关键时刻。
发射外国卫星,是带有商业性质的国际间技术合作,中国航天人不仅要懂得研制火箭发射卫星,而且必须学会与国外商家打交道,孙家栋又客串起“生意人”的角色。其中争取美国政府发放“亚洲一号”卫星许可证是他谈判生涯中的精彩之笔。
1988年,香港亚洲卫星公司购买了美国休斯公司生产的通信卫星,起名“亚洲一号”,准备让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将其送入太空。但卫星要从大洋彼岸运到中国,必须有美国政府发放的出境许可证。争取许可证的使命便落到了孙家栋的肩上。
这年10月,孙家栋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卫星技术安全》和《卫星发射责任》两个协议备忘录。但因双方对若干国际贸易问题存在较大分歧而未达成最终的协议。11月第二轮会谈,谈判桌从北京搬到华盛顿,孙家栋作为代表团团长再次领命出征。
谈判中,面对美方咄咄逼人的气势,他毫不示弱,据理力争,坚决反驳“中国发射外星扰乱国际商业发射市场”论。当时圣诞节即将来临,美方代表大多订了12月20日出外旅游度假的机票,无心恋战。孙家栋抓住对方的心理,制定“拖住不放”的战术,一直谈到19日,终于签署协议。如今谈及此事,孙家栋笑道:“当时在楼上都能听到美方代表的妻子、孩子等着出发,急不可待的说话声。”
1989年1月,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与香港亚洲卫星公司,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了卫星发射服务合同。聂荣臻听说此事,拉着孙家栋的手高兴地说:“中国能为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美国发射卫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发射外国卫星对于中国航天事业来讲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1990年4月7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内,气氛紧张得让人窒息。“我一生中亲历过数十次发射现场,但那一次格外紧张。”孙家栋说,“当时大厅内一片寂静,我除了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外,甚至还能感觉到周围人的心跳。”
21点30分,长征三号运载火箭雷霆般呼啸着拔地而起,21分钟后,精确地将“亚洲一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现场的美方专家叹道:“没想到中国的运载火箭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如今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孙家栋依旧百感交集:“我突然想到小时候,老人常说‘洋火、洋油、洋车’,身边到处是外国产品。终于,我们的火箭能发射美国卫星了,那种激动与自豪难以用语言形容。”
身经百战嫦娥终奔月
自古以来,“嫦娥奔月”这个凄美的神话故事广为流传,人们对遥远的月球充满了向往。
对于我国航天人来说,这份向往显得更为迫切。
1958年至1976年,美国和苏联一共进行了118次对月探测活动。那时起,我国科学家便一直关注其进展。1994年,中国经济实力逐渐雄厚,载人航天工程立项,表明我国已经具备实现载人航天的技术能力和工程能力,再加上航天技术获得了多项成就,以此为基础,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开始对探月活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孙家栋也参与其中。
刚进入新世纪,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国家航天局局长的栾恩杰开始频繁联系孙家栋,两位极具影响力的“老航天”一拍即合。他们认为,按照国家当前的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完全可以开展月球探测工程,只要能正确把握需求牵引关系,即可着手考虑工程实施的大思路。紧接着,他们又把几十年来对月球资源应用有着浓厚兴趣的欧阳自远找来,一起谋划该工程的框架。
几经酝酿,栾恩杰2000年10月在“世界空间周”庆祝大会上宣布:“在空间探测方面,将实现月球探测……”这是中国高层首次向外界表露探月的决心。
2004年1月,绕月探测一期工程正式启动。当时75岁的孙家栋接受了新的挑战,出任工程总设计师,此举令人敬佩。
中国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张荣桥说:“许多人到了孙老那个年纪,取得那么多荣誉,通常都会有‘保持晚节’的心态,而孙老却敢于承担风险,勇挑重担,让我们这些后辈深受鼓舞。”
孙家栋不愧是航天工程总体大师。担任五大系统总设计师后,他提出了工程研制的指导思想,确定工程目标和工程总体方案,对工程各大系统的技术途径作出重要决策,主持解决了多项关键技术问题,甚至在许多细节上都作出了周全的考虑。
“嫦娥一号”卫星系统副总指挥龙江表示:“孙老知识渊博、视野宽广,除了能控制全局外,还能把握关键。”他介绍说,“嫦娥一号”卫星在近月点刹车是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孙家栋对此非常关注。当科研人员还在做一些常规工作时,他已经把这些关键点剖析出来,令大家钦佩不已。
2007年11月26日,国家正式公布了“嫦娥一号”卫星传回并制作完成的第一幅月面图。发布仪式前,温家宝总理来到孙家栋面前,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家栋,你是身经百战啊,辛苦了!”
2010年1月11日,人民大会堂,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代表孙家栋,获得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作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高级技术顾问,孙家栋亲历、见证、参加、领导了中国航天从起步到目前为止的全部过程。他是我国第一代多个首发卫星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是我国多项重大航天工程大系统总统计师。在他领导下所发射的卫星,几乎占到中国航天飞行器总数的三分之一。
如今是耄耋之年的孙家栋,还有一个梦想,就是让“中国航天的触角能够伸向更加遥远的太空”。
良师引导
回想一生走过的道路,孙家栋说:“钱老(钱学森)是我尊敬的领导和良师益友。他的谦虚、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我一生受用。”
1958年4月,孙家栋从苏联归国,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前身)总体部,那年五一节前,他第一次见到了时任五院院长的钱学森。当时钱学森经常到总体部检查工作,并亲临设计现场和大家讨论问题,对快速进步的孙家栋青睐有加,两人的接触次数逐渐多了起来。
两年后,我国科技人员跟着钱学森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发展的航天之路,用国产燃料成功发射了首枚近程弹道导弹。那时孙家栋担任导弹型号总体设计室主任。
工作中,钱学森的言传身教让孙家栋深受触动。
一次,我国自行研制的一种新型火箭即将运往发射基地,按惯例产品出厂前要完成装配、测试。其中惯性制导系统平台上的4个陀螺应完成精确装配后,再拆下来重新包装运输。由于时间紧,车间师傅找孙家栋商量:“4个陀螺是同一批次生产的,第一个能装上,其他3个应该没问题。是不是可以不装了?”孙家栋觉得有一定道理,便同意了。没想到在发射场装配时,有个陀螺却怎么也装不上,只好立即向钱学森报告。
钱学森听了汇报后没有批评孙家栋,而是让大家仔细加工研磨后再试装,并亲自来到现场察看。孙家栋回忆道:“那种精密部件研磨起来很费时间,可钱老没有不耐烦。我们从下午1点开始,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4点才装好,他在现场就一直陪到凌晨4点。”这件事给孙家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虽然钱老没有直接提出批评,但那种无声的力量让人感到比批评更严厉。”此后,他在工作中严抓质量,再也不敢有丝毫松懈。
1967年,在钱学森力荐下,孙家栋成为中国首颗卫星总体技术总负责人,领导“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工作。从此,他开始在新的舞台上大展身手。从“东方红一号”到“嫦娥一号”,在中国飞上太空中的100多颗卫星中,由他负责抓总研制发射的卫星就有30多颗。
半个世纪来,师从钱老的宝贵时光,让孙家栋永远难忘。“对恩师最好的回报是让中国的卫星飞得更高更远。”他说。
太空奏响东方红
1967年7月29日,北京正值盛夏,骄阳似火。
在这个酷热的午后,孙家栋正伏案进行导弹设计。为了不让汗水滴到图纸上,他用一条毛巾围住脖子,其状颇为古怪。
一位不速之客推门而入,开门见山:“我是国防科委的汪永肃参谋。为了确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顺利进行,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院长向聂荣臻推荐你了。根据聂老总的指示,决定调你去负责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就这样,孙家栋扛着被卷和书箱去新岗位报到了。
发射卫星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人类首颗人造卫星。次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发出号召:“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随后,聂荣臻委派钱学森以及当时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国防部五院副院长王铮负责卫星规划。然而由于三年经济困难,卫星任务受到了影响,中央决定调整空间技术计划,把工作重点转向研制探空火箭。直至1965年,国家重新开始制定卫星计划,并确定了1970年发射,实现“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的总体目标。
孙家栋参与进来时,时间已十分紧迫。如何尽快组建卫星总体设计部?如何按工程的研制规律一步步往下走?各系统怎样连接起来?连接起来后又怎样做试验?一个个难题摆在面前,他决定从组建队伍抓起。
然而,“文革”年代,派别林立;发射卫星又是人人都想参与的大事。对于年轻的孙家栋来说,选人时稍微处理不当,很容易“引火烧身”。自己被“上纲上线”事小,影响卫星研制工作事大。在钱学森的鼓励下,他抛开顾虑,一切以卫星需要为标准。经过详细考查,他从不同专业角度和技术特长出发,最终选定了戚发轫等18人,这就是中国卫星发展史上有名的“十八勇士”。
“十八勇士”的聚会,使卫星总体设计部如虎添翼。攻克重重难关后,卫星初样在1969年10月基本告成。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奏响了中国人向太空迈进的序曲。
友情客串火箭出国门
1976年12月,孙家栋以中国航天专家的身份,随团赴法国、联邦德国、荷兰、意大利等国家的航天部门考察访问,了解欧洲空间技术的发展水平。此后,他开始频繁地参与国际交流活动。
通过一次次对外接触,他增长了见识,在国际上树立中国航天大国地位的思路逐渐充实。
1985年10月,中国政府庄严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承揽对外发射业务。这一消息在国际上迅速引起强烈反响。几乎在同时,经中央批准,孙家栋升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又一次受命于中国航天发展的关键时刻。
发射外国卫星,是带有商业性质的国际间技术合作,中国航天人不仅要懂得研制火箭发射卫星,而且必须学会与国外商家打交道,孙家栋又客串起“生意人”的角色。其中争取美国政府发放“亚洲一号”卫星许可证是他谈判生涯中的精彩之笔。
1988年,香港亚洲卫星公司购买了美国休斯公司生产的通信卫星,起名“亚洲一号”,准备让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将其送入太空。但卫星要从大洋彼岸运到中国,必须有美国政府发放的出境许可证。争取许可证的使命便落到了孙家栋的肩上。
这年10月,孙家栋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卫星技术安全》和《卫星发射责任》两个协议备忘录。但因双方对若干国际贸易问题存在较大分歧而未达成最终的协议。11月第二轮会谈,谈判桌从北京搬到华盛顿,孙家栋作为代表团团长再次领命出征。
谈判中,面对美方咄咄逼人的气势,他毫不示弱,据理力争,坚决反驳“中国发射外星扰乱国际商业发射市场”论。当时圣诞节即将来临,美方代表大多订了12月20日出外旅游度假的机票,无心恋战。孙家栋抓住对方的心理,制定“拖住不放”的战术,一直谈到19日,终于签署协议。如今谈及此事,孙家栋笑道:“当时在楼上都能听到美方代表的妻子、孩子等着出发,急不可待的说话声。”
1989年1月,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与香港亚洲卫星公司,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了卫星发射服务合同。聂荣臻听说此事,拉着孙家栋的手高兴地说:“中国能为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美国发射卫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发射外国卫星对于中国航天事业来讲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1990年4月7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内,气氛紧张得让人窒息。“我一生中亲历过数十次发射现场,但那一次格外紧张。”孙家栋说,“当时大厅内一片寂静,我除了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外,甚至还能感觉到周围人的心跳。”
21点30分,长征三号运载火箭雷霆般呼啸着拔地而起,21分钟后,精确地将“亚洲一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现场的美方专家叹道:“没想到中国的运载火箭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如今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孙家栋依旧百感交集:“我突然想到小时候,老人常说‘洋火、洋油、洋车’,身边到处是外国产品。终于,我们的火箭能发射美国卫星了,那种激动与自豪难以用语言形容。”
身经百战嫦娥终奔月
自古以来,“嫦娥奔月”这个凄美的神话故事广为流传,人们对遥远的月球充满了向往。
对于我国航天人来说,这份向往显得更为迫切。
1958年至1976年,美国和苏联一共进行了118次对月探测活动。那时起,我国科学家便一直关注其进展。1994年,中国经济实力逐渐雄厚,载人航天工程立项,表明我国已经具备实现载人航天的技术能力和工程能力,再加上航天技术获得了多项成就,以此为基础,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开始对探月活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孙家栋也参与其中。
刚进入新世纪,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国家航天局局长的栾恩杰开始频繁联系孙家栋,两位极具影响力的“老航天”一拍即合。他们认为,按照国家当前的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完全可以开展月球探测工程,只要能正确把握需求牵引关系,即可着手考虑工程实施的大思路。紧接着,他们又把几十年来对月球资源应用有着浓厚兴趣的欧阳自远找来,一起谋划该工程的框架。
几经酝酿,栾恩杰2000年10月在“世界空间周”庆祝大会上宣布:“在空间探测方面,将实现月球探测……”这是中国高层首次向外界表露探月的决心。
2004年1月,绕月探测一期工程正式启动。当时75岁的孙家栋接受了新的挑战,出任工程总设计师,此举令人敬佩。
中国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张荣桥说:“许多人到了孙老那个年纪,取得那么多荣誉,通常都会有‘保持晚节’的心态,而孙老却敢于承担风险,勇挑重担,让我们这些后辈深受鼓舞。”
孙家栋不愧是航天工程总体大师。担任五大系统总设计师后,他提出了工程研制的指导思想,确定工程目标和工程总体方案,对工程各大系统的技术途径作出重要决策,主持解决了多项关键技术问题,甚至在许多细节上都作出了周全的考虑。
“嫦娥一号”卫星系统副总指挥龙江表示:“孙老知识渊博、视野宽广,除了能控制全局外,还能把握关键。”他介绍说,“嫦娥一号”卫星在近月点刹车是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孙家栋对此非常关注。当科研人员还在做一些常规工作时,他已经把这些关键点剖析出来,令大家钦佩不已。
2007年11月26日,国家正式公布了“嫦娥一号”卫星传回并制作完成的第一幅月面图。发布仪式前,温家宝总理来到孙家栋面前,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家栋,你是身经百战啊,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