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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育问题研究的切入点,往往跟自己的学科是有联系的。”
“我本科学外语,硕士阶段学的是外国教育史,博士阶段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博士论文的题目是西方在华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影响。”
史静寰教授对教育的研究,是基于社会科学的整体研究而进行的。有了史学和比较教育学这两个基础学科的积淀,史静寰教授发掘出了从教育史和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教育问题的新途径,所以在教育研究上她有着独到的关注点和见解。
高等教育研究的解读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克拉克·科尔曾有一个基本的界定,他认为大学正处于“八个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最大的危机时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5年的会议上,也对这个观点有一个判断:“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高等教育,实际上都处于危机之中。”所以“危机”几乎成为了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现状的一个共识。2009年7月份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又用另外一个角度对高等教育做出了界定:“人类历史上从未像今天这样将发展高等教育作为建立平等、多元的知识社会,发展研究、提升创造力与创新的主要力量。”这是从高等教育对国家发展、对世界发展、对人类未来发展的重要性的角度所做的界定。
“无论是从危机的角度还是从重要性的角度,聚焦的都是高等教育研究怎样能够更好的贡献于这样一个时代,怎样去解读高等教育发展当中遇到的内在的、深层次的问题,并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研究成果,这是我们做高等教育的人都在思考的问题。”史静寰教授语。
高等教育研究具有问题导向的特点,这是在高等教育研究界得到普遍认同的。特别是在中国,没有现成的模式供套用,所以高等教育的研究必须要从问题切入。“高等教育研究具有‘问题导向’的特点,但研究的本质要求超越就事论事的描述和分析”史教授说,如果高等教育研究,仅仅是针对具体问题,对症下药,那还远远没有达到研究的层次。高等教育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它的研究应该超越问题层次,不能仅仅就事论事的提出见解,而要有一个更普遍性的意义,所以,“一定要关注怎么样把经验层面的东西提升到学科普遍意义”。
构建框架的意义何在?
现今的高等教育研究一般都是从问题入手,也就是所谓的实证研究,那么对于实证研究来说,构建一个整体的解释框架,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哲学分析注重概念、范畴、命题等,强调理清概念的形成、内涵、本质。”史教授说,“其实它是用这样的概念、范畴、命题,构建起一个分析具体问题的逻辑系统。”所以在哲学研究中,非常注重这些基本的分析,通过基本的分析来反映思想变迁的路径。
史静寰教授表示:“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学,非常注重构成‘社会’的要素、强调揭示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框架的定义,是把一些表面看来可能不搭界的要素放在一起,从而揭示出它们内在逻辑上的一些关系。因此,框架很重要,框架可以简洁、明晰地抽象并呈现要素(概念);显示要素之间的关系;揭示要素相互作用及影响的方式等。柯林斯的“学术网络”“学术共同体”等既是概念,也是框架,揭示出“知识”的特性。教育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同样也要关注构成社会的要素。因为教育是社会特征的一个非常直接的反映,所以研究教育也要研究关系,研究构成要素,研究要素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及变化等,所以框架在高等教育研究中是必不可少的。
高等教育变迁的本质是什么?
“影响高等教育变迁的核心要素都有哪些?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是如何作用于高等教育这一庞大而且复杂的系统的?”史教授的研究中曾针对高等教育研究提出了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其实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高等教育变迁的本质是什么?”
理论框架的构建有两个步骤:首先是从具体现象抽象出普遍概念(要素)。伯顿·克拉克在撰写其著名的《高等教育制度:学术组织的跨国比较》一书中指出:“要揭示不同国家高等教育制度的不同要素,就需要构建起‘通用型框架’”。康德的“范畴”理论和库恩的“范式”理论也都对此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然后是在要素之间建立起联系。要做到这点,就要在历史的框架内研究教育,“只有在过去当中,才能找到组成现在的各个部分”,“我们必须把自己移送到历史时间刻度的另一端”,“追随它所历经的、与社会本身的变化同步的一系列变化,直至最终到达我们当前的处境”;在社会的情势中研究教育,教育的转型始终是社会转型的结果与征候,要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入手来说明教育的转型。要想真正理解任何一个教育主题,“都必须把它放到机构发展的背景当中,放到一个演进的过程当中”;在区别教育体系、教育观念和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分析教育,认识教育的“内在发展逻辑”, 不受人限制的“自发的机制”。教育制度是“明确、固定的安排”,教育观念是内在的价值观,观念与制度合在一起构成既稳定、又有变化的教育体系。(引自《教育思想的演进》)
高等教育研究界已有了诸多的经典解释框架,如布鲁贝克“二基础模式”、伯顿·克拉克的“协调三角形”、克拉克·科尔的“对抗三角形”、范富格特的“三角四块模式”。
在布鲁贝克看来,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动摇了二元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他在《高等教育哲学》一书的“高深学问”一章中提出,20世纪,大学确立其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认识论为基础和政治论为基础。并列专题“实用主义基础”,认为“把认识论的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结合到一起的最好途径,是重新探讨当前关于知识本身的理论。价值自由的认识论基础主要是现实主义。”
伯顿·克拉克认为高等教育系统在世界普遍存在,对不同国家高等教育系统进行国际比较研究是理解世界高等教育整体和个性特征的重要方面。越是抽象的理论越具有普遍的解释力,因此,一个好的理論框架应该能对不同国家高等教育的不同制度形态及其演变过程具有解释力。伯顿·克拉克从高等教育自身的制度形态、从大学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和深层基础,提出的由国家权力、学术权力和市场力量三要素构成的经典三角形已成为解释现代高等教育系统运作、特别是进行多国高等教育体制比较时使用的经典模式。
克拉克·科尔认为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之后正处在“八个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危机时代”。危机是由于构成高等教育的传统受到两大浪潮的冲击产生的,这两大浪潮代表了性质不同、甚至相反的两大需求:更平等的机会与更优异的能力。大学代表了积累的传统,平等与优异作为两大浪潮的主题,体现了现代社会的需要。在传统与现代需要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紧张”,也存在着相互间的互动与影响。
伯顿·克拉克和克拉克·科尔的模式不仅使高等教育变迁与社会环境变迁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且突出了高等教育系统和制度自身在应对社会变迁时所具有的主体性和复杂性。接下去的问题就是要回答如何通过努力,使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各要素之间形成平衡与稳定,使高等教育系统在复杂的社会组织中更具活力,政策的作用与重要性得到凸现。范富格特运用整体论分析框架研究不同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特点,在伯顿·克拉克“协调三角形”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三角四块模式”。此模式在认可政府作用的基础上,论证其作用的复杂性,将介入的结果与介入的方式和领域结合起来;论证大学是一个强有力的实体,强调教授及其组织的影响力;分析了市场在高等教育中的特殊作用;独特之处是对几种力量的作用机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特别论证了“中介机构”作为缓冲组织的特殊作用。
解释高等教育变迁的整体框架
史静寰教授运用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论方法,从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基本要素入手,构建能说明高等教育变迁所具有的普遍性特征的分析框架。史教授设计的框架关注变迁中的环境与影响高等教育的要素,聚焦于“四大要素”:知识、国家、社会、市场。并注重四要素之间的关系,既存在以“知识”为起点的历时性顺序,也存在各要素混合作用于同一时段的共时性特征。“四要素的影响方式与力度不同,各要素与主题之间并不是替代关系,而是补充、互动并综合的关系。”
图1 知识、国家、社会、市场:“四要素”影响下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图
四要素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既存在以“知识”为起点的历时性顺序(如图中大箭头所示),也存在各要素混合作用于同一历史时段的共时性特征。特别是对解释现代高等教育系统的复杂结构而言,四要素共同构成高等教育系统与之互动的生存环境(如图中与“高等教育”连接的小箭头所示)。四要素分别与处于核心位置的“高等教育”构成相对稳定的四个区域,分别用“精英”“大众”“公平”与“效率”来标注主题特征 。四主题之间并不是替代关系,而是新主题增加之后的互动(冲突与平衡)。不同要素影响高等教育的直接结果是新机构、新模式的出现,即使是在某一要素影响的最大化时期也并不排除前一要素的持续影响,所形成的新模式也不完全取代此前存在的旧模式。
知识的性质与高等教育(大学)的关系。知识的性质是人类认识(实践)的结果,被涂尔干称为“神圣客体的一部分”,随人类认识(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知识分子(学者、以学术为业的人)是“生产非语境化观念的人”,并非每个人都能够追求高深学问,也“并非每个人都适合于(大学)这种训练”,这样的高等教育机构必然是精英的、超脱的。
知识与大学(高等教育)的关系。不断积累和发展的知识是高等教育(大学)出现的最本质基础与要素。布鲁贝克说“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程度与性质的问题)并由此提出“以追求知识为目的”的“认识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虽然学术生活、学者共同体(互动网络)、代际学术传承在古代已有,但中世纪大学是“知识制度化过程的结果”,是“一种全新的学术生活形式”。(涂尔干1858~1917)由此看来,大学是学术(者)的共同体。
国家(政府)的性质与大学(高等教育)的关系。近代国家的形成改变了高等教育的生存环境,大学必须面对国家(政府)力量的介入。阿什比曾提出大学生存的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忠于(中世纪)大学形成时的理想,二是使自己适应所处的社会。科尔将其概括为“神秘的学术天堂和相对现实的人间地狱”。高等教育机构既为知识的发展、也为国家的发展服务。其功能大大拓展。大学成为了国家系统组成部分(工具)。
社会力量与大学(高等教育)的关系。社会力量既可以指有形的、不同于政府等强科层化组织的人群聚合体,如社区、社团、或特定利益群体所具有的能力与作用,也可以指无形的、由文化认知及传统习俗所产生的影响与约束力。根据“莫雷尔法案”创办的美国州立(农工)大学是社会多种需要推动下的各种力量互动博弈的结果,满足地方社区及不同人的不同需要。康纳尔大学“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获得任何方面教学”的思想体现大众化理念。从知识的组织和制度化角度来看,州立大学的出现使“美国在实际拥有大众高等教育之前,已经拥有了适应于大众高等教育的结构”(马丁·特罗)。在此角度上大学是社会公共(服务)部门。
市场的性质与大学(高等教育)的关系。青木昌彦曾说市场是“人类创造的最引人注目的制度之一”。就高等教育而言,纯粹或特指的“市场”并不存在,学者用“准市场”的结构、“近似市场”的行为、“像市场的要素”等方式来表达。高等教育中市场要素体现最明显的是“竞争”,院校间通过(下转第20页)(上接第2页)业绩的竞争获得更多资源(资金、人才、生源等),而业绩所形成的学校的“名声”具有重要市场意义。市场往往以间接的方式,或通过影响“政府”规则的方式作用于高等教育。市场的介入使知识和人才培养的组织形式更加多样,运作方式更加灵活,效率与效益的提高更加重要。某些大学成为了直接运用经济规律来运作的机构。
作为一个理论框架,“四要素”环绕互动模式框架应该具有超越历史、地域、时代的普遍解释力。应该可以在形式调整、本质不变的情况下迁移于不同问题的研究。
史静寰教授说,她还有许多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不同要素影响高等教育变迁的机制問题:途径、方式、结果;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冲突与平衡)和对高等教育变迁的综合影响问题;在当代高等教育日益国际化的立体背景下,各要素影响高等教育变迁的特点变化问题”。由此我们也看到了一位学者对学术的认真和真理的执着。
“我本科学外语,硕士阶段学的是外国教育史,博士阶段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博士论文的题目是西方在华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影响。”
史静寰教授对教育的研究,是基于社会科学的整体研究而进行的。有了史学和比较教育学这两个基础学科的积淀,史静寰教授发掘出了从教育史和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教育问题的新途径,所以在教育研究上她有着独到的关注点和见解。
高等教育研究的解读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克拉克·科尔曾有一个基本的界定,他认为大学正处于“八个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最大的危机时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5年的会议上,也对这个观点有一个判断:“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高等教育,实际上都处于危机之中。”所以“危机”几乎成为了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现状的一个共识。2009年7月份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又用另外一个角度对高等教育做出了界定:“人类历史上从未像今天这样将发展高等教育作为建立平等、多元的知识社会,发展研究、提升创造力与创新的主要力量。”这是从高等教育对国家发展、对世界发展、对人类未来发展的重要性的角度所做的界定。
“无论是从危机的角度还是从重要性的角度,聚焦的都是高等教育研究怎样能够更好的贡献于这样一个时代,怎样去解读高等教育发展当中遇到的内在的、深层次的问题,并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研究成果,这是我们做高等教育的人都在思考的问题。”史静寰教授语。
高等教育研究具有问题导向的特点,这是在高等教育研究界得到普遍认同的。特别是在中国,没有现成的模式供套用,所以高等教育的研究必须要从问题切入。“高等教育研究具有‘问题导向’的特点,但研究的本质要求超越就事论事的描述和分析”史教授说,如果高等教育研究,仅仅是针对具体问题,对症下药,那还远远没有达到研究的层次。高等教育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它的研究应该超越问题层次,不能仅仅就事论事的提出见解,而要有一个更普遍性的意义,所以,“一定要关注怎么样把经验层面的东西提升到学科普遍意义”。
构建框架的意义何在?
现今的高等教育研究一般都是从问题入手,也就是所谓的实证研究,那么对于实证研究来说,构建一个整体的解释框架,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哲学分析注重概念、范畴、命题等,强调理清概念的形成、内涵、本质。”史教授说,“其实它是用这样的概念、范畴、命题,构建起一个分析具体问题的逻辑系统。”所以在哲学研究中,非常注重这些基本的分析,通过基本的分析来反映思想变迁的路径。
史静寰教授表示:“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学,非常注重构成‘社会’的要素、强调揭示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框架的定义,是把一些表面看来可能不搭界的要素放在一起,从而揭示出它们内在逻辑上的一些关系。因此,框架很重要,框架可以简洁、明晰地抽象并呈现要素(概念);显示要素之间的关系;揭示要素相互作用及影响的方式等。柯林斯的“学术网络”“学术共同体”等既是概念,也是框架,揭示出“知识”的特性。教育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同样也要关注构成社会的要素。因为教育是社会特征的一个非常直接的反映,所以研究教育也要研究关系,研究构成要素,研究要素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及变化等,所以框架在高等教育研究中是必不可少的。
高等教育变迁的本质是什么?
“影响高等教育变迁的核心要素都有哪些?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是如何作用于高等教育这一庞大而且复杂的系统的?”史教授的研究中曾针对高等教育研究提出了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其实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高等教育变迁的本质是什么?”
理论框架的构建有两个步骤:首先是从具体现象抽象出普遍概念(要素)。伯顿·克拉克在撰写其著名的《高等教育制度:学术组织的跨国比较》一书中指出:“要揭示不同国家高等教育制度的不同要素,就需要构建起‘通用型框架’”。康德的“范畴”理论和库恩的“范式”理论也都对此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然后是在要素之间建立起联系。要做到这点,就要在历史的框架内研究教育,“只有在过去当中,才能找到组成现在的各个部分”,“我们必须把自己移送到历史时间刻度的另一端”,“追随它所历经的、与社会本身的变化同步的一系列变化,直至最终到达我们当前的处境”;在社会的情势中研究教育,教育的转型始终是社会转型的结果与征候,要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入手来说明教育的转型。要想真正理解任何一个教育主题,“都必须把它放到机构发展的背景当中,放到一个演进的过程当中”;在区别教育体系、教育观念和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分析教育,认识教育的“内在发展逻辑”, 不受人限制的“自发的机制”。教育制度是“明确、固定的安排”,教育观念是内在的价值观,观念与制度合在一起构成既稳定、又有变化的教育体系。(引自《教育思想的演进》)
高等教育研究界已有了诸多的经典解释框架,如布鲁贝克“二基础模式”、伯顿·克拉克的“协调三角形”、克拉克·科尔的“对抗三角形”、范富格特的“三角四块模式”。
在布鲁贝克看来,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动摇了二元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他在《高等教育哲学》一书的“高深学问”一章中提出,20世纪,大学确立其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认识论为基础和政治论为基础。并列专题“实用主义基础”,认为“把认识论的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结合到一起的最好途径,是重新探讨当前关于知识本身的理论。价值自由的认识论基础主要是现实主义。”
伯顿·克拉克认为高等教育系统在世界普遍存在,对不同国家高等教育系统进行国际比较研究是理解世界高等教育整体和个性特征的重要方面。越是抽象的理论越具有普遍的解释力,因此,一个好的理論框架应该能对不同国家高等教育的不同制度形态及其演变过程具有解释力。伯顿·克拉克从高等教育自身的制度形态、从大学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和深层基础,提出的由国家权力、学术权力和市场力量三要素构成的经典三角形已成为解释现代高等教育系统运作、特别是进行多国高等教育体制比较时使用的经典模式。
克拉克·科尔认为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之后正处在“八个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危机时代”。危机是由于构成高等教育的传统受到两大浪潮的冲击产生的,这两大浪潮代表了性质不同、甚至相反的两大需求:更平等的机会与更优异的能力。大学代表了积累的传统,平等与优异作为两大浪潮的主题,体现了现代社会的需要。在传统与现代需要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紧张”,也存在着相互间的互动与影响。
伯顿·克拉克和克拉克·科尔的模式不仅使高等教育变迁与社会环境变迁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且突出了高等教育系统和制度自身在应对社会变迁时所具有的主体性和复杂性。接下去的问题就是要回答如何通过努力,使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各要素之间形成平衡与稳定,使高等教育系统在复杂的社会组织中更具活力,政策的作用与重要性得到凸现。范富格特运用整体论分析框架研究不同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特点,在伯顿·克拉克“协调三角形”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三角四块模式”。此模式在认可政府作用的基础上,论证其作用的复杂性,将介入的结果与介入的方式和领域结合起来;论证大学是一个强有力的实体,强调教授及其组织的影响力;分析了市场在高等教育中的特殊作用;独特之处是对几种力量的作用机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特别论证了“中介机构”作为缓冲组织的特殊作用。
解释高等教育变迁的整体框架
史静寰教授运用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论方法,从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基本要素入手,构建能说明高等教育变迁所具有的普遍性特征的分析框架。史教授设计的框架关注变迁中的环境与影响高等教育的要素,聚焦于“四大要素”:知识、国家、社会、市场。并注重四要素之间的关系,既存在以“知识”为起点的历时性顺序,也存在各要素混合作用于同一时段的共时性特征。“四要素的影响方式与力度不同,各要素与主题之间并不是替代关系,而是补充、互动并综合的关系。”
图1 知识、国家、社会、市场:“四要素”影响下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图
四要素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既存在以“知识”为起点的历时性顺序(如图中大箭头所示),也存在各要素混合作用于同一历史时段的共时性特征。特别是对解释现代高等教育系统的复杂结构而言,四要素共同构成高等教育系统与之互动的生存环境(如图中与“高等教育”连接的小箭头所示)。四要素分别与处于核心位置的“高等教育”构成相对稳定的四个区域,分别用“精英”“大众”“公平”与“效率”来标注主题特征 。四主题之间并不是替代关系,而是新主题增加之后的互动(冲突与平衡)。不同要素影响高等教育的直接结果是新机构、新模式的出现,即使是在某一要素影响的最大化时期也并不排除前一要素的持续影响,所形成的新模式也不完全取代此前存在的旧模式。
知识的性质与高等教育(大学)的关系。知识的性质是人类认识(实践)的结果,被涂尔干称为“神圣客体的一部分”,随人类认识(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知识分子(学者、以学术为业的人)是“生产非语境化观念的人”,并非每个人都能够追求高深学问,也“并非每个人都适合于(大学)这种训练”,这样的高等教育机构必然是精英的、超脱的。
知识与大学(高等教育)的关系。不断积累和发展的知识是高等教育(大学)出现的最本质基础与要素。布鲁贝克说“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程度与性质的问题)并由此提出“以追求知识为目的”的“认识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虽然学术生活、学者共同体(互动网络)、代际学术传承在古代已有,但中世纪大学是“知识制度化过程的结果”,是“一种全新的学术生活形式”。(涂尔干1858~1917)由此看来,大学是学术(者)的共同体。
国家(政府)的性质与大学(高等教育)的关系。近代国家的形成改变了高等教育的生存环境,大学必须面对国家(政府)力量的介入。阿什比曾提出大学生存的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忠于(中世纪)大学形成时的理想,二是使自己适应所处的社会。科尔将其概括为“神秘的学术天堂和相对现实的人间地狱”。高等教育机构既为知识的发展、也为国家的发展服务。其功能大大拓展。大学成为了国家系统组成部分(工具)。
社会力量与大学(高等教育)的关系。社会力量既可以指有形的、不同于政府等强科层化组织的人群聚合体,如社区、社团、或特定利益群体所具有的能力与作用,也可以指无形的、由文化认知及传统习俗所产生的影响与约束力。根据“莫雷尔法案”创办的美国州立(农工)大学是社会多种需要推动下的各种力量互动博弈的结果,满足地方社区及不同人的不同需要。康纳尔大学“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获得任何方面教学”的思想体现大众化理念。从知识的组织和制度化角度来看,州立大学的出现使“美国在实际拥有大众高等教育之前,已经拥有了适应于大众高等教育的结构”(马丁·特罗)。在此角度上大学是社会公共(服务)部门。
市场的性质与大学(高等教育)的关系。青木昌彦曾说市场是“人类创造的最引人注目的制度之一”。就高等教育而言,纯粹或特指的“市场”并不存在,学者用“准市场”的结构、“近似市场”的行为、“像市场的要素”等方式来表达。高等教育中市场要素体现最明显的是“竞争”,院校间通过(下转第20页)(上接第2页)业绩的竞争获得更多资源(资金、人才、生源等),而业绩所形成的学校的“名声”具有重要市场意义。市场往往以间接的方式,或通过影响“政府”规则的方式作用于高等教育。市场的介入使知识和人才培养的组织形式更加多样,运作方式更加灵活,效率与效益的提高更加重要。某些大学成为了直接运用经济规律来运作的机构。
作为一个理论框架,“四要素”环绕互动模式框架应该具有超越历史、地域、时代的普遍解释力。应该可以在形式调整、本质不变的情况下迁移于不同问题的研究。
史静寰教授说,她还有许多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不同要素影响高等教育变迁的机制問题:途径、方式、结果;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冲突与平衡)和对高等教育变迁的综合影响问题;在当代高等教育日益国际化的立体背景下,各要素影响高等教育变迁的特点变化问题”。由此我们也看到了一位学者对学术的认真和真理的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