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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举制度进入近代社会，由于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而发生重大危机。从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批判科举制度败坏人心、学非所用，到康梁等维新派把改革科举制度、建立近代教育体制作为变法的中心内容之一。他们的思想都对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产生了重大意义。但其实在资产阶级思想家产生之前，一部分具有政治忧患意识和人才危机意识的传统士绅如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就已经开始倡导改革科举制。
【关键词】 魏源;科举制度;变革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6-0063-02
一、龚自珍——“不拘一格降人才”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盦，浙江杭州人。他从嘉庆十五年（1810）开始参加乡试，到道光九年（1829），最终经过六次会试，考中进士。这将近二十年的科举经历，不仅使龚自珍感到身陷科举的痛苦，他还从科举选拔出的人才的所作所为中看出科举制的腐朽与僵化，从而认为改革科举刻不容缓。龚自珍对科举制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他的诗集《己亥杂诗》及一些散文中。
首先，他批评科举制度不能选拔出真正的人才，科举选拔出的人才都有“软弱”“虚伪”的特点，而且毫无主见性与创造性。“谁肯栽培木一章？黄泥亭子白茅堂。新蒲新柳三年大，便与儿孙作屋梁。”[1]511这是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一首，其用道旁新柳来讽喻科举制度，认为三年一科选拔出来的并不是什么栋梁之材，只不过是仅仅能“支撑黄泥的亭子和茅草搭的房子”的新柳罢了。龚自珍认为，科举制选出的人不仅软弱，而且虚伪。他有一首《歌哭》的诗，就痛加揭露这种虚伪：“阅历名场万态更，原非感慨为苍生。西邻吊罢东邻贺，歌哭前贤较有情。”[1]464这“歌哭”均不是“为苍生”，这便是虚伪的根本原因。龚自珍还指出：“今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坊间刻本，如山如海。”[1]338在龚氏看来，千篇一律的八股文空洞，毫无使用价值，既不能反映出士人们真正的能力和水平，也使得在这样的科场之下培养出的士人缺乏个性和创造力。所以说，科举制度选拔不出真正的人才，而由这些人组成的官僚机构也必将愈加腐朽落后。这表达了龚自珍对科举取士使人才匮乏的现实状况的担忧。
其次，龚自珍对科举考试的格式和内容等方面进行批判，大声疾呼变革的重要性。由于八股文是做官的敲门砖，八股文做得好，不管是否有真才实学，有无行政能力，均可为官。所以龚自珍认为八股取士埋没人才，认为八股学“无实无用”，只会造成“士不知耻，百官无能”。所以主张科举考试应废除经义，效仿汉代，改试策论，“十事中十者甲科，中七者乙科，中三四者丙科，不及三者摈之”。[1]123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1]521的理想。龚自珍把对科举制的有力批判和对人才的渴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呼唤社会的变革，这不仅具有启蒙的作用，而且也得到了当时和后代有识之士的共鸣。
龚自珍生活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走向没落的时期，其虽然代表着封建地主阶级，但他敢于对封建的科举制度提出大胆地鞭挞。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处于一个变化动荡的时期，是民族、阶级思想、文化各种矛盾激化的时期。帝国主义的侵略带来了深重的民族灾难，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龚氏曾把这种“衰世”比喻为“将萎之华，惨于槁木”。[2]252
也正是因为龚自珍生活在这样一个年代，激发了他的忧患意识，从而指出国运之衰在于缺乏人才，而人才之兴，必须变科举，改八股，否则只能是治标不治本。作为近代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龚自珍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能在“举国方沉酣太平”之时，就看到了整个封建社会的衰败将要到来，并深刻地揭露出其根本原因是八股取士的危害，从而提出变革与图强。他的思想推动了近代启蒙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對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科举制度的变革起到了先导的作用。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3]114
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
与龚自珍为肝胆相照的挚友的魏源，其生长环境、求学经历和取士做官之路与龚自珍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同样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魏源对科举制的批判比龚自珍更进一步。魏源（1794—1857），字默森，湖南邵阳人。嘉庆十八年（1813）魏源开始在岳麓书院接受系统的传统教育，这段求学经历对魏源今后思想的发展和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思想根基深受湖湘文化影响。
“湖湘文化有三大特征：一是推崇理学;二是强调经世致用;三是主张躬行实践。”[4]13魏源经世致用的思想就是由此而来的。到了道光五年（1825），魏源来到江南地区，开始了他将近二十年的幕僚生涯，他辅助贺长龄、陶澍等地方官员进行内政改革、总结政策得失和改革经验等。这一时期使魏源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并锻炼了其经世的才干。魏源在科场上的时间比龚自珍还要长，龚自珍三十八岁中进士，魏源则迟至五十岁才在会试中榜。但这并不能否定魏源和龚自珍都是具有进步思想、才华横溢的人物。同时这也有力地证明了科举制度、八股取士埋没人才的弊端。魏源通过其科场几十年的经历和对腐朽的清王朝的深刻认识，对科举制进行了有力地批判。
魏源对科举制的批判大体上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魏源认为八股取士选拔不出真正有用的人才，主张废除八股取士制度。魏源认为科举制发展到清代，培养的均为庸才。魏源曾对历朝历代的用人制度进行过考察，尤其对清朝的科举制度批判尤甚，他认为“自科举则以声音诂训相高，达而在上者，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曹则以胥史案例为才，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所无也”。[5]328选拔出来的人才只有文采没有才德，“一旦身预天下之事，利不知孰兴，害不知孰革，荐黜委任不知孰贤不肖”。[6]36由这样一群人构成的各级官僚集团，“优游成习，卒莫之反。”[6]328这变养成了官僚群体的腐败和无能。魏源认为：“后世之养人用人也不然。其造之试之也，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及一旦用之也，则又一人而遍责以六官之职，或一岁二遍历四方民夷之风俗”，“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6]36-37魏源指出八股取士之人所学均为空疏之学，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所以改革八股制度势在必行。 其次，针对科举制的弊病，魏源提出了改革的方法。魏源对科举制度有一个总体的设想：“何不大开直言之科筹国计;再开边材之科练边事？”[6]676他主张，一是大开直言科，“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7]164二是开边材科，目的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对于如何开边材科，选拔有用人才，魏源又提出了更加具体的实施办法。魏源认为外人的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病练兵之法”。[8]26而只有掌握了这些长技，才能事事不必再依赖于外夷，所以培养专门人才来学习这些长技是很必要的，这就是他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魏源提出要改革武举，学习“西洋专以造船、驾舶、造火器、奇器、取士抡官”[8]28-29的制度，又建议“于闽粤二省武试，增设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飓涛，能孰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的者，为行伍出身。皆由水师提督考取，会同总督拔取，送京验试，分发沿海水师，教习技艺。凡水师将官，必由船厂、火器局出身，否则由舵工、水手、炮手出身。使天下知朝廷……不以工匠舵师视在骑射之下，则争奋于功名，必有器材绝技出其中”。[8]28-29
魏源对科举制度中武试改革这一方面大着笔墨，是对整个选材制度的重大突破，他的这些建议适合强军的现实需要，把学习和掌握西方的生产技术和培养这类的专门人才提到了突出的位置，也促进了后来关于科举改革思想的发展。
从以上可以看出，龚、魏二人对科举制度尤其是八股取士都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们都观察到了封建社会的没落之势，并提出没落原因在于人才不兴，从而指出培养真正人才的重要性。对于如何变科举、养人才，魏源的观点似乎比龚自珍更进一步。之所以魏源的思想比龔自珍的思想深刻，主要还是因为与魏源的经历有关，魏源亲身经历过鸦片战争，目睹过殖民者的船坚炮利以及大清王朝的软弱无能，因而对清廷吏治的腐败和人才的凋敝有着更加清晰的认识。
梁启超曾说过魏源的“师夷之论”，是“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9]284而龚自珍由于没有真正的去了解过当时世界的情况，长期的闭关锁国更是限制了龚自珍的眼界，所以他对如何去变革科举制度提不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只能发出“天降人才”这种无可奈何的呼喊，他所提出的方案只是对封建制度内部的修修补补，归根结底还是脱离不了他封建士大夫的思想窠臼。虽然龚氏的思想可行的比较少，多是一些批判和呼唤，但不得不承认“不拘一格将人才”还是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用，而且魏源的思想也是在龚自珍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而来的。魏源的“师夷制夷”的变革科举的主张为当时提供了具有可行性的措施，而且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
[2]陈铭.龚自珍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0.
[4]陈其泰，刘兰肖.魏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清）魏源.魏源集·默觚下·治篇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6.
[6]（清）魏源.元史新编·拟进呈元史自序[M].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
[7]杨伯峻释注.论语释注·卫灵公篇[M].北京：中华书局，2009.
[8]（清）魏源.海国图志卷2[M].长沙：岳麓书社，1998.
[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三联书店，2006.
作者简介：
张薪一，女，满族，辽宁锦州人，硕士，思政教师，助教，研究方向：近现代史。
【关键词】 魏源;科举制度;变革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6-0063-02
一、龚自珍——“不拘一格降人才”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盦，浙江杭州人。他从嘉庆十五年（1810）开始参加乡试，到道光九年（1829），最终经过六次会试，考中进士。这将近二十年的科举经历，不仅使龚自珍感到身陷科举的痛苦，他还从科举选拔出的人才的所作所为中看出科举制的腐朽与僵化，从而认为改革科举刻不容缓。龚自珍对科举制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他的诗集《己亥杂诗》及一些散文中。
首先，他批评科举制度不能选拔出真正的人才，科举选拔出的人才都有“软弱”“虚伪”的特点，而且毫无主见性与创造性。“谁肯栽培木一章？黄泥亭子白茅堂。新蒲新柳三年大，便与儿孙作屋梁。”[1]511这是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一首，其用道旁新柳来讽喻科举制度，认为三年一科选拔出来的并不是什么栋梁之材，只不过是仅仅能“支撑黄泥的亭子和茅草搭的房子”的新柳罢了。龚自珍认为，科举制选出的人不仅软弱，而且虚伪。他有一首《歌哭》的诗，就痛加揭露这种虚伪：“阅历名场万态更，原非感慨为苍生。西邻吊罢东邻贺，歌哭前贤较有情。”[1]464这“歌哭”均不是“为苍生”，这便是虚伪的根本原因。龚自珍还指出：“今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坊间刻本，如山如海。”[1]338在龚氏看来，千篇一律的八股文空洞，毫无使用价值，既不能反映出士人们真正的能力和水平，也使得在这样的科场之下培养出的士人缺乏个性和创造力。所以说，科举制度选拔不出真正的人才，而由这些人组成的官僚机构也必将愈加腐朽落后。这表达了龚自珍对科举取士使人才匮乏的现实状况的担忧。
其次，龚自珍对科举考试的格式和内容等方面进行批判，大声疾呼变革的重要性。由于八股文是做官的敲门砖，八股文做得好，不管是否有真才实学，有无行政能力，均可为官。所以龚自珍认为八股取士埋没人才，认为八股学“无实无用”，只会造成“士不知耻，百官无能”。所以主张科举考试应废除经义，效仿汉代，改试策论，“十事中十者甲科，中七者乙科，中三四者丙科，不及三者摈之”。[1]123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1]521的理想。龚自珍把对科举制的有力批判和对人才的渴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呼唤社会的变革，这不仅具有启蒙的作用，而且也得到了当时和后代有识之士的共鸣。
龚自珍生活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走向没落的时期，其虽然代表着封建地主阶级，但他敢于对封建的科举制度提出大胆地鞭挞。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处于一个变化动荡的时期，是民族、阶级思想、文化各种矛盾激化的时期。帝国主义的侵略带来了深重的民族灾难，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龚氏曾把这种“衰世”比喻为“将萎之华，惨于槁木”。[2]252
也正是因为龚自珍生活在这样一个年代，激发了他的忧患意识，从而指出国运之衰在于缺乏人才，而人才之兴，必须变科举，改八股，否则只能是治标不治本。作为近代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龚自珍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能在“举国方沉酣太平”之时，就看到了整个封建社会的衰败将要到来，并深刻地揭露出其根本原因是八股取士的危害，从而提出变革与图强。他的思想推动了近代启蒙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對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科举制度的变革起到了先导的作用。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3]114
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
与龚自珍为肝胆相照的挚友的魏源，其生长环境、求学经历和取士做官之路与龚自珍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同样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魏源对科举制的批判比龚自珍更进一步。魏源（1794—1857），字默森，湖南邵阳人。嘉庆十八年（1813）魏源开始在岳麓书院接受系统的传统教育，这段求学经历对魏源今后思想的发展和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思想根基深受湖湘文化影响。
“湖湘文化有三大特征：一是推崇理学;二是强调经世致用;三是主张躬行实践。”[4]13魏源经世致用的思想就是由此而来的。到了道光五年（1825），魏源来到江南地区，开始了他将近二十年的幕僚生涯，他辅助贺长龄、陶澍等地方官员进行内政改革、总结政策得失和改革经验等。这一时期使魏源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并锻炼了其经世的才干。魏源在科场上的时间比龚自珍还要长，龚自珍三十八岁中进士，魏源则迟至五十岁才在会试中榜。但这并不能否定魏源和龚自珍都是具有进步思想、才华横溢的人物。同时这也有力地证明了科举制度、八股取士埋没人才的弊端。魏源通过其科场几十年的经历和对腐朽的清王朝的深刻认识，对科举制进行了有力地批判。
魏源对科举制的批判大体上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魏源认为八股取士选拔不出真正有用的人才，主张废除八股取士制度。魏源认为科举制发展到清代，培养的均为庸才。魏源曾对历朝历代的用人制度进行过考察，尤其对清朝的科举制度批判尤甚，他认为“自科举则以声音诂训相高，达而在上者，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曹则以胥史案例为才，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所无也”。[5]328选拔出来的人才只有文采没有才德，“一旦身预天下之事，利不知孰兴，害不知孰革，荐黜委任不知孰贤不肖”。[6]36由这样一群人构成的各级官僚集团，“优游成习，卒莫之反。”[6]328这变养成了官僚群体的腐败和无能。魏源认为：“后世之养人用人也不然。其造之试之也，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及一旦用之也，则又一人而遍责以六官之职，或一岁二遍历四方民夷之风俗”，“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6]36-37魏源指出八股取士之人所学均为空疏之学，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所以改革八股制度势在必行。 其次，针对科举制的弊病，魏源提出了改革的方法。魏源对科举制度有一个总体的设想：“何不大开直言之科筹国计;再开边材之科练边事？”[6]676他主张，一是大开直言科，“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7]164二是开边材科，目的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对于如何开边材科，选拔有用人才，魏源又提出了更加具体的实施办法。魏源认为外人的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病练兵之法”。[8]26而只有掌握了这些长技，才能事事不必再依赖于外夷，所以培养专门人才来学习这些长技是很必要的，这就是他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魏源提出要改革武举，学习“西洋专以造船、驾舶、造火器、奇器、取士抡官”[8]28-29的制度，又建议“于闽粤二省武试，增设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飓涛，能孰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的者，为行伍出身。皆由水师提督考取，会同总督拔取，送京验试，分发沿海水师，教习技艺。凡水师将官，必由船厂、火器局出身，否则由舵工、水手、炮手出身。使天下知朝廷……不以工匠舵师视在骑射之下，则争奋于功名，必有器材绝技出其中”。[8]28-29
魏源对科举制度中武试改革这一方面大着笔墨，是对整个选材制度的重大突破，他的这些建议适合强军的现实需要，把学习和掌握西方的生产技术和培养这类的专门人才提到了突出的位置，也促进了后来关于科举改革思想的发展。
从以上可以看出，龚、魏二人对科举制度尤其是八股取士都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们都观察到了封建社会的没落之势，并提出没落原因在于人才不兴，从而指出培养真正人才的重要性。对于如何变科举、养人才，魏源的观点似乎比龚自珍更进一步。之所以魏源的思想比龔自珍的思想深刻，主要还是因为与魏源的经历有关，魏源亲身经历过鸦片战争，目睹过殖民者的船坚炮利以及大清王朝的软弱无能，因而对清廷吏治的腐败和人才的凋敝有着更加清晰的认识。
梁启超曾说过魏源的“师夷之论”，是“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9]284而龚自珍由于没有真正的去了解过当时世界的情况，长期的闭关锁国更是限制了龚自珍的眼界，所以他对如何去变革科举制度提不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只能发出“天降人才”这种无可奈何的呼喊，他所提出的方案只是对封建制度内部的修修补补，归根结底还是脱离不了他封建士大夫的思想窠臼。虽然龚氏的思想可行的比较少，多是一些批判和呼唤，但不得不承认“不拘一格将人才”还是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用，而且魏源的思想也是在龚自珍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而来的。魏源的“师夷制夷”的变革科举的主张为当时提供了具有可行性的措施，而且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
[2]陈铭.龚自珍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0.
[4]陈其泰，刘兰肖.魏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清）魏源.魏源集·默觚下·治篇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6.
[6]（清）魏源.元史新编·拟进呈元史自序[M].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
[7]杨伯峻释注.论语释注·卫灵公篇[M].北京：中华书局，2009.
[8]（清）魏源.海国图志卷2[M].长沙：岳麓书社，1998.
[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三联书店，2006.
作者简介：
张薪一，女，满族，辽宁锦州人，硕士，思政教师，助教，研究方向：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