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策展人晏思·霍夫曼出生于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虽然年轻但已在国际艺术圈享有盛誉。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他在全世界策展了30多场展览，目前任旧金山加州艺术学院沃迪斯当代艺术研究所所长。
　　这位洋策展人为双年展带来了国际范儿——邀请美国“大咖”艺术家Joseph Kosuth用灯光装饰发电厂的烟囱。不过他和本土文化之间还有些“时间差”，比如认为过去举办双年展的老美术馆和新的馆址只有20分钟车程，“距离很近”，不怎么理解这对本土市民的心理距离意味着“市中心”和“边缘化”。不过一个生活在300米就有一个地铁站出口的西方都市的家伙，他困惑的表情变得很让人理解。
　　晏思·霍夫曼坦言上海双年展的国际影响力还没到一流水准，虽然上海双年展已经办了十几年，不过在他眼中“上海才刚刚开始”。当然他也会很讨巧地承认，上海双年展的影响力在扩大，并对自己被邀请参与策展表示很自豪。
　　《财富堂》：这次上海双年展是在一个原发电厂遗址，艺术家对烟囱、工厂通常会很感兴趣，你打算怎么包装这个老工厂？
　　Jens Hoffman：国外也有很多工厂被改造成美术馆，这很常见，这些场所已经没有生产用途了，但对艺术家很有吸引力。伦敦泰特美术馆也是发电厂改的，发电厂发电是为了帮助这个世界，艺术家也在帮助这个世界，只是他们的方式更加精神化。工业原址作为美术馆越来越普遍。
　　《财富堂》：你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现状和历史有多少了解？知道上海在中国经济文化坐标的位置？
　　Jens Hoffman：这是我在中国的第一个项目。我知道一点上海的历史。2000年我第一次来上海，已经来了六次。
　　《财富堂》：你给上海双年展带来什么新鲜刺激？
　　Jens Hoffman：我参与过两个双年展的策展，阿拉斯加和伊斯坦布尔，我在旧金山经营自己的美术馆，我在巴塞尔也做过项目，我在圈子里很有名。上海双年展主办方知道我做的那些项目。因为我在全世界各地做过很多项目，比如非洲、拉丁美洲，去了很多很少人去的地方。所以我认识很多艺术家，比本土策展人去的地方了解的艺术家更多，可能是其他策展人不具备的条件。
　　《财富堂》：你对哪一次策展印象最深刻？
　　Jens Hoffman：我对伊斯坦布尔的双年展印象很深刻，那是一个很大的项目，有200多个艺术家参与。这个城市和上海很像，经济发展强劲，这几年有很多艺术家产生。那次展览有40万观众。
　　我对上海之行的印象也很深刻，这是我第一次来亚洲策展，中国现在很国际化，所以来看看中国的当代艺术，认识中国的艺术家很幸运，还有就是和中国的策展人交流。这是最好的时间，因为这里正在进化。我希望我在旧金山的美术馆可以和中国合作，邀请中国艺术家去办展，因为旧金山的华裔很多。
　　《财富堂》：这次上海双年展主题是“重新发电”，要求艺术家的作品更有思想性和挑战性，这对策展人的工作是个挑战吗？
　　Jens Hoffman：那个场馆原来是发电厂，是个聚合能量的地方。能量除了电能还有精神能量、艺术能量。艺术家用自己的艺术作品在那里“重新发电”。上海在二三十年代是亚洲非常重要的都市，一个能量的聚合地，后来它的发展慢慢衰落，一直到90年代又再次发力，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重要城市，就像纽约一样。上海也在“重新发电”，启动这个城市在国际上的地位。这次一些艺术家为双年展做了新的作品，因为把过去的作品从欧洲美国运到中国很贵，也有一些成型的作品，但更多是鼓励艺术家把方案给我们，就地做新的东西。我们看到了全部作品方案，再一件件筛选。
　　《财富堂》：如何衡量一场双年展是否成功？
　　Jens Hoffman：衡量标准有很多，比如有多少媒体报道，有多少观众，参展的艺术家是否满意，策展人有没有完成使命。对我而言，成功标准是通过一次双年展跟这个城市的市民建立了什么关系，是不是让看了的人有所思有所想。双年展给艺术家更大的表现空间，他们有更高的预算，更大的场地，这是美术馆不能提供的。
　　《财富堂》：一些评论家认为双年展内涵越来越稀薄，你怎么看？
　　Jens Hoffman：自从第一届双年展1895年在威尼斯举办，逐渐各地都开始做双年展，有些做得好，有些只是为了提升城市形象，推广一个城市。我相信上海双年展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多艺术家参与，策展人团队也越来越强大。我已经关注了几届上海双年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