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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位于西北还是西南，
嘉峪关这样的三线小城都无法与摩登上海或首善北京相比，它没有新兴的都会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也不具备动辄牵扯汉唐殷商的农业社会底蕴，它有的是移民社会共通的特点：混血的文化，杂种的语言，以及强悍的生长。
最近一次回到嘉峪关是上一个春节，和几乎每个春节一样，下起了大雪。
踩着吱吱叫唤的雪，掀开门帘进到邮局大堂，空空荡荡，没有几个人。我问一个姑娘，有没有嘉峪关的明信片。她看看我：“来旅游的吗?”离开家乡十四年，每年都会回来一两次，我竟也会遭遇“笑问客从何处来”。
一个老人走过来，头发花白，皮肤黝黑，满脸深褶，襄着羊皮防寒服——我记忆中嘉峪关钢铁工人标志性的冬日劳保衣装，青灰色，谁穿都显得不那么合身，还总能看到翻出来的羊毛里子。待他冲着我开口，他浓重的东北口音一下把时光拉回到1986年，那一年，懵懂无知的我刚随父母“农转非”来到这个小城入读小学，就被一位男老师吓到，我早忘了他的相貌，却一直记得他带有浓郁苞米茬子味的口音给我的震撼。
在这位老人自顾自的讲述里，我知道，1958年他就从东北来到嘉峪关了，是最早一批从东北来支援大西北的工人。老人热爱集邮，显然是邮局的常客。他冲我讲话时，邮局的工作人员都看着，对面的姑娘甚至露出一丝尴尬的笑。我猜，在孤寂的大年二十九，“乡音无改鬓毛衰”的老人因为终于有了新的倾诉对象而异常兴奋，而一直被他困扰的邮政人员，则因我的到来终于得到解放。
半小时后，重新走进雪里，几步远，就是嘉峪关市中心，雄关广场。清冷的世界，雪花飘着，一座剑一股的不锈钢城雕霸气十足笔直剌向天空，带着孤傲的未来主义风格。据说，这雕像名叫“雄关之光”。它正对着的那条路，是这座城市在过去四十年间不断延长的唯一一条主干道“新华路”。
和其他因三线建设而起的工业移民城市一样，嘉峪关是一块飞地，在漫长的河西走廊的西段戈壁滩迎来送往，并且习惯于越过周边的大地和风土再次出走，正如它的源头——它本就是明长城的第一座关城。扼守的是边疆，它本就是戈壁滩上一座留不住商旅也留不住浪子的边城。
从“城池”到“城市”
与人们更看重的声名显赫的一线二线大都会相比，嘉峪关这样的三线——甚至边缘到除了执着的旅行者再没有外人会关注的小城——才是绝大多数中国城市人口生活之地。在这种藉藉无名的小城，决定城市走向的不来自于飘渺的古代史，而始于1949年之后的革命与建设。
嘉峪关关城始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历时168年方于祁连山支脉嘉峪山下建成。端赖明清两朝西北边疆相对稳定，这里不曾经历大的征战，关隘的军事意义并不彰显，明清时期，它倒成了代替汉唐阳关玉门关的边塞象征。
在林则徐流放新疆途中，或是左宗棠西征路上，这儿都是一个重要的心理节点，“一骑才过即闭关，中原回头泪痕潸”，边塞风格的诗作，在明清以降1949年之前从嘉峪关穿行而出的文人、僧侣，政府公职人员留下来的文字中，比比皆是。
文人太过风骚，最形象的，倒是一首画面感十足的民谣：
出了嘉峪关，
两眼泪汪汪，
往前看，
戈壁滩，
往后看，
鬼门关。
永远是兵士豪情的征战，永远是游子怅然回望，如血残阳映照孑立身影，是作为城池的嘉峪关抹擦不去的历史底色。
直到1958年，距离嘉峪关关城5公里的戈壁滩上。一座被称作“1号高炉”的炼铁炉埋下了基石，五万多名主力为东北人的建设队伍在这里安营扎寨，以酒泉钢铁公司的名义，种下这座后来可堪现代的城市最初的种子。地窝棚、黑毛风、骆驼刺、苦苦菜，物质严重匮乏，是邮局里那四处找人攀谈的孤独老人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所经历的生活，
“饥饿感”甚至也保留在乔石的回忆中，这位后来位至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上海人当时是酒钢公司设计院院长，1962年他去了北京的中央党校，更多的工人则被遣散至江西，陕西，或者返回东北老家，另一批七千人则西出嘉峪关，往新疆建设兵团，受命延续汉已有之的西域屯垦传统。
1964年三线建设启动，酒泉钢铁公司被列为西北重点，1965年，为了给酒钢做好生活保障，嘉峪关市成立，嘉峪关作为“城市”而非“城池”的历史就此拉开帷幕。一个被后人反复强调的故事，是毛泽东讲过一句话：“攀枝花和酒钢建设不起来，我睡不好党；成昆铁路修不通，我将来只好骑着毛驴去……打起仗来，我不放心。”相传，那一次“会战”从全国各地汇聚十万工人。但随之而来的“文茧”，再次将流落在鬼门关的异乡人残忍抛弃。因为距离中蒙边境太近，中苏战争的威胁让这座新城的“三线”位置变得可疑，聚拢来的建设队伍很快又大批撤走，漠风吹过，戈壁荒凉依旧。
真正的变化始于1970年，那一年，在粟裕带队调研之后，同样是中央政府一声令下，全国25个省53个城市325个单位万人会战“抬酒钢”，终令12年前在戈壁滩上奠基的“1号高炉”第一次流出了滚烫的铁水。
1971年，嘉峪关市升级为甘肃省省辖市，真正的市政建设启动，大批建设队伍再次涌入，开始了它从荒漠工业小镇，到全国第一批小康城市，到成为西北最大的钢铁城市，到如今在背包客中颇为流行的旅行指南《孤独行星》强调的“新贵城市”的进化史。我的父亲和众多长辈，也正是在那之后的1972年，脱离农门从八方而来，成了铁矿矿工或者铁厂的炉前工。
这冗长的回溯看似更像一部工业史，而非城市史。但除了北上广和一些东部城市之外，但凡面目可观的中小城市过去60年进化的主干逻辑，莫不是工商业发展史。对于因三线建设而起的城市而言，城市史更等同于工业史，是一次一次宛若长征的工业迁徙和行政指令下的人口流动造就了它们的城市性格，以及迥异于周边农业县市的行事逻辑。
不论位于西北还是西南，嘉峪关这样的三线小城都无法与摩登上海或首善北京相比，却是中国极具特色的一种城市类型，它没有新兴的都会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也不具备动辄牵扯汉唐殷商的农业社会底蕴，它有的是移民社会其通的特点：混血的文化，杂种的语言，以及强悼的生长。 混血城市
在邮局遇到的那位东北老人反复跟我推荐雄关广场上的嘉峪关城市博物馆，他说是嘉峪关人都该去看看，筹建的时候，他还捐过不少“文物”呢!
我只是静静听着，并没有告诉他，自那博物馆建好，每一次回家，我都会进去仔细寻找儿时的记忆。那的确是我所去过的中国最完备的一家城市博物馆了，大量的工业、社会、文化、旅游、市政建设史料收入其中，老电影院的放映机、老警察的家庭影集、第一家集贸市场的沙盘模型，甚至还包括不同方言语音对比。在宏大的政经背景下，图片与实物构成的城市细节声光电三合一讲述着城市的过往故事。
最早呼啸而来的是东北的定居者，是建筑工人以及铁路职工。还有上海人江浙人，他们往往出任技术和管理人员。再后来，是中西部省份的农民，陕西人、四川人、河南人以及最多的甘肃人，他们接替第一代东北移民成为国企矿工，以及更多配套工厂的一线工人。在移民占总人口95％以上的嘉峪关，这么多年了，你几乎很难遇到真正的“嘉峪关人”。你见到的，会是陕西人、河南人、四川人，甘肃本土的武威人、天水人，基于地缘的身份认同纽带异常强悍，迥异的方言是最明晰的信号。
在我的少年时代，除了母语方言，绝对正宗的东北话，地道的河南开封话，厚实的陕北绥德话，以及四川乐山飘逸的川音，都是我熟悉的语言。他们不是我邻居的方言，就是同学父母的方言。
东北二人转、陕北兰花花，豫剧、秦腔、河湟花儿、凉州贤孝这些相隔千里的民间音乐的爱好者，在嘉峪关尽数存在，那是很多老一代移民的心头好，是他们的乡愁所系。
和很多类似的工业飞地一样，这里年轻人讲的都是标准普通话，却又时不时夹带来自天南海北的词汇，比如“膈应”，比如“埋汰”，比如“得劲”，这些西北兰银官话不太使用的方言词汇，在二三十年前尚显封闭的戈壁滩上，一如在它的故土那般生动而准确。
地缘之外，在嘉峪关，另一种身份认同基于工作：酒钢的人、市上的人、铁路上的人……在计划经济的时代，这是再正确不过的单位制身份感，但更隐秘的，是移民与本土之间的复杂关系网中，这还代表阶层差序。
“酒钢的”十有八九是“傻大黑粗”出身农民的工人家庭，却占据人口比例的大部；
“市上的”往往有体面的公务员背景；“铁路上的”则有铁老大自成一家的强硬臂膀可以依靠。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三个互不隶属的系统在荒芜的戈壁滩上，上演着一种如今看起来颇为怪诞与乏味的三角冷战。
距离嘉峪关最近的古城叫做酒泉。在汉武帝时代河西走廊第一次成为中央政府领土的征战中，这里是霍去病攻伐匈奴人的主战场，两千年的绿洲屯垦带来了深厚的农业根基，民风朴实憨直。但在以工业自豪的嘉峪关人口中，去酒泉，永远都是“下酒泉”。这是一种奇怪的地域心理，上与下，界限分明。我猜，即便只离25公里，在大多数嘉峪关人心里，酒泉也比东三省、山西、四川，甚至北京、上海更为遥远。
电影《青红》与《我十一》，讲述的是贵州三线建设的故事。在嘉峪关，类似的血色故事与成长之痛早已湮没在漠风之中。能够离开的早期移民已经再次出走，留下的也已绵延三代，但方言是血缘的密码，对于心里永远有遥远故乡萦绕的移民而言，视野向外是传统。
当周边农业县市的学生还很保守，以西北各省高校的师范农林铁路专业为稳妥之计的时候，嘉峪关的移民子弟已经以大胆报考东部名校的热门专业而著名了，而离开之后的期待，几乎都是别再回来。
事实上，在这些由地域和工作身份交织叠加而成的工业移民城市，你很难通过貌似分类清晰，但在细节处又无比复杂的社群与身份认同，找到伤感的小资产阶级城市诗意。与其说诗意，不如说是一种宿命的苍凉在第一代移民出发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伏笔，然后在一代一代成长于戈壁滩上的移民后裔血脉中累积，作为长在这里的孩子，你扔不掉，洗不去。接受是另一种宿命，否则，便是离开。新责崛起
在旅行指南《孤独行星》甘肃卷中，作者用“新贵城市”命名嘉峪关，一眼看到，立刻叫好。在古老的河西走廊艰难生长的嘉峪关，当下的确只能用“新贵”来形容，这词略显纨绔，却也说出了过去二十年它最重要的形象。那把插在嘉峪关心脏地带的不锈钢宝剑是“新贵”的标志之一，与它强悍的未来主义指向相比。在更早的年代，这座工业小城的城雕是典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浪漫主义。
从“雄关之光”出发沿新华路北走两公里，是嘉峪关的1990年代的市中心，一座名为“开路先锋”的石雕屹立在园圃中心，三个地质队员手托铁矿石英武坚毅，是为酒钢早期找矿人员的纪念石雕。再往前走两公里，会看到嘉峪关自1970年代开始的城市中心“北转盘”，那里原本有一个汉白玉少女雕塑，传说也是纪念早期的地质队员，裙裾飘飘，丝带飞绕，圣洁的飞翔姿态给我留下非常强烈的童年记忆，在它之下，还曾有几丛西北罕见的梅花总在春天绽放。
如今浪漫的少女石雕被迁到偏僻角落，老旧的市中心换上另一座红艳艳的未来主义怪兽，名为“崛起”，和“宝剑”一样，赤裸的锋芒僵硬而笨拙地刺向天空。
以谦逊的姿态，确认根源与历史的古典传统被遗弃，艳俗而虚幻的未来套牢了新贵们的想象力，这几乎也是所有老工业城市在试图旧貌换新颜时，都会采取的励志行动。正如1980年代，当新一轮市政建设开始，嘉峪关道路两侧已经生长了几十年的高耸白杨被砍去，种上更具都市感的路树——洋槐，遍布城市一到花期便带来扑鼻香气的刺玫花也一丛一丛不见了踪影，倒是不许踩踏的欧美式草坪一块一块多了起来。
1990年代以来，因为作为上市企业的酒钢经营良好，因为丝绸之路旅游业日渐繁盛，这座人口一直在15万上下徘徊的小城，开始迅速体现出工业之于农业的优势，早在1992年，便成为全国首批36个小康城市之一。2008年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几乎是全国均值的一倍。而更多的新血还在不断涌入。中核404厂，大唐803电厂，西北大型国企的生活基地一个一个搬入，同步带来的是服务业和商业力量的进入。老移民的后代们已经公开抱怨，新来的人口拉高了城市的物价，令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比如，这座戈壁小城电影院的票价是60元，甚至80元，几乎与北上广一线城市同价。
新贵们的野心在我1990年代末离开时便已露出端倪。
那时作为新市中心的雄关广场刚刚建好，它的南端还是广袤的戈壁。于是每个夏日夜晚，都有荒诞的一幕上演——在灯火通明的城市广场上，休闲的人们熙熙攘攘，但只隔一条马路，便是无尽的黑暗与荒凉。那时我总想，若有天使巡游，看到这幕阴阳大戏，大概也会为其与天斗与地斗的壮志豪情而瞠目结舌。
十年过去，光明打败了黑暗，从雄关广场往南，一大片名为东湖公园的绿化带建成，两个超大的人工湖成了最吸引居民的散步去处，但紧跟的，是湖景洋房商业地产。
从1990年代开始，一个一个巨大的人工湖以市政建设之名开挖，任珍贵的祁连山冰川雪水在西北烈日醋晒之下迅速蒸发，满足着移民后裔们对绿色生态的欲望与想象。
在荒漠戈壁上守候了半个世纪之后，移民子嗣真正握有自主权的“改天换地”终于发生，这个只有20万人H40年历史和一条主干道的小城居然也已有了“老城区”和“老城改造”……
在今年飘雪的春节，我去那名为东湖的人工湖边和儿时好友聊天，一群一群孩子们在湖面上溜冰玩耍，他们已经是第三代，第四代移民的后裔了。或许，等他们长大，真正的嘉峪关人才会产生，但在这个经济全球化与资本扩张的时代，离开，依然是他们中大部分人的宿命。
在朋友略带兴奋的讲述中，我听到的是这样一群地名：兰州、山西、宁夏……哈萨克斯坦、蒙古、澳大利亚以及非洲……那是崛起的酒钢因为需要不断向外寻求矿产资源和市场而规划的扩张蓝图。寒风里，朋友担心着会不会被外派去工作，但转瞬，又怅然说道：去就去呗，当年父母就是这么来的，哪里不是家呢?
嘉峪关这样的三线小城都无法与摩登上海或首善北京相比，它没有新兴的都会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也不具备动辄牵扯汉唐殷商的农业社会底蕴，它有的是移民社会共通的特点：混血的文化，杂种的语言，以及强悍的生长。
最近一次回到嘉峪关是上一个春节，和几乎每个春节一样，下起了大雪。
踩着吱吱叫唤的雪，掀开门帘进到邮局大堂，空空荡荡，没有几个人。我问一个姑娘，有没有嘉峪关的明信片。她看看我：“来旅游的吗?”离开家乡十四年，每年都会回来一两次，我竟也会遭遇“笑问客从何处来”。
一个老人走过来，头发花白，皮肤黝黑，满脸深褶，襄着羊皮防寒服——我记忆中嘉峪关钢铁工人标志性的冬日劳保衣装，青灰色，谁穿都显得不那么合身，还总能看到翻出来的羊毛里子。待他冲着我开口，他浓重的东北口音一下把时光拉回到1986年，那一年，懵懂无知的我刚随父母“农转非”来到这个小城入读小学，就被一位男老师吓到，我早忘了他的相貌，却一直记得他带有浓郁苞米茬子味的口音给我的震撼。
在这位老人自顾自的讲述里，我知道，1958年他就从东北来到嘉峪关了，是最早一批从东北来支援大西北的工人。老人热爱集邮，显然是邮局的常客。他冲我讲话时，邮局的工作人员都看着，对面的姑娘甚至露出一丝尴尬的笑。我猜，在孤寂的大年二十九，“乡音无改鬓毛衰”的老人因为终于有了新的倾诉对象而异常兴奋，而一直被他困扰的邮政人员，则因我的到来终于得到解放。
半小时后，重新走进雪里，几步远，就是嘉峪关市中心，雄关广场。清冷的世界，雪花飘着，一座剑一股的不锈钢城雕霸气十足笔直剌向天空，带着孤傲的未来主义风格。据说，这雕像名叫“雄关之光”。它正对着的那条路，是这座城市在过去四十年间不断延长的唯一一条主干道“新华路”。
和其他因三线建设而起的工业移民城市一样，嘉峪关是一块飞地，在漫长的河西走廊的西段戈壁滩迎来送往，并且习惯于越过周边的大地和风土再次出走，正如它的源头——它本就是明长城的第一座关城。扼守的是边疆，它本就是戈壁滩上一座留不住商旅也留不住浪子的边城。
从“城池”到“城市”
与人们更看重的声名显赫的一线二线大都会相比，嘉峪关这样的三线——甚至边缘到除了执着的旅行者再没有外人会关注的小城——才是绝大多数中国城市人口生活之地。在这种藉藉无名的小城，决定城市走向的不来自于飘渺的古代史，而始于1949年之后的革命与建设。
嘉峪关关城始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历时168年方于祁连山支脉嘉峪山下建成。端赖明清两朝西北边疆相对稳定，这里不曾经历大的征战，关隘的军事意义并不彰显，明清时期，它倒成了代替汉唐阳关玉门关的边塞象征。
在林则徐流放新疆途中，或是左宗棠西征路上，这儿都是一个重要的心理节点，“一骑才过即闭关，中原回头泪痕潸”，边塞风格的诗作，在明清以降1949年之前从嘉峪关穿行而出的文人、僧侣，政府公职人员留下来的文字中，比比皆是。
文人太过风骚，最形象的，倒是一首画面感十足的民谣：
出了嘉峪关，
两眼泪汪汪，
往前看，
戈壁滩，
往后看，
鬼门关。
永远是兵士豪情的征战，永远是游子怅然回望，如血残阳映照孑立身影，是作为城池的嘉峪关抹擦不去的历史底色。
直到1958年，距离嘉峪关关城5公里的戈壁滩上。一座被称作“1号高炉”的炼铁炉埋下了基石，五万多名主力为东北人的建设队伍在这里安营扎寨，以酒泉钢铁公司的名义，种下这座后来可堪现代的城市最初的种子。地窝棚、黑毛风、骆驼刺、苦苦菜，物质严重匮乏，是邮局里那四处找人攀谈的孤独老人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所经历的生活，
“饥饿感”甚至也保留在乔石的回忆中，这位后来位至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上海人当时是酒钢公司设计院院长，1962年他去了北京的中央党校，更多的工人则被遣散至江西，陕西，或者返回东北老家，另一批七千人则西出嘉峪关，往新疆建设兵团，受命延续汉已有之的西域屯垦传统。
1964年三线建设启动，酒泉钢铁公司被列为西北重点，1965年，为了给酒钢做好生活保障，嘉峪关市成立，嘉峪关作为“城市”而非“城池”的历史就此拉开帷幕。一个被后人反复强调的故事，是毛泽东讲过一句话：“攀枝花和酒钢建设不起来，我睡不好党；成昆铁路修不通，我将来只好骑着毛驴去……打起仗来，我不放心。”相传，那一次“会战”从全国各地汇聚十万工人。但随之而来的“文茧”，再次将流落在鬼门关的异乡人残忍抛弃。因为距离中蒙边境太近，中苏战争的威胁让这座新城的“三线”位置变得可疑，聚拢来的建设队伍很快又大批撤走，漠风吹过，戈壁荒凉依旧。
真正的变化始于1970年，那一年，在粟裕带队调研之后，同样是中央政府一声令下，全国25个省53个城市325个单位万人会战“抬酒钢”，终令12年前在戈壁滩上奠基的“1号高炉”第一次流出了滚烫的铁水。
1971年，嘉峪关市升级为甘肃省省辖市，真正的市政建设启动，大批建设队伍再次涌入，开始了它从荒漠工业小镇，到全国第一批小康城市，到成为西北最大的钢铁城市，到如今在背包客中颇为流行的旅行指南《孤独行星》强调的“新贵城市”的进化史。我的父亲和众多长辈，也正是在那之后的1972年，脱离农门从八方而来，成了铁矿矿工或者铁厂的炉前工。
这冗长的回溯看似更像一部工业史，而非城市史。但除了北上广和一些东部城市之外，但凡面目可观的中小城市过去60年进化的主干逻辑，莫不是工商业发展史。对于因三线建设而起的城市而言，城市史更等同于工业史，是一次一次宛若长征的工业迁徙和行政指令下的人口流动造就了它们的城市性格，以及迥异于周边农业县市的行事逻辑。
不论位于西北还是西南，嘉峪关这样的三线小城都无法与摩登上海或首善北京相比，却是中国极具特色的一种城市类型，它没有新兴的都会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也不具备动辄牵扯汉唐殷商的农业社会底蕴，它有的是移民社会其通的特点：混血的文化，杂种的语言，以及强悼的生长。 混血城市
在邮局遇到的那位东北老人反复跟我推荐雄关广场上的嘉峪关城市博物馆，他说是嘉峪关人都该去看看，筹建的时候，他还捐过不少“文物”呢!
我只是静静听着，并没有告诉他，自那博物馆建好，每一次回家，我都会进去仔细寻找儿时的记忆。那的确是我所去过的中国最完备的一家城市博物馆了，大量的工业、社会、文化、旅游、市政建设史料收入其中，老电影院的放映机、老警察的家庭影集、第一家集贸市场的沙盘模型，甚至还包括不同方言语音对比。在宏大的政经背景下，图片与实物构成的城市细节声光电三合一讲述着城市的过往故事。
最早呼啸而来的是东北的定居者，是建筑工人以及铁路职工。还有上海人江浙人，他们往往出任技术和管理人员。再后来，是中西部省份的农民，陕西人、四川人、河南人以及最多的甘肃人，他们接替第一代东北移民成为国企矿工，以及更多配套工厂的一线工人。在移民占总人口95％以上的嘉峪关，这么多年了，你几乎很难遇到真正的“嘉峪关人”。你见到的，会是陕西人、河南人、四川人，甘肃本土的武威人、天水人，基于地缘的身份认同纽带异常强悍，迥异的方言是最明晰的信号。
在我的少年时代，除了母语方言，绝对正宗的东北话，地道的河南开封话，厚实的陕北绥德话，以及四川乐山飘逸的川音，都是我熟悉的语言。他们不是我邻居的方言，就是同学父母的方言。
东北二人转、陕北兰花花，豫剧、秦腔、河湟花儿、凉州贤孝这些相隔千里的民间音乐的爱好者，在嘉峪关尽数存在，那是很多老一代移民的心头好，是他们的乡愁所系。
和很多类似的工业飞地一样，这里年轻人讲的都是标准普通话，却又时不时夹带来自天南海北的词汇，比如“膈应”，比如“埋汰”，比如“得劲”，这些西北兰银官话不太使用的方言词汇，在二三十年前尚显封闭的戈壁滩上，一如在它的故土那般生动而准确。
地缘之外，在嘉峪关，另一种身份认同基于工作：酒钢的人、市上的人、铁路上的人……在计划经济的时代，这是再正确不过的单位制身份感，但更隐秘的，是移民与本土之间的复杂关系网中，这还代表阶层差序。
“酒钢的”十有八九是“傻大黑粗”出身农民的工人家庭，却占据人口比例的大部；
“市上的”往往有体面的公务员背景；“铁路上的”则有铁老大自成一家的强硬臂膀可以依靠。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三个互不隶属的系统在荒芜的戈壁滩上，上演着一种如今看起来颇为怪诞与乏味的三角冷战。
距离嘉峪关最近的古城叫做酒泉。在汉武帝时代河西走廊第一次成为中央政府领土的征战中，这里是霍去病攻伐匈奴人的主战场，两千年的绿洲屯垦带来了深厚的农业根基，民风朴实憨直。但在以工业自豪的嘉峪关人口中，去酒泉，永远都是“下酒泉”。这是一种奇怪的地域心理，上与下，界限分明。我猜，即便只离25公里，在大多数嘉峪关人心里，酒泉也比东三省、山西、四川，甚至北京、上海更为遥远。
电影《青红》与《我十一》，讲述的是贵州三线建设的故事。在嘉峪关，类似的血色故事与成长之痛早已湮没在漠风之中。能够离开的早期移民已经再次出走，留下的也已绵延三代，但方言是血缘的密码，对于心里永远有遥远故乡萦绕的移民而言，视野向外是传统。
当周边农业县市的学生还很保守，以西北各省高校的师范农林铁路专业为稳妥之计的时候，嘉峪关的移民子弟已经以大胆报考东部名校的热门专业而著名了，而离开之后的期待，几乎都是别再回来。
事实上，在这些由地域和工作身份交织叠加而成的工业移民城市，你很难通过貌似分类清晰，但在细节处又无比复杂的社群与身份认同，找到伤感的小资产阶级城市诗意。与其说诗意，不如说是一种宿命的苍凉在第一代移民出发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伏笔，然后在一代一代成长于戈壁滩上的移民后裔血脉中累积，作为长在这里的孩子，你扔不掉，洗不去。接受是另一种宿命，否则，便是离开。新责崛起
在旅行指南《孤独行星》甘肃卷中，作者用“新贵城市”命名嘉峪关，一眼看到，立刻叫好。在古老的河西走廊艰难生长的嘉峪关，当下的确只能用“新贵”来形容，这词略显纨绔，却也说出了过去二十年它最重要的形象。那把插在嘉峪关心脏地带的不锈钢宝剑是“新贵”的标志之一，与它强悍的未来主义指向相比。在更早的年代，这座工业小城的城雕是典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浪漫主义。
从“雄关之光”出发沿新华路北走两公里，是嘉峪关的1990年代的市中心，一座名为“开路先锋”的石雕屹立在园圃中心，三个地质队员手托铁矿石英武坚毅，是为酒钢早期找矿人员的纪念石雕。再往前走两公里，会看到嘉峪关自1970年代开始的城市中心“北转盘”，那里原本有一个汉白玉少女雕塑，传说也是纪念早期的地质队员，裙裾飘飘，丝带飞绕，圣洁的飞翔姿态给我留下非常强烈的童年记忆，在它之下，还曾有几丛西北罕见的梅花总在春天绽放。
如今浪漫的少女石雕被迁到偏僻角落，老旧的市中心换上另一座红艳艳的未来主义怪兽，名为“崛起”，和“宝剑”一样，赤裸的锋芒僵硬而笨拙地刺向天空。
以谦逊的姿态，确认根源与历史的古典传统被遗弃，艳俗而虚幻的未来套牢了新贵们的想象力，这几乎也是所有老工业城市在试图旧貌换新颜时，都会采取的励志行动。正如1980年代，当新一轮市政建设开始，嘉峪关道路两侧已经生长了几十年的高耸白杨被砍去，种上更具都市感的路树——洋槐，遍布城市一到花期便带来扑鼻香气的刺玫花也一丛一丛不见了踪影，倒是不许踩踏的欧美式草坪一块一块多了起来。
1990年代以来，因为作为上市企业的酒钢经营良好，因为丝绸之路旅游业日渐繁盛，这座人口一直在15万上下徘徊的小城，开始迅速体现出工业之于农业的优势，早在1992年，便成为全国首批36个小康城市之一。2008年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几乎是全国均值的一倍。而更多的新血还在不断涌入。中核404厂，大唐803电厂，西北大型国企的生活基地一个一个搬入，同步带来的是服务业和商业力量的进入。老移民的后代们已经公开抱怨，新来的人口拉高了城市的物价，令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比如，这座戈壁小城电影院的票价是60元，甚至80元，几乎与北上广一线城市同价。
新贵们的野心在我1990年代末离开时便已露出端倪。
那时作为新市中心的雄关广场刚刚建好，它的南端还是广袤的戈壁。于是每个夏日夜晚，都有荒诞的一幕上演——在灯火通明的城市广场上，休闲的人们熙熙攘攘，但只隔一条马路，便是无尽的黑暗与荒凉。那时我总想，若有天使巡游，看到这幕阴阳大戏，大概也会为其与天斗与地斗的壮志豪情而瞠目结舌。
十年过去，光明打败了黑暗，从雄关广场往南，一大片名为东湖公园的绿化带建成，两个超大的人工湖成了最吸引居民的散步去处，但紧跟的，是湖景洋房商业地产。
从1990年代开始，一个一个巨大的人工湖以市政建设之名开挖，任珍贵的祁连山冰川雪水在西北烈日醋晒之下迅速蒸发，满足着移民后裔们对绿色生态的欲望与想象。
在荒漠戈壁上守候了半个世纪之后，移民子嗣真正握有自主权的“改天换地”终于发生，这个只有20万人H40年历史和一条主干道的小城居然也已有了“老城区”和“老城改造”……
在今年飘雪的春节，我去那名为东湖的人工湖边和儿时好友聊天，一群一群孩子们在湖面上溜冰玩耍，他们已经是第三代，第四代移民的后裔了。或许，等他们长大，真正的嘉峪关人才会产生，但在这个经济全球化与资本扩张的时代，离开，依然是他们中大部分人的宿命。
在朋友略带兴奋的讲述中，我听到的是这样一群地名：兰州、山西、宁夏……哈萨克斯坦、蒙古、澳大利亚以及非洲……那是崛起的酒钢因为需要不断向外寻求矿产资源和市场而规划的扩张蓝图。寒风里，朋友担心着会不会被外派去工作，但转瞬，又怅然说道：去就去呗，当年父母就是这么来的，哪里不是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