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新一期的“冰点周刊”报道了南京一位政协委员“拿自己当炮弹，拿政府当靶子”的故事。这位名叫薛正毅的政协委员对政府部门尖锐的批评，甚至让官员产生了“防火防盗防薛正毅”的焦虑和恐惧感。其中一个细节意味深长：
　　一次，“提高市民素质，迎接十运会召开”为主题的政情通报会上，连举8次手后，薛正毅起立发言：“我想针对一些市民不够尊重国旗的问题说两句。”此时主席台上的领导们面露笑容，似乎对这个话题“颇为放心”。“官员算不算市民？如果算的话，我要批评一下北京东路41号大院（南京市政府大院）的市民们。”薛正毅话锋一转，批评起了政府国旗只升不降，严重违反了《国旗法》的第12条规定。
　　这个批评真叫绝，既一针见血又充满智慧，将某些官员习惯站在高地教训“市民”，却忽略自身素质的官本位思维暴露得淋漓尽致。最意味深长的是，当薛委员说“想针对一些市民”时，主席台上的领导们“面露笑容”——他们显然没有把自己“等同”于市民，而是凌驾于市民之上、高平民一等的官员。当薛委员反问“官员算不算市民”时，那笑容一定无比尴尬地僵在脸上了。
　　这场有意思的较量，暴露出一种充满官本位色彩的官员身份意识：官尊民卑，一些官员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在平民位置上去思考问题，一旦成了官员，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了，身份壁垒意识非常明显：我是官员，你是平民，我可以享受特权，可以对百姓发号施令，可以居高臨下教训平民。
　　许多地方也经常搞像南京这样“提高市民素质”的活动，同样，政府和官员在这样的活动中，也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教训市民要提高自己素质”的教育者，而市民是被教育和训化的对象。站在官员的位置上，他们本能地将自己排斥于需要“提升素质”的市民之列。
　　这种壁垒森严的身份意识，甚至在官员落马忏悔时都很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许多贪腐的官员落马后在面对法官时这样泪流满面地忏悔：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作为党的领导干部，没有严格要求自己，将自己等同于普通百姓，从而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好一个“将自己等同于普通百姓”。你的贪污腐化，与平民有什么关系。这种忏悔预设了一个前提：党的领导干部，在道德上本就高普通百姓一等，腐败堕落了，是因为道德降低到平民的层次了。瞧，落马了还摆这副官架子！
　　在法律上，官员的身份跟平民并没有什么区别，也是一个公民，只不过在不同的岗位上而已。官员，受纳税人的委托和供养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握有公权力，身份虽有特殊，但本质上还是平民，一样履行法律义务，一样承担公民责任，身份上是平等的。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不平等，那就是，官员由于掌握着可能异化的公权力，所以必须承担比平民更苛严的、更多的义务。由于担任事关公益的公共职务，必须让渡出一些自己是平民时的那些权利，享有的权利比一般公民少一些。
　　比如，平民的收入，可能成为一种合法的隐私，可以拒绝外人的眼睛。而官员则不行，因为你是掌握着公权力的官员，你的收入涉及到公共利益，人们有正当的理由怀疑你的收入是权钱交易换来的，所以，官员就不能主张对自己收入的隐私权。
　　比如，官员从事的是公共事业，自身的行为对舆论有更大的影响。那么，官员的言论自由也须比平民有更多的约束。由于官员的行为引人注目，在私德上也有更高的要求。
　　所以，官员什么时候必须等同于人民，什么时候不能等同于人民呢？在法律身份上，官员等同于人民，并非高人一等。而在履行义务上，官员不能等同于人民。可在我们的现实语境中，这经常颠倒过来了。记得去年全国“两会”的时候，有记者问一位官员“怎么看官员财产申报制”的问题时，这位官员竟然理直气壮地反问：总让官员公布财产，为何老百姓不公布财产。这个反问问得记者瞠目结舌。这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等同于平民了。可当他们享受特权时，他们从来不会反问：为什么老百姓不能享受到这些特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