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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加快湖北城镇化进程是全面推进湖北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步骤，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看，湖北城镇化进程是一个长时段的过程，其间所形成的动力机制、城镇发展模式、城镇体系的结构特征均影响至今。参照湖北城镇化进程的历史特点，我们认为，充分发挥武汉的中心极核效应、实施差异化发展，仍是湖北城镇发展的不二选择。同时，促进县际之间的区域开放，振兴并强化县属中心镇的地位，使之成为湖北城镇体系的主干。而对于小城镇，则可选择旅游带动的发展模式，通过整合湖北沿江沿河文化资源带进而整合沿线城镇带，使旅游产业带与城镇发展带相互呼应，协同发展。
[关键词] 城镇体系；极核效应；差异发展；县属中心镇；城镇带
[中图分类号] F2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8）01-0085-11
进入新世纪以来，湖北省委省政府将推进城镇发展置于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接连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城镇发展的政策举措，2003年编制《湖北城镇体系规划》，根据规划，到2020年，全省要建成5个特大城市，即武汉、宜昌、襄樊（今襄阳）、黄石和荆州；将十堰、鄂州、荆门、黄冈、仙桃和潜江发展成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同期湖北地区的中等城市增至31个；小城市则由目前的30个减少到21个（不含县城），发展100个重点镇，力争使湖北省城镇建设与发展走在中西部前列[1]。
2005年，湖北省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小城镇建设的意见》（鄂政发〔2005〕42号），提出关于加快小城镇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特别提出进行“百镇千村”示范建设工程。2010年11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十二五”期间湖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目标和工作思路，吹响了新型城镇化的进军号角。
在2011年2月召开的湖北省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代省长王国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湖北将按照“一主两副”的总体格局，以武汉为全省主中心城市，襄阳、宜昌为省域副中心城市，把武汉城市圈和“宜荆（州）荆（门）”、“襄十（堰）随（州）”城市群做大做强。王国生表示，湖北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逐步推动人口城镇化。在5年之后，湖北城镇化水平力争达到52%以上[2]。
事实表明，加快湖北地区城镇化进程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转换经济发展方式、保持全省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战略选择，是加速城乡一体化建设、系统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抓手，也是推进全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杠杆。而要加快湖北地区城镇化发展，科学决策、系统规划、有序推进是关键。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只有深入揭示近代湖北城镇发展的内在规律，系统总结湖北城镇发展的历史经验，准确认识湖北城镇体系的发展现状，才能制定出正确适宜的城镇发展战略与实施路径。
一、武汉“一城独大”：湖北区域城镇结构的突出特征
当下的湖北城镇体系延续了近代所形成的基本特征，即武汉的“一城独大”与城镇等级结构的比例失衡[3] 38，这是湖北地区特定的自然人文禀赋所使然，也是湖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长期累积的结果。武汉的“一城独大”体现了湖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是湖北“地情”“省情”之所在，而非主观意愿所致。
追溯起来，武汉作为湖北地区首位城市形成于唐宋时期，最终确立于元代。此前，湖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在荆襄一带，以荆州为中心。唐宋时期，随着中国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武汉（时称鄂州）成为连接关中地区与东南地区的重要枢纽，区位优势逐步显现，地位日益重要。两宋时期，武汉不仅是长江中游重要的商港，更是南宋长江防线的战略枢纽，是宋元双方战守攻防的战略要点。元朝实施行省制度，鉴于武汉已有的地位，将其（时称武昌）确定为湖广行省的省会，武汉在湖北乃至整个中南地区的中心地位遂得以确立。明清以降，武昌继续保持着湖广行政中心的地位，后起的汉口凭借区位与交通优势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内地最大的商业中心，时称“天下四聚”之一[4]。至此，武汉已形成两江交汇、三镇鼎立的格局，初步显示出综合性大都市的宏大气象。19世纪80年代，“张之洞督鄂”，武汉城市发展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城市的综合实力大为提升，至20世纪初，武汉发展成为中国内地最大的工业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文教中心，三镇人口逾百万，跻身于近代中国主要中心城市的行列，与上海、天津、广州并称为中国四大都市[5]。
武汉的迅猛发展自然少不了区域环境条件、即腹地的支撑，但更主要的是基于其在全国经济地理中的枢纽地位。这就使它超然于区域之上，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整合社会资源，发挥功能影响。从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历程上看，武汉与其说是湖北的武汉，不如说是内地的武汉，中西部的武汉。因为在武汉城市功能中，充当内地的市场枢纽、承当中西部地区农副产品转输出口成了它的一项主要职能，时人说它是中国内地农副产品的“市场总汇”，就是对其功能特征的准确描述[6]。
武汉的地位、功能影响及市场整合力与辐射力是独一无二的，故而，近代以来，就商业地位、工业实力和综合影响力而论，中西部城市中尚无出其右者。湖北地区的其他城市更是难以望其项背。由此形成湖北城镇体系中武汉“一城独大”“鹤立鸡群”及众星拱月的独特景象。
问题是，这种独特的城镇结构对湖北城镇发展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影响？概括起来讲，武汉在中西部地区的这种卓然超群的地位对湖北城镇产生了显著的推动作用，通過极核效应、辐射效应的多重作用，武汉使区域资源实现聚集和优化配置，使区域市场实现有效整合，强化了湖北各地之间的经贸联系，从而促进了湖北地区城镇的全面发展。
武汉在湖北城镇体系中“一城独大”的局面直至今天依然如故。
表1、表2显示，从上世纪30年代迄今，武汉在湖北地区“一城独大”的局面依然如故，尽管第二类城市（宜昌、荆州、襄樊等）与它的差距有所缩小，但相差悬殊的格局没有改变。当前湖北五个主要城市的综合实力加起来仍抵不上武汉。宜昌、襄樊、荆州、黄石、十堰五市的城区常居人口之和只相对于武汉的67.75%，五市区GDP总值只相当于武汉的96.42%，五市的建成区面积之和只相当于武汉的81.05%，在科教文化的实力上，五市与后者的差异更大。 二、“非均衡—差异化”发展：加快推进湖北城镇化进程的战略选择
由此看来，武汉的“一城独大”并非一时之特殊现象，而是湖北城镇结构的一种常态。武汉超乎其他城市之上的“一城独大”已然成为湖北区域社会结构的一个显著特征。因此，我们在规划湖北地区城镇的未来发展时，必须准确把握这一特征，并充分利用这一结构特征，顺势而为，实施非均衡——差异化的城镇发展战略，从而全面推进湖北地区城镇化的进程。
（1）实施非均衡——差异化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武汉特大城市的极核效应和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做大做强武汉城市圈，以武汉城市圈为中心整合区域城镇体系，推动区域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
其实施路径一为集聚，一为辐射，两个过程相辅相成。
所谓集聚，就是促进资本、产业、人力、市场进一步向武汉聚集，这种集聚的动力主要源自区域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市场力量的“自然”驱动，而不是政府的力量。政府可以通过制度创新营造一个更加开放的区域空间，通过政策设计引导区域内社会资源及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与优化配置。
所谓辐射，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武汉的产业整合力、市场辐射力、文化影响力及综合带动力，经武汉城市圈的传导，通过区域市场体系辐射到更广的区域范围。近代以来，武汉的辐射带动作用往往是通过长江、汉江两条通道进行，而今，省内高速公路已成为城市之间联系的主要通道，武汉与全省其他城镇联系的通道更为畅达，充分利用现代道路交通体系、大力发展以武汉为中心的城际贸易、埠际贸易，强化武汉与城市圈、武汉与省内城镇的经济贸易联系，是发挥武汉综合影响力、推动全省城镇发展的有效途径。
（2）实施非均衡——差异化发展战略的核心就是要突出重点，强化优势，使优者更优，强者更强，使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获得优先的跨越式发展，继而影响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而不应平行推进、平均用力、四面开花。
非均衡——差异化发展就是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城市制订不同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模式。譬如，对于武汉，重点是进一步强化区域中心的地位，全力打造作为全国性中心城市的地位，使其聚集效应、辐射效应进一步放大，成为带动湖北全省城镇发展的强大引擎。而对于处于第二层次的宜昌、襄樊、荆州等城市，重点在于强化现有功能，打造城市的特色功能，形成在功能结构上与武汉的互补，而不是一味求大求全。
从宜昌、襄樊两市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看，都是以商贸见长。宜昌地处湖北、四川（今属重庆）交界之地，素有“川鄂咽喉”之称，是鄂西南、川东地区商品集散地，历来为长江上游重要港口，由于邻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宜昌本身产业基础较为薄弱，因而城市发展受到限制，规模一直徘徊在中小城市之间。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里先后修建了葛洲坝和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宜昌城市发展的步伐大大加快，但城市的规模仍然有限，截至2010年，宜昌城区的常居人口未突破百万，与东部地区的同类城市相比经济实力仍十分薄弱。襄樊的情况与宜昌相仿，历史上是军事重镇，近代以商业贸易见长，是鄂北、豫西南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由于腹地条件的限制，城市规模较小。新中国成立以后，襄樊成为鄂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焦枝铁路、汉丹铁路的修筑使襄樊成为区域性的铁路交通枢纽，上世纪末，随着东风汽车集团卡车生产基地向该市转移，襄樊的工业实力明显增强，超过了黄石、荆州（含沙市）两市。然而城市规模仍然有限，城市化水平与沿海同类城市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
在武汉“一城独大”的格局下，宜昌、襄樊等城市如何定位？如何发展？新近编制的湖北城镇体系发展规划将宜昌、襄樊定位为湖北省的“副中心”，发展目标定为特大城市（人口超过200万），笔者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对宜昌、襄樊发展目标的这一定位是值得思考的。
湖北地区长期以来形成了武汉“一城独大”的格局，它是区域自然人文禀赋与社会经济综合作用的结果，反映了区域城镇发展的内在规律。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宜昌、襄樊、荆州等城市的发展重在突出特色、强化功能，形成差异化发展之势，而不能以追赶武汉、复制武汉为目标。对宜昌和襄樊而言，应该探索一条适合于中等城市发展规律的、特色突出、功能完善的可持续发展之道。换言之，宜昌、襄樊、荆州发展的重点不是追求规模的盲目扩大，功能的全面扩张，而是强化特有功能、突出特色功能、提升品位、彰显特色。据此，宜昌完全可以建成水电之城、旅游之都；襄樊可以建成为鄂西北地区的工商业重镇、交通物流中心；荆州则可以建成为江汉平原地区的文教重镇、旅游之都、宜居之城，从而与武汉形成差异化发展之势。
三、区域开放、强化功能：振兴县属中心镇的意义及实施路径
小城镇是湖北城镇体系的重要一极，小城镇的发展对于湖北城镇化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相较于其他地区，湖北地区小城镇具有数量多、规模不大、功能不强的特点。湖北小城镇不仅规模小，而且类型较为单一，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小城镇相比，湖北地区小城镇在功能类型上比较单一，工矿业型城镇几乎阙如，手工业型城镇发展不够，交通枢纽型城镇为数不多（缺乏类似辽东地区鞍山、抚顺、铁岭、阜新、辽阳、本溪那样的工矿型城镇，也没有蚌埠、淮阳、枣庄、临沂那样的作为地区交通枢纽的城镇）[8]，城镇职能结构的单一使湖北小城镇发展难以获得内在的、持久的动力，极易受到外在环境因素的干扰而出現波动，难以实现在持续发展基础上的跨越式发展。
针对这一状况，湖北省政府在《进一步加快小城镇的意见》中对小城镇的发展思路进行了重大调整，将过去的“重点建设小城镇”改为“建设重点小城镇”，这是一个切合实际的战略调整。在随后的相关文件中，省委省政府作出“建设100个重点镇”的部署。
问题是，何谓“重点小城镇”？其标准如何划定？如何通过重点小城镇的建设带动一般小城镇的全面发展？我们认为，确定“百强镇”既要结合湖北城镇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参照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同时应兼顾城镇空间分布的均衡和功能配置的协调。综合这些因素，近代湖北地区发展十分活跃的“县属中心镇”理应成为“百强镇”的主角。 近代湖北城镇发展的历程表明，无论从规模上、还是功能影响上看，县属中心镇都是小城镇最重要的组成部分[3] 40。县属中心镇往往是县域经济的中心，县域商业贸易的中心，同时也是省内埠际贸易的重要节点，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如孝感之花园、麻城之宋埠、应城之长江埠、天门之岳口、沔阳之皂市、红安之七里坪等等，就是典型的县属中心镇。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行政中心的导向作用，各级地方政府强化了县城建设，加上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遂使县属中心镇的发展建设大大落后于县城，除个别因升格为县城而获得较大发展（如广水镇后来成为广水县县城、武穴镇成为广济县县城，沙洋镇成为沙洋县县城等）外，其余的县属中心镇大多发展缓慢，有些甚至陷于停顿的状态。故此，在全面推进湖北小城镇建设的新形势下，以重点建设“百强镇”为契机，全面振兴传统县属中心镇，通过强化城镇功能、扩大城镇规模、增强城镇影响，使之重新成为县域经济的中心或副中心，从而带动湖北地区小城镇的快速发展。
如果说振兴县属中心镇是建设“百强镇”的重要内容，而强化功能、扩大规模、增强影响则是振兴县属中心镇的核心任务。
传统的县属中心镇多数为县域商业贸易中心，往往是县境内交通要道或集市贸易中心，城镇建设已有一定基础，但湖北县属中心镇普遍规模较小，功能相对单一，城镇发展起伏波动较大，大多未发展成为人口5万以上小城市。有鉴于此，要振興县属中心镇，强化其城镇功能，扩大城镇规模，增强城镇影响力，实为重中之重。在这方面地方政府应予以政策倾斜与资金扶持，促进地方经济资源、人力资源向中心镇聚集，特别是恢复振兴中心镇在农副产品流通贸易中的集散功能。使之逐步成为县域经济活动的中心或副中心。
在振兴县属中心镇、强化其城镇功能的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应该站在区域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规划县域城镇发展格局，摈弃行政中心主导意识和县城优先发展固有思路，使县属中心镇的发展潜力得以充分释放，通过中心镇的功能作用带动县域经济的全面发展。
同时，通过制度创新，逐步消除区域内的行政分割状态，突破行政区划的制度藩篱，构建一个开放的区域社会空间，使区域市场实现有效的整合，为县属中心镇及重点小城镇的发展提供一个广阔的平台。
近代湖北小城镇发展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区域的开放是县属中心镇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区域开放意味着要打破区域内的行政分割状态，跨越县域行政疆界，使社会资源、商品、生产要素在更大的区域范围自由地流动，而无所滞阻。区域空间的开放势必促进区域市场的整合，这就为小城镇、特别是县属中心镇展开县际之间的农副产品贸易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而为县属中心镇的发展注入持续的内在动力。前面所论及的一些县属中心镇，如长江埠、岳口、皂市、宋埠、广水、郝穴、沙洋，等等，都是在相对开放的区域环境下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在开放的区域环境中，它们不仅是所属县的商品贸易中心，也是临近各县的商品集散中心，通过这些县属中心镇的商品集散物流功能全面带动了县际之间经贸互动，从而推动了区域社会经济与城镇的全面发展。
振兴县属中心镇的意义不仅在于促进重点“百强镇”的建设，而且将对湖北中小城市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带状整合、旅游驱动：旅游带与小城镇发展带同步建设
近代湖北城镇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带状特征，即“两横一纵”的带状分布[6]。依托沿江沿河城镇发展带、整合沿线旅游文化资源、打造一批文化旅游特色镇，通过沿江沿河旅游走廊的构筑为小城镇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实为加速湖北小城镇发展的一条可行路径。
城镇的空间分布形态既是区域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区域历史文化资源的空间分布状态。以湖北地区而论，这一点更为突出。沿江沿河地带既是湖北城镇发展的两条轴带，又是湖北地区历史文化资源富集的地带。因此，依托湖北沿江沿河两条城镇发展轴带，整合沿线旅游文化资源，打造一批文化旅游特色镇，使城镇带与旅游带叠合一体，形成以特色镇为节点的历史文化长廊。这是湖北小城镇发展的一条新型的战略路径。
在现代城市经济中，旅游业是新兴的重要产业，是绿色产业，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支柱性产业。而在发展旅游产业的过程中，中小城镇无疑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
湖北旅游资源丰富多样，自然风光钟灵毓秀，历史古迹星罗棋布，红色旅游景点成群连片，不同区域呈现出不同的类型特征，各具特色，具有差异化发展的巨大潜力。湖北沿江沿河地区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资源蕴藏丰厚，鄂东北地区的红色旅游景点星罗棋布，鄂西南地区的民俗风情别具一格，鄂西北地区的自然生态资源绝无仅有，可谓各有特色，异彩纷呈。
以长江沿线地区而论，这里自然风光旖旎，历史遗址众多，文化积淀丰厚，尤以自然人文景观见长。这里分布着长江三峡、武汉东湖、赤壁陆水湖三个国家级风景区，荆州八岭山、武汉九峰山两座国家森林公园，荆州、武汉两座历史文化名城坐落于其间。还有长江新螺段、天鹅洲故道和白鳍豚保护区三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作为湖北省代表而入选“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的西陵峡、黄鹤楼与葛洲坝。湖北长江沿线不仅拥有旖旎秀美的自然风光，还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神秘幽远的新石器文化、瑰丽华美的楚文化、雄浑壮丽的三国文化都集中分布在沿江地带，由西向东依次分布着大溪文化遗址、屈原故里、楚都纪南城、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商代古城盘龙城，以及闻名中外的赤壁古战场等等，构成一道绚烂夺目的历史文化长廊。
湖北汉江沿线也是一条历史文化资源富集的地带。从西北至东南依次分布着“郧阳人”新石器文化遗址、楚文化遗址、襄阳历史文化名城、炎帝故里、屈家岭文化遗址、明显陵遗址及三国文化遗址等等，构成一条穿越数千年时空的历史文化长廊。
如前所论，长江沿线、汉水沿线是湖北城镇发展的两条主轴，湖北地区最重要的城镇大多分布在这两条轴带上。而沿江沿河地区蕴藏的丰富历史文化资源又为这一地区的城镇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充分利用沿江沿河丰厚的旅游文化资源，精心打造一批历史文化旅游特色镇，使沿江沿河城镇带同时成为文化旅游带，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完全可行。 沿江、沿河小城镇众多，现从西向东的次序分列如下：
沿江文化旅游特色镇参考名录——官渡口、襄口（西襄口）、沙镇溪、泄滩、香溪、屈原镇、太平溪、三斗坪、小溪塔、红花套、猇亭、白洋、洋溪、姚家港、董市、江口、七星台、涴市、李埠（长江荆江段）、埠河、新厂、南口、调关、小河口（长江荆江段）、上车湾、尺八、三洲、白螺（长江荆江段）、瞿家湾、螺山、乌林、柳山湖、陆溪、龙口、周郎咀（三国文化）、簰洲、新滩、金口、军山（三国文化）、阳逻、葛店、双柳、大埠、华容、黄州、巴河、燕矶、兰溪、散花、茅山、河口、管窑、田家镇、富池口、龙坪、新开、小池。共计57个小城镇。
汉江沿线文化旅游特色镇参考名录——羊尾、胡家营、柳陂、安阳口、均县镇、武当镇、傅家寨、沈湾、冷集、仙人渡、庙滩、茨河、太平店、牛首、泥咀、张湾、东津、小河、南营、璞河、流水、丰乐、中山、石牌、臼口、马良、多宝、王场、张港、泽口、彭市、麻洋、多祥、胡场、沉湖、脉旺、分水、马口、庙头、新沟等。共计40个
上述小城镇包括一些建制鎮，更多的则是一般小城镇，它们大多规模较小，产业基础薄弱，城镇化水平不高，城镇发展缺乏持续的动力。如何促进这些小城镇的发展？靠乡镇企业来带动是普遍的作法，事实证明，这并不是小城镇发展的唯一选择，甚至也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我国已进入到工业化的中级阶段，乡镇企业已走过了其最辉煌的阶段，在这种背景下，推动小城镇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第三产业，是社会结构转型所带来的人口转移，是城乡一体化发展所带来的种种机遇。以区域旅游带的整合驱动小城镇的发展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思路。
以旅游服务业带动小城镇的发展，其核心是区域旅游资源的有效整合，重点是旅游特色镇的打造。充分利用湖北旅游资源带状分布的特征，有效整合区域旅游文化资源，使区域内的小城镇成为整个旅游带上的有机节点，彼此在景点布设、服务类型上形成有效的衔接和合理的配置，同时又保持自身鲜明的特色。
在此，要特别强调旅游资源的区域整合，因为旅游业本身是具有空间连续性的，旅游景点只有连线成片才具有规模效应，单个的小城镇即便自身资源再丰富，也难以做大做强。只有区域旅游资源的有效整合、形成旅游带或旅游片，分布其间的单个小城镇各自承担一定的功能，通过彼此的互动关联，才能形成旅游城镇带，从而带动单个小城镇的发展。例如长江荆江段具有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三国历史文化资源，分布其间的螺山、乌林、柳山湖、陆溪、龙口、周郎咀、簰洲、军山、华容等小城镇形成一条较为完整三国文化旅游带，它们彼此之间只有围绕三国文化旅游形成区域整合，才能产生整体的效益。离开了区域整合，离开了区域城镇体系，单个小城镇要独自发展三国文化旅游，往往难以为功。
有了区域整合，接下来便是旅游特色小镇的打造和建设。在一个区域旅游带中，小城镇是一个个的节点，它们有各自的旅游资源，形成各自不同的旅游文化景观，借助旅游产业带动小城镇发展，关键就是要挖掘小城镇的旅游资源，凸显小城镇的文化特色，依托区域旅游文化的整体风貌，打造各具特色的旅游小镇。（江浙地区的特色古镇、皖南地区的徽州特色小镇即是成功的案例。）使之成为镶嵌在区域旅游带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通过它们烘托起整个区域的旅游文化景观。譬如围绕着三峡自然风光旅游和楚文化旅游资源，着力打造官渡口、襄口（西襄口）、沙镇溪、泄滩、香溪、屈原镇、太平溪、三斗坪、小溪塔等小城镇，使之成为三峡旅游带和楚文化旅游带上的一个个节点，成为各具特色的旅游小镇。依托三峡观光旅游和屈原昭君遗址遗迹打造文化景观，建设相关文化旅游项目，配置相关旅游服务设施，从而带动小城镇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黄燎原.湖北谋划城镇体系新格局 [N].楚天金报，2003-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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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一星.城市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8]张仲礼.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曾 菡]
[关键词] 城镇体系；极核效应；差异发展；县属中心镇；城镇带
[中图分类号] F2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8）01-0085-11
进入新世纪以来，湖北省委省政府将推进城镇发展置于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接连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城镇发展的政策举措，2003年编制《湖北城镇体系规划》，根据规划，到2020年，全省要建成5个特大城市，即武汉、宜昌、襄樊（今襄阳）、黄石和荆州；将十堰、鄂州、荆门、黄冈、仙桃和潜江发展成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同期湖北地区的中等城市增至31个；小城市则由目前的30个减少到21个（不含县城），发展100个重点镇，力争使湖北省城镇建设与发展走在中西部前列[1]。
2005年，湖北省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小城镇建设的意见》（鄂政发〔2005〕42号），提出关于加快小城镇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特别提出进行“百镇千村”示范建设工程。2010年11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十二五”期间湖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目标和工作思路，吹响了新型城镇化的进军号角。
在2011年2月召开的湖北省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代省长王国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湖北将按照“一主两副”的总体格局，以武汉为全省主中心城市，襄阳、宜昌为省域副中心城市，把武汉城市圈和“宜荆（州）荆（门）”、“襄十（堰）随（州）”城市群做大做强。王国生表示，湖北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逐步推动人口城镇化。在5年之后，湖北城镇化水平力争达到52%以上[2]。
事实表明，加快湖北地区城镇化进程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转换经济发展方式、保持全省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战略选择，是加速城乡一体化建设、系统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抓手，也是推进全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杠杆。而要加快湖北地区城镇化发展，科学决策、系统规划、有序推进是关键。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只有深入揭示近代湖北城镇发展的内在规律，系统总结湖北城镇发展的历史经验，准确认识湖北城镇体系的发展现状，才能制定出正确适宜的城镇发展战略与实施路径。
一、武汉“一城独大”：湖北区域城镇结构的突出特征
当下的湖北城镇体系延续了近代所形成的基本特征，即武汉的“一城独大”与城镇等级结构的比例失衡[3] 38，这是湖北地区特定的自然人文禀赋所使然，也是湖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长期累积的结果。武汉的“一城独大”体现了湖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是湖北“地情”“省情”之所在，而非主观意愿所致。
追溯起来，武汉作为湖北地区首位城市形成于唐宋时期，最终确立于元代。此前，湖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在荆襄一带，以荆州为中心。唐宋时期，随着中国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武汉（时称鄂州）成为连接关中地区与东南地区的重要枢纽，区位优势逐步显现，地位日益重要。两宋时期，武汉不仅是长江中游重要的商港，更是南宋长江防线的战略枢纽，是宋元双方战守攻防的战略要点。元朝实施行省制度，鉴于武汉已有的地位，将其（时称武昌）确定为湖广行省的省会，武汉在湖北乃至整个中南地区的中心地位遂得以确立。明清以降，武昌继续保持着湖广行政中心的地位，后起的汉口凭借区位与交通优势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内地最大的商业中心，时称“天下四聚”之一[4]。至此，武汉已形成两江交汇、三镇鼎立的格局，初步显示出综合性大都市的宏大气象。19世纪80年代，“张之洞督鄂”，武汉城市发展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城市的综合实力大为提升，至20世纪初，武汉发展成为中国内地最大的工业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文教中心，三镇人口逾百万，跻身于近代中国主要中心城市的行列，与上海、天津、广州并称为中国四大都市[5]。
武汉的迅猛发展自然少不了区域环境条件、即腹地的支撑，但更主要的是基于其在全国经济地理中的枢纽地位。这就使它超然于区域之上，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整合社会资源，发挥功能影响。从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历程上看，武汉与其说是湖北的武汉，不如说是内地的武汉，中西部的武汉。因为在武汉城市功能中，充当内地的市场枢纽、承当中西部地区农副产品转输出口成了它的一项主要职能，时人说它是中国内地农副产品的“市场总汇”，就是对其功能特征的准确描述[6]。
武汉的地位、功能影响及市场整合力与辐射力是独一无二的，故而，近代以来，就商业地位、工业实力和综合影响力而论，中西部城市中尚无出其右者。湖北地区的其他城市更是难以望其项背。由此形成湖北城镇体系中武汉“一城独大”“鹤立鸡群”及众星拱月的独特景象。
问题是，这种独特的城镇结构对湖北城镇发展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影响？概括起来讲，武汉在中西部地区的这种卓然超群的地位对湖北城镇产生了显著的推动作用，通過极核效应、辐射效应的多重作用，武汉使区域资源实现聚集和优化配置，使区域市场实现有效整合，强化了湖北各地之间的经贸联系，从而促进了湖北地区城镇的全面发展。
武汉在湖北城镇体系中“一城独大”的局面直至今天依然如故。
表1、表2显示，从上世纪30年代迄今，武汉在湖北地区“一城独大”的局面依然如故，尽管第二类城市（宜昌、荆州、襄樊等）与它的差距有所缩小，但相差悬殊的格局没有改变。当前湖北五个主要城市的综合实力加起来仍抵不上武汉。宜昌、襄樊、荆州、黄石、十堰五市的城区常居人口之和只相对于武汉的67.75%，五市区GDP总值只相当于武汉的96.42%，五市的建成区面积之和只相当于武汉的81.05%，在科教文化的实力上，五市与后者的差异更大。 二、“非均衡—差异化”发展：加快推进湖北城镇化进程的战略选择
由此看来，武汉的“一城独大”并非一时之特殊现象，而是湖北城镇结构的一种常态。武汉超乎其他城市之上的“一城独大”已然成为湖北区域社会结构的一个显著特征。因此，我们在规划湖北地区城镇的未来发展时，必须准确把握这一特征，并充分利用这一结构特征，顺势而为，实施非均衡——差异化的城镇发展战略，从而全面推进湖北地区城镇化的进程。
（1）实施非均衡——差异化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武汉特大城市的极核效应和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做大做强武汉城市圈，以武汉城市圈为中心整合区域城镇体系，推动区域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
其实施路径一为集聚，一为辐射，两个过程相辅相成。
所谓集聚，就是促进资本、产业、人力、市场进一步向武汉聚集，这种集聚的动力主要源自区域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市场力量的“自然”驱动，而不是政府的力量。政府可以通过制度创新营造一个更加开放的区域空间，通过政策设计引导区域内社会资源及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与优化配置。
所谓辐射，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武汉的产业整合力、市场辐射力、文化影响力及综合带动力，经武汉城市圈的传导，通过区域市场体系辐射到更广的区域范围。近代以来，武汉的辐射带动作用往往是通过长江、汉江两条通道进行，而今，省内高速公路已成为城市之间联系的主要通道，武汉与全省其他城镇联系的通道更为畅达，充分利用现代道路交通体系、大力发展以武汉为中心的城际贸易、埠际贸易，强化武汉与城市圈、武汉与省内城镇的经济贸易联系，是发挥武汉综合影响力、推动全省城镇发展的有效途径。
（2）实施非均衡——差异化发展战略的核心就是要突出重点，强化优势，使优者更优，强者更强，使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获得优先的跨越式发展，继而影响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而不应平行推进、平均用力、四面开花。
非均衡——差异化发展就是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城市制订不同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模式。譬如，对于武汉，重点是进一步强化区域中心的地位，全力打造作为全国性中心城市的地位，使其聚集效应、辐射效应进一步放大，成为带动湖北全省城镇发展的强大引擎。而对于处于第二层次的宜昌、襄樊、荆州等城市，重点在于强化现有功能，打造城市的特色功能，形成在功能结构上与武汉的互补，而不是一味求大求全。
从宜昌、襄樊两市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看，都是以商贸见长。宜昌地处湖北、四川（今属重庆）交界之地，素有“川鄂咽喉”之称，是鄂西南、川东地区商品集散地，历来为长江上游重要港口，由于邻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宜昌本身产业基础较为薄弱，因而城市发展受到限制，规模一直徘徊在中小城市之间。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里先后修建了葛洲坝和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宜昌城市发展的步伐大大加快，但城市的规模仍然有限，截至2010年，宜昌城区的常居人口未突破百万，与东部地区的同类城市相比经济实力仍十分薄弱。襄樊的情况与宜昌相仿，历史上是军事重镇，近代以商业贸易见长，是鄂北、豫西南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由于腹地条件的限制，城市规模较小。新中国成立以后，襄樊成为鄂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焦枝铁路、汉丹铁路的修筑使襄樊成为区域性的铁路交通枢纽，上世纪末，随着东风汽车集团卡车生产基地向该市转移，襄樊的工业实力明显增强，超过了黄石、荆州（含沙市）两市。然而城市规模仍然有限，城市化水平与沿海同类城市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
在武汉“一城独大”的格局下，宜昌、襄樊等城市如何定位？如何发展？新近编制的湖北城镇体系发展规划将宜昌、襄樊定位为湖北省的“副中心”，发展目标定为特大城市（人口超过200万），笔者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对宜昌、襄樊发展目标的这一定位是值得思考的。
湖北地区长期以来形成了武汉“一城独大”的格局，它是区域自然人文禀赋与社会经济综合作用的结果，反映了区域城镇发展的内在规律。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宜昌、襄樊、荆州等城市的发展重在突出特色、强化功能，形成差异化发展之势，而不能以追赶武汉、复制武汉为目标。对宜昌和襄樊而言，应该探索一条适合于中等城市发展规律的、特色突出、功能完善的可持续发展之道。换言之，宜昌、襄樊、荆州发展的重点不是追求规模的盲目扩大，功能的全面扩张，而是强化特有功能、突出特色功能、提升品位、彰显特色。据此，宜昌完全可以建成水电之城、旅游之都；襄樊可以建成为鄂西北地区的工商业重镇、交通物流中心；荆州则可以建成为江汉平原地区的文教重镇、旅游之都、宜居之城，从而与武汉形成差异化发展之势。
三、区域开放、强化功能：振兴县属中心镇的意义及实施路径
小城镇是湖北城镇体系的重要一极，小城镇的发展对于湖北城镇化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相较于其他地区，湖北地区小城镇具有数量多、规模不大、功能不强的特点。湖北小城镇不仅规模小，而且类型较为单一，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小城镇相比，湖北地区小城镇在功能类型上比较单一，工矿业型城镇几乎阙如，手工业型城镇发展不够，交通枢纽型城镇为数不多（缺乏类似辽东地区鞍山、抚顺、铁岭、阜新、辽阳、本溪那样的工矿型城镇，也没有蚌埠、淮阳、枣庄、临沂那样的作为地区交通枢纽的城镇）[8]，城镇职能结构的单一使湖北小城镇发展难以获得内在的、持久的动力，极易受到外在环境因素的干扰而出現波动，难以实现在持续发展基础上的跨越式发展。
针对这一状况，湖北省政府在《进一步加快小城镇的意见》中对小城镇的发展思路进行了重大调整，将过去的“重点建设小城镇”改为“建设重点小城镇”，这是一个切合实际的战略调整。在随后的相关文件中，省委省政府作出“建设100个重点镇”的部署。
问题是，何谓“重点小城镇”？其标准如何划定？如何通过重点小城镇的建设带动一般小城镇的全面发展？我们认为，确定“百强镇”既要结合湖北城镇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参照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同时应兼顾城镇空间分布的均衡和功能配置的协调。综合这些因素，近代湖北地区发展十分活跃的“县属中心镇”理应成为“百强镇”的主角。 近代湖北城镇发展的历程表明，无论从规模上、还是功能影响上看，县属中心镇都是小城镇最重要的组成部分[3] 40。县属中心镇往往是县域经济的中心，县域商业贸易的中心，同时也是省内埠际贸易的重要节点，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如孝感之花园、麻城之宋埠、应城之长江埠、天门之岳口、沔阳之皂市、红安之七里坪等等，就是典型的县属中心镇。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行政中心的导向作用，各级地方政府强化了县城建设，加上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遂使县属中心镇的发展建设大大落后于县城，除个别因升格为县城而获得较大发展（如广水镇后来成为广水县县城、武穴镇成为广济县县城，沙洋镇成为沙洋县县城等）外，其余的县属中心镇大多发展缓慢，有些甚至陷于停顿的状态。故此，在全面推进湖北小城镇建设的新形势下，以重点建设“百强镇”为契机，全面振兴传统县属中心镇，通过强化城镇功能、扩大城镇规模、增强城镇影响，使之重新成为县域经济的中心或副中心，从而带动湖北地区小城镇的快速发展。
如果说振兴县属中心镇是建设“百强镇”的重要内容，而强化功能、扩大规模、增强影响则是振兴县属中心镇的核心任务。
传统的县属中心镇多数为县域商业贸易中心，往往是县境内交通要道或集市贸易中心，城镇建设已有一定基础，但湖北县属中心镇普遍规模较小，功能相对单一，城镇发展起伏波动较大，大多未发展成为人口5万以上小城市。有鉴于此，要振興县属中心镇，强化其城镇功能，扩大城镇规模，增强城镇影响力，实为重中之重。在这方面地方政府应予以政策倾斜与资金扶持，促进地方经济资源、人力资源向中心镇聚集，特别是恢复振兴中心镇在农副产品流通贸易中的集散功能。使之逐步成为县域经济活动的中心或副中心。
在振兴县属中心镇、强化其城镇功能的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应该站在区域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规划县域城镇发展格局，摈弃行政中心主导意识和县城优先发展固有思路，使县属中心镇的发展潜力得以充分释放，通过中心镇的功能作用带动县域经济的全面发展。
同时，通过制度创新，逐步消除区域内的行政分割状态，突破行政区划的制度藩篱，构建一个开放的区域社会空间，使区域市场实现有效的整合，为县属中心镇及重点小城镇的发展提供一个广阔的平台。
近代湖北小城镇发展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区域的开放是县属中心镇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区域开放意味着要打破区域内的行政分割状态，跨越县域行政疆界，使社会资源、商品、生产要素在更大的区域范围自由地流动，而无所滞阻。区域空间的开放势必促进区域市场的整合，这就为小城镇、特别是县属中心镇展开县际之间的农副产品贸易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而为县属中心镇的发展注入持续的内在动力。前面所论及的一些县属中心镇，如长江埠、岳口、皂市、宋埠、广水、郝穴、沙洋，等等，都是在相对开放的区域环境下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在开放的区域环境中，它们不仅是所属县的商品贸易中心，也是临近各县的商品集散中心，通过这些县属中心镇的商品集散物流功能全面带动了县际之间经贸互动，从而推动了区域社会经济与城镇的全面发展。
振兴县属中心镇的意义不仅在于促进重点“百强镇”的建设，而且将对湖北中小城市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带状整合、旅游驱动：旅游带与小城镇发展带同步建设
近代湖北城镇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带状特征，即“两横一纵”的带状分布[6]。依托沿江沿河城镇发展带、整合沿线旅游文化资源、打造一批文化旅游特色镇，通过沿江沿河旅游走廊的构筑为小城镇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实为加速湖北小城镇发展的一条可行路径。
城镇的空间分布形态既是区域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区域历史文化资源的空间分布状态。以湖北地区而论，这一点更为突出。沿江沿河地带既是湖北城镇发展的两条轴带，又是湖北地区历史文化资源富集的地带。因此，依托湖北沿江沿河两条城镇发展轴带，整合沿线旅游文化资源，打造一批文化旅游特色镇，使城镇带与旅游带叠合一体，形成以特色镇为节点的历史文化长廊。这是湖北小城镇发展的一条新型的战略路径。
在现代城市经济中，旅游业是新兴的重要产业，是绿色产业，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支柱性产业。而在发展旅游产业的过程中，中小城镇无疑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
湖北旅游资源丰富多样，自然风光钟灵毓秀，历史古迹星罗棋布，红色旅游景点成群连片，不同区域呈现出不同的类型特征，各具特色，具有差异化发展的巨大潜力。湖北沿江沿河地区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资源蕴藏丰厚，鄂东北地区的红色旅游景点星罗棋布，鄂西南地区的民俗风情别具一格，鄂西北地区的自然生态资源绝无仅有，可谓各有特色，异彩纷呈。
以长江沿线地区而论，这里自然风光旖旎，历史遗址众多，文化积淀丰厚，尤以自然人文景观见长。这里分布着长江三峡、武汉东湖、赤壁陆水湖三个国家级风景区，荆州八岭山、武汉九峰山两座国家森林公园，荆州、武汉两座历史文化名城坐落于其间。还有长江新螺段、天鹅洲故道和白鳍豚保护区三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作为湖北省代表而入选“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的西陵峡、黄鹤楼与葛洲坝。湖北长江沿线不仅拥有旖旎秀美的自然风光，还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神秘幽远的新石器文化、瑰丽华美的楚文化、雄浑壮丽的三国文化都集中分布在沿江地带，由西向东依次分布着大溪文化遗址、屈原故里、楚都纪南城、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商代古城盘龙城，以及闻名中外的赤壁古战场等等，构成一道绚烂夺目的历史文化长廊。
湖北汉江沿线也是一条历史文化资源富集的地带。从西北至东南依次分布着“郧阳人”新石器文化遗址、楚文化遗址、襄阳历史文化名城、炎帝故里、屈家岭文化遗址、明显陵遗址及三国文化遗址等等，构成一条穿越数千年时空的历史文化长廊。
如前所论，长江沿线、汉水沿线是湖北城镇发展的两条主轴，湖北地区最重要的城镇大多分布在这两条轴带上。而沿江沿河地区蕴藏的丰富历史文化资源又为这一地区的城镇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充分利用沿江沿河丰厚的旅游文化资源，精心打造一批历史文化旅游特色镇，使沿江沿河城镇带同时成为文化旅游带，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完全可行。 沿江、沿河小城镇众多，现从西向东的次序分列如下：
沿江文化旅游特色镇参考名录——官渡口、襄口（西襄口）、沙镇溪、泄滩、香溪、屈原镇、太平溪、三斗坪、小溪塔、红花套、猇亭、白洋、洋溪、姚家港、董市、江口、七星台、涴市、李埠（长江荆江段）、埠河、新厂、南口、调关、小河口（长江荆江段）、上车湾、尺八、三洲、白螺（长江荆江段）、瞿家湾、螺山、乌林、柳山湖、陆溪、龙口、周郎咀（三国文化）、簰洲、新滩、金口、军山（三国文化）、阳逻、葛店、双柳、大埠、华容、黄州、巴河、燕矶、兰溪、散花、茅山、河口、管窑、田家镇、富池口、龙坪、新开、小池。共计57个小城镇。
汉江沿线文化旅游特色镇参考名录——羊尾、胡家营、柳陂、安阳口、均县镇、武当镇、傅家寨、沈湾、冷集、仙人渡、庙滩、茨河、太平店、牛首、泥咀、张湾、东津、小河、南营、璞河、流水、丰乐、中山、石牌、臼口、马良、多宝、王场、张港、泽口、彭市、麻洋、多祥、胡场、沉湖、脉旺、分水、马口、庙头、新沟等。共计40个
上述小城镇包括一些建制鎮，更多的则是一般小城镇，它们大多规模较小，产业基础薄弱，城镇化水平不高，城镇发展缺乏持续的动力。如何促进这些小城镇的发展？靠乡镇企业来带动是普遍的作法，事实证明，这并不是小城镇发展的唯一选择，甚至也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我国已进入到工业化的中级阶段，乡镇企业已走过了其最辉煌的阶段，在这种背景下，推动小城镇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第三产业，是社会结构转型所带来的人口转移，是城乡一体化发展所带来的种种机遇。以区域旅游带的整合驱动小城镇的发展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思路。
以旅游服务业带动小城镇的发展，其核心是区域旅游资源的有效整合，重点是旅游特色镇的打造。充分利用湖北旅游资源带状分布的特征，有效整合区域旅游文化资源，使区域内的小城镇成为整个旅游带上的有机节点，彼此在景点布设、服务类型上形成有效的衔接和合理的配置，同时又保持自身鲜明的特色。
在此，要特别强调旅游资源的区域整合，因为旅游业本身是具有空间连续性的，旅游景点只有连线成片才具有规模效应，单个的小城镇即便自身资源再丰富，也难以做大做强。只有区域旅游资源的有效整合、形成旅游带或旅游片，分布其间的单个小城镇各自承担一定的功能，通过彼此的互动关联，才能形成旅游城镇带，从而带动单个小城镇的发展。例如长江荆江段具有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三国历史文化资源，分布其间的螺山、乌林、柳山湖、陆溪、龙口、周郎咀、簰洲、军山、华容等小城镇形成一条较为完整三国文化旅游带，它们彼此之间只有围绕三国文化旅游形成区域整合，才能产生整体的效益。离开了区域整合，离开了区域城镇体系，单个小城镇要独自发展三国文化旅游，往往难以为功。
有了区域整合，接下来便是旅游特色小镇的打造和建设。在一个区域旅游带中，小城镇是一个个的节点，它们有各自的旅游资源，形成各自不同的旅游文化景观，借助旅游产业带动小城镇发展，关键就是要挖掘小城镇的旅游资源，凸显小城镇的文化特色，依托区域旅游文化的整体风貌，打造各具特色的旅游小镇。（江浙地区的特色古镇、皖南地区的徽州特色小镇即是成功的案例。）使之成为镶嵌在区域旅游带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通过它们烘托起整个区域的旅游文化景观。譬如围绕着三峡自然风光旅游和楚文化旅游资源，着力打造官渡口、襄口（西襄口）、沙镇溪、泄滩、香溪、屈原镇、太平溪、三斗坪、小溪塔等小城镇，使之成为三峡旅游带和楚文化旅游带上的一个个节点，成为各具特色的旅游小镇。依托三峡观光旅游和屈原昭君遗址遗迹打造文化景观，建设相关文化旅游项目，配置相关旅游服务设施，从而带动小城镇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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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曾 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