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中的中国形象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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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游记》是日本大正文坛的作家芥川龙之介的一部重要的游记,在其百余部作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一直以来,中日两国学者对其评价呈现两边倒的趋势,且主要集中在《游记》是否真实展现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 中国游记  中国形象
  一、日本学者对《中国游记》的评价
  (一)《中国游记》并未能真实展现中国面貌
  《中国游记》是作家芥川龙之介的一部重要的游记,它不仅是中国当代社会面貌的缩影,在近代日本文人创作的中国游记类作品中的地位也不可小觑。日本对芥川《中国游记》的研究也层出不穷,相关的研究著作和论文数不胜数,且历来存在正负两方面的评价。(以下简称《游记》)负面的评价主要有与芥川同时期的村松梢风,他在《评芥川氏的<中国游记>》一文中提到芥川的游记中关于中国的言论并没有伤及主要的东西,吉田精一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芥川借《游记》的华丽的形式和题材施展其绝妙的才智。《游记》是以小说家的视角对中国当代的现状所作的分析,其笔触仅仅停留在表象上,文章中没有体现出对中国的现在与未来的任何展望。武田泰淳《中国小说同日本小说》认为芥川在《游记》中完全坦露自己心中所想,是作者的一己之私,未能完全考虑中国人民的苦恼。神田由美子指出芥川《游记》没有充分考虑中华民国的动荡时局,并指出其将注意力更多集中在中国民俗文物上,很少关注政治,而中国之行给芥川带来的更多是精神的打击。包括宇野浩二在内的很多作家也认为芥川的中国旅行不仅使得他原本柔弱的身体更糟,而且给芥川带来的心理打击也很大。因此,中国之行也成为芥川艺术道路的分水岭。这些负面评价多集中认为芥川报道的中国现状存在片面和不足,游记并未能全面考虑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情况。
  (二)《中国游记》是芥川龙之介创作风格的转折点
  在日本国内也出现一批以关口安义为首的对《游记》给予正面评价的学者。多从芥川的才华和中日两国的关系出发。关口安义《特派员芥川龙之介》考究芥川的中国之旅,称赞芥川作为一名新闻人冷静客观描述了事实的才华和能力。其《芥川龙之介及其时代》详细地描绘了芥川的一生,重新塑造了芥川的形象。青柳达雄《芥川龙之介同近代中国序说》为《游记》里对中国的“坏话”辩解,他同样认为中国旅行不仅给芥川心理的中国形象造成极大的打击,也掺杂了中日两国复杂的关系。与芥川之前的创作风格相比,中宇野浩二认为这次中国之旅使得芥川的创作风格发生很大的转变,不仅风格与之前不同,而且题材也明显发生了变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在证实了芥川来华与胡适、李人杰等人来往的事实,一些学者也不否认这次游行带给芥川本人的价值。松泽信佑《新时代的芥川龙之介》把芥川的中国之旅与甲午中日战争和二十世纪的中日关系联系在一起,并指出芥川对中国人民的态度是怜悯的,芥川本人十分同情日本帝国对中国人民的造成的伤害。小泽保博认为这次旅行对芥川本人的个人文学素养有很大的提升,不可否认,这次旅行带个芥川的意义重大。再者,研究者也发现如果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除了芥川之外,很多日本大正时期的作家,如川本三郎《大正幻影》和西原大辅等人认为在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等作家的作品中,一直充满着对异国情调的想象,他们的“支那趣味”表明了对传统中国的美丽幻想。
  二、中国学者对《中国游记》的评价
  (一)《中国游记》真实再现中国原貌
  中国国内对《游记》的评价,与日本完全相反。首先,对比《游记》在本国的尴尬和冷漠,中国学者则是满腔热情地接过了《游记》。自1925年《游记》在日本本国面世之后,第二年我国学者夏丏尊先生就发表文章《芥川龙之介氏的中国观》,在题记中夏丏尊先生就直言,自己无法也不可能为国人争辩,《游记》所记之事皆属事实,这本《游记》可以直接拿来让本国人民读,目的在于让国人以此为镜,可以一窥自己的真容。不仅如此,夏丏尊认为芥川的文学修养很高,眼光独到,认为《游记》无丝毫夸张地将中国的丑陋现实展现在中国人乃至世界人民之前,并借此警醒当时人。再次,芥川去世后,我国国内开始不断引入芥川作品,《小說月报》推出芥川专辑。郑心南在悼念芥川时指出国人不能以仇日的心态对待芥川,不能因为他是一位日本人而忽视他。在《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中,作者张若谷指出虽然芥川的《游记》里面对国人有嘲讽和不敬的言论,但是不能因此而忽视这部作品确实反映了中国的现状。并以此号召广大青年抛弃消极懈怠,积极热情地投入革命。刘大杰《寒鸦集》中收录的《忆芥川龙之介》也对这部作品有高度评价。作为现代文学之父的鲁迅从未停止向国外寻求救国救民的方法,早在《游记》初版5个月之后,鲁迅就从东亚公司购入《游记》。鲁迅虽然没有针对《游记》发表自己的感想,但在《灯下漫笔》中鲁迅先生对感直言中国现状和憎恨中国的人,鲁迅先生认为这是真正可以敬佩的人,是定要双手表达自己谢意。可见,虽然没有直接评价《游记》,但是鲁迅先生对芥川的做法是认可的和感谢的。所以鲁迅认为能对当时中国现状越是厌恶则是越是关心中国,而当时的芥川就是毫不留情地将当时的所观所感真实的袒露在游记里。后来在致增田涉书简中,鲁迅先生也坦言日本的学者来中国之前对中国的了解其实都很局限,当现实与他们的观念不同时,便采取回避。所以鲁迅认为他们来或不来是一样的。但据增田涉后来讲,鲁迅去世前也提及芥川《游记》中一些对中国人不好的言论,但是鲁迅认为是翻译者的缘故,他认为中国青年应该多读芥川的作品,而鲁迅自己也表示愿意翻译更多芥川的作品到中国来。鲁迅认为芥川龙之介所讲的“坏话”是忠言逆耳,而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容易受到一般作家或批评家的影响,无法体会芥川当时迫切改变落后破旧中国现实的心情,鲁迅先生一直想将芥川的作品译介到中国,让中国人能够多了解芥川。可见,鲁迅是比较欣赏芥川的,就《游记》来讲,鲁迅先生也认为它真实地展现了当时中国的现实状况。
  (二)《中国游记》是有形式无内容的空壳
  同样,中国文坛对芥川《游记》否定性评价也很多,最早接触《中国游记》的韩侍桁,他最早对芥川《游记》进行了批判。在《杂谈日本现代文学》中,作者直言《游记》给自己很差的印象,认为芥川作品虽能给读者短暂的兴奋但是经不起仔细地推敲。乃至对他其他作品如《鼻》和《罗生门》也表示怀疑,韩侍桁的看法不乏主观色彩。但能看得出他对《游记》持批判的态。冯乃超在《芥川龙之介集》中评价在中国国内似乎关注芥川自杀的人比其作品更多。虽然他的评价有些调侃的意味。冯子韬在《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作风和艺术观》的序言中也直言芥川的作品乏味无聊,提不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将芥川批驳地最为深入的是巴金先生,他在《几段不恭敬的话》中直言芥川龙作品除了形式以外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且其作品的大部分内容没有值得再读第二遍的必要,他评价芥川的作品皆为“空虚”之作。这篇文章发表时时1935年,此时的中国中国正处于九·一八事变时期,中国人民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动荡不安,民族矛盾尖锐,巴金对芥川游记中的言论给予有力的回应。不得不说,巴金的愤怒与当时中日两国的关系有密切关系。但是,这些文章最后却没有编录在《巴金全集》中。或许这也是巴金本人承认自己当初对芥川太过激烈反抗的一种反映吧。
  鲁迅的理解与巴金的批判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的代表。对《游记》其中不乏隔靴搔痒的点评和力透纸背的见解,但大多数观点都是主观臆断的结果。而鲁迅等革命领导从拯救国民的道路出发看到了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知识来拯救落后的中国。唯有如此,才能去除糟粕的思想,打破旧有的思想观念,吸收民主科学的新思想。本人认为无论是完全肯定式的放大《中国游记》的批判意识,还是完全否定其现实价值,都是不对的。《中国游记》展示的只是偌大中国的冰山一角,作为深谙中国古典文化的芥川,或许夸大了某些方面,但是在国主义列强侵略的背景下,芥川作为一位局外人能敏感地获取这些信息,这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芥川为我们提供的角度成为我们中国人深刻反省的一面明镜。这架镜子处处充满着丑陋不堪、肮脏,让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到现实。
  三、结论
  不可否认,在《游记》充分展现了芥川的记者才能。作为优秀的文学家,他不仅常常留恋美好的景致,也深刻关注着中国的现实情况,《游记》也成为了一部反映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现实的重要的资料。阅读《游记》我们不仅为芥川的才华所吸引,更能充分体会芥川在书中流露的失望和无奈之感。作为第三者的芥川,在踏上这片土地之前,绝未料想到曾经的梦只是自己的一个幻想而已。不雅的行为,肮脏的穿着,随处可见的破败荒凉的古建筑给芥川心头沉重的打击。
  但是,作为深受中国古典文化影响的芥川在游记中流露出的不单单是失望之感,在《游记》中,当芥川走在上海城隍庙的湖心亭边时,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一个留着发辫的中国男子冲着湖水开始小便,而且态度非常怡然自得。作为看客的芥川此时也不由地感慨,即使中国政坛发生巨变,中国文坛走下坡路,以及日英两国是否结盟等等,这些事情于他根本不没有任何关系。芥川称其为“自然可爱”的风景画,其嘲讽意味跃然纸上。对这名中国男子的细心刻画足以说明作者讽刺了当时精神麻痹的中国人民。同样,芥川并没有因此心灰意懒,他还将希望的曙光投射在那些"还没有心灵昏聩"的中国人的身上。因此,如果我们认为游记是故意丑化中国,那么是我们曲解了芥川的本意。在《游记》中,芥川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这也更能彰显这部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时至今日,《游记》也是研究中日关系的很好的资料。
  在《游记》中,记述了芥川游览芜湖时与西村贞吉的一段对话,芥川把那些亲眼看到中国落败后仍能爱上中国的人称为“憧憬中国趣味的浅薄之人”,其中“中国趣味”是在当时日本国内非常流行的一种说法。但是在创作《游记》时,这一流行语还未出现,但是当芥川游历完中国回到国内后,此时的芥川感慨道这种“中国趣味”并不是一种现实存在,而是人们的想象而已。那么,芥川在游记中的言论也是敲打了沉迷于幻念中的日本人。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芥川游记对中体现的对中国的失望是否可以理解为西方对于东方幻想的幻灭,芥川是否也像福楼拜,内瓦尔游记中对东方世界幻想的幻灭。芥川《游记》描写了作者理想中的古籍中的中国与现代社会的断裂。但是,《游记》虽然表现出芥川难以抑制的对这种幻灭的失望之情,但是芥川并不是抱怨现实而是借此向中国的知识分子表达救国的迫切希望,这一点是当时的中国人所未能看到的。所以很多人只看到游记中充满对中国人的嘲谑和不满是片面的,当时估计只有鲁迅能理解芥川的心情。
  芥川游记是否有对中国的轻蔑,我们在《游记》中也可瞥见。与章炳麟、郑孝胥、李人杰等人的交谈和亲眼目睹的许多反日爱国运动对芥川影响很大,他看到这些人的忧国忧民之情,江口涣后来回忆,芥川对中国人的反日态度非常坚决。在中国学生无论在家里还是学校禁止使用日货,芥川亲眼看见女学生们的决心时,感动的落泪。芥川中国人民的反日行动的赞赏表明虽然处于苦难中国仍然有为此奋斗的人们,芥川发现他们是救于水火中的中国的唯一出路。回国后,芥川发表三篇小说,《将军》、《桃太郎》和《湖南的扇子》,这三部作品从侧面反映出了当时芥川龙之介心中的中国印象。《将军》和《桃太郎》直接是日本对华侵略的嘲讽。《湖南的扇子》则刻画了一个不服输勇敢顽强的湖南人形象。这三部小说中没有对中国蔑视,是芥川中国之旅之后对中日两国关系的明确认识。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如果把《游记》对当时中国现实的描绘认为是对中国的轻蔑,未免偏颇。芥川深谙中国古典文学,对中国文化的憧憬和喜爱,但现实是当时处于战乱中的中国不可能符合芥川心中的中国形象,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只能记录在《中国游记》中。在游记中,芥川试图通过自己的见识真实反映当时的中国面貌,但毋庸置疑,芥川在短短的几个月是无法了解眼前这个已经沧桑的中国已经不是他心中的美丽面貌。曾经的美丽姑娘已成为满脸皱纹的老太婆,经历五千年迫害的中国已满目疮痍,破烂不堪,家国破碎,人心动荡。难得的是,作为此时期来访的日本作家,芥川将这种体会带回了日本。因此,如果我们认为《游记》中体现芥川对中国的污蔑,这是不恰当的。中国之行不仅是对芥川还是对中日两国都是两国文化交流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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