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先生曾言：“我不给孩子留财产，我给他们留德。”
　　晏阳初在接受赛珍珠访谈时曾向全世界发问：“我向全世界提出这一个问题，请求解答。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
　　陶行知曾对常见的教育家进行过分类：“一种是政客的教育家，他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他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第一种不必说了，第二第三两种也都不是最高尚者。”
　　梅贻琦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蔡元培说：“一己之学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束缚自己。诚如是，则科学、社会等等，均将任吾人自由讨论矣。”
　　在康生指示下，《光明日报》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1月，共发表了10篇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文章。1960年1月，马寅初在《新建设》上发表文章说：“11月30日《光明日报》一篇文章说过去批判我的人已经把我驳得体无完肤了，既然是体无完肤，目的已经达到，现在何必再驳呢?但在我看来，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宽体胖’了。”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日，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日，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31岁就当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说：“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孔子曰：“有教无类。”
　　黄炎培先生1945年到延安访问，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毛泽东当时提出解决的办法是走民主之路。
　　朱熹说：“读书无疑者需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
　　“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
　　有人说“你要为国家牺牲你的自由”，胡适说：“争取你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一个真正的開明进步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造成的，是要有独立个性，有自由思考的人造成的。”
　　陈独秀说：“盖教育之道无他，乃以发展人间身心之所长而去其短，长于短即适与不适也。”
　　王国维说：“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梁启超说：“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为本于学校。”
　　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向蒋建议应该派一位德才兼备的学者去担任浙大校长，并推荐了留美回国的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蒋介石让陈布雷去找竺可桢谈，竺可桢说：要我担任浙大校长必须依我三个条件：1．校政由我全权负责，外人不得干预；2．所需经费必须保证供给；3．只担任一年。
　　蒋梦麟说：“我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
　　辛竹摘自《围城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