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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微有着非常纯正的文学趣味，她的阅读面是很广博的，但当她坐下来写作时，她完全放弃了那些外在的技巧，她要用自己的整个生命来面对世界，要把生命转化成文字。在这个过程中，她的精神内核持久地停在那个生命混沌而觉醒的时刻，她置身在那个最敏感的时刻，反复探查这个世界，也回过身来探查自身的生命。在生命与世界的相遇中，世界是庞大的、近乎顽固地永恒，而生命是变化的、短暂的、脆弱的，因而生命的底色便逐渐显露出了悲凉的基调。我有时听人说魏微的小说特别温暖，我承认，有的地方是有温暖的成分，但她更有一种特别深沉的、广大的，甚至是无边的悲凉。
时间问题是魏微最为关注的——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她经常会这样写，她小心翼翼地计算着时间，计算着人物的年龄。她到底在计算什么？她并不是为了计算出历史的刻度，她计算的是时间对生命带来的伤害。时间把一个人从元气充沛的鲜活状态逐渐变成了一种腐朽的、毁坏的废墟，她对此特别敏感，这种敏感几乎贯穿了她全部小说的始终。
她的小说还几乎贯穿了贫穷和爱情，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想，这依然来自于她关注一个生命体在精神成长的道路上，所遭受的挫折感、挫败感，以及那种无力感。贫穷，隐喻着这个世界的物质性、社会性，而爱情则隐喻着这个世界的精神性、私密性。她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探讨着生命成长的可能性以及毁坏的可能性。
很多人都喜欢《家道》这篇小说。小说结尾的时候，这一家即将没落的人通过不懈的努力，又站起来了，又重新捡回了物质层面的尊严，但是，结尾处主人公自问，可是有什么用呢？有什么意义呢？他们现在所记得的，只有这个过程中的辛劳，他们的欣喜已经没有了。于是，主人公站在马路边飞扬的尘埃里，发出了谜一般的微笑。这个微笑是揪心的笑，读来特别让人心酸和难受。有些让人联想起电影《美国往事》结尾处罗伯特·德尼罗那个谜一般的微笑。
自己的小生命如何步入这个大世界？是生命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生命？她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过程。
《在明孝陵乘凉》这个小说写了女性性意识的觉醒过程。主人公她一直期待着例假的到来，可例假迟迟不来，她觉得很沮丧。她不再去想这件事。等到她十六岁的时候，例假突然来了，她终于成为了一个女人，获得性别的身份，她本来应该开心的，但是她一点也快乐不起来，她觉得自己反而失去了很多快乐，她仿佛感到有另外一个自己从自己的身体中走开了，自己被抽空了，甚至成了另一个人。小说从性别意识出发，到达了极为本质的生命体验。
我觉得魏微对于生命的理解是有些先验的，也许在她心里一个人刚刚出生的时候，处于一种圆满的状态，而成长则是一种伤害，世界的棱角会擦伤生命的躯体，让它变得伤痕累累。我想起了明代思想家李贽，他的童心说便是如此，全部的言说都必须回到那颗赤子之心，否则便是伪道学。魏微肯定不是去实践这样的一种理论，她是天生如此，她的写作动力全部出自她独特的性情和本能。她跟相距几百年的李贽，有着对于生命和人性的同样感受。
以《大老郑的女人》这篇小说来说，其实它的情节是很简单的，写了童年时候邻居的一对男女用违背社会道德的方式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在这座小城来谋生的大老郑在故乡有妻子，却“租”了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而后来发现这个女人在乡下也有自己的婚姻。）如果仅仅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解读这篇小说，可以分析说明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伦理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动。但如果仅限于此，便是对这篇小说的真正魅力视而不见。这篇小说最有魅力的地方是孩子的目光。小说经常会出现“我们”这样的叙述口吻，但在这个“我们”之内，分明可以看到那道最真实、最胆怯的目光。那道目光在一点一滴地打量着这个世界，它也会随着周围的人们欢笑或悲伤，但它始终怯生生地打量着世界，始终和世界保持着几厘米的距离。正是这几厘米的距离，让我们感到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
读魏微的小说，我时常会想起萧红，隐隐觉得她们有相似的精神气质。还是以《大老郑的女人》为例，小说的第一部分，足足有好几页篇幅只是讲述着小城的变化，如果用电影镜头来类比，那就是长时间的空镜头和画外音。在这部分，只是提了一下大老郑是邻居，四十多岁，然后叙事者一直讲述着小城的情况，那些不变的街巷，以及那些开始变化的氛围。在耐心地叙述中，小说完全复活了一段时光。萧红就是一个回望型的作家，在《呼兰河传》这部小说里就复活了那座东北小城的模样，也复活了她自己的童年。但她们又有很深的不同，魏微相比于萧红来说，又少了那种疯狂折腾的活力。她通透了人世的悲凉底色，以至于面对许多事情都显得有点儿淡漠，甚至有点儿疏离。就此而言，她又和她喜欢的另外一个作家——张爱玲有了某种相似性。不过，她身上又少了张爱玲身上沉溺于人情世故的一面。这让她像是张爱玲、萧红这两个作家的不同特点的集合。
除却上述类型的小说，魏微在另外的向度上也有过努力。她的中篇小说《沿河村纪事》便尝试着从自己的世界中走远一些，来到历史、政治的庞大身躯面前，探询一下那些涌动的深渊。这篇小说当年一发表，就获得了华语传媒文学大奖。《沿河村纪事》在框架空间的处理上是比较宏大的，完全可以媲美一部长篇小说。我个人觉得这个尝试对她来说非常重要，我甚至期待着她能够走得更远。我告诉她我的想法，可她很真诚地对我说：“我觉得那样的小说还是离‘我’有些远了。”这个“我”可以等同于魏微吗？这个“我”和叙事者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也是一个深刻的哲学话题。一个作家的自我跟文学中的自我是否是一回事？文本中的这个用语言建构起来的自我，能否去提升物质世界中的这个肉身的自我？应该是可能的。比如说，福樓拜写《包法利夫人》、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他们在写作的过程中又哭又笑，像是亲身经历了人物的命运。这种语言的探险与意识的成长一定是难分难解的，想象与记忆也在生命的深处互相激发，拓宽生命的疆域。
当然，能够在历史叙事和灵魂叙事之间找到一个来去自如的位置，用语言激活生命与历史之间的连接渠道，确实是有些难的。诗人叶芝说过一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作家或诗人都是戴着文化面具来写作的。文化面具当然不是虚伪的盾牌，而是个人和历史的接触面。因此，我们得以更好地理解叙事者的文化意义。叙事者便是作家个人生命在接触世界过程中的代理人。作家和世界之间由于代理人的存在，而产生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作家可以不断地调整角度去观察世界，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去发表看法，而不必画地为牢。比如库切的长篇小说《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其中著名的女作家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很显然便是库切的化身，她不断地在各种场景下，跟不同的人表达着自己的观念，但库切需要她的存在。因为他可以认同她的观念，也可以辩驳她的观念。后者简直太重要了，作家一定要认同自己笔下的人物吗？这也许是现代小说最有趣的地方。 上边这些话都是我从魏微的写作状态中衍生出来的想法，其实和魏微的作品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但是，这样的想法又再一次让我意识到，魏微的写作和她的生命是浑然一体的，在信息的洪流冲垮了一个个生命的堤坝的时代，这样的写作极为珍贵，因为它让语言和生命具备了信仰般的品质。
2
张炜是一个有着极为庞大的精神体量的作家。读了朱又可先生对他的访谈录《行者的迷宫》之后，才确切地知道这种强健的精神主体是如何起源的，又是如何在复杂的生活阅历和人生积累中成形的。行者的迷宫，原来并不是一个隐喻，而是一个实指。尽管张炜在前言里谦逊地将这个标题定位为一个隐喻，但随着阅读的深入，在了解他之后，发现他真的是一个行走在大地上的人，他跟大地的关系要比一般的中国作家深得多。他的一生竟然有几十年都行走在路上，这种行走不是舒适的“自驾游”，就是原始意义上的行走——用脚来丈量土地。他将自己的行走方式比喻成纯文学的长篇小说：情节被压缩，而细节被放大。
行走和漫游是他从小养成的爱好，对于胶东半岛的每一寸土地，他都渴望去踏足并探寻。这最终成了他的生活方式。几十年来，他一直扩大着游走的范围，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半岛地区，他要在西方和东方、南方和北方，最贫穷和最富裕的地方去观察，从而使得生活的面积不断地扩大和敞开。他在行走中多次遇险，好几次有生命危险，这让我对他的写作有了更多的敬重。
他自然是多面的，既熟悉政府部门以及社会组织的运作，同时又亲近那些最遥远、最偏僻的角落。他工作后的行走，有时是想将那种职场的习气和文人的习气冲刷掉。他的工作方式有些像人类学家，热衷去搜集那些文化的遗存。他寻找那些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离群索居的人，在他们身上发现更加贴近大地和天空的生命形态。他发现他们的语言保留着曾经的话语，或者是因为长期生活在野外，语言也和环境融为一体，变得更加及物。到底何为真实？眼下这种狭窄的家居生活，电视、手机、网络，仿佛是和世界无限联系的。但是，那些大山里的独居者，没有电视、手机、网络，却直接连通了天地自然，他觉得后者的连接才是更大的。
他之所以这样信任土地、亲近土地，是因为他相信土地是人性和文化的共同起源。我们这个时代，这种地方性知识一方面在全球化、商业化的侵袭下，正在快速消亡，那种彼此模仿的、千篇一律的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乡村模仿乡镇，县城模仿城市，小城市模仿大城市，大城市模仿巨型都市……网络时代把立体的空间变成了相似的平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出走越来越局限，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人家想让我们看到的，我也相信世界仍然有巨大的秘密隐藏在那些山水之中，这便是需要行走去突破和发现的。
因此，张炜不是那种只阅读小说然后便从中孵化小说的食腐动物，他的写作是及物的。除了漫游之外，他还注重“野知识”的收集。他大学毕业后，在山东档案局工作过四五年，这让他接触到了主流视野以外的大量资料。我这才完全理解了张炜作品中那股与众不同的时代气息。他打通了阅读和行走、经验与材料，然后又通过巨大的文学能力把他们统摄在一起。
这种庞大的准备期，自然激发了他的创作胃口。他的心底诞生了一个雄心壮志，便是去完成一部关于中国当代的多卷本长篇小说。他不相信中国人写不出“史诗性”的超长篇作品，他想尝试。更重要的是，他想从一个更长的时段来思考中国当代社会。他的“长河小说”《你在高原》于2010年由作家出版社推出，他写了二十二年，分三十九卷，归为十个单元，有四百五十万字之多。他谈到，在这二十二年里，他不断地修改和调整。这种修改和调整，一方面当然是为了让作品更加完美，让语言更加体现时代的特点，但另外一方面，这种修改和调整有被动性的一面。因为中国当代社会一直发生着剧烈的变动，多变的政策对于社会的影响是极为显著的，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这使得长卷式的超长篇小说总是跟社会语境产生着各种各样的疏离、胶着，就像是漩涡的出现而改变了水面的形象，他必须要从中找到一个更恒常的价值，来穿越这些迷惑耳目的历史风景。
这让我不免想到，现实主义如果太紧贴现实的起伏，便会在时过境迁之后出现难以理解的变形;但如果现实主义不紧贴现实的起伏，选择以隐喻来把握现实的内面，又失去了现实主义那种短兵相接的力量，以及没有了对社会现实的巨大容纳，实际上便不能再称之为现实主义了。这是一个困境。超长篇小说的优势也许正在这里：历史和时代的背景如果能充分展开，我们便能更好地理解那些扭曲的现实。
他一定有这样的考量。他谈到了长篇小说的艺术，尤其推崇空间并置的思维方式。在纸上形成一个庞大而错落有致的建筑群落，正是长篇小说丰赡的结构之美。他还提到了重复之美，举《西游记》为例，重复的力量不仅仅是简单的加法，很多重复看上去是相似的，实际上他们总有一些微妙的不同，因而重复会营造出一种更有力量的美学。其实中国的古典小说，有许多小说都采取重复的结构，比如《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等，这种结构的确有它的好处，可以最大程度地容纳现实的人生世相。
超長篇小说的写作是对生命的可怕损耗，因此精神主体不仅得足够强壮，还得足够坚韧。他谈到他年轻时，身体是很强壮的，可以白天采访记录，晚上读书写作，基本上不需要睡觉。可是，强壮可以撑个一两年，但绝对撑不起二十几年。只有坚韧可以。坚韧不是一种力量，而是一种信仰。他有他的信仰。他说自己是为了一个“遥远的自我”而写作，那个“我”在更高处，那个“我”在注视着写作的自己。这让写作变成了宗教般的信仰，从而获得了生命的坚韧。
这是写作的崇高仪式——所有的形式都是在强化内容，最深奥的跟最朴素的，在恰切的形式中彼此相通。于是，最高远的目光得以内化成血肉和生命。
因此，他特别强调文化产品跟艺术作品是不可以混淆的。作为艺术的文学，在他那里是处于一种完全纯粹的状态，他认为写作没必要去迁就读者，那道更高处的目光意味着生命的完成。我对此是很认同的，只有这样的写作才是出自生命本身的诚挚，才是对读者的最大尊重。读者在这样的文字中跋涉，才能获得深沉的人生哲思。 再坚韧的生命也会有绝望和痛苦。他谈到自己的绝望和痛苦。虽然他很年轻就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获得了文学界的认可，按理说不应该有太多的痛苦，但他在社会转型的物质时代陷入了价值崩裂的痛苦，因此在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思潮中，他才像斗士那样去发表言论。他认识到，道德伦理和文化思想不会总是处于一种进步的状态，随着历史的不同阶段，这些精神的事物没法得到有效的储存和接力。这跟科技文化不一样，科学技术不但可以储存还可以接力发展，因而科技才创造了今天这么发达的物质文明。所以，他不是一个顽固的道德论者，他只是在捍卫自己行走在大地上所生长起来的精神价值。
他就此提到一点，我觉得很值得深思：对每个人来说，人生的第二次选择特别重要，因为第一次选择是凭着人生的热情和冲动去做的，但是在绝望之后的第二次选择实际上对生命意味着更多。这才是你对于生命道路的主动选择，才能让你承受起人生的绝望和痛苦。这是带着伤痕和经验的存在主义。
他对于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他认为那些大量的粗制滥造的文化产品和信息泡沫，构成了这个时代土壤的腐殖质。这是个很有洞见的说法。就像森林里死亡的落叶沉淀下来形成的腐殖质，却可以孕育出苍天大树。那么，泛滥的知识也可以成为滋养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的精神土壤。关键是作为精神主体的人是否强韧，是否有能力去有效汲取那些腐殖质中的营养成分。
他是一个过于复杂的人，他的迷人之处就在于他既像是一个古典精神的继承者，又像是一个现代精神的践行者。比如，他对于文化的理解，也是放在一个更宽阔的历史视野当中。他觉得我们应该上承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及的“整理国故”的号召，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有益的部分整理下来，成为我们创建新文明的火种和依靠。于是，他花了很多年，主编了徐福的资料集。他并不满足，他从中国文化的起源处开始寻找，并把他所处的山东沿海的齐文化作为当代跟古代进行连通的一个文化源流。他认为齐文化有着自由和浪漫，有着活泼的想象力，有着百家争鸣的包融性，这都深深地影响着他和他的创作。此外，他是极为推崇孔子的。他在《芳心似火——兼论齐文化的恣与累》一书中，考证孔子没有来到齐文化的腹地，但他同样赞美儒家，他只是反对将儒家形式化、空洞化，他觉得儒家是一门需要去实践的学问。比如他深感人文精神的失落，便亲自创办了万松浦书院，希望以一己之力去改变，尽管他深知这样的改变是极为渺小的。
这是一次极为漫长的谈话，能感觉到张炜一点一滴地将自己的生命历程榨取出来。我觉得他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讲漂亮话的人，但他的言辞中透着巨大的恳切。一开始也许你不太习惯他的说话方式，但是读着读着，你就被他的阔大和深邃俘获了。我在阅读的过程中，仿佛置身聊天的现场，逐渐沉迷在张炜讲述的无数细节当中，我反复回味着一些细节，有些场景在我的脑中栩栩如生。我意识到，我置身在他的生命迷宫中了。也许，他的迷宫和我的迷宮已经在某个地方连接在了一起，我要找到那条隐秘的通道。
王威廉，1982年生。先后就读于中山大学物理系、人类学系、中文系，文学博士。著有长篇小说《获救者》，小说集《内脸》《非法入住》《听盐生长的声音》《生活课》《倒立生活》等，作品被翻译为英、韩、日、俄等文字。现任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兼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创意写作专业导师。曾获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十月文学奖、花城文学奖、广东鲁迅文艺奖等。
责任编辑 冯祉艾
魏微有着非常纯正的文学趣味，她的阅读面是很广博的，但当她坐下来写作时，她完全放弃了那些外在的技巧，她要用自己的整个生命来面对世界，要把生命转化成文字。在这个过程中，她的精神内核持久地停在那个生命混沌而觉醒的时刻，她置身在那个最敏感的时刻，反复探查这个世界，也回过身来探查自身的生命。在生命与世界的相遇中，世界是庞大的、近乎顽固地永恒，而生命是变化的、短暂的、脆弱的，因而生命的底色便逐渐显露出了悲凉的基调。我有时听人说魏微的小说特别温暖，我承认，有的地方是有温暖的成分，但她更有一种特别深沉的、广大的，甚至是无边的悲凉。
时间问题是魏微最为关注的——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她经常会这样写，她小心翼翼地计算着时间，计算着人物的年龄。她到底在计算什么？她并不是为了计算出历史的刻度，她计算的是时间对生命带来的伤害。时间把一个人从元气充沛的鲜活状态逐渐变成了一种腐朽的、毁坏的废墟，她对此特别敏感，这种敏感几乎贯穿了她全部小说的始终。
她的小说还几乎贯穿了贫穷和爱情，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想，这依然来自于她关注一个生命体在精神成长的道路上，所遭受的挫折感、挫败感，以及那种无力感。贫穷，隐喻着这个世界的物质性、社会性，而爱情则隐喻着这个世界的精神性、私密性。她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探讨着生命成长的可能性以及毁坏的可能性。
很多人都喜欢《家道》这篇小说。小说结尾的时候，这一家即将没落的人通过不懈的努力，又站起来了，又重新捡回了物质层面的尊严，但是，结尾处主人公自问，可是有什么用呢？有什么意义呢？他们现在所记得的，只有这个过程中的辛劳，他们的欣喜已经没有了。于是，主人公站在马路边飞扬的尘埃里，发出了谜一般的微笑。这个微笑是揪心的笑，读来特别让人心酸和难受。有些让人联想起电影《美国往事》结尾处罗伯特·德尼罗那个谜一般的微笑。
自己的小生命如何步入这个大世界？是生命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生命？她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过程。
《在明孝陵乘凉》这个小说写了女性性意识的觉醒过程。主人公她一直期待着例假的到来，可例假迟迟不来，她觉得很沮丧。她不再去想这件事。等到她十六岁的时候，例假突然来了，她终于成为了一个女人，获得性别的身份，她本来应该开心的，但是她一点也快乐不起来，她觉得自己反而失去了很多快乐，她仿佛感到有另外一个自己从自己的身体中走开了，自己被抽空了，甚至成了另一个人。小说从性别意识出发，到达了极为本质的生命体验。
我觉得魏微对于生命的理解是有些先验的，也许在她心里一个人刚刚出生的时候，处于一种圆满的状态，而成长则是一种伤害，世界的棱角会擦伤生命的躯体，让它变得伤痕累累。我想起了明代思想家李贽，他的童心说便是如此，全部的言说都必须回到那颗赤子之心，否则便是伪道学。魏微肯定不是去实践这样的一种理论，她是天生如此，她的写作动力全部出自她独特的性情和本能。她跟相距几百年的李贽，有着对于生命和人性的同样感受。
以《大老郑的女人》这篇小说来说，其实它的情节是很简单的，写了童年时候邻居的一对男女用违背社会道德的方式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在这座小城来谋生的大老郑在故乡有妻子，却“租”了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而后来发现这个女人在乡下也有自己的婚姻。）如果仅仅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解读这篇小说，可以分析说明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伦理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动。但如果仅限于此，便是对这篇小说的真正魅力视而不见。这篇小说最有魅力的地方是孩子的目光。小说经常会出现“我们”这样的叙述口吻，但在这个“我们”之内，分明可以看到那道最真实、最胆怯的目光。那道目光在一点一滴地打量着这个世界，它也会随着周围的人们欢笑或悲伤，但它始终怯生生地打量着世界，始终和世界保持着几厘米的距离。正是这几厘米的距离，让我们感到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
读魏微的小说，我时常会想起萧红，隐隐觉得她们有相似的精神气质。还是以《大老郑的女人》为例，小说的第一部分，足足有好几页篇幅只是讲述着小城的变化，如果用电影镜头来类比，那就是长时间的空镜头和画外音。在这部分，只是提了一下大老郑是邻居，四十多岁，然后叙事者一直讲述着小城的情况，那些不变的街巷，以及那些开始变化的氛围。在耐心地叙述中，小说完全复活了一段时光。萧红就是一个回望型的作家，在《呼兰河传》这部小说里就复活了那座东北小城的模样，也复活了她自己的童年。但她们又有很深的不同，魏微相比于萧红来说，又少了那种疯狂折腾的活力。她通透了人世的悲凉底色，以至于面对许多事情都显得有点儿淡漠，甚至有点儿疏离。就此而言，她又和她喜欢的另外一个作家——张爱玲有了某种相似性。不过，她身上又少了张爱玲身上沉溺于人情世故的一面。这让她像是张爱玲、萧红这两个作家的不同特点的集合。
除却上述类型的小说，魏微在另外的向度上也有过努力。她的中篇小说《沿河村纪事》便尝试着从自己的世界中走远一些，来到历史、政治的庞大身躯面前，探询一下那些涌动的深渊。这篇小说当年一发表，就获得了华语传媒文学大奖。《沿河村纪事》在框架空间的处理上是比较宏大的，完全可以媲美一部长篇小说。我个人觉得这个尝试对她来说非常重要，我甚至期待着她能够走得更远。我告诉她我的想法，可她很真诚地对我说：“我觉得那样的小说还是离‘我’有些远了。”这个“我”可以等同于魏微吗？这个“我”和叙事者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也是一个深刻的哲学话题。一个作家的自我跟文学中的自我是否是一回事？文本中的这个用语言建构起来的自我，能否去提升物质世界中的这个肉身的自我？应该是可能的。比如说，福樓拜写《包法利夫人》、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他们在写作的过程中又哭又笑，像是亲身经历了人物的命运。这种语言的探险与意识的成长一定是难分难解的，想象与记忆也在生命的深处互相激发，拓宽生命的疆域。
当然，能够在历史叙事和灵魂叙事之间找到一个来去自如的位置，用语言激活生命与历史之间的连接渠道，确实是有些难的。诗人叶芝说过一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作家或诗人都是戴着文化面具来写作的。文化面具当然不是虚伪的盾牌，而是个人和历史的接触面。因此，我们得以更好地理解叙事者的文化意义。叙事者便是作家个人生命在接触世界过程中的代理人。作家和世界之间由于代理人的存在，而产生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作家可以不断地调整角度去观察世界，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去发表看法，而不必画地为牢。比如库切的长篇小说《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其中著名的女作家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很显然便是库切的化身，她不断地在各种场景下，跟不同的人表达着自己的观念，但库切需要她的存在。因为他可以认同她的观念，也可以辩驳她的观念。后者简直太重要了，作家一定要认同自己笔下的人物吗？这也许是现代小说最有趣的地方。 上边这些话都是我从魏微的写作状态中衍生出来的想法，其实和魏微的作品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但是，这样的想法又再一次让我意识到，魏微的写作和她的生命是浑然一体的，在信息的洪流冲垮了一个个生命的堤坝的时代，这样的写作极为珍贵，因为它让语言和生命具备了信仰般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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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是一个有着极为庞大的精神体量的作家。读了朱又可先生对他的访谈录《行者的迷宫》之后，才确切地知道这种强健的精神主体是如何起源的，又是如何在复杂的生活阅历和人生积累中成形的。行者的迷宫，原来并不是一个隐喻，而是一个实指。尽管张炜在前言里谦逊地将这个标题定位为一个隐喻，但随着阅读的深入，在了解他之后，发现他真的是一个行走在大地上的人，他跟大地的关系要比一般的中国作家深得多。他的一生竟然有几十年都行走在路上，这种行走不是舒适的“自驾游”，就是原始意义上的行走——用脚来丈量土地。他将自己的行走方式比喻成纯文学的长篇小说：情节被压缩，而细节被放大。
行走和漫游是他从小养成的爱好，对于胶东半岛的每一寸土地，他都渴望去踏足并探寻。这最终成了他的生活方式。几十年来，他一直扩大着游走的范围，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半岛地区，他要在西方和东方、南方和北方，最贫穷和最富裕的地方去观察，从而使得生活的面积不断地扩大和敞开。他在行走中多次遇险，好几次有生命危险，这让我对他的写作有了更多的敬重。
他自然是多面的，既熟悉政府部门以及社会组织的运作，同时又亲近那些最遥远、最偏僻的角落。他工作后的行走，有时是想将那种职场的习气和文人的习气冲刷掉。他的工作方式有些像人类学家，热衷去搜集那些文化的遗存。他寻找那些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离群索居的人，在他们身上发现更加贴近大地和天空的生命形态。他发现他们的语言保留着曾经的话语，或者是因为长期生活在野外，语言也和环境融为一体，变得更加及物。到底何为真实？眼下这种狭窄的家居生活，电视、手机、网络，仿佛是和世界无限联系的。但是，那些大山里的独居者，没有电视、手机、网络，却直接连通了天地自然，他觉得后者的连接才是更大的。
他之所以这样信任土地、亲近土地，是因为他相信土地是人性和文化的共同起源。我们这个时代，这种地方性知识一方面在全球化、商业化的侵袭下，正在快速消亡，那种彼此模仿的、千篇一律的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乡村模仿乡镇，县城模仿城市，小城市模仿大城市，大城市模仿巨型都市……网络时代把立体的空间变成了相似的平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出走越来越局限，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人家想让我们看到的，我也相信世界仍然有巨大的秘密隐藏在那些山水之中，这便是需要行走去突破和发现的。
因此，张炜不是那种只阅读小说然后便从中孵化小说的食腐动物，他的写作是及物的。除了漫游之外，他还注重“野知识”的收集。他大学毕业后，在山东档案局工作过四五年，这让他接触到了主流视野以外的大量资料。我这才完全理解了张炜作品中那股与众不同的时代气息。他打通了阅读和行走、经验与材料，然后又通过巨大的文学能力把他们统摄在一起。
这种庞大的准备期，自然激发了他的创作胃口。他的心底诞生了一个雄心壮志，便是去完成一部关于中国当代的多卷本长篇小说。他不相信中国人写不出“史诗性”的超长篇作品，他想尝试。更重要的是，他想从一个更长的时段来思考中国当代社会。他的“长河小说”《你在高原》于2010年由作家出版社推出，他写了二十二年，分三十九卷，归为十个单元，有四百五十万字之多。他谈到，在这二十二年里，他不断地修改和调整。这种修改和调整，一方面当然是为了让作品更加完美，让语言更加体现时代的特点，但另外一方面，这种修改和调整有被动性的一面。因为中国当代社会一直发生着剧烈的变动，多变的政策对于社会的影响是极为显著的，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这使得长卷式的超长篇小说总是跟社会语境产生着各种各样的疏离、胶着，就像是漩涡的出现而改变了水面的形象，他必须要从中找到一个更恒常的价值，来穿越这些迷惑耳目的历史风景。
这让我不免想到，现实主义如果太紧贴现实的起伏，便会在时过境迁之后出现难以理解的变形;但如果现实主义不紧贴现实的起伏，选择以隐喻来把握现实的内面，又失去了现实主义那种短兵相接的力量，以及没有了对社会现实的巨大容纳，实际上便不能再称之为现实主义了。这是一个困境。超长篇小说的优势也许正在这里：历史和时代的背景如果能充分展开，我们便能更好地理解那些扭曲的现实。
他一定有这样的考量。他谈到了长篇小说的艺术，尤其推崇空间并置的思维方式。在纸上形成一个庞大而错落有致的建筑群落，正是长篇小说丰赡的结构之美。他还提到了重复之美，举《西游记》为例，重复的力量不仅仅是简单的加法，很多重复看上去是相似的，实际上他们总有一些微妙的不同，因而重复会营造出一种更有力量的美学。其实中国的古典小说，有许多小说都采取重复的结构，比如《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等，这种结构的确有它的好处，可以最大程度地容纳现实的人生世相。
超長篇小说的写作是对生命的可怕损耗，因此精神主体不仅得足够强壮，还得足够坚韧。他谈到他年轻时，身体是很强壮的，可以白天采访记录，晚上读书写作，基本上不需要睡觉。可是，强壮可以撑个一两年，但绝对撑不起二十几年。只有坚韧可以。坚韧不是一种力量，而是一种信仰。他有他的信仰。他说自己是为了一个“遥远的自我”而写作，那个“我”在更高处，那个“我”在注视着写作的自己。这让写作变成了宗教般的信仰，从而获得了生命的坚韧。
这是写作的崇高仪式——所有的形式都是在强化内容，最深奥的跟最朴素的，在恰切的形式中彼此相通。于是，最高远的目光得以内化成血肉和生命。
因此，他特别强调文化产品跟艺术作品是不可以混淆的。作为艺术的文学，在他那里是处于一种完全纯粹的状态，他认为写作没必要去迁就读者，那道更高处的目光意味着生命的完成。我对此是很认同的，只有这样的写作才是出自生命本身的诚挚，才是对读者的最大尊重。读者在这样的文字中跋涉，才能获得深沉的人生哲思。 再坚韧的生命也会有绝望和痛苦。他谈到自己的绝望和痛苦。虽然他很年轻就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获得了文学界的认可，按理说不应该有太多的痛苦，但他在社会转型的物质时代陷入了价值崩裂的痛苦，因此在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思潮中，他才像斗士那样去发表言论。他认识到，道德伦理和文化思想不会总是处于一种进步的状态，随着历史的不同阶段，这些精神的事物没法得到有效的储存和接力。这跟科技文化不一样，科学技术不但可以储存还可以接力发展，因而科技才创造了今天这么发达的物质文明。所以，他不是一个顽固的道德论者，他只是在捍卫自己行走在大地上所生长起来的精神价值。
他就此提到一点，我觉得很值得深思：对每个人来说，人生的第二次选择特别重要，因为第一次选择是凭着人生的热情和冲动去做的，但是在绝望之后的第二次选择实际上对生命意味着更多。这才是你对于生命道路的主动选择，才能让你承受起人生的绝望和痛苦。这是带着伤痕和经验的存在主义。
他对于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他认为那些大量的粗制滥造的文化产品和信息泡沫，构成了这个时代土壤的腐殖质。这是个很有洞见的说法。就像森林里死亡的落叶沉淀下来形成的腐殖质，却可以孕育出苍天大树。那么，泛滥的知识也可以成为滋养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的精神土壤。关键是作为精神主体的人是否强韧，是否有能力去有效汲取那些腐殖质中的营养成分。
他是一个过于复杂的人，他的迷人之处就在于他既像是一个古典精神的继承者，又像是一个现代精神的践行者。比如，他对于文化的理解，也是放在一个更宽阔的历史视野当中。他觉得我们应该上承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及的“整理国故”的号召，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有益的部分整理下来，成为我们创建新文明的火种和依靠。于是，他花了很多年，主编了徐福的资料集。他并不满足，他从中国文化的起源处开始寻找，并把他所处的山东沿海的齐文化作为当代跟古代进行连通的一个文化源流。他认为齐文化有着自由和浪漫，有着活泼的想象力，有着百家争鸣的包融性，这都深深地影响着他和他的创作。此外，他是极为推崇孔子的。他在《芳心似火——兼论齐文化的恣与累》一书中，考证孔子没有来到齐文化的腹地，但他同样赞美儒家，他只是反对将儒家形式化、空洞化，他觉得儒家是一门需要去实践的学问。比如他深感人文精神的失落，便亲自创办了万松浦书院，希望以一己之力去改变，尽管他深知这样的改变是极为渺小的。
这是一次极为漫长的谈话，能感觉到张炜一点一滴地将自己的生命历程榨取出来。我觉得他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讲漂亮话的人，但他的言辞中透着巨大的恳切。一开始也许你不太习惯他的说话方式，但是读着读着，你就被他的阔大和深邃俘获了。我在阅读的过程中，仿佛置身聊天的现场，逐渐沉迷在张炜讲述的无数细节当中，我反复回味着一些细节，有些场景在我的脑中栩栩如生。我意识到，我置身在他的生命迷宫中了。也许，他的迷宫和我的迷宮已经在某个地方连接在了一起，我要找到那条隐秘的通道。
王威廉，1982年生。先后就读于中山大学物理系、人类学系、中文系，文学博士。著有长篇小说《获救者》，小说集《内脸》《非法入住》《听盐生长的声音》《生活课》《倒立生活》等，作品被翻译为英、韩、日、俄等文字。现任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兼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创意写作专业导师。曾获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十月文学奖、花城文学奖、广东鲁迅文艺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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