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孝同志是我的好领导、好老师、好兄长，他虽然逝世整整10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和优良作风，仍然时时在我的脑海里闪现
　　
　　求真务实的态度
　　
　　法孝同志南下到四川后，一直担任省级机关的重要领导职务，较长时间是省委组织部的负责人。他肩上的担子很重，工作量很大，由他牵头抓总的工作也很多，可他却经常带队参加省委组织的工作组下乡或到各地检查指导工作。特别是在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后期，到宜宾任工作团长。到江北县任县委第一书记、江津地委第一书记，到省高教局任局长，省委宣传部长、省纪委第二书记，真正做到了“党叫干啥就干啥”，从不向党提任何个人的要求。
　　1954年春，按照中央部署，当时的省委组织部成立了审干办公室。安法孝同志任审干办的主任，我与李明松同志任副主任。省委审干办公室负责审查的都是地厅局级领导干部，而这些人大都是老区南下来的，他们在老区都参加过整风运动和康生主持的“肃反抢救活动”，由于康生“左”的错误，给一些老同志背上了历史遗留问题的包袱。对此法孝同志经过认真分析，大胆地、实事求是地进行了鉴别处理，对一些老同志重新作出了符合实际的结论。
　　
　　正直无私的品质
　　
　　四川是在1952年以来由8个省级单位(川南、川北、川东、川西、重庆市、西康省、新老西南局)合并而成的。不仅如此，省委又提出将遂宁与绵阳合并，泸州与宜宾合并，酉阳与涪陵合并。在合并时如何避免有亲有疏，做到公平合理地安排干部，是个很大的难题。当时，作为省委组织部分管干部工作的副部长，法孝同志协助省委管党书记许梦侠同志坚持搞五湖四海，公道正派、合情合理地做好了干部的安排，有力地促进了干部之间的团结。
　　1959年，省委组织了整社工作团。法孝同志任泸州地区工作团团长，我任合江县工作组长。我们那时都感到“公共食堂”不宜再办下去了。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副书记崔璋、陈怀堂同志决定解散“公共食堂”，我们整社工作团也是赞同的。在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斗争中，说邓自力等人解散共公食堂是挖了人民公社的“心脏”，将其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这种形势压力下，法孝同志如果有私心，完全可以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一再检讨、承担责任。他的这种光明磊落、正直无私的品质，使我深受感动。
　　1965年，我省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省、地、县组成万人工作团。法孝同志担任宜宾工作团团长，我是宜宾地委副书记兼副团长，负责日常工作。那时“左”的错误发展得比较厉害，法孝同志对我说：“我参加了两次会议。一次比一次‘左’，对干部的处理上‘左’得很。”在泸县的社教工作快结束时，我们按法孝同志的意见，工作团留下几个同志。和县委有关人员一道按正常程序处理有关干部问题。正是由于法孝同志的坚持，泸县基层干部免受了“左”的灾难。
　　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由各系统自行确定右派，扩大化的问题非常严重。但组织系统没有划一个右派，那是与许梦侠同志、法孝同志爱护和保护干部分不开的。
　　
　　平易近人的作风
　　
　　不了解的人认为法孝同志态度严肃，容易发火，有点怕他。但了解他的人，都认为法孝同志平易近人，和他谈问题、汇报工作，都感到没有一点顾虑和压力。说他爱批评人、发火训人，其实是对干部要求严一些，对干部的缺点、工作错失，他是一点情面都不给，批评也特别严厉。但在日常工作中，和部里的干部有说有笑，就像老大哥对小弟弟那样亲切。
　　1983年春，法孝同志退居二线，我任省委组织部长。过年过节时，法孝同志说，组工干部应该主要到已去世的老同志的家去看望遗属，在职的领导干部看望的人多，他们也没什么困难，而遗属容易被人遗忘，困难较多，我们应当多关心他们。法孝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春节期间，都是由他亲自带着组织部的干部到已去世的老干部家中慰问和看望遗属。
　　老部长安法孝同志虽然去世10年了，但他的这些优良作风仍然影响着我们组工干部，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