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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恨歌》作为王安忆于1996年所创作发表的代表作，描绘了一个上海女人王琦瑶“锦绣烟尘”式的传奇和悲剧的一生。王安忆作为一名女性，在《长恨歌》这部作品里将女性心思的细腻婉转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以旧时代“十里洋场般的东方不夜城”——上海作为王琦瑶故事开始的大背景，用独具情调的散文化的笔触描写了在当时的新旧势力及男权社会的压迫下，女性的悲剧宿命走向及必然性。
关键词：悲剧命运 人生形态 女性宿命 女性意识
一、上海环境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暗示
王安忆本身就是地道的上海女儿。她1954年出生于江苏南京，1955年便随母亲迁往上海。可以说，王安忆自身就是典型的上海都市养出来的女人，她对上海的熟悉程度体现在她在《长恨歌》中对上海意象的描绘。王安忆曾表示：“《长恨歌》是一部非常非常写实的东西， 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 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 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 也就是所谓的“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因此，上海这样的环境大背景，对于王安忆展现《长恨歌》女主角王琦瑶的命运走向起着一个“总纲领”的作用。王安忆将故事开篇定位在北洋军阀时期的上海，那时的上海是什么样的？“当天黑下来，灯亮起来的时分，这些点和线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那暗看上去是波涛汹涌的……那暗是像深渊一样……那暗里还像是藏着许多礁石。上海的几点几线的光，全是叫那暗托住的，一托便是几十年。”王安忆以大段的白描对上海弄堂进行勾画，而最引人注目及深思的便是这其中的“暗”。这个“暗”，在王安忆的笔下，是上海弄堂所呈现的光影效果，但不仅仅如此。这个“暗”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压迫。正如书中的比喻，那“暗如深渊”“波涛汹涌”，是承载了上海的历史的。而近代上海作为对外开放的大都市，接受的西方文明逐渐渗透至每一个角落。资本主义的入侵导致的强烈的拜金主义、个性解放及男女平等观念带来的影响不断在这个城市里发酵，在这样的“光”的衬托下，上海的“暗”便更突出更明显了。但王安忆有海派女人的独特视角，她笔下的上海不仅有“暗”，还有大把的毫不掩饰的“欲”。例如王琦瑶得到的称号“沪上名媛”，以及她参加“上海小姐”的选美，并得到称谓“三小姐”。其实这些所谓的名头并不是值得夸耀的骄傲，恰恰相反，这只是男人们对于女人，而且是漂亮女人的一个印象标签而已。在当时，权势名利和面子才是支撑上海发展的原动力，男人们的权势金钱使得他们将女人作为商品与玩物，用名媛选美来满足一己私欲。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名为“欲”的网笼罩了上海的每一个角落，以“欲”為一个代表，更能体现当时上海社会的“暗”。而作为标准的上海女儿，王琦瑶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暗”与“欲”的城市里，自然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这开篇的“暗”，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王琦瑶命运走向的一个暗示——这样的柔弱女子，等待她的，只有黑暗的悲剧命运；而上海空气里充斥的“欲”，则暗示了王琦瑶得不到她心心念念期盼的纯正的真实爱情，她得到的注定是各种利益交织而成的不纯粹的情感，一定程度上也注定了人物悲剧命运的走向。上海环境，是造就女性悲剧命运的客观原因之一。
二、男权社会中女性意识的觉醒对女性命运的影响
自古以来，中国由于封建纲常礼教的约束，一直是一个男权社会，而女性则作为依附品，依赖于男人生存，到了近代依旧没有改变这样的现状。哪怕是在接受西方文化渗透最多的上海，也依旧没有改变男权社会的本质。但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之下，上海的女人们诞生出了基本的“女性意识”。何谓“女性意识”？所谓“女性意识”，就是女性对于自身作为与男性平等的主体存在的地位和价值的自觉意识。王安忆对女性心理进行深刻的观察、体悟与揣摩，对当时产生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立场”加以深入刻画。
（一）坚忍的生活态度导致的悲剧必然 王琦瑶就是典型的具有初步觉醒的“女性意识”的上海女人的代表，她的“女性意识”最明显地体现在“坚忍”二字上，体现在“忍”的生活态度。王琦瑶是一个上海女子，她从小生活的环境便是十里洋场似的繁华与奢靡艳情，她去拍照成为“沪上名媛”，她成为“三小姐”做了李主任的情妇，她渴望嫁给康明逊做少奶奶……她的一生就是由一个又一个不切实际的肥皂泡堆积起来的。但她身为一个女人，有女人独特的韧劲与倔强。离开了上海，她在邬桥、在平安里，都生活得自在；政治运动的风也吹不动这个女人的心，这是她坚忍的生活态度的体现。但正是因为这样一份坚忍的态度，这样的前后落差，使王琦瑶更能体会到上层社会与无产阶级的落差。她心里向上爬的种子始终没有死亡，反而在她心里茁壮成长，促使着她回到上海，回到名利场里，去争，去斗，去索取，这样的心理最终使她走向了悲剧。
（二）坚忍的爱情态度导致的必然悲剧 王琦瑶的“女性意识”的“坚忍”，另一方面体现在她坚忍的爱情态度。男权社会之下，“女性意识”的韧性不过是给男人们多了一道欣赏的点而已。男人们在面对王琦瑶的时候，是用欣赏来掩盖轻视的。她从小生活在缺爱的环境里，对爱情更是飞蛾扑火一般奋不顾身。一次次失败的感情给予了王琦瑶一次次的创伤，但她依旧没有放弃过对爱情的追求，在下一次感情来临之时，仍然好了伤疤忘了疼，全身心地投入到那个男人的怀抱里，而恰恰是她如此过分的自尊，反而暴露了她过分的自卑——男人们爱的，是那个骄傲的“沪上名媛”，那个冷傲的“三小姐”，而不是这个低声下气的上海女人。所以，李主任随随便便留下金条抛弃她，康明逊在得知孩子的事情的时候毅然离开她，阿二为了金条杀害她。王琦瑶对爱情的坚忍的态度，给予了她自己最基本的保护，可也是使她走向悲剧结局的最大推手。可见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男权依旧是主流势力，女性注定处于被压迫被伤害的地位，而她的那一点儿微薄的“女性意识”一是停留在初步的自傲阶段，二是没有成熟的体系，也缺乏社会理论的指导。更甚者，她自己也对男权社会打心眼里认同——她依旧渴望上层社会的温暖，对金钱与权力绝对的崇拜，依附于不同种类的男人，依旧忘不了上海的繁华。她尽管用坚忍的生命态度为自己保留最后的尊严，构筑了一个属于女性的独特的时代，但令人唏嘘的是，她这样的生活态度也是由于男权的分配。因此，到头来看，当时的女性仍然只是男权社会的附属品。这样的“女性意识”过于浅薄，在强势的男权社会下只能是一个肥皂泡，破裂之后，女人除了走向悲剧，没有别的选择。这就是男权社会下女性意识的觉醒对女性悲剧命运产生的影响，为客观原因之二。 三、个人性格酿造的悲剧结局
古语有云“性格决定命运”，王琦瑶便是这句俗语最好的解释。她生活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并且成长于繁华热闹的上海，接受着新思想的熏陶，目睹着一场场社会政治运动的开展，耳濡目染地被社会风潮改变了内心。她不甘于平凡，不甘于人下，懂得借助自己天生的柔弱皮相与姣好容貌为自己赢得想要的一切。好斗心与胜负欲，举手投足一点一滴渗透的算计，都是时代的烙印，是时代赋予她的性格。与吴佩珍、蒋莉丽做朋友也好，拍照片也好，参与“上海小姐”的选美也好，表面上她都是不情愿的、被动的，实际上王琦瑶的内心是抱有期盼、抱有幻想的。“她想，这也许是一个机缘呢？谁又能知道，于是她便顺势而走了。”从这句话，便可看出王琦瑶本质上是一位投机分子。她是顺势而为吗？不是。她只是在利用自己天生的女性优势给自己“造势”。她如传统的上海女子一样好斗，与吴佩珍斗，与蒋莉丽母女斗，最后与自己的女儿薇薇都要斗，她斗美貌、斗同情、斗男人的爱慕与追求。她相信的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她空有美貌，对上层社会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贪恋上层社会的虚荣。不仅如此，最后她到了邬桥，到了平安里，但内心从来没有终止过对上海的眷恋与渴望，她希望再次回到上海，再次开启“三小姐”的荣光，继续延续她前半生的光芒万丈或者说开始她后半生的辉煌。张爱玲有言“出名要趁早”，而王琦瑶是将这句话演绎到极致的，也正是因为出名过早，她有着独特的骄傲与自尊，从骨子里有一种渗透出来的傲慢，明面上是穿着素旗袍安于一隅，自顾自过日子，实际上内心是不愿意平凡而终，甚至是怀着孤注一掷的决绝的。“虚无就虚无，过眼就过眼，人生本就是攒在手里的水似的，总是流逝，没什么千秋万载的一说。想开了，什么不能呢？”可是王琦瑶是看不开的，她要的就是那份虚荣与野心。王琦瑶这样的性格不是天生的，是上海充满“暗”与“欲”的弄堂、上海弄堂里无处不在的流言造就了她这样的性格。繁华俗世赋予了她的世俗功利心。在导演的饭局上，她明白了上流社会的阴暗与龌龊，却同时也知晓了女人的另一种价值——依附有权有势的男人，这是改变她性格与人生的一个大转折点。若说一开始的王琦瑶给人的印象是“乖”，是害羞与腼腆，而后面的王琦瑶，则让人感觉到明艳、夺人眼球。环境酿就的性格，在日复一日的成长中深入骨髓，难以根治，而王琦瑶也没有想过要根治。试想这样一个女人，空有美貌，没有真才实学，目光短浅，只贪恋上流社会的财富权势，如何走得长远？而王琦瑶自己还是不信服的，凭借一己之力去狠狠地撞击那一层厚壁障，最终的结果就是走向可悲的命运结局。因此不难看出，这样的个人性格是造就女性悲剧命运的主观原因。
作为一部凄婉的女性哀歌，《长恨歌》发挥了它应有的價值，而王安忆借助“王琦瑶”这个角色，借助“上海”这个背景，展示了女性悲剧命运的两大客观原因与一大主观原因，并且不局限于将“王琦瑶”看作一个固有角色，而是将“王琦瑶”作为一个名词，影射的是那个时代中无数如同王琦瑶一般性格的女子，用散文化的意象式笔调展现了“王琦瑶们”的悲剧式命运的原因，以此为戒，给予当代女性以警醒和启示。
（指导老师：朱红玲）
参考文献：
[1] 王安忆.弄堂——长恨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2] 王春荣.女性生存与女性文化诗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
[3] 王安忆.上海小姐——长恨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4] 齐红，林舟.王安忆访谈[J].作家，1995（10）.
作 者： 杨明月，江苏师范大学在读本科生；郑瀚，江苏师范大学在读本科生 。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关键词：悲剧命运 人生形态 女性宿命 女性意识
一、上海环境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暗示
王安忆本身就是地道的上海女儿。她1954年出生于江苏南京，1955年便随母亲迁往上海。可以说，王安忆自身就是典型的上海都市养出来的女人，她对上海的熟悉程度体现在她在《长恨歌》中对上海意象的描绘。王安忆曾表示：“《长恨歌》是一部非常非常写实的东西， 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 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 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 也就是所谓的“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因此，上海这样的环境大背景，对于王安忆展现《长恨歌》女主角王琦瑶的命运走向起着一个“总纲领”的作用。王安忆将故事开篇定位在北洋军阀时期的上海，那时的上海是什么样的？“当天黑下来，灯亮起来的时分，这些点和线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那暗看上去是波涛汹涌的……那暗是像深渊一样……那暗里还像是藏着许多礁石。上海的几点几线的光，全是叫那暗托住的，一托便是几十年。”王安忆以大段的白描对上海弄堂进行勾画，而最引人注目及深思的便是这其中的“暗”。这个“暗”，在王安忆的笔下，是上海弄堂所呈现的光影效果，但不仅仅如此。这个“暗”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压迫。正如书中的比喻，那“暗如深渊”“波涛汹涌”，是承载了上海的历史的。而近代上海作为对外开放的大都市，接受的西方文明逐渐渗透至每一个角落。资本主义的入侵导致的强烈的拜金主义、个性解放及男女平等观念带来的影响不断在这个城市里发酵，在这样的“光”的衬托下，上海的“暗”便更突出更明显了。但王安忆有海派女人的独特视角，她笔下的上海不仅有“暗”，还有大把的毫不掩饰的“欲”。例如王琦瑶得到的称号“沪上名媛”，以及她参加“上海小姐”的选美，并得到称谓“三小姐”。其实这些所谓的名头并不是值得夸耀的骄傲，恰恰相反，这只是男人们对于女人，而且是漂亮女人的一个印象标签而已。在当时，权势名利和面子才是支撑上海发展的原动力，男人们的权势金钱使得他们将女人作为商品与玩物，用名媛选美来满足一己私欲。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名为“欲”的网笼罩了上海的每一个角落，以“欲”為一个代表，更能体现当时上海社会的“暗”。而作为标准的上海女儿，王琦瑶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暗”与“欲”的城市里，自然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这开篇的“暗”，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王琦瑶命运走向的一个暗示——这样的柔弱女子，等待她的，只有黑暗的悲剧命运；而上海空气里充斥的“欲”，则暗示了王琦瑶得不到她心心念念期盼的纯正的真实爱情，她得到的注定是各种利益交织而成的不纯粹的情感，一定程度上也注定了人物悲剧命运的走向。上海环境，是造就女性悲剧命运的客观原因之一。
二、男权社会中女性意识的觉醒对女性命运的影响
自古以来，中国由于封建纲常礼教的约束，一直是一个男权社会，而女性则作为依附品，依赖于男人生存，到了近代依旧没有改变这样的现状。哪怕是在接受西方文化渗透最多的上海，也依旧没有改变男权社会的本质。但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之下，上海的女人们诞生出了基本的“女性意识”。何谓“女性意识”？所谓“女性意识”，就是女性对于自身作为与男性平等的主体存在的地位和价值的自觉意识。王安忆对女性心理进行深刻的观察、体悟与揣摩，对当时产生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立场”加以深入刻画。
（一）坚忍的生活态度导致的悲剧必然 王琦瑶就是典型的具有初步觉醒的“女性意识”的上海女人的代表，她的“女性意识”最明显地体现在“坚忍”二字上，体现在“忍”的生活态度。王琦瑶是一个上海女子，她从小生活的环境便是十里洋场似的繁华与奢靡艳情，她去拍照成为“沪上名媛”，她成为“三小姐”做了李主任的情妇，她渴望嫁给康明逊做少奶奶……她的一生就是由一个又一个不切实际的肥皂泡堆积起来的。但她身为一个女人，有女人独特的韧劲与倔强。离开了上海，她在邬桥、在平安里，都生活得自在；政治运动的风也吹不动这个女人的心，这是她坚忍的生活态度的体现。但正是因为这样一份坚忍的态度，这样的前后落差，使王琦瑶更能体会到上层社会与无产阶级的落差。她心里向上爬的种子始终没有死亡，反而在她心里茁壮成长，促使着她回到上海，回到名利场里，去争，去斗，去索取，这样的心理最终使她走向了悲剧。
（二）坚忍的爱情态度导致的必然悲剧 王琦瑶的“女性意识”的“坚忍”，另一方面体现在她坚忍的爱情态度。男权社会之下，“女性意识”的韧性不过是给男人们多了一道欣赏的点而已。男人们在面对王琦瑶的时候，是用欣赏来掩盖轻视的。她从小生活在缺爱的环境里，对爱情更是飞蛾扑火一般奋不顾身。一次次失败的感情给予了王琦瑶一次次的创伤，但她依旧没有放弃过对爱情的追求，在下一次感情来临之时，仍然好了伤疤忘了疼，全身心地投入到那个男人的怀抱里，而恰恰是她如此过分的自尊，反而暴露了她过分的自卑——男人们爱的，是那个骄傲的“沪上名媛”，那个冷傲的“三小姐”，而不是这个低声下气的上海女人。所以，李主任随随便便留下金条抛弃她，康明逊在得知孩子的事情的时候毅然离开她，阿二为了金条杀害她。王琦瑶对爱情的坚忍的态度，给予了她自己最基本的保护，可也是使她走向悲剧结局的最大推手。可见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男权依旧是主流势力，女性注定处于被压迫被伤害的地位，而她的那一点儿微薄的“女性意识”一是停留在初步的自傲阶段，二是没有成熟的体系，也缺乏社会理论的指导。更甚者，她自己也对男权社会打心眼里认同——她依旧渴望上层社会的温暖，对金钱与权力绝对的崇拜，依附于不同种类的男人，依旧忘不了上海的繁华。她尽管用坚忍的生命态度为自己保留最后的尊严，构筑了一个属于女性的独特的时代，但令人唏嘘的是，她这样的生活态度也是由于男权的分配。因此，到头来看，当时的女性仍然只是男权社会的附属品。这样的“女性意识”过于浅薄，在强势的男权社会下只能是一个肥皂泡，破裂之后，女人除了走向悲剧，没有别的选择。这就是男权社会下女性意识的觉醒对女性悲剧命运产生的影响，为客观原因之二。 三、个人性格酿造的悲剧结局
古语有云“性格决定命运”，王琦瑶便是这句俗语最好的解释。她生活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并且成长于繁华热闹的上海，接受着新思想的熏陶，目睹着一场场社会政治运动的开展，耳濡目染地被社会风潮改变了内心。她不甘于平凡，不甘于人下，懂得借助自己天生的柔弱皮相与姣好容貌为自己赢得想要的一切。好斗心与胜负欲，举手投足一点一滴渗透的算计，都是时代的烙印，是时代赋予她的性格。与吴佩珍、蒋莉丽做朋友也好，拍照片也好，参与“上海小姐”的选美也好，表面上她都是不情愿的、被动的，实际上王琦瑶的内心是抱有期盼、抱有幻想的。“她想，这也许是一个机缘呢？谁又能知道，于是她便顺势而走了。”从这句话，便可看出王琦瑶本质上是一位投机分子。她是顺势而为吗？不是。她只是在利用自己天生的女性优势给自己“造势”。她如传统的上海女子一样好斗，与吴佩珍斗，与蒋莉丽母女斗，最后与自己的女儿薇薇都要斗，她斗美貌、斗同情、斗男人的爱慕与追求。她相信的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她空有美貌，对上层社会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贪恋上层社会的虚荣。不仅如此，最后她到了邬桥，到了平安里，但内心从来没有终止过对上海的眷恋与渴望，她希望再次回到上海，再次开启“三小姐”的荣光，继续延续她前半生的光芒万丈或者说开始她后半生的辉煌。张爱玲有言“出名要趁早”，而王琦瑶是将这句话演绎到极致的，也正是因为出名过早，她有着独特的骄傲与自尊，从骨子里有一种渗透出来的傲慢，明面上是穿着素旗袍安于一隅，自顾自过日子，实际上内心是不愿意平凡而终，甚至是怀着孤注一掷的决绝的。“虚无就虚无，过眼就过眼，人生本就是攒在手里的水似的，总是流逝，没什么千秋万载的一说。想开了，什么不能呢？”可是王琦瑶是看不开的，她要的就是那份虚荣与野心。王琦瑶这样的性格不是天生的，是上海充满“暗”与“欲”的弄堂、上海弄堂里无处不在的流言造就了她这样的性格。繁华俗世赋予了她的世俗功利心。在导演的饭局上，她明白了上流社会的阴暗与龌龊，却同时也知晓了女人的另一种价值——依附有权有势的男人，这是改变她性格与人生的一个大转折点。若说一开始的王琦瑶给人的印象是“乖”，是害羞与腼腆，而后面的王琦瑶，则让人感觉到明艳、夺人眼球。环境酿就的性格，在日复一日的成长中深入骨髓，难以根治，而王琦瑶也没有想过要根治。试想这样一个女人，空有美貌，没有真才实学，目光短浅，只贪恋上流社会的财富权势，如何走得长远？而王琦瑶自己还是不信服的，凭借一己之力去狠狠地撞击那一层厚壁障，最终的结果就是走向可悲的命运结局。因此不难看出，这样的个人性格是造就女性悲剧命运的主观原因。
作为一部凄婉的女性哀歌，《长恨歌》发挥了它应有的價值，而王安忆借助“王琦瑶”这个角色，借助“上海”这个背景，展示了女性悲剧命运的两大客观原因与一大主观原因，并且不局限于将“王琦瑶”看作一个固有角色，而是将“王琦瑶”作为一个名词，影射的是那个时代中无数如同王琦瑶一般性格的女子，用散文化的意象式笔调展现了“王琦瑶们”的悲剧式命运的原因，以此为戒，给予当代女性以警醒和启示。
（指导老师：朱红玲）
参考文献：
[1] 王安忆.弄堂——长恨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2] 王春荣.女性生存与女性文化诗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
[3] 王安忆.上海小姐——长恨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4] 齐红，林舟.王安忆访谈[J].作家，1995（10）.
作 者： 杨明月，江苏师范大学在读本科生；郑瀚，江苏师范大学在读本科生 。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