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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广西“新三剑客”和70后代表作家之一，朱山坡是很值得关注的。他是个有想法的作家，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皆有想法，因而早早形成了突出的个人特色。尤其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上，他的才华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构成了他的优势，而分析他的优势，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他和他的前途。
上篇
小说的题材对象有两种，一种是平常的事物，一种是非常的事物，朱山坡似乎更乐于处理后者，这使他的中短篇小说具有不寻常的吸引力。譬如，他写一个女人被雇来陪一位将要过世的老人彻夜说话（《陪夜的女人》），写一个女人嫁给两个男人（《喂饱两匹马》），写一个男人捡来一个患有神经病的女人为妻（《我的叔叔于力》），等等，就是说，他在小说的选材上要求是比较高的，不喜欢写平淡无奇的作品。
人们经历的大部分生活是平淡和日常性的，但小说家模仿这些生活时，却可以像化学家在试管里滴入几滴神秘的液体一样，使日常生活顿时呈现出奇异的色彩，那是作家在教会人们看到生活的令人震惊的内质。又有些小说，题材本身便令人惊奇，倘若作家又能在此基础上揭发出更为令人惊奇的内质，作品无疑会赢得更多读者。无论哪种小说，其中是一定要有“奇”的成分的。
朱山坡诗人出身，改写小说后，仍像力图打破日常语言的符号性那样寻求诗句那样，力图在小说中构建打破日常生活表象的情境，以神秘和陌生化的氛围渲染故事。“奇”在他的故事中并非表面的惊悚，而是人物在特殊境况下或处于生命特殊时刻所暴露的罕见本相，这是一般生活流小说难以抵达的书写内容。他喜欢用“父亲”“母亲”一类称谓建立人物关系，也是在放大一种难以忽视的现实。
《灵魂课》的场景本身就是非同一般的：寿衣店的二层是客栈，客栈里住有三四十个客人，大多为死在城里又暂时无意叶落归根的打工者。他们占地很少，住在骨灰盒里，盒的上层住骨灰，下层住灵魂。阚小安的堂哥阚小飞因高空作业坠落身亡住在这里，阚小安也干高空作业，但他仍不顾乡下母亲的劝阻，坚决不肯回乡，最后也坠落身亡。母亲终于明白，青年人的灵魂留在了城里，是不愿回家的，于是也将儿子送进了客栈。这个客栈场景对于读者来说是陌生的，却给人印象强烈，颇富象征意味，映照出一批外来打工者的命运。也正是通过这样一个精心设置的场景，朱山坡以极经济的笔墨刻画出一些现代农村青年在生活的挤压下形成的畸形价值观。
《喂饱两匹马》中，作者设置的农家境况，是查旺与查旦两兄弟合娶了一房媳妇，又是个瞎女，凸现了查家的窘迫。这一境况下，两兄弟与瞎女来香如何相处，来香又将如何平衡两兄弟，如何面对外界，构成了强大悬念。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将在这一奇特关系下生成常人难以体验的复杂心理，做出超乎常人的努力，展示出他们在常态下无从展示的性情内涵。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叙述了一切，小说中的兄弟俩是相互体恤的，像两匹马一样合套拉动一辆车；彼此之间并非毫无芥蒂，但通情达理使他们和平共处，融为一体；当其中一个有机会去娶另一个女人时，竟无法舍弃这个家庭。来香则表现出落落大方，她爱他们，对两兄弟一视同仁，并认为由于穷共娶一妻不是他们的错；她光明磊落地与两兄弟合照结婚相，和他们一起坦然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朱山坡选取的特殊情境，对人性形成严酷考验，他通过令人信服的描述，挖掘出善良人性在极致情况下焕发出的不寻常的光芒。
朱山坡的大量作品都说明他极善于发现生活中偶然显露的具有较强情感表现潜能的艺术原型，通过想象和完形把它们化为作品中的强力度情感符号。在创作实践中，过去许多经典作家最初确实是根据少数最重要的情感符号体知未来作品的情感力度，而不是一定要设想出未来作品的一切细节才能预计创作的价值。严格来说，在正式形成文字前，那些引出主观兴奋的少数情感符号只是未来作品中部分情感符号的雏形或潜能，而老练的作家便能够据此看到整个创作的基础。经常被引用的果戈理的例子正说明了这一点，他两部最伟大著作《钦差大臣》和《死魂灵》中的关键性情感载体都是从普希金那里得来，他向后者要求：“给我一个题材吧，我可以一口气写出一个五幕喜剧。”——显然，果戈理已拥有许多一般的素材积累，但感到这些普通的材料还不足以使作品达到应有的力度。而普希金也确实是慷慨的，他给予果戈理的是两个很紧要的情节：（一）一个好吹牛的家伙冒充彼得堡要人，借百姓控告地方官员之机勒索大量财富；一个省长又把某人当作微服私访的官员殷勤款待。（二）一个投机家购买未勾销的死亡农奴名额，企图借此发一笔横财——它们发展成为后来《钦差大臣》和《死魂灵》中的强力度情感符号。只消假想一下在作品中取消它们的情形，就可以再清楚不过地看出它们的重要程度。又假若普希金自己运用这两个情节进行创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作品面貌和风格会大不相同，但成就或许相差无几，并且，两个情节势必仍是另外两部作品中的强力度情感符号。
当然，创作方式不同，途径也不一，不是所有优秀作品在萌发创作动机时便出现强力度情感符号。雨果写《巴黎圣母院》的最初契机是在巴黎法院广场目睹了一个所谓犯有“偷窃罪”的女仆，她被绑在木柱上行刑，刽子手用烧红的烙铁烫这个妇女裸露的后背，冒起一阵阵白烟。这个场面没有移用到小说中，它仅转化为作者某种愤怒的情感，负载这一情感的主要符号则是在写作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开始时只是“脑海里有个画面”，画面上是梨树枝叶中一个小姑娘的裤子，屁股上尽是泥，小姑娘是爬在树上，在从窗子里偷看她奶奶的丧礼，把看到的情形讲给树下的几个弟弟听。作者没有想到这个画面很有些象征意味，起初只准备写个短篇。而故事越写越长，出现了最精彩的部分，发展成为长篇小说。这说明并非要预感到主要效果后才能开始写作，创作过程中想象力与灵感的发挥往往带出意外的收获。重要的是，优秀创作最后总要通过强有力的符号手段完成理想的情感表现。固然拥有很好的情感载体却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情况是有的，可是一开始就缺乏实在的成色而终于流于平庸的现象却司空见惯。如此的创作毕竟还有坚持到底的勇气，又有许多创作终因题材本身少有情感诱惑力半途而废。强力度情感符号，在创作过程中也是激发想象活力、坚固创作动机、导致更佳形式的原动力之一。 在朱山坡的《鸟失踪》中，这种强力度情感符号表现为一只八哥和父亲的关系。父亲是个不务正业、不顾家庭、四处嫖赌且无可救药的男人，但自从伺候上八哥，就像被摄去魂魄一般，忘却一切恶习，终日与这只鸟相伴，将它放飞后又追进大山，追去越南。至结尾处读者获知，他曾有一个大儿子，牺牲在越南。那么，父亲沾染上恶习，是否是从大儿子牺牲后开始的呢，便引出读者无限联想。在《骑手的最后一战》中，强力度情感符号表现为父亲和一匹老马的关系。父亲曾身经百战，屡建功勋，如今老得走不动了；一匹老家的马，也老得快要死了，身上长满了癞子，聚集来无数苍蝇；但朱山坡让父亲重逢了这匹马，让他在与马的对视中看到了自己。于是，临终的父亲被再次激起血性，他开始像在战争年代时那样训练这匹马，逼它与火车赛跑，直至命家人将自己绑在马上，与马及火车一起冲进漫长而黑暗的隧道，为自己的辉煌的人生画上句号——显然，无论前一个父亲与八哥的相遇，还是后一个父亲与老马的相逢，都成为作品中改变主人公命运或激发主人公生命力的关节点；它们像一根绳子上打下的一个结，把它解开，就展示出主人公的一生。以这样的方法写小说，是深得小说要领的，而能够发现这个“结”，则是朱山坡的本事。他独具慧眼，包括他的长篇小说《懦夫传》中，主人公胆小如鼠的特殊性格，也成为全篇发展的原动力。
进一步说，从找到“结”到实现一部成功的中短篇作品，还需要作者具有成熟的艺术感觉与想象力，经过复杂的创造过程，但值得信任的是，朱山坡的想象完型能力是出色的，当他发现令人兴奋和存在大量可能性的对象后，能够做到充分发挥原型与元素的潜力，以丰富的想象和虚构构建一个自足的艺术符号系统，使作品臻于完美。这一点在他写《陪夜的女人》时表现得最为突出。
《陪夜的女人》是朱山坡的重要代表作品，它同样以绝对陌生化和使人惊异的情境引人入胜。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一直说要死却迟迟未能死去。他每夜在万籁俱寂的村庄里发出使人心悸的叫喊，扰得全村不得安宁，更使家人不胜烦躁。据作者说，写这篇小说最初的动机来自他对祖父的回忆。祖父也曾终日躺在病床上，白日睡觉，晚上反复呼喊亲人的名字，使人们精疲力竭，苦不堪言。这段往事，由一般人看来，只是生活中普通的不幸，朱山坡却在有一天意识到，那是“祖父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留恋”，埋藏着生活的秘密，于是开始构思作品。实际上，作者的这一发现非常重要，祖父的呼喊是一个人的生命走近尽头时对整个生命的回顾，发生在他灵魂生活中最绝望、最无助的一刻，是所有平常活着的人们难于领会的，也最具有撕心裂肺的力量。朱山坡抓住了这一刻。在创作中，他为小说里的老人带来了一位陪护的女人。女人是儿子雇来的，儿子在城里打工，竟无暇回来为父亲送终，花钱用了一个替身代他尽孝。这个女人从河上撑船而来，每夜走进老人的房间，陪老人说话。老人常喊叫妻子的名字，给女人讲述妻子的往事，女人听着，也像亲人一样对待他，为他洗刷肮脏的棉被，还强迫他洗了一个热水澡。她的勇敢和善意，使老人平静下来，也改变了家庭和村庄的氛围。终于一天夜里，老人辞世西去，还是由女人将他从堂屋里背了出来。一切结束后，女人又像当年老人的妻子一样，在水上无声地漂荡而去。朱山坡对这个女人的设计，几乎是天才的，恰到好处的。她的出现激活了故事，使临终的老人有了倾诉的对象，使一个无所归依的魂灵找到了归宿，完成了一部浑然天成的作品。在作家的创作中，完整地表现内心情感需要一种完整的符号形式，这种形式一般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实现由原型表象到艺术符号的转化，它创造的是与原型表象等效的感性结构，而不必与原型的表象相同。作品的情感内涵愈丰富，愈需要具有高度涵盖力的情感形式。而在创造小说的情感形式并使之完型方面，朱山坡是高明的。
下篇
小说是作家观察与表达世界的一种方式，由于作家与世界的对应关系不同，世界在小说中呈现的面貌与色彩也有不同。在朱山坡的作品里，作家看待世界的态度多是悲悯、宽容与救赎的，这与他的存在有关。他生长于乡村，成长于城市，空间的改变与对映，使他对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农人的命运格外敏感，在创作中倾注了更多的关注与感情，温柔的怜悯自然而生。
在他初期创作中，如《我的叔叔于力》中，叔叔于力经历的苦难和作者赋予的同情都是相对单纯的。于力娶不起女人，一个被城里人遗弃的出身不凡而患有精神病症的异性走进了他的生活。他珍惜这个他能得到的最好的女子，百般疼爱，同她生子，尽全力帮她治病，但当她恢复一些神智时，城里的丈夫又来带走了她，使于力和儿子陷入更大的苦难。这个故事中，善行未得善报，恶人未得惩罚，底层人的宿命无可改变，作者寄予的同情是强烈的，但也仅仅限于同情。
这种态度在朱山坡以后的若干创作中，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改变。《爸爸，我们去哪里》披露的景象仍然是特殊而使人难以忘怀的。“我”和父亲在船上遇到一个哺乳孩子的女人，上岸后又在关押犯人的工人食堂后窗前重逢。父亲对她不无好感，主动在拥挤的人群中托起她和孩子，帮她们往后窗里望，也托起“我”朝窗里望。原来，父亲和“我”是来见大伯最后一面的，大伯和女人的丈夫都在食堂里进餐，那是他们被执行死刑前的最后一顿正餐。除了他们，不少看热闹的人们，是专程前来看这顿饭如何丰盛，以及犯人们如何下咽的。小说中，作者的叙述异常冷静、平淡，当女人举起一岁多的儿子让他往里看父亲时，写她的神情是“兴奋而迫不及待”的；当警车载着她丈夫等人远去时，她又在不舍不弃地追着警车，人群散后，父亲再也没有找到她。全篇笼罩的氛围，表明作者对这些不幸人们的态度，已不复是单纯的同情，而形成一种复杂难言的怜悯，这种怜悯里充溢着宽广的悲凉，更可称为悲悯。悲悯，其实是一种宏大的美学范畴，甚至可以成为世界观，用以观照人间。此时，在作者那里，不是简单抨击世间的不公，哀叹苍生的苦楚、表达改变世界的愿望，而是把发生的一切视为人生的本相与形式，“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宽宥地看待人间善恶，生成广大的情怀。在《败坏母亲声誉的人》里，母亲是个被人们难以理喻的女人，父亲死后，她舍下儿子去找地理老师，儿子苦苦恳求她，甚至说出走了就永远不要再回来的话，她仍然一意孤行。与地理老师结合的日子里，她受尽折磨和屈辱，二十年后被迫回到儿子家中。她宁可在儿子儿媳面前抬不起头，也不愿再提到地理老师的名字，而当卑琐不堪的地理老师重新出现时，她竟又再次追随而去。即使对于这样一个缺少母性的母亲，作者的态度仍然是宽容，宽容她并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此时，作者与笔下人物的关系是自上而下的，作者是像上帝一样在俯视人世。《惊叫》中，“我”的姐姐被男孩刺杀身亡，他悲痛欲绝，不顾男孩姐姐的哀求，发誓为姐姐报仇，可是当男孩姐姐不惜以自杀寻求谅解时，他终于闭上眼睛，对仇恨与报复有了新的理解。此时，作者与笔下人物的关系也是自上而下的，表现为宗教与世俗的关系。他的小说让人意识到，只有宗教与文学，才能演示人世间宏阔的悲悯情怀。 朱山坡的确是以宗教式的情怀从事底层书写，体现了他与其他一些作者不同。他同情底层，但不一味纵容底层；写照苦难，但不以苦难为由放弃灵魂的追问；他的怜悯，更多与救赎相伴，萦绕着人文的关怀。譬如，出自他笔下的阙天津（《跟范宏大告别》），是个典型的下层人物，年轻时穷困得打光棍，一筹莫展，偶然遇到一个黑乎乎的寡妇，才成了家，养育起四个儿子。活过八十，他感到死期将至，要与所有朋友熟人一一告别，才发现只有范宏大没有见到。小说从这里切入，写出了这个下层人的不安。他要四个儿子抬他去县城寻找范宏大，费尽周折，在城里菜市场的一处角落看到讨饭的范宏大潦倒在地。当年，黑寡妇本是经人介绍来村嫁给范宏大的，是阙天津中间插杠，将黑寡妇迎进自己的家门。这一出入，扎扎实实地改变了阙天津和范宏大两人的一生，有了天壤之别。朱山坡写出这一幕，表明他对底层生活的描写并非不加保留，并不认为穷困可以获得道德的豁免。阙天津年轻时的举动，固然主要出自生存的本能，但作者写他能够在离世前做出由衷的忏悔，要把范宏大带回家，则折射出作者的倾向，托寄了作者更看重底层人灵魂救赎的愿望。在他另一篇作品《回头客》中，“男人”曾是个沦落底层之下的底层人，当年与妻子沿水路讨吃来到浦庄，浦庄人乐善好施，宁可自己勒勒裤腰带也要拿出些吃食送予乞丐们。男人后来有了手艺，妻子临终前遗嘱男人报答浦庄，于是男人再次来到庄里，为每户人家制作一件家具以尽心意，而浦庄人后来却因家具做得不均匀生出是非，引出龃龉。小说旨意有点接近马克·吐温《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点染了人性的弱点，抒发了作者对底层人匮乏的精神生活的怜悯，但作品中男人的形象仍然是突出的，使读者萦绕于怀，他带来了底层的温暖，体现了作者对底层民众挥之不去的爱意。
爱正是悲悯的底色，说到底，朱山坡底层写作的基本立场出自博大的怀有悲悯的爱，他所书写的苦难从来不是一团黑暗，他作品里永远“以一种超越的笑、了解的笑、含泪的笑、惘然的笑，包容一切以超脱一切，使灰色黯淡的人生也罩上一层柔色的金光”（宗白华语），它绝不只是作者的一种创作风格，更是作者完整的世界观与文学观的展现。
还需要指出的是，朱山坡也绝不只是一位底层作家，他的其他一些中短篇作品，如《驴打滚》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取自城市知识分子题材，成色上并不比他的乡村叙事、打工叙事作品更差。这些作品里，朱山坡显示出完全两样的创作适应性，以及另一类创作才华。两部作品中的人物，皆为高等院校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处境、事业道路、人生追求、兴趣爱好、思想语言与乡下农人天壤有别，但同样被朱山坡描绘得栩栩如生、个性鲜明，文本里不乏睿智的幽默。《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成为小说的“眼”，是教授们谈论的中心，也渗透进教授们的日常生活中，直至成为小说情节发展的主要动力、人物命运起伏的显著原因，其内容可谓奇特至极。在它以前，人们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小说的。小说中，人物们对人类平等问题各持己见，不断做出各种专业性表述，都需要作者在写照中具备相当学术素养，而朱山坡皆能从容应对，且不因学术性内容影响作品的生动，让人体味到另一个作家朱山坡。
当然，两部小说在保持悬念和诱人的情境上，是继续了作者的本色的。《驴打滚》的隐蔽结构，乃一部悬疑小说的结构。表面上，中文系诗人鹿小茸公开追求化学系教授马朵朵的夫人，引起马教授的愤怒，马与同仇敌忾的朋友闵良知及“我”制定了谋杀计划，但故事结局却说明，闷骚的闵良知才是马教授的真正情敌，而“我”对马夫人也不是未存心思。《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在洪流教授、他的学生李瑞士、洪夫人及记者宋仁间建立了扑朔迷离的人际关联。表面上，李瑞士不适宜地爱上了洪夫人，为此丢掉饭碗，回到老家去修钟表。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宋仁在媒体上揭发洪教授抄袭的文章，其材料来源虽出自李瑞士，却系洪夫人与宋仁合谋抛出。两部作品里的马夫人和洪夫人有相似之处，多少嫌雷同，但没有干扰人们读小说时的盎然兴味，这是由于故事不同，趣向也不同，它们都属于颇生妙味的作品。两篇作品也同样继承了作者的世界观，《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李瑞士不计前嫌，不认为因洪教授有所抄袭就可以全盘否定其学术贡献，终将教授接来家中照料；《驴打滚》中，离婚的马朵朵竟也能与鹿小茸、甚至闵良知化解芥蒂，不再作计较，或许，这是缘自他们之间并无很大区别，彼此都不过是缺乏信仰的芸芸众生。两个结局皆是出人意表的，又使人深长思之。细细体味，都能咀嚼出作者俯视人间、悲悯万物的情怀。这种文学情怀涵盖了作者的乡土创作，也涵盖了他的都市创作。
朱山坡是很有创作前途的，表现为审美上的良好悟性和准确的观念，相信小说必须是精粹和富有魔力的，能够抓住人和打动人；也表现为主观境界上的深邃高远和悲天悯人，相信小说应有俯仰天地、超度人生的胸怀。他有这样的追求，自然可以走得很远。
（胡平，中国作协创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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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题材对象有两种，一种是平常的事物，一种是非常的事物，朱山坡似乎更乐于处理后者，这使他的中短篇小说具有不寻常的吸引力。譬如，他写一个女人被雇来陪一位将要过世的老人彻夜说话（《陪夜的女人》），写一个女人嫁给两个男人（《喂饱两匹马》），写一个男人捡来一个患有神经病的女人为妻（《我的叔叔于力》），等等，就是说，他在小说的选材上要求是比较高的，不喜欢写平淡无奇的作品。
人们经历的大部分生活是平淡和日常性的，但小说家模仿这些生活时，却可以像化学家在试管里滴入几滴神秘的液体一样，使日常生活顿时呈现出奇异的色彩，那是作家在教会人们看到生活的令人震惊的内质。又有些小说，题材本身便令人惊奇，倘若作家又能在此基础上揭发出更为令人惊奇的内质，作品无疑会赢得更多读者。无论哪种小说，其中是一定要有“奇”的成分的。
朱山坡诗人出身，改写小说后，仍像力图打破日常语言的符号性那样寻求诗句那样，力图在小说中构建打破日常生活表象的情境，以神秘和陌生化的氛围渲染故事。“奇”在他的故事中并非表面的惊悚，而是人物在特殊境况下或处于生命特殊时刻所暴露的罕见本相，这是一般生活流小说难以抵达的书写内容。他喜欢用“父亲”“母亲”一类称谓建立人物关系，也是在放大一种难以忽视的现实。
《灵魂课》的场景本身就是非同一般的：寿衣店的二层是客栈，客栈里住有三四十个客人，大多为死在城里又暂时无意叶落归根的打工者。他们占地很少，住在骨灰盒里，盒的上层住骨灰，下层住灵魂。阚小安的堂哥阚小飞因高空作业坠落身亡住在这里，阚小安也干高空作业，但他仍不顾乡下母亲的劝阻，坚决不肯回乡，最后也坠落身亡。母亲终于明白，青年人的灵魂留在了城里，是不愿回家的，于是也将儿子送进了客栈。这个客栈场景对于读者来说是陌生的，却给人印象强烈，颇富象征意味，映照出一批外来打工者的命运。也正是通过这样一个精心设置的场景，朱山坡以极经济的笔墨刻画出一些现代农村青年在生活的挤压下形成的畸形价值观。
《喂饱两匹马》中，作者设置的农家境况，是查旺与查旦两兄弟合娶了一房媳妇，又是个瞎女，凸现了查家的窘迫。这一境况下，两兄弟与瞎女来香如何相处，来香又将如何平衡两兄弟，如何面对外界，构成了强大悬念。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将在这一奇特关系下生成常人难以体验的复杂心理，做出超乎常人的努力，展示出他们在常态下无从展示的性情内涵。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叙述了一切，小说中的兄弟俩是相互体恤的，像两匹马一样合套拉动一辆车；彼此之间并非毫无芥蒂，但通情达理使他们和平共处，融为一体；当其中一个有机会去娶另一个女人时，竟无法舍弃这个家庭。来香则表现出落落大方，她爱他们，对两兄弟一视同仁，并认为由于穷共娶一妻不是他们的错；她光明磊落地与两兄弟合照结婚相，和他们一起坦然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朱山坡选取的特殊情境，对人性形成严酷考验，他通过令人信服的描述，挖掘出善良人性在极致情况下焕发出的不寻常的光芒。
朱山坡的大量作品都说明他极善于发现生活中偶然显露的具有较强情感表现潜能的艺术原型，通过想象和完形把它们化为作品中的强力度情感符号。在创作实践中，过去许多经典作家最初确实是根据少数最重要的情感符号体知未来作品的情感力度，而不是一定要设想出未来作品的一切细节才能预计创作的价值。严格来说，在正式形成文字前，那些引出主观兴奋的少数情感符号只是未来作品中部分情感符号的雏形或潜能，而老练的作家便能够据此看到整个创作的基础。经常被引用的果戈理的例子正说明了这一点，他两部最伟大著作《钦差大臣》和《死魂灵》中的关键性情感载体都是从普希金那里得来，他向后者要求：“给我一个题材吧，我可以一口气写出一个五幕喜剧。”——显然，果戈理已拥有许多一般的素材积累，但感到这些普通的材料还不足以使作品达到应有的力度。而普希金也确实是慷慨的，他给予果戈理的是两个很紧要的情节：（一）一个好吹牛的家伙冒充彼得堡要人，借百姓控告地方官员之机勒索大量财富；一个省长又把某人当作微服私访的官员殷勤款待。（二）一个投机家购买未勾销的死亡农奴名额，企图借此发一笔横财——它们发展成为后来《钦差大臣》和《死魂灵》中的强力度情感符号。只消假想一下在作品中取消它们的情形，就可以再清楚不过地看出它们的重要程度。又假若普希金自己运用这两个情节进行创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作品面貌和风格会大不相同，但成就或许相差无几，并且，两个情节势必仍是另外两部作品中的强力度情感符号。
当然，创作方式不同，途径也不一，不是所有优秀作品在萌发创作动机时便出现强力度情感符号。雨果写《巴黎圣母院》的最初契机是在巴黎法院广场目睹了一个所谓犯有“偷窃罪”的女仆，她被绑在木柱上行刑，刽子手用烧红的烙铁烫这个妇女裸露的后背，冒起一阵阵白烟。这个场面没有移用到小说中，它仅转化为作者某种愤怒的情感，负载这一情感的主要符号则是在写作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开始时只是“脑海里有个画面”，画面上是梨树枝叶中一个小姑娘的裤子，屁股上尽是泥，小姑娘是爬在树上，在从窗子里偷看她奶奶的丧礼，把看到的情形讲给树下的几个弟弟听。作者没有想到这个画面很有些象征意味，起初只准备写个短篇。而故事越写越长，出现了最精彩的部分，发展成为长篇小说。这说明并非要预感到主要效果后才能开始写作，创作过程中想象力与灵感的发挥往往带出意外的收获。重要的是，优秀创作最后总要通过强有力的符号手段完成理想的情感表现。固然拥有很好的情感载体却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情况是有的，可是一开始就缺乏实在的成色而终于流于平庸的现象却司空见惯。如此的创作毕竟还有坚持到底的勇气，又有许多创作终因题材本身少有情感诱惑力半途而废。强力度情感符号，在创作过程中也是激发想象活力、坚固创作动机、导致更佳形式的原动力之一。 在朱山坡的《鸟失踪》中，这种强力度情感符号表现为一只八哥和父亲的关系。父亲是个不务正业、不顾家庭、四处嫖赌且无可救药的男人，但自从伺候上八哥，就像被摄去魂魄一般，忘却一切恶习，终日与这只鸟相伴，将它放飞后又追进大山，追去越南。至结尾处读者获知，他曾有一个大儿子，牺牲在越南。那么，父亲沾染上恶习，是否是从大儿子牺牲后开始的呢，便引出读者无限联想。在《骑手的最后一战》中，强力度情感符号表现为父亲和一匹老马的关系。父亲曾身经百战，屡建功勋，如今老得走不动了；一匹老家的马，也老得快要死了，身上长满了癞子，聚集来无数苍蝇；但朱山坡让父亲重逢了这匹马，让他在与马的对视中看到了自己。于是，临终的父亲被再次激起血性，他开始像在战争年代时那样训练这匹马，逼它与火车赛跑，直至命家人将自己绑在马上，与马及火车一起冲进漫长而黑暗的隧道，为自己的辉煌的人生画上句号——显然，无论前一个父亲与八哥的相遇，还是后一个父亲与老马的相逢，都成为作品中改变主人公命运或激发主人公生命力的关节点；它们像一根绳子上打下的一个结，把它解开，就展示出主人公的一生。以这样的方法写小说，是深得小说要领的，而能够发现这个“结”，则是朱山坡的本事。他独具慧眼，包括他的长篇小说《懦夫传》中，主人公胆小如鼠的特殊性格，也成为全篇发展的原动力。
进一步说，从找到“结”到实现一部成功的中短篇作品，还需要作者具有成熟的艺术感觉与想象力，经过复杂的创造过程，但值得信任的是，朱山坡的想象完型能力是出色的，当他发现令人兴奋和存在大量可能性的对象后，能够做到充分发挥原型与元素的潜力，以丰富的想象和虚构构建一个自足的艺术符号系统，使作品臻于完美。这一点在他写《陪夜的女人》时表现得最为突出。
《陪夜的女人》是朱山坡的重要代表作品，它同样以绝对陌生化和使人惊异的情境引人入胜。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一直说要死却迟迟未能死去。他每夜在万籁俱寂的村庄里发出使人心悸的叫喊，扰得全村不得安宁，更使家人不胜烦躁。据作者说，写这篇小说最初的动机来自他对祖父的回忆。祖父也曾终日躺在病床上，白日睡觉，晚上反复呼喊亲人的名字，使人们精疲力竭，苦不堪言。这段往事，由一般人看来，只是生活中普通的不幸，朱山坡却在有一天意识到，那是“祖父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留恋”，埋藏着生活的秘密，于是开始构思作品。实际上，作者的这一发现非常重要，祖父的呼喊是一个人的生命走近尽头时对整个生命的回顾，发生在他灵魂生活中最绝望、最无助的一刻，是所有平常活着的人们难于领会的，也最具有撕心裂肺的力量。朱山坡抓住了这一刻。在创作中，他为小说里的老人带来了一位陪护的女人。女人是儿子雇来的，儿子在城里打工，竟无暇回来为父亲送终，花钱用了一个替身代他尽孝。这个女人从河上撑船而来，每夜走进老人的房间，陪老人说话。老人常喊叫妻子的名字，给女人讲述妻子的往事，女人听着，也像亲人一样对待他，为他洗刷肮脏的棉被，还强迫他洗了一个热水澡。她的勇敢和善意，使老人平静下来，也改变了家庭和村庄的氛围。终于一天夜里，老人辞世西去，还是由女人将他从堂屋里背了出来。一切结束后，女人又像当年老人的妻子一样，在水上无声地漂荡而去。朱山坡对这个女人的设计，几乎是天才的，恰到好处的。她的出现激活了故事，使临终的老人有了倾诉的对象，使一个无所归依的魂灵找到了归宿，完成了一部浑然天成的作品。在作家的创作中，完整地表现内心情感需要一种完整的符号形式，这种形式一般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实现由原型表象到艺术符号的转化，它创造的是与原型表象等效的感性结构，而不必与原型的表象相同。作品的情感内涵愈丰富，愈需要具有高度涵盖力的情感形式。而在创造小说的情感形式并使之完型方面，朱山坡是高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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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是作家观察与表达世界的一种方式，由于作家与世界的对应关系不同，世界在小说中呈现的面貌与色彩也有不同。在朱山坡的作品里，作家看待世界的态度多是悲悯、宽容与救赎的，这与他的存在有关。他生长于乡村，成长于城市，空间的改变与对映，使他对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农人的命运格外敏感，在创作中倾注了更多的关注与感情，温柔的怜悯自然而生。
在他初期创作中，如《我的叔叔于力》中，叔叔于力经历的苦难和作者赋予的同情都是相对单纯的。于力娶不起女人，一个被城里人遗弃的出身不凡而患有精神病症的异性走进了他的生活。他珍惜这个他能得到的最好的女子，百般疼爱，同她生子，尽全力帮她治病，但当她恢复一些神智时，城里的丈夫又来带走了她，使于力和儿子陷入更大的苦难。这个故事中，善行未得善报，恶人未得惩罚，底层人的宿命无可改变，作者寄予的同情是强烈的，但也仅仅限于同情。
这种态度在朱山坡以后的若干创作中，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改变。《爸爸，我们去哪里》披露的景象仍然是特殊而使人难以忘怀的。“我”和父亲在船上遇到一个哺乳孩子的女人，上岸后又在关押犯人的工人食堂后窗前重逢。父亲对她不无好感，主动在拥挤的人群中托起她和孩子，帮她们往后窗里望，也托起“我”朝窗里望。原来，父亲和“我”是来见大伯最后一面的，大伯和女人的丈夫都在食堂里进餐，那是他们被执行死刑前的最后一顿正餐。除了他们，不少看热闹的人们，是专程前来看这顿饭如何丰盛，以及犯人们如何下咽的。小说中，作者的叙述异常冷静、平淡，当女人举起一岁多的儿子让他往里看父亲时，写她的神情是“兴奋而迫不及待”的；当警车载着她丈夫等人远去时，她又在不舍不弃地追着警车，人群散后，父亲再也没有找到她。全篇笼罩的氛围，表明作者对这些不幸人们的态度，已不复是单纯的同情，而形成一种复杂难言的怜悯，这种怜悯里充溢着宽广的悲凉，更可称为悲悯。悲悯，其实是一种宏大的美学范畴，甚至可以成为世界观，用以观照人间。此时，在作者那里，不是简单抨击世间的不公，哀叹苍生的苦楚、表达改变世界的愿望，而是把发生的一切视为人生的本相与形式，“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宽宥地看待人间善恶，生成广大的情怀。在《败坏母亲声誉的人》里，母亲是个被人们难以理喻的女人，父亲死后，她舍下儿子去找地理老师，儿子苦苦恳求她，甚至说出走了就永远不要再回来的话，她仍然一意孤行。与地理老师结合的日子里，她受尽折磨和屈辱，二十年后被迫回到儿子家中。她宁可在儿子儿媳面前抬不起头，也不愿再提到地理老师的名字，而当卑琐不堪的地理老师重新出现时，她竟又再次追随而去。即使对于这样一个缺少母性的母亲，作者的态度仍然是宽容，宽容她并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此时，作者与笔下人物的关系是自上而下的，作者是像上帝一样在俯视人世。《惊叫》中，“我”的姐姐被男孩刺杀身亡，他悲痛欲绝，不顾男孩姐姐的哀求，发誓为姐姐报仇，可是当男孩姐姐不惜以自杀寻求谅解时，他终于闭上眼睛，对仇恨与报复有了新的理解。此时，作者与笔下人物的关系也是自上而下的，表现为宗教与世俗的关系。他的小说让人意识到，只有宗教与文学，才能演示人世间宏阔的悲悯情怀。 朱山坡的确是以宗教式的情怀从事底层书写，体现了他与其他一些作者不同。他同情底层，但不一味纵容底层；写照苦难，但不以苦难为由放弃灵魂的追问；他的怜悯，更多与救赎相伴，萦绕着人文的关怀。譬如，出自他笔下的阙天津（《跟范宏大告别》），是个典型的下层人物，年轻时穷困得打光棍，一筹莫展，偶然遇到一个黑乎乎的寡妇，才成了家，养育起四个儿子。活过八十，他感到死期将至，要与所有朋友熟人一一告别，才发现只有范宏大没有见到。小说从这里切入，写出了这个下层人的不安。他要四个儿子抬他去县城寻找范宏大，费尽周折，在城里菜市场的一处角落看到讨饭的范宏大潦倒在地。当年，黑寡妇本是经人介绍来村嫁给范宏大的，是阙天津中间插杠，将黑寡妇迎进自己的家门。这一出入，扎扎实实地改变了阙天津和范宏大两人的一生，有了天壤之别。朱山坡写出这一幕，表明他对底层生活的描写并非不加保留，并不认为穷困可以获得道德的豁免。阙天津年轻时的举动，固然主要出自生存的本能，但作者写他能够在离世前做出由衷的忏悔，要把范宏大带回家，则折射出作者的倾向，托寄了作者更看重底层人灵魂救赎的愿望。在他另一篇作品《回头客》中，“男人”曾是个沦落底层之下的底层人，当年与妻子沿水路讨吃来到浦庄，浦庄人乐善好施，宁可自己勒勒裤腰带也要拿出些吃食送予乞丐们。男人后来有了手艺，妻子临终前遗嘱男人报答浦庄，于是男人再次来到庄里，为每户人家制作一件家具以尽心意，而浦庄人后来却因家具做得不均匀生出是非，引出龃龉。小说旨意有点接近马克·吐温《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点染了人性的弱点，抒发了作者对底层人匮乏的精神生活的怜悯，但作品中男人的形象仍然是突出的，使读者萦绕于怀，他带来了底层的温暖，体现了作者对底层民众挥之不去的爱意。
爱正是悲悯的底色，说到底，朱山坡底层写作的基本立场出自博大的怀有悲悯的爱，他所书写的苦难从来不是一团黑暗，他作品里永远“以一种超越的笑、了解的笑、含泪的笑、惘然的笑，包容一切以超脱一切，使灰色黯淡的人生也罩上一层柔色的金光”（宗白华语），它绝不只是作者的一种创作风格，更是作者完整的世界观与文学观的展现。
还需要指出的是，朱山坡也绝不只是一位底层作家，他的其他一些中短篇作品，如《驴打滚》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取自城市知识分子题材，成色上并不比他的乡村叙事、打工叙事作品更差。这些作品里，朱山坡显示出完全两样的创作适应性，以及另一类创作才华。两部作品中的人物，皆为高等院校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处境、事业道路、人生追求、兴趣爱好、思想语言与乡下农人天壤有别，但同样被朱山坡描绘得栩栩如生、个性鲜明，文本里不乏睿智的幽默。《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成为小说的“眼”，是教授们谈论的中心，也渗透进教授们的日常生活中，直至成为小说情节发展的主要动力、人物命运起伏的显著原因，其内容可谓奇特至极。在它以前，人们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小说的。小说中，人物们对人类平等问题各持己见，不断做出各种专业性表述，都需要作者在写照中具备相当学术素养，而朱山坡皆能从容应对，且不因学术性内容影响作品的生动，让人体味到另一个作家朱山坡。
当然，两部小说在保持悬念和诱人的情境上，是继续了作者的本色的。《驴打滚》的隐蔽结构，乃一部悬疑小说的结构。表面上，中文系诗人鹿小茸公开追求化学系教授马朵朵的夫人，引起马教授的愤怒，马与同仇敌忾的朋友闵良知及“我”制定了谋杀计划，但故事结局却说明，闷骚的闵良知才是马教授的真正情敌，而“我”对马夫人也不是未存心思。《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在洪流教授、他的学生李瑞士、洪夫人及记者宋仁间建立了扑朔迷离的人际关联。表面上，李瑞士不适宜地爱上了洪夫人，为此丢掉饭碗，回到老家去修钟表。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宋仁在媒体上揭发洪教授抄袭的文章，其材料来源虽出自李瑞士，却系洪夫人与宋仁合谋抛出。两部作品里的马夫人和洪夫人有相似之处，多少嫌雷同，但没有干扰人们读小说时的盎然兴味，这是由于故事不同，趣向也不同，它们都属于颇生妙味的作品。两篇作品也同样继承了作者的世界观，《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李瑞士不计前嫌，不认为因洪教授有所抄袭就可以全盘否定其学术贡献，终将教授接来家中照料；《驴打滚》中，离婚的马朵朵竟也能与鹿小茸、甚至闵良知化解芥蒂，不再作计较，或许，这是缘自他们之间并无很大区别，彼此都不过是缺乏信仰的芸芸众生。两个结局皆是出人意表的，又使人深长思之。细细体味，都能咀嚼出作者俯视人间、悲悯万物的情怀。这种文学情怀涵盖了作者的乡土创作，也涵盖了他的都市创作。
朱山坡是很有创作前途的，表现为审美上的良好悟性和准确的观念，相信小说必须是精粹和富有魔力的，能够抓住人和打动人；也表现为主观境界上的深邃高远和悲天悯人，相信小说应有俯仰天地、超度人生的胸怀。他有这样的追求，自然可以走得很远。
（胡平，中国作协创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