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语文教材中的作品，反映了不同作者对自然、社会、人生的领略与感悟，其中蕴含着各种美，隐含着各种丰富的情感因素。挖掘教材的情感因素以达到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的目的，可从以美 冶情、以心动情、以情生情、以史明情等角度来切入。
　　关键词：情感教学；语文教材
　　语文课需要有温度有感情，如此学生才会畅游其中，乐此不疲。在教学中，笔者注重拉近与学生的距离，并通过挖掘教材中的情感因素开展教学活动，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正能量的熏陶，从而喜欢语文，喜欢阅读和写作，喜欢思考，成为一个有文化、有内涵、有素养的人。
　　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列宁说：“没有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蔡元培说：“人人都有情感，情感要转弱为强、转薄为厚，就有待于陶冶。”可见，情感是一个人对某事产生兴趣并执着追求的前提。凡被入选为教材的作品，不是经典也是典范，一定有值得学生学习的东西。它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还反映了不同作者对自然、社会、人生的领略与感悟，其中蕴含着各种美，隐含着各种丰富的情感因素。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也注重学生情感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感情、社会主义道德品质，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培养热爱祖国语文文字的情感”；“具有阅读能力，注重情感体验”。那么，如何通过挖掘教材的情感因素达到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的目的呢？在教学中，笔者一般根据具体的文本，从以美冶情、以心动情、以情生情、以史明情等角度中选一个来切入。
　　一、以美冶情
　　苏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的特点是突出人文性，选文富有美感。无论是“吟诵青春”“月是故乡明”，还是“珍爱生命”“慢慢走，欣赏啊”，字里行间流淌着作者爱自然、爱故乡、爱社会、爱自己的情怀。
　　1936年的老舍不爱欧洲的四大历史都城，却偏“想北平”！想北平的动中有静、书多古物多、贴近自然等自然美和人文美，平静的叙说，带给人不可抑制的爱恋。汪曾祺笔下的金岳霖先生，学识渊博，率真有趣，被称为“顽童哲学家”，他跟鸡同桌吃饭，拿大石榴跟孩子们比赛，处处体现出西南联大教授的个性特征。这种人物之美，可以拿来陶冶学生的情操。
　　晚年烛之武被重新起用，虽然心里有疙瘩，但经不住郑伯入情入理的劝说，同意出山！他单枪匹马地出使，也用入情入理的手法，劝服秦伯不攻打郑国，终于说退秦师！对此，教师可以借机告诉学生：人是有感情的高等动物，只要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方就会被真诚、被道理所打动。
　　二、以心动情
　　一个人如何走出困境？教材的许多文本中，有大量的例子存在。在《我与地坛》中，“突然残废了”的史铁生，在刚生病时，每天的工作是进地坛静享静想，为什么他写的琉璃、朱红、高墙、玉砌雕栏都呈现出颓败、缺失生命力的特征，反倒公园里的一些小动物却蓬勃着鲜活的无拘的生命力？这就是作者独特的审美之处——他要借这些小生物来启发自己，尽管残疾，显得生命卑微，却依然可以活出一个自己来！“命由天定，运在手中”，人生何处不成功？在《相信未来》中，食指在那样黑暗的社会里，物质贫乏，爱情失去，青春消逝，依然能直面苦难，坚韧不屈，目标坚定地追求光明。这是一种对理想和真理的坚守，是对消沉的人们的热切鼓舞！教学这一课时，笔者布置了这样的课后作业：换位思考，如果是你，处于逆境之中，你打算用什么方式写下你的未来？作业无声地告诉学生，要不惧逆境，乐观自信，遇到挫折时，要坚信困难总是办法多。
　　三、以情生情
　　文章何处不生情？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人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语文教师要抓住文章中作者感情的生发点，追溯作者之所以有这种感情的原因，以此引导学生共情共鸣。在《祝福》的教学中，围绕祥林嫂之死，笔者提出了一个提纲挈领的问题：最终是谁导致了祥林嫂的死亡？这个问题，不同于“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了祥林嫂的死亡”，前者指向人，后者侧重于原因归类。笔者提出的主问题中的“谁”，带有浓重的感情倾向，它可以让学生看出人性的不足，并思考弥补的策略。
　　又如上《雨巷》，在给学生播放唐磊唱的《丁香花》之前，笔者深情款款地给学生讲了这首歌曲背后的真实凄美的故事，学生的情感一下子被调动起来（现在的孩子可能没听过那首歌，更不知其中还有如此感人的故事）。听完歌曲，笔者提问：你觉得丁香花代表怎样的情感？学生马上答出“悲伤忧郁”。笔者追问：“那么，它在诗歌《雨巷》里又代表怎样的情感呢？为什么？”学生读诗之后立即明白丁香花代表的情感是一致的。这时，笔者趁机出示丁香花开花时节的图片让学生观察，并阅读相关文字，有的学生马上明白是四个因素导致丁香花只能代表愁怨：开在暮春时节，花朵多结，易凋谢，花色为紫色。为了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笔者又出示几首与丁香花有关的古诗让学生诵读。经过这一环节的教学，学生读起诗歌来就低沉缓慢，充满感情。
　　四、以史明情
　　历史意识在目前的语文教学中比较欠缺，是一个有待开发的课题。所谓以史明情，就是将文本回归历史当中，尽最大可能还原当时情境，追究作者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情。
　　在《师说》一文的教学中，有学生提出：“当时的老师为什么不传道？这个‘道’是什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传道，职责所在，但当时的老师为什么不传道呢？他们不传道又在传什么呢？还原历史语境，结合当时的现实，就会发现如下几点：
　　一是国学传的道不考，私塾教的又不是道——儒家经典。韩愈所处的时代，学校分为官学和私塾，前者以传授儒家经典的“大学”为主，可是考试很少涉及；后者则以“小学”为主，是考试常取的内容。唐代有句名言，叫“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意思是三十岁的读书人能考取明经科，年龄已经算比较大的了；而五十岁的人考取进士科，则还算是比较年轻的。它告诉我们两点：唐代考试分为明经科和进士科两种。明经科较易考取，其考试内容相对较简单，注重对经文的背诵——即童子之师传授的“小学”。在明经科的考试中，考官出题时经常会找一些生僻的句子，而考生也发现了考官出题的这一规律，因此只把心思放在如何押题上，反而对经书的本意不加重视和了解。而进士科以文章诗赋取士，文学“尚情灵，重个性发展，不重师承。时风所煽，人不相师”。《唐会要》卷《贡举》载：“开元八年七月，国子司业李元灌上言，‘三礼三传及《毛诗》《尚書》《周易》等，并圣贤微旨。生徒教业，必事资经远，则斯文不坠。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兢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谷梁》历代宗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事资训诱，不可因循，其学生望请量配作业，并贡人参试之日，习《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并请帖十通五，许其入策，从此开劝，即望四海均习，九经该备。从之。”因为多数人不愿学习那些与考取功名无关的内容，觉得那只会浪费自己的时间——当时考生也功利啊！由此，官学因与科举考试、进士科考的内容相离，渐呈衰颓之势。
　　二是不尊师重教成为风习。如学生竟然聚众殴师：睿宗时期，阳峤为国子祭酒时“学徒渐弛，峤课率经业，稍行鞭捶，学生怨之，颇有喧谤，乃相率乘夜于街中殴之”。睿宗令对殴打监官的生徒采取杖杀的严刑，方才平息生乱。又如官学教育管理日益弛坏。开元天宝年间，国学学生互结为朋，不重学业而激扬声价，互相往还的事时有发生。在唐代后期，“太学生聚为朋曹，侮老慢贤，有坠窥败业而利口食者，有崇饰恶言而肆斗讼者，有凌傲长上淬骂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于众人者无几耳。”唐宪宗元和元年四月，时任国子祭酒的冯伉不得不上一个奏状，其中写道：“其艺业不勤，游处非类，樗蒲六博，酗酒喧争，凌慢有司，不修法度，有一于此并请解退。”学生结朋，侮辱老师已经成为当时普遍现象。老师的地位，江河日下。
　　三是门阀制度空前盛行。唐初，由于唐朝皇室的祖先是没有纯粹汉族血缘的贵族，在中国北方汉族社会中地位相对低下。因此，通过对道教的支持，高调声称自己是远古汉族圣人的后代，这对于提高皇室家族的声望是非常必要的。唐太宗、武则天为了抬高自己姓氏的地位，纷纷重修《氏族志》《姓氏录》。当时能进入太学学习的学生，大多出身名门，地位较高。韩愈在《请复国子监生徒状》中引《唐六典》说：“国子馆学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以上及国公子孙从三品以上曾孙补充；太学馆学生五百人，皆取五品以上及郡县公子孙从三品以上曾孙补充；四门馆学生五百人，皆取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子补充。”而当时学官的官阶是比较低的，总理教育的国子祭酒也不过从三品，以下的学官官阶都比其所要教授的学生的祖父辈的官阶要低，而“直讲”和“大成”似乎连品位都没有。在当时士族门阀制度的影响下，人们自然就会为拜地位比自己低的人为老师而感到羞愧，即“位卑则足羞”。
　　综上所述，挖掘教材中的情感因素，是为了在语文学科中渗透情感教育，以让学生明道理、懂感恩、爱国学，会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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