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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曹梦辉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微电子专业。如今，他是济南一家主营大蒜出口业务的外贸公司执行总裁。从哈工大高才生到“大蒜CE0”，他的创业经历颇有传奇色彩。
叛逆的儿子：大学毕业，我选择了卖大蒜
1991年，以优异的成绩从哈尔滨工业大学微电子专业毕业后，我没有回老家德州，而是来到济南。当时，有3家单位供我选择：电子工业局、半导体研究所和一家大型电子企业集团。面对这3个单位，我没有急于做决定。
因为，大学二年级时，我从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文章对农村、农业、农民的诸多问题提出了深刻的忧虑，我感触很深。那时我就想：我要干农业，干中国最难干的事业。
但我毕竟学了微电子，这与农业好像没什么关系。家人都催促我赶快决定。父亲说：“时间长了，就没有单位肯要你了。”我没有回答，却无法掩盖内心的激烈斗争。
晚上，我从电视上看到一则新闻，介绍的是某地大蒜供大于求，不得不廉价出售，甚至当垃圾倒掉。看完新闻，我突然萌生一个念头：如果能把大蒜卖出名堂，也许比从事电子行业更有前途。
第二天早晨，我对父母说：“我想好了，我打算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卖大蒜!”“什么? 你疯了?”从来不发火的父亲大发雷霆。站在一旁的母亲也非常生气：“放着那么好的单位不去，你可别后悔啊!”
不仅如此，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要好的同学时，他们也冷嘲热讽。一个同学说：“大学生当菜贩子，太新鲜了!上学的时候你就爱出风头，现在又想出风头了吧?”听了这话，我非常难受。在传统和世俗面前，我才发现自己是多么弱小。但我决定试一下。
经不住我死缠硬磨，知书达理的父母最终接受了我的想法。父亲对我说：“既然你已经决定了，就去试一试吧!”母亲在一旁抹起了眼泪。
我要卖大蒜的消息很快传了出去，议论也接踵而来。有人说我有精神病，有人说我犯了错误，还有更邪乎的，说我脑子有病，变成傻瓜了。面对这些议论，我只当没有听到。
我从父母和朋友那里筹集了几万元钱，在济南租了一间房子，开始了艰苦的创业之路。
辛苦的小贩：我在困境中顽强打拼
我决定从一级经销商做起，就是直接从原料生产地收购大蒜，然后分销到蔬菜批发市场。1991年9月，我带着5万元钱来到山东大蒜主产区——金乡县。
到那儿一看，我傻眼了，哪还有大蒜的影子?我到处打听哪里有大蒜可以收购，一些农民诧异地看着我说：“你是外行吧，这里的大蒜早就卖完了。都什么时候了，还等着你来收?”听到这话，我的心里不禁一阵发凉：“大蒜不是不好卖吗?”“是不好卖啊，所以很便宜就卖出去了要不，烂在地里一分钱也挣不着……”
出师不利，我郁闷了好几天。回到济南，无奈之下，我只好跑到蔬菜批发市场，做起了名副其实的菜贩子。
第一次，我批发了100公斤大蒜，到菜市场占了一个摊位。面对来来往往的顾客，平日里能说会道的我怎么也开不了口，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从我面前走过。一天下来，只卖出去10公斤。那天风很大，我蹬着三轮车，顶着大风，艰难地回到租住的小屋，把又累又饿的身体往木板床上一放，眼泪就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后来，我终于放下矜持，开始像其他菜贩子一样大声叫卖，最多的时候一天挣了100元钱。那段时间，我结交了不少做大蒜生意的菜贩子，了解到很多市场行情和规则，这为我以后的大蒜生意打下了基础。
1992年5月，大蒜快要成熟了。我好不容易筹集了20万元资金，雇了几个帮手，踌躇满志地来到金乡。
就在我跃跃欲试时，却遇到另外一个难题。蒜农们见我面孔陌生，都不肯和我做生意。一连几天，收购点竟然没有一个蒜农光顾。再这样下去，新鲜的大蒜很快就会被收购一空，今年的批发生意又要泡汤了。
没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找到另外一家收购点的老板，死缠硬磨，老板终于答应把我介绍给当地蒜农。那晚，我喝得东倒西歪。第二天上午，当蒜农们接二连三地来到收购点时，我才挣扎着爬起来。
收购大蒜的时节正值盛夏，太阳火辣辣地照在身上。我脱掉上衣，戴着草帽，穿着大裤衩，站在磅秤前，把一袋一袋的大蒜过秤，然后又一袋一袋地扛到屋子里。一天下来，浑身像散了架。晚上，稀里糊涂吃点儿东西，本想冲个澡，却一头倒在床上睡着了。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我真想撂摊子不干了。我也曾后悔当初放着机关单位的安逸不去享受，跑到这里来受罪，但这只是瞬间一个闪念。
后来，当地蒜农都认识了我。一天，一个蒜农问我：“小伙子，做了几年生意了?”“刚开始做。”我笑着回答。“不像啊，看你的年纪不像刚从学校出来的，是不是干了几年农活才做生意的?”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不知该怎么回答。这时，我请的帮手对那个蒜农说：“他才没干过农活呢，人家是大学生。”听了这话，蒜农笑起来：“你骗谁啊?就他，还大学生?”看着他们说笑，我用胳膊擦着额头上的汗，尴尬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这一次，我满载而归。回到济南，我跑遍了大大小小的蔬菜批发市场，极力推销自己的大蒜。看我斯文老实的样子，很多批发商愿意和我做生意。去年卖大蒜时结交的菜贩子们也帮了大忙，定购了不少大蒜。就这样，跑了3个月，磨破了嘴皮，跑坏了3双鞋，三百多吨大蒜终于卖完了。这次，我净赚1O万元。
后来，我的大蒜生意越做越红火。1993年，我不仅购销大蒜，还做起其他蔬菜生意。
勤奋的白领：我把大蒜卖到全世界
1994年8月，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事业上的恩师和伙伴——陈东。当时，他刚从一家机关单位辞职，成立了一家从事农产品出口的外贸公司。
由于在农业方面的志同道合，我们一见如故。后来，他力邀我加盟他的公司，并告诉我，他正准备做大蒜出口贸易。
这对我来说太有吸引力了。当时我想，如果把大蒜卖到国外去，不仅可以让蒜农们获得更高的收入，还可以促进农业产业化和国家经济发展，这不正是自己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吗?我决定加盟他的公司。
当时，公司只有几个人，大家遇事一起商量，还是一种小作坊式管理模式。1995年下半年，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大蒜出口贸易走向正轨。1996年，公司实现200万美元出口额，到2000年，出口额达到1OOO万美元，成为国内小有名气的大蒜出口企业。
2000年之前，我们的目标市场一直是日本和东南亚，庞大的美国市场一直无法涉足。因为，自1994年起，美国商务部决定对中国大蒜征收376%的高额关税。这样，中国大蒜被完全排斥在美国市场之外。7年来，先后有27家公司应诉，但没有一家成功。
2001年5月，公司决定参与反倾销应诉。这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如果成功，将在国内首开先例，创造一个奇迹。随后，公司正式向美国商务部提出年度复审要求。由我负责，成立了6人申诉小组。
我刻苦钻研美国法律，学习WTO和反倾销规则，读了大量书籍。不仅如此，我还经常客串老师，不厌其烦地给小组成员们释疑解惑。
2002年9月，美国商务部官员到达济南，对公司的反倾销应诉进行现场审核。到机场迎接他们时，我热情地迎上去，用纯正流利的英语和他们打招呼。没想到，这几个美国人十分傲慢，直接问我：“你是谁?我们要和你们的负责人讲话!”听了这话，我不禁有点儿生气，但还是不卑不亢地对他们说：“我就是负责人。”“你，你不是翻译吗?”美国人不太相信。“我就是本次审核的中方负责人，我叫曹梦辉。”几个美国人吃惊地看着我，态度随之友好起来。
审核中，美国人所提问题老辣而刁钻。我一直提醒自己要沉着冷静，并始终面带微笑。在一一作答的同时，我不时引用美国法律条文进行论证，这让美国人非常诧异。在最后的陈述中，因为做了充足的准备，我据理力争，慷慨陈词，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振奋，就连几个美国人也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
2002年12月，经过1年半的申诉，公司首次获得由美国商务部裁定的出口大蒜零税率，成为我国第一家获得此项产品零税率的企业。从此，公司的大蒜在美国畅通无阻，一度占据美国进口大蒜市场1/3的份额。
2003年8月，随着业务不断拓展，公司规模越来越大，我被任命为公司执行总裁。
如今，公司已经形成亚、美、欧三大市场网络，并研制开发了多种大蒜深加工产品，蒜片、蒜粒、盐渍蒜、蒜油、蒜酒、大蒜保健品，把各色各样价值更高的大蒜产品推向世界各地。
卖大蒜卖出了名堂，我实现了当初对父母的许诺。但是，我不会因此而止步，因为我知道，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仍然在路上。编辑陈莹
叛逆的儿子：大学毕业，我选择了卖大蒜
1991年，以优异的成绩从哈尔滨工业大学微电子专业毕业后，我没有回老家德州，而是来到济南。当时，有3家单位供我选择：电子工业局、半导体研究所和一家大型电子企业集团。面对这3个单位，我没有急于做决定。
因为，大学二年级时，我从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文章对农村、农业、农民的诸多问题提出了深刻的忧虑，我感触很深。那时我就想：我要干农业，干中国最难干的事业。
但我毕竟学了微电子，这与农业好像没什么关系。家人都催促我赶快决定。父亲说：“时间长了，就没有单位肯要你了。”我没有回答，却无法掩盖内心的激烈斗争。
晚上，我从电视上看到一则新闻，介绍的是某地大蒜供大于求，不得不廉价出售，甚至当垃圾倒掉。看完新闻，我突然萌生一个念头：如果能把大蒜卖出名堂，也许比从事电子行业更有前途。
第二天早晨，我对父母说：“我想好了，我打算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卖大蒜!”“什么? 你疯了?”从来不发火的父亲大发雷霆。站在一旁的母亲也非常生气：“放着那么好的单位不去，你可别后悔啊!”
不仅如此，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要好的同学时，他们也冷嘲热讽。一个同学说：“大学生当菜贩子，太新鲜了!上学的时候你就爱出风头，现在又想出风头了吧?”听了这话，我非常难受。在传统和世俗面前，我才发现自己是多么弱小。但我决定试一下。
经不住我死缠硬磨，知书达理的父母最终接受了我的想法。父亲对我说：“既然你已经决定了，就去试一试吧!”母亲在一旁抹起了眼泪。
我要卖大蒜的消息很快传了出去，议论也接踵而来。有人说我有精神病，有人说我犯了错误，还有更邪乎的，说我脑子有病，变成傻瓜了。面对这些议论，我只当没有听到。
我从父母和朋友那里筹集了几万元钱，在济南租了一间房子，开始了艰苦的创业之路。
辛苦的小贩：我在困境中顽强打拼
我决定从一级经销商做起，就是直接从原料生产地收购大蒜，然后分销到蔬菜批发市场。1991年9月，我带着5万元钱来到山东大蒜主产区——金乡县。
到那儿一看，我傻眼了，哪还有大蒜的影子?我到处打听哪里有大蒜可以收购，一些农民诧异地看着我说：“你是外行吧，这里的大蒜早就卖完了。都什么时候了，还等着你来收?”听到这话，我的心里不禁一阵发凉：“大蒜不是不好卖吗?”“是不好卖啊，所以很便宜就卖出去了要不，烂在地里一分钱也挣不着……”
出师不利，我郁闷了好几天。回到济南，无奈之下，我只好跑到蔬菜批发市场，做起了名副其实的菜贩子。
第一次，我批发了100公斤大蒜，到菜市场占了一个摊位。面对来来往往的顾客，平日里能说会道的我怎么也开不了口，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从我面前走过。一天下来，只卖出去10公斤。那天风很大，我蹬着三轮车，顶着大风，艰难地回到租住的小屋，把又累又饿的身体往木板床上一放，眼泪就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后来，我终于放下矜持，开始像其他菜贩子一样大声叫卖，最多的时候一天挣了100元钱。那段时间，我结交了不少做大蒜生意的菜贩子，了解到很多市场行情和规则，这为我以后的大蒜生意打下了基础。
1992年5月，大蒜快要成熟了。我好不容易筹集了20万元资金，雇了几个帮手，踌躇满志地来到金乡。
就在我跃跃欲试时，却遇到另外一个难题。蒜农们见我面孔陌生，都不肯和我做生意。一连几天，收购点竟然没有一个蒜农光顾。再这样下去，新鲜的大蒜很快就会被收购一空，今年的批发生意又要泡汤了。
没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找到另外一家收购点的老板，死缠硬磨，老板终于答应把我介绍给当地蒜农。那晚，我喝得东倒西歪。第二天上午，当蒜农们接二连三地来到收购点时，我才挣扎着爬起来。
收购大蒜的时节正值盛夏，太阳火辣辣地照在身上。我脱掉上衣，戴着草帽，穿着大裤衩，站在磅秤前，把一袋一袋的大蒜过秤，然后又一袋一袋地扛到屋子里。一天下来，浑身像散了架。晚上，稀里糊涂吃点儿东西，本想冲个澡，却一头倒在床上睡着了。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我真想撂摊子不干了。我也曾后悔当初放着机关单位的安逸不去享受，跑到这里来受罪，但这只是瞬间一个闪念。
后来，当地蒜农都认识了我。一天，一个蒜农问我：“小伙子，做了几年生意了?”“刚开始做。”我笑着回答。“不像啊，看你的年纪不像刚从学校出来的，是不是干了几年农活才做生意的?”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不知该怎么回答。这时，我请的帮手对那个蒜农说：“他才没干过农活呢，人家是大学生。”听了这话，蒜农笑起来：“你骗谁啊?就他，还大学生?”看着他们说笑，我用胳膊擦着额头上的汗，尴尬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这一次，我满载而归。回到济南，我跑遍了大大小小的蔬菜批发市场，极力推销自己的大蒜。看我斯文老实的样子，很多批发商愿意和我做生意。去年卖大蒜时结交的菜贩子们也帮了大忙，定购了不少大蒜。就这样，跑了3个月，磨破了嘴皮，跑坏了3双鞋，三百多吨大蒜终于卖完了。这次，我净赚1O万元。
后来，我的大蒜生意越做越红火。1993年，我不仅购销大蒜，还做起其他蔬菜生意。
勤奋的白领：我把大蒜卖到全世界
1994年8月，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事业上的恩师和伙伴——陈东。当时，他刚从一家机关单位辞职，成立了一家从事农产品出口的外贸公司。
由于在农业方面的志同道合，我们一见如故。后来，他力邀我加盟他的公司，并告诉我，他正准备做大蒜出口贸易。
这对我来说太有吸引力了。当时我想，如果把大蒜卖到国外去，不仅可以让蒜农们获得更高的收入，还可以促进农业产业化和国家经济发展，这不正是自己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吗?我决定加盟他的公司。
当时，公司只有几个人，大家遇事一起商量，还是一种小作坊式管理模式。1995年下半年，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大蒜出口贸易走向正轨。1996年，公司实现200万美元出口额，到2000年，出口额达到1OOO万美元，成为国内小有名气的大蒜出口企业。
2000年之前，我们的目标市场一直是日本和东南亚，庞大的美国市场一直无法涉足。因为，自1994年起，美国商务部决定对中国大蒜征收376%的高额关税。这样，中国大蒜被完全排斥在美国市场之外。7年来，先后有27家公司应诉，但没有一家成功。
2001年5月，公司决定参与反倾销应诉。这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如果成功，将在国内首开先例，创造一个奇迹。随后，公司正式向美国商务部提出年度复审要求。由我负责，成立了6人申诉小组。
我刻苦钻研美国法律，学习WTO和反倾销规则，读了大量书籍。不仅如此，我还经常客串老师，不厌其烦地给小组成员们释疑解惑。
2002年9月，美国商务部官员到达济南，对公司的反倾销应诉进行现场审核。到机场迎接他们时，我热情地迎上去，用纯正流利的英语和他们打招呼。没想到，这几个美国人十分傲慢，直接问我：“你是谁?我们要和你们的负责人讲话!”听了这话，我不禁有点儿生气，但还是不卑不亢地对他们说：“我就是负责人。”“你，你不是翻译吗?”美国人不太相信。“我就是本次审核的中方负责人，我叫曹梦辉。”几个美国人吃惊地看着我，态度随之友好起来。
审核中，美国人所提问题老辣而刁钻。我一直提醒自己要沉着冷静，并始终面带微笑。在一一作答的同时，我不时引用美国法律条文进行论证，这让美国人非常诧异。在最后的陈述中，因为做了充足的准备，我据理力争，慷慨陈词，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振奋，就连几个美国人也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
2002年12月，经过1年半的申诉，公司首次获得由美国商务部裁定的出口大蒜零税率，成为我国第一家获得此项产品零税率的企业。从此，公司的大蒜在美国畅通无阻，一度占据美国进口大蒜市场1/3的份额。
2003年8月，随着业务不断拓展，公司规模越来越大，我被任命为公司执行总裁。
如今，公司已经形成亚、美、欧三大市场网络，并研制开发了多种大蒜深加工产品，蒜片、蒜粒、盐渍蒜、蒜油、蒜酒、大蒜保健品，把各色各样价值更高的大蒜产品推向世界各地。
卖大蒜卖出了名堂，我实现了当初对父母的许诺。但是，我不会因此而止步，因为我知道，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仍然在路上。编辑陈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