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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繁华热闹的前门，民国时期的火车站就在这里。一位白衬衣的中年男人，头戴着白色的南洋盔帽，带着一位穿旗袍的优雅女性登上了车厢。两个年轻的助手拎着行李紧随其后。笨拙的火车头喷出白烟，缓缓驶过永定河大桥，消失在北京西部的崇山峻岭之中。他们的目标，就是穿过巍峨的太行山脉，去到山西五台山下的一个偏僻的山村，因为那里兴许会有一个注定要震惊世人的大发现在等待着他们……
时光回到1926年的光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中国留学生梁思成，收到了遥远的大洋彼岸寄来的一个包裹。他的父亲，梁启超先生给他寄来了一本新发现的古书《营造法式》重印本。这是北宋京城宫殿建筑的营造手册，为宋徽宗时工部侍郎李诫所著。梁启超在信中评论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正是父亲所寄的这本书，为梁思成打开了一扇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重要大门，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正是这部“天书”，让年少轻狂的梁思成突然发现古老中国的建筑体系居然曾经如此的完善和精美，不仅是西方，就算是中国人自己都很少了解！中国古代灿烂的建筑文化必须得到研究和挖掘呀！一种使命感，在他的心中油然而生。
梁思成先生在1928年携新婚妻子林徽因回到祖国。1931年他们双双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开始投身于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的调查研究工作之中。
梁思成，1901年出生在日本，他的父亲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康有为的学生、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林徽因，梁思成的夫人，1904年出生在浙江杭州，她的父亲林长民是中国近代立宪派领袖，擅长诗文、书法，曾经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等职。1924年，梁思成与林徽因结伴共赴美国。梁思成就读于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因为建筑系当时不收女生，林徽因遂进入美术系学习。
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于1930年，创办人是北洋政府时期的交通系大员朱启钤先生。朱启钤曾官至代理国务总理，后因为支持袁世凯复辟而饱受非议，并因之退出政坛。其后，朱启钤专注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与保护，并最终投资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中国营造学社发轫于中国建筑学者在美国庚款资助下于1929年开始的关于《营造法式》的系列主题讲座。后来渐成气候，从松散的个人的学术讲座发展成有组织的学术团体。
营造学社成立之后，以天安门内旧朝房为办公地点，营造学社内设法式、文献二组，分别由梁思成和刘敦桢主持，分头研究古建筑形制和史料，并开展了大规模的中国古建筑的田野调查工作。从1932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间的短短5年中，学社成员以现代建筑学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当时中国大地上的古建筑进行了大量的勘探和调查，搜集到了大量珍贵数据，其中很多数据至今仍然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
梁思成认为，唐代建筑艺术是中国建筑发展的一次高峰，而他确信，中国木框架建筑的建造原则以及过去三千年来这种建筑方法的演变之谜，就隐藏在现存的古代建筑遗迹中。
建筑行业人士普遍认为，纵览中国古代建筑发展演变的历史，秦汉时期的建筑规模宏大，但是精致不足。直到大唐盛世到来，中国建筑体系终于呈现出一个成熟的峰值。唐代建筑宏伟，大气，格局成熟，细节精美。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以后，中国的建筑逐渐进入着重繁琐装饰，秀气小巧，精致有余，而与宏伟壮丽，大气完美渐行渐远。
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中国的诗词就是在唐代达到巅峰后逐渐衰落，后人再也难以逾越。可惜的是，建筑艺术和雕塑艺术看来也是如此。
一位建筑学专家曾经举例说，唐、宋的木结构建筑使用的梁栿之材，其横切面的高宽比为3：2，是力学的最优截面比例。可是，至明清朝，梁栿的比例逐渐变成5：4，甚至还有正方形的，从材料力学方面来说完全是倒退！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因为中国历史上朝代不断更迭，历朝历代的兵荒马乱造成中国古代建筑不断被毁坏。千年以后，大唐首都长安城就只剩下几座塔、陵墓和遗址还能让人追忆起盛唐时代的残阳。明清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建筑中心的诺大的北京，更是难以寻觅到一丝儿的“唐风”！
从1932年到1937年初，梁思成和林徽因率领考察队频频走出北京，实地考察了137个县市，1823座古建筑。可是，他们一直期望发现的一千年以前的唐代木结构建筑却从未出现过。
这时候，梁思成偶然看到了一本画册《敦煌石窟图录》，这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石窟实地拍摄的。梁思成看到第61号窟中有一幅五代时期的壁画“五台山图”，其中五台山下偏僻之处有一座叫“大佛光之寺”的庙宇引起了梁思成的注意。梁思成接受过完整的西方建筑学教育，精通美国建筑体系的现代测算和计量手法。同时，梁先生家教甚严，传统国学底蕴深厚，历史文献阅读能力极强。他敏锐的目光，就此聚焦在了五台山下的那座小寺庙上。一颗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皇冠上的明珠”的光芒开始在他的脑海里若影若现。
五台山位于山西省东北部忻州市五台县境内，西南距省会太原市230公里，位列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五台山与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四川峨眉山、共称“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五台山与尼泊尔蓝毗尼花园、印度鹿野苑、菩提伽耶、拘尸那迦并称为世界五大佛教圣地。《大唐神州感通录》云：“代州东南，有五台山者，古称神仙之宅也。山方五百里，势极崇峻。上有五台，其顶不生草木。松柏茂林，森于谷底。其山极寒，南号清凉山，山下有清凉府。经中明说，文殊将五百仙人住清凉雪山，即斯地也。”
梁思成先生多次寻访山西，五台山上当年的唐代古刹早已经杳无踪迹。五台山作为佛教名山，寺院众多，从皇室成员，朝廷命官到贩夫走卒，朝拜者络绎不绝，香火旺盛。五台山上的寺院经费充足，历朝历代不断翻修、重建，因此，五台山上的众多寺院在明清以后已经很难找到唐代的痕迹。那么，五台山下，那些位置偏僻的，荒郊野外的唐代寺庙，香火不那么旺，“烟火冷落，寺极贫寒”，是否反而有机会“独善其身”呢？
根据《敦煌石窟图录》的线索，梁思成和林徽因很快在北平图书馆查阅到了有关大佛光之寺的资料。五台山《清凉山志》记载， 佛光寺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公元471-499年）。唐朝时，法兴禅师在寺内兴建了高达32米的弥勒大阁，寺院一时僧徒众多，声名大振。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大举灭佛，佛光寺因此被毁，仅一座祖师塔幸存。公元847年，唐宣宗李忱继位，佛教再兴，佛光寺得以重建。千里之外的敦煌石窟里的壁画，描述的应该是佛光寺被毁坏之前的模样。 根据对壁画和佛光寺实际情况的比照来看，敦煌壁画的作者，估计没有到过佛光寺，他们极有可能是根据记载，或者是传说来描绘佛光寺的！
1937年6月26日，对寻找唐代木结构建筑充满热望的梁思成、林徽因带着助手莫宗江、纪玉堂动身前往五台山，这是他们第3次前往山西寻找古建筑了。他们一行人从北京前门的火车站出发，沿京原铁路抵达太原，再转长途客车到达五台县城。
“我们不入台怀，折北而行，径趋南台外围。我们骑驮骡入山，在陡峻的路上，迂回着走，沿倚着岸边，崎岖危险，下面可以俯瞰田垄，田垄随山势转弯，林木错绮。”
黄昏时分，梁思成、林徽因一行骑着毛驴来到台怀镇西南两百余公里的豆村。从豆村往北转过山道，他们远远望见一个隐藏在连绵山峦下的古寺。
梁思成一行人进入寺院山门，首先看到的是庭院里的一个石经幢，两侧的配殿明显是唐代以后的建筑。走进庭院迎面有一个高高的台阶。梁思成和林徽因拾级而上，当他们刚刚迈步上高台后，面前一下子就冒出来一个出檐深远的大殿。梁思成一眼就断定这是一座比他们以前所见的更古老建筑。推开巨大的木门，大殿内的景象让梁思成和林徽因惊讶不已。
“到了黄昏时分，我们到达豆村附近的佛光真容禅寺，瞻仰大殿，咨嗟惊喜，我们一向所抱着的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一旦在此得到一个证实了。”梁思成写道：“巨大的殿门立即被我们用力地推开了。面宽七开间的室内，在昏暗中非常动人。在一个很大的平台上，有一尊佛的坐像，两边是普贤和文殊以及众多随侍的罗汉、胁侍菩萨，有如一座仙林。在平台左端，坐着一个真人大小的着便装的女人，在诸神之中显得非常渺小和谦恭。和尚告诉我们，她就是篡位的武后。整个塑像群尽管由于最近的装修而显得色彩鲜艳，无疑是晚唐时期的作品。但如果泥塑像是未经毁坏的唐代原物，那么庇荫它的建筑必定也是原来的唐构。显而易见，因为任何房屋重建必定会损坏里面的一切。”
眼前这些身材高大、造型别致的彩色塑像，仿佛让他们回到了遥远的历史时空。从艺术造型上看，佛像面颊丰满，弯弯的眉毛，端正的口唇，都具有极其显著的唐代风格。菩萨立像大都微微向前倾斜，腰部弯曲，腹部略微凸起，这都是唐中叶以后菩萨造像的典型特征，与敦煌石窟里的塑像极为相似。
佛光寺大殿的佛坛上有唐代彩塑35尊。其中，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弥陀佛、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及胁侍菩萨、金刚等塑像33尊，高1.95米至5.3米不等。另两尊特别的人物塑像，一尊是建殿施主宁公遇，另一尊是建殿主持者愿诚法师。这两尊塑像虽然小些，但形态却很生动。东大殿的墙壁上，还有唐代壁画10余平方米，内容均为佛教故事。壁画中上千个人物，连同他们的饰物、衣纹，都画得非常细腻。此外，大殿两侧还有明代塑造的罗汉像296尊。
佛光寺塑造人物的五官有其独特的秀美。比如，南北朝时期的造像人物眉毛较直，除个别外一般较短，双眉间距较窄。而佛光寺雕塑人物的眉均为弯弓形，细而长，弯度大，双眉之间距离宽。
优美的站立姿式。唐以前的佛前菩萨像都是双腿并立的姿式，而佛光寺的菩萨像全部都是S型的站立姿式，腰部稍弯曲，腹部微突起，有的向左弯，有的向右弯。这种优美生动、自由随便的站立姿式，使塑像充满了活力，显得轻松愉快。
东大殿的塑像在明代弘治年间曾经重新描绘过，但是泥塑的胎体完全还是唐代的，没有改动过。
大殿的斗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础，无论是单个或总体，它们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晚唐时期的特征。假如这些塑像是唐代遗存，那么庇护塑像的建筑就完全有可能是唐代的了。梁思成、林徽因认为，如果大殿经过不断重修，眼前的唐代塑像将很难完整保存至今。
佛教自东汉开始大规模传入东土。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的形式与内容大都照搬印度的样本。魏晋南北朝以前中国在佛教造像上几乎没有自己的东西，薄衣贴体、高鼻深目卷发的犍陀罗和笈多风格十分明显。一些专家认为，汉传佛教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同时，就开始逐渐根据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改造佛教以适应本地的需求。自从北齐画家曹仲达在不改变外来佛教基本面貌的前提下，将印度人的形象改造成中国人的样子开始，这种雕塑风格逐步代替了印度人形象的雕塑。到了唐代，又由于国力强盛，社会风气开放，雕塑艺术进一步发展，富以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工匠们把这种表现方式用在雕塑的制作上。雕塑在融入外国的风格后就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曹衣出水”和“吴带当风”。
唐代石窟雕塑中也可以开凿自己的形象与佛像一起出现。有的出资供养人单独做出供养人像置于佛像旁边。皇室或贵戚的供养人像一般都以列队出行式的礼佛场面出现。 造像没有了早期佛教造像的苦涩，而有的是如同生活在尘世生活一般的宁静祥和。这种将菩萨造像拟人化的制作方式开始打破宗教禁锢的气氛。世俗化的佛教造像使参拜者更容易接受宗教的观念。
梁思成说过菩萨造像“日常生活精形殪已渐渐侵入宗教观念之中，于是美术，其先完全受宗教之驱使者，亦与俗世发生较密之接触。故道宣于其《感通录》论造像梵相，谓自唐以来佛像笔工皆端严柔弱，似妓女儿，而宫娃乃以菩萨自夸也。”
面对近在咫尺的佛光寺，梁思成被那层层交叠而又宏大雄伟的斗拱所震撼。虽然这些斗拱像是承受了千年的委屈一般，交错折叠在宽大深远的屋檐下，而正是这种稳健牢固的姿态，支撑着佛光寺千年的骨骼和历史。梁思成评价，此殿“斗拱雄大，出檐深远”。
经测量，佛光寺东大殿的斗拱材厚为210豪米，是晚清建筑斗拱断面的十倍；屋檐探出超过3.6米。这在宋以后的木结构建筑中也是找不到的。
当时一直没有找到任何碑刻和题记上的文字记载，大殿里也没有发现通常写在屋脊檩条上的文字。梁思成决定，爬到天花板上去碰碰运气。梁思成是这样写的：“我在那里看到了一种屋顶架构，其做法据我所知只有在唐代绘画中才有。使用‘大叉手’，而不用‘侏儒柱’，这和后世中国建筑的做法全然不同，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大叉手这个结构，从汉代开始有，在南北朝也有，在石窟上边有这种形象，但是实物没见过，因为梁思成夫妇作了大量的古代建筑调查，在中国北方调查了数百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结构，所以这种结构可以明确地判断它就是唐代的原物。
就在此时，一直在大殿内仔细观察的林徽因突然欢快地叫了起来，她发现了一根大梁上有很淡的毛笔字迹！梁上那行文字是：“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大殿是由长安城里一位叫宁公遇的女性捐钱建造的。正当大家还在琢磨这段文字的时候，林徽因突然快步奔向大殿外的石经幢……因为她忽然记起，在佛光寺大殿前的石经幢上似乎也有相同的名字。
时光流逝，但是石经幢上的刻字依然非常清晰。“妙弟子佛殿主宁公遇”，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殿内梁上的题字和殿外石经幢上的刻文相互吻合，那么大殿的建造时间终于能够确定了。石经幢上刻写的纪年是：唐大中十一年十月。根据推算，这应该是公元857年，距发现之日整整1080年！
唐武宗灭佛后，40岁左右的愿诚禅师四处化缘，复兴了佛光寺。他和宁公遇的塑像如今也在殿内。另一位叫王守澄的人，他以“功德主”的名义与宁公遇的名字出现在同一根木梁上，这个颇神秘的人究竟是什么身份？他与佛光寺的诞生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梁架上的这两行题记，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右军中尉是唐代管宦官的一个首领。王守澄是唐代一位有名的宦官。他在唐宪宗时代就跟随太子李恒。唐宪宗被宦官毒死的时候，王守澄与神策中尉梁守谦等合谋，派兵诛杀了澧王与拥护澧王的宦官吐突承璀。元和十五年（820年）闰二月，太子李恒在王守澄等人的支持下顺利即位，是为唐穆宗。4年后穆宗病逝，王守澄经历过敬宗和文宗时代，把持朝廷大权，权倾一时。唐文宗经过精心策划后在大和九年（835年）十月，命令宦官李好古带着毒酒前往王守澄宅第，秘密鸩杀了他。
佛殿主宁公遇的塑像，曾经被僧人误以为是武则天。根据梁思成先生的推测，宁公遇有可能就是王守澄的家人。因为在唐代时候，有宦官娶妻的习俗。王守澄是那样有权势的一个人，所以有人推测宁公遇是他的妻子。这种可能性应该不存在。因为宁公遇捐资修建佛光寺应该是在大中十一年左右。她的塑像显示的年龄大约也就是30多岁。这时候，王守澄被唐文宗鸠杀已经过去22年之久。宁公遇应该是王守澄的养女。捐资的时候已经是唐宣宗时代，王守澄已经不算是朝廷罪人。王守澄身居高位多年，他的家人富甲天下是肯定的。命运多舛和时势变迁，可能让宁公遇更加虔诚的拜佛，她捐资发愿保佑家族的平安福分，就是佛光寺重建的机缘。众多的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艺术作品汇集在一座寺庙里，而且同时被发现，如此重要的意外收获，成为多年来梁思成和林徽因寻找中国古建筑最快乐的时光。
佛光寺大殿并不高大，貌似平常，但却被梁思成称为“中国第一国宝”，因为它打破了日本学者的断言：在中国大地上没有唐朝及其以前的木结构建筑。
梁思成先生在他的《中国建筑史》里这样评价道：“平梁之上，以叉手相抵作人字形，以承屋脊，而不用后世通用之侏儒柱。此法见于敦煌壁画中。而实物则仅此一例而已。除殿本身为唐代木构外，殿内尚有唐塑佛菩萨像数十尊，梁下有唐代题名墨迹，眼壁有唐代壁画。此四者一已称绝，而四艺集于一殿，诚我国第一国宝也。”
佛光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据说，北魏孝文帝当年造访五台山，走到南台山顶时，忽然看到霞光云涌，孝文帝以为是文殊菩萨的佛光，就在出现霞光的地方，建造了佛光寺。
隋唐之际，已是五台名刹，“佛光寺”这个寺名屡见于各种史书记载。公元845年，也就是唐武宗会昌五年，皇朝发动灭法运动，寺内除几座墓塔外，其余全部被毁。偌大的佛光寺土崩瓦解，变成了一片废墟，僧人也全作鸟兽散。
公元847年，唐宣宗李忱继位，佛教再兴。公元857年，也就是大中十一年，京都女弟子宁公遇和高僧愿诚主持重建佛光寺。现存东大殿及殿内彩塑、壁画等，即是这次重建后的遗物。文献记载中的弥勒阁，可能早在唐武宗时期已经被毁。有专家猜测东大殿的位置可能就是原来的弥勒阁。
到了12世纪的金代以后，佛光寺前院两侧兴建了文殊、普贤二殿。在文殊殿对面，曾经有普贤殿和天王殿，但是，这两间殿堂分别在明崇祯年间、清光绪年间不慎被烧毁。院内的南北厢房是民国初年增筑的，这些就是梁思成与林徽因当年见到的模样。
佛光寺保留下一些石碑，除了重修庙宇的碑记外，还有一些古人留下的诗歌。其中，有一首明代正德年间（1515年）秋天题下的《重经再宿佛光寺》挺有趣。一位叫做张凤羽工的“钦差整饬雁门等关兵备副使”记录下自己第二次到访佛光寺，在边关思念起家乡蜀地的思绪：“重来野寺寄行窝，聊的偷闲一放歌。直上中台高处望，白云堆里是三峨。”
大佛光寺的台基前半截是垫起来的，做得非常坚固，后半截就坐在石岩上，把山坡的碎石清掉以后，潮气不容易上升，它里边的塑像没有腐蚀现象。
一般的佛教庙宇讲究的是坐北朝南，佛光寺东大殿为了合理利用天然的山势地形，独特的成为了坐东朝西。每天下午黄昏时分，夕阳的光芒会静静的倾泻到殿内。台座上的唐代佛像雕塑，无论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还是那些可爱的供养菩萨，他们的一张张面孔都会明亮起来，表情安详生动。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红尘滚滚，如何时势变迁，这里静谧的微笑已经千年！
东大殿天棚下拱眼壁上遗存的唐代壁画，是梁思成在大殿梁架上测绘时偶然发现的。古代的时候制作壁画的工匠都是使用天然的矿物颜料。有铁红、赭黄和锌白等，经过多年的氧化就会发黑。敦煌壁画、西藏阿里的古格王朝壁画都有类似的情况，佛光寺的唐代壁画同样如此。
梁思成、林徽因之后，对佛光寺的深入研究实际上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梁思成当年对东大殿正面的大门作了仔细研究后认为，“其造门之制，是现存实例中所未见的”。但是当时梁思成先生没有确认大门属于唐代遗存。
1941年7月，梁思成发表在《亚洲杂志》上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一文中说：这是我们这些年里搜寻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结构建筑，不仅如此，在同一座大殿里，我们找到了唐代的绘画、书法、雕塑和建筑，其中的每一项都是稀世之珍，集中在一起，它们是独一无二的。 1951年，雁北文物考察团再次来到佛光寺，莫宗江先生等专家参与考察。1961年国务院公布佛光寺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著名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在佛光寺发现了门板上的唐人题记和佛座束腰上的壁画，确认东大殿的木门也是唐代原物。1974年，中国古代建筑保护专家柴泽俊先生在东大殿研究壁画的时候，再次发现了多处唐代壁画，加上梁思成、罗哲文、孟繁兴等人此前的发现，佛光寺遗存的唐代壁画多达60余平方米。
全国寺庙当中保存下来的唐代壁画全国仅此一例，其他就是敦煌莫高窟里边保存下来的唐代壁画。因此，佛光寺为数不多的壁画，是我国绘画史上的重要一页，或者是当前保存下来最早的壁画的实证，再没有比它早的。
东大殿的后墙原来紧靠后山石壁，洪水冲刷导致后墙的破损。解放后，文物部门开挖山体，把崖壁推后了一段距离。这样，顺石壁流淌的洪水不至于直接冲击大殿的后墙了。
梁思成先生1937年考察佛光古刹时，还曾留过下面一段描述：“我们用手电探视，看见檩条已被蝙蝠盘踞，千百成群地聚挤在上面，无法驱除。”几十年的沧桑岁月，人事间发生了数不清的变幻，而这个蝙蝠家族，却依旧安然地生存在东大殿的楼阁里，真是令人感慨万分。
中国专门研究蝙蝠的著名动物学家张树义教授回忆自己在佛光寺的观察经历时说：“四周万籁俱寂，我们可以清楚地听到楼阁内蝙蝠唧唧的尖叫声。在阴暗的视野下，我们隐约感觉到几只蝙蝠疾速地从隔壁的孔洞中飞了出来，。猛然间，一只蝙蝠撞进了网里，我就势一卷，将它罩住，慢慢地放下来。仔细观察，可以清楚地看到其腿上和尾膜上布满了纤毛。经过测量和检索，我们判定它们是北京鼠耳蝠。”
2006年开始，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由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学家吕舟教授带队，首次使用先进的三维激光扫描技术进行测绘，完成了《佛光寺东大殿建筑勘察研究报告》。吕舟教授的门生张荣为该报告的负责人。
“过去的建筑测绘手段落后，人工皮尺丈量，加上建筑材料本身就有侧角，弯曲，倾斜的变化，测量数据一般只能读到厘米级，很难控制误差，并且有大量数据无法测量。我们使用三维激光仪器后，可以取得所有需要的尺寸数据，并能将误差控制到毫米级。”张荣说：“我们得到了3000多个木制构件的数据，测算出了东大殿地建筑结构基本单位是一分等于21毫米。从斗拱的材分尺寸到所有的开间、进深都是依据这个单位比例来进行的。我们因此得到了东大殿建成时的设计原型。根据原型和现状的对比，发现了西南角柱下沉了20厘米，后檐有3根柱子相比短小，明显是后代更换的。根据现场勘查可以肯定的是，佛光寺东大殿的结构没有变化，绝大部分材料都依然是唐代原件！”
相比之下，日本京都、奈良等地现存的唐代建筑，因为有历代多次的整修、翻新，结构和构件已经变化，很多元素都已经不是唐代的原物了。而且，当年日本的唐代建筑受限于对中国古代建筑结构体系认识的缺失，主要是模仿外形结构的相似，很多内部的规制都很粗糙，天花板内外的结构完全脱节。要说到纯正的唐风建筑，佛光寺东大殿才是最原汁原味的，由此可见佛光寺在整个东亚古代建筑史上的珍贵地位！
1961年，五台山佛光寺被列入首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命运女神也十分眷顾这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期间，据说“破四旧”的红卫兵也曾经来过这里企图捣毁佛殿，却最终未能得手。中华民族的这点古代建筑的血脉幸运的完整保留下来了。
1984年，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在美国出版，佛光寺考察成果是其中重要篇章。
有趣的是，据日本昭和十四年（1939）五月十五日出版的《支那文化史迹》（常盘大定（1870-1945），关野贞（1868-1935）著）所记载。日本建筑学家曾经委托摄影师在1925年拍摄过佛光寺的照片。一位日本的净土宗学僧小野玄妙甚至在1922年拜访五台山的时候就到达过佛光寺，也拍摄了图片。可能是因为小野玄妙不太懂建筑，而日本的建筑学家本身对于中国古代建筑结构“法式”的了解不够透彻，又没有亲自到现场勘察，也就无法断定佛光寺的确切年代和艺术价值。
五台山上，一如既往的香火旺盛。偏僻山村里的佛光寺依然如野百合一般的悄悄绽放。目前，佛光寺一年的、接待的游客大约4000多人，大多是古建筑的爱好者，或者文物行业内的专家学者。来这里的参观者中有一部分是学习美术，建筑的大学生群体。外国游客不多，主要来自日本和韩国。欧美客人主要是来自于文化艺术机构。文物部门目前的政策是“以保护为主的开放”。
刘俊文，一位略显内向腼腆的文管所长，48岁的他从2000年开始，已经在佛光寺工作15年之久。一位调皮的大学生模样的游客用手叩响了挂在东大殿台阶上的明代铜钟，刘俊文赶紧一路小跑过去劝阻。“我们都长期住在佛光寺大院子里，文物保护是一个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工作。这样珍贵的国宝级文物在我们的手里得到良好的保护和照顾，我们都很自豪！”刘俊文说：“我自己也不知道进入过东大殿多少次了。我自己最喜欢的是释迦牟尼佛面前的两个伺女，她们就在佛像前对立站着。每次我们一打开东大殿，伺女手里的丝巾仿佛被大门外的风轻轻吹动，丝巾的一角都轻拂飞扬起来的感觉！唐代工匠们高超的雕塑技艺让大家叹服不已！”
中国历史上，对于建筑的研究非常缺失。中国文化传统里，绘画和书法都被尊为高大上的艺术范畴。可是，建筑学却一直被人为地贬低为“工匠之术”，甚至是“奇技淫巧”。梁思成先生开创了中国建筑作为艺术门类的先河，是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开山鼻祖。同时，梁思成先生还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先驱。
梁思成先生很早就具备了文化遗产保护的世界眼光。解放战争时期，他为当时包围北平的解放军提供了不能作为炮击目标的古代建筑名单。他早就有这个意识，就是文化遗产是世界的，是全人类的，必须共同保护。联合国正式推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是在1975年，比他晚了20多年。张荣说：“梁先生不愧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先驱，他提出的修旧如旧的核心概念，到现在也是全球文化遗产保护的圭臬！”
东大殿屹立在五台山一隅已经1158年。梁思成和林徽因找寻到这里那一刻也过去了78年！在偏僻幽静的佛光寺院落里，似乎依然可以看到梁思成和林徽因兴奋的面容和调研，测绘的忙碌身影。世事变迁，沧海桑田，我们得到许多，又失去许多。相比“得不到”和“已失去”，最值得珍惜的就是“在当下”。
黄昏时分的佛光寺是最美的，因为太阳西沉，霞光可以直接照进坐东面西的东大殿。站在大殿前的唐代石经幢旁遍眺望远方，远处的太行山脉层峦叠嶂，晚霞在迷雾中勾勒出群山蜿蜒的迷人线条。
美好的一定就是短暂的吗？佛光寺似乎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抚今追昔，终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时光回到1926年的光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中国留学生梁思成，收到了遥远的大洋彼岸寄来的一个包裹。他的父亲，梁启超先生给他寄来了一本新发现的古书《营造法式》重印本。这是北宋京城宫殿建筑的营造手册，为宋徽宗时工部侍郎李诫所著。梁启超在信中评论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正是父亲所寄的这本书，为梁思成打开了一扇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重要大门，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正是这部“天书”，让年少轻狂的梁思成突然发现古老中国的建筑体系居然曾经如此的完善和精美，不仅是西方，就算是中国人自己都很少了解！中国古代灿烂的建筑文化必须得到研究和挖掘呀！一种使命感，在他的心中油然而生。
梁思成先生在1928年携新婚妻子林徽因回到祖国。1931年他们双双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开始投身于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的调查研究工作之中。
梁思成，1901年出生在日本，他的父亲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康有为的学生、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林徽因，梁思成的夫人，1904年出生在浙江杭州，她的父亲林长民是中国近代立宪派领袖，擅长诗文、书法，曾经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等职。1924年，梁思成与林徽因结伴共赴美国。梁思成就读于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因为建筑系当时不收女生，林徽因遂进入美术系学习。
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于1930年，创办人是北洋政府时期的交通系大员朱启钤先生。朱启钤曾官至代理国务总理，后因为支持袁世凯复辟而饱受非议，并因之退出政坛。其后，朱启钤专注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与保护，并最终投资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中国营造学社发轫于中国建筑学者在美国庚款资助下于1929年开始的关于《营造法式》的系列主题讲座。后来渐成气候，从松散的个人的学术讲座发展成有组织的学术团体。
营造学社成立之后，以天安门内旧朝房为办公地点，营造学社内设法式、文献二组，分别由梁思成和刘敦桢主持，分头研究古建筑形制和史料，并开展了大规模的中国古建筑的田野调查工作。从1932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间的短短5年中，学社成员以现代建筑学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当时中国大地上的古建筑进行了大量的勘探和调查，搜集到了大量珍贵数据，其中很多数据至今仍然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
梁思成认为，唐代建筑艺术是中国建筑发展的一次高峰，而他确信，中国木框架建筑的建造原则以及过去三千年来这种建筑方法的演变之谜，就隐藏在现存的古代建筑遗迹中。
建筑行业人士普遍认为，纵览中国古代建筑发展演变的历史，秦汉时期的建筑规模宏大，但是精致不足。直到大唐盛世到来，中国建筑体系终于呈现出一个成熟的峰值。唐代建筑宏伟，大气，格局成熟，细节精美。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以后，中国的建筑逐渐进入着重繁琐装饰，秀气小巧，精致有余，而与宏伟壮丽，大气完美渐行渐远。
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中国的诗词就是在唐代达到巅峰后逐渐衰落，后人再也难以逾越。可惜的是，建筑艺术和雕塑艺术看来也是如此。
一位建筑学专家曾经举例说，唐、宋的木结构建筑使用的梁栿之材，其横切面的高宽比为3：2，是力学的最优截面比例。可是，至明清朝，梁栿的比例逐渐变成5：4，甚至还有正方形的，从材料力学方面来说完全是倒退！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因为中国历史上朝代不断更迭，历朝历代的兵荒马乱造成中国古代建筑不断被毁坏。千年以后，大唐首都长安城就只剩下几座塔、陵墓和遗址还能让人追忆起盛唐时代的残阳。明清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建筑中心的诺大的北京，更是难以寻觅到一丝儿的“唐风”！
从1932年到1937年初，梁思成和林徽因率领考察队频频走出北京，实地考察了137个县市，1823座古建筑。可是，他们一直期望发现的一千年以前的唐代木结构建筑却从未出现过。
这时候，梁思成偶然看到了一本画册《敦煌石窟图录》，这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石窟实地拍摄的。梁思成看到第61号窟中有一幅五代时期的壁画“五台山图”，其中五台山下偏僻之处有一座叫“大佛光之寺”的庙宇引起了梁思成的注意。梁思成接受过完整的西方建筑学教育，精通美国建筑体系的现代测算和计量手法。同时，梁先生家教甚严，传统国学底蕴深厚，历史文献阅读能力极强。他敏锐的目光，就此聚焦在了五台山下的那座小寺庙上。一颗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皇冠上的明珠”的光芒开始在他的脑海里若影若现。
五台山位于山西省东北部忻州市五台县境内，西南距省会太原市230公里，位列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五台山与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四川峨眉山、共称“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五台山与尼泊尔蓝毗尼花园、印度鹿野苑、菩提伽耶、拘尸那迦并称为世界五大佛教圣地。《大唐神州感通录》云：“代州东南，有五台山者，古称神仙之宅也。山方五百里，势极崇峻。上有五台，其顶不生草木。松柏茂林，森于谷底。其山极寒，南号清凉山，山下有清凉府。经中明说，文殊将五百仙人住清凉雪山，即斯地也。”
梁思成先生多次寻访山西，五台山上当年的唐代古刹早已经杳无踪迹。五台山作为佛教名山，寺院众多，从皇室成员，朝廷命官到贩夫走卒，朝拜者络绎不绝，香火旺盛。五台山上的寺院经费充足，历朝历代不断翻修、重建，因此，五台山上的众多寺院在明清以后已经很难找到唐代的痕迹。那么，五台山下，那些位置偏僻的，荒郊野外的唐代寺庙，香火不那么旺，“烟火冷落，寺极贫寒”，是否反而有机会“独善其身”呢？
根据《敦煌石窟图录》的线索，梁思成和林徽因很快在北平图书馆查阅到了有关大佛光之寺的资料。五台山《清凉山志》记载， 佛光寺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公元471-499年）。唐朝时，法兴禅师在寺内兴建了高达32米的弥勒大阁，寺院一时僧徒众多，声名大振。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大举灭佛，佛光寺因此被毁，仅一座祖师塔幸存。公元847年，唐宣宗李忱继位，佛教再兴，佛光寺得以重建。千里之外的敦煌石窟里的壁画，描述的应该是佛光寺被毁坏之前的模样。 根据对壁画和佛光寺实际情况的比照来看，敦煌壁画的作者，估计没有到过佛光寺，他们极有可能是根据记载，或者是传说来描绘佛光寺的！
1937年6月26日，对寻找唐代木结构建筑充满热望的梁思成、林徽因带着助手莫宗江、纪玉堂动身前往五台山，这是他们第3次前往山西寻找古建筑了。他们一行人从北京前门的火车站出发，沿京原铁路抵达太原，再转长途客车到达五台县城。
“我们不入台怀，折北而行，径趋南台外围。我们骑驮骡入山，在陡峻的路上，迂回着走，沿倚着岸边，崎岖危险，下面可以俯瞰田垄，田垄随山势转弯，林木错绮。”
黄昏时分，梁思成、林徽因一行骑着毛驴来到台怀镇西南两百余公里的豆村。从豆村往北转过山道，他们远远望见一个隐藏在连绵山峦下的古寺。
梁思成一行人进入寺院山门，首先看到的是庭院里的一个石经幢，两侧的配殿明显是唐代以后的建筑。走进庭院迎面有一个高高的台阶。梁思成和林徽因拾级而上，当他们刚刚迈步上高台后，面前一下子就冒出来一个出檐深远的大殿。梁思成一眼就断定这是一座比他们以前所见的更古老建筑。推开巨大的木门，大殿内的景象让梁思成和林徽因惊讶不已。
“到了黄昏时分，我们到达豆村附近的佛光真容禅寺，瞻仰大殿，咨嗟惊喜，我们一向所抱着的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一旦在此得到一个证实了。”梁思成写道：“巨大的殿门立即被我们用力地推开了。面宽七开间的室内，在昏暗中非常动人。在一个很大的平台上，有一尊佛的坐像，两边是普贤和文殊以及众多随侍的罗汉、胁侍菩萨，有如一座仙林。在平台左端，坐着一个真人大小的着便装的女人，在诸神之中显得非常渺小和谦恭。和尚告诉我们，她就是篡位的武后。整个塑像群尽管由于最近的装修而显得色彩鲜艳，无疑是晚唐时期的作品。但如果泥塑像是未经毁坏的唐代原物，那么庇荫它的建筑必定也是原来的唐构。显而易见，因为任何房屋重建必定会损坏里面的一切。”
眼前这些身材高大、造型别致的彩色塑像，仿佛让他们回到了遥远的历史时空。从艺术造型上看，佛像面颊丰满，弯弯的眉毛，端正的口唇，都具有极其显著的唐代风格。菩萨立像大都微微向前倾斜，腰部弯曲，腹部略微凸起，这都是唐中叶以后菩萨造像的典型特征，与敦煌石窟里的塑像极为相似。
佛光寺大殿的佛坛上有唐代彩塑35尊。其中，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弥陀佛、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及胁侍菩萨、金刚等塑像33尊，高1.95米至5.3米不等。另两尊特别的人物塑像，一尊是建殿施主宁公遇，另一尊是建殿主持者愿诚法师。这两尊塑像虽然小些，但形态却很生动。东大殿的墙壁上，还有唐代壁画10余平方米，内容均为佛教故事。壁画中上千个人物，连同他们的饰物、衣纹，都画得非常细腻。此外，大殿两侧还有明代塑造的罗汉像296尊。
佛光寺塑造人物的五官有其独特的秀美。比如，南北朝时期的造像人物眉毛较直，除个别外一般较短，双眉间距较窄。而佛光寺雕塑人物的眉均为弯弓形，细而长，弯度大，双眉之间距离宽。
优美的站立姿式。唐以前的佛前菩萨像都是双腿并立的姿式，而佛光寺的菩萨像全部都是S型的站立姿式，腰部稍弯曲，腹部微突起，有的向左弯，有的向右弯。这种优美生动、自由随便的站立姿式，使塑像充满了活力，显得轻松愉快。
东大殿的塑像在明代弘治年间曾经重新描绘过，但是泥塑的胎体完全还是唐代的，没有改动过。
大殿的斗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础，无论是单个或总体，它们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晚唐时期的特征。假如这些塑像是唐代遗存，那么庇护塑像的建筑就完全有可能是唐代的了。梁思成、林徽因认为，如果大殿经过不断重修，眼前的唐代塑像将很难完整保存至今。
佛教自东汉开始大规模传入东土。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的形式与内容大都照搬印度的样本。魏晋南北朝以前中国在佛教造像上几乎没有自己的东西，薄衣贴体、高鼻深目卷发的犍陀罗和笈多风格十分明显。一些专家认为，汉传佛教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同时，就开始逐渐根据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改造佛教以适应本地的需求。自从北齐画家曹仲达在不改变外来佛教基本面貌的前提下，将印度人的形象改造成中国人的样子开始，这种雕塑风格逐步代替了印度人形象的雕塑。到了唐代，又由于国力强盛，社会风气开放，雕塑艺术进一步发展，富以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工匠们把这种表现方式用在雕塑的制作上。雕塑在融入外国的风格后就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曹衣出水”和“吴带当风”。
唐代石窟雕塑中也可以开凿自己的形象与佛像一起出现。有的出资供养人单独做出供养人像置于佛像旁边。皇室或贵戚的供养人像一般都以列队出行式的礼佛场面出现。 造像没有了早期佛教造像的苦涩，而有的是如同生活在尘世生活一般的宁静祥和。这种将菩萨造像拟人化的制作方式开始打破宗教禁锢的气氛。世俗化的佛教造像使参拜者更容易接受宗教的观念。
梁思成说过菩萨造像“日常生活精形殪已渐渐侵入宗教观念之中，于是美术，其先完全受宗教之驱使者，亦与俗世发生较密之接触。故道宣于其《感通录》论造像梵相，谓自唐以来佛像笔工皆端严柔弱，似妓女儿，而宫娃乃以菩萨自夸也。”
面对近在咫尺的佛光寺，梁思成被那层层交叠而又宏大雄伟的斗拱所震撼。虽然这些斗拱像是承受了千年的委屈一般，交错折叠在宽大深远的屋檐下，而正是这种稳健牢固的姿态，支撑着佛光寺千年的骨骼和历史。梁思成评价，此殿“斗拱雄大，出檐深远”。
经测量，佛光寺东大殿的斗拱材厚为210豪米，是晚清建筑斗拱断面的十倍；屋檐探出超过3.6米。这在宋以后的木结构建筑中也是找不到的。
当时一直没有找到任何碑刻和题记上的文字记载，大殿里也没有发现通常写在屋脊檩条上的文字。梁思成决定，爬到天花板上去碰碰运气。梁思成是这样写的：“我在那里看到了一种屋顶架构，其做法据我所知只有在唐代绘画中才有。使用‘大叉手’，而不用‘侏儒柱’，这和后世中国建筑的做法全然不同，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大叉手这个结构，从汉代开始有，在南北朝也有，在石窟上边有这种形象，但是实物没见过，因为梁思成夫妇作了大量的古代建筑调查，在中国北方调查了数百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结构，所以这种结构可以明确地判断它就是唐代的原物。
就在此时，一直在大殿内仔细观察的林徽因突然欢快地叫了起来，她发现了一根大梁上有很淡的毛笔字迹！梁上那行文字是：“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大殿是由长安城里一位叫宁公遇的女性捐钱建造的。正当大家还在琢磨这段文字的时候，林徽因突然快步奔向大殿外的石经幢……因为她忽然记起，在佛光寺大殿前的石经幢上似乎也有相同的名字。
时光流逝，但是石经幢上的刻字依然非常清晰。“妙弟子佛殿主宁公遇”，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殿内梁上的题字和殿外石经幢上的刻文相互吻合，那么大殿的建造时间终于能够确定了。石经幢上刻写的纪年是：唐大中十一年十月。根据推算，这应该是公元857年，距发现之日整整1080年！
唐武宗灭佛后，40岁左右的愿诚禅师四处化缘，复兴了佛光寺。他和宁公遇的塑像如今也在殿内。另一位叫王守澄的人，他以“功德主”的名义与宁公遇的名字出现在同一根木梁上，这个颇神秘的人究竟是什么身份？他与佛光寺的诞生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梁架上的这两行题记，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右军中尉是唐代管宦官的一个首领。王守澄是唐代一位有名的宦官。他在唐宪宗时代就跟随太子李恒。唐宪宗被宦官毒死的时候，王守澄与神策中尉梁守谦等合谋，派兵诛杀了澧王与拥护澧王的宦官吐突承璀。元和十五年（820年）闰二月，太子李恒在王守澄等人的支持下顺利即位，是为唐穆宗。4年后穆宗病逝，王守澄经历过敬宗和文宗时代，把持朝廷大权，权倾一时。唐文宗经过精心策划后在大和九年（835年）十月，命令宦官李好古带着毒酒前往王守澄宅第，秘密鸩杀了他。
佛殿主宁公遇的塑像，曾经被僧人误以为是武则天。根据梁思成先生的推测，宁公遇有可能就是王守澄的家人。因为在唐代时候，有宦官娶妻的习俗。王守澄是那样有权势的一个人，所以有人推测宁公遇是他的妻子。这种可能性应该不存在。因为宁公遇捐资修建佛光寺应该是在大中十一年左右。她的塑像显示的年龄大约也就是30多岁。这时候，王守澄被唐文宗鸠杀已经过去22年之久。宁公遇应该是王守澄的养女。捐资的时候已经是唐宣宗时代，王守澄已经不算是朝廷罪人。王守澄身居高位多年，他的家人富甲天下是肯定的。命运多舛和时势变迁，可能让宁公遇更加虔诚的拜佛，她捐资发愿保佑家族的平安福分，就是佛光寺重建的机缘。众多的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艺术作品汇集在一座寺庙里，而且同时被发现，如此重要的意外收获，成为多年来梁思成和林徽因寻找中国古建筑最快乐的时光。
佛光寺大殿并不高大，貌似平常，但却被梁思成称为“中国第一国宝”，因为它打破了日本学者的断言：在中国大地上没有唐朝及其以前的木结构建筑。
梁思成先生在他的《中国建筑史》里这样评价道：“平梁之上，以叉手相抵作人字形，以承屋脊，而不用后世通用之侏儒柱。此法见于敦煌壁画中。而实物则仅此一例而已。除殿本身为唐代木构外，殿内尚有唐塑佛菩萨像数十尊，梁下有唐代题名墨迹，眼壁有唐代壁画。此四者一已称绝，而四艺集于一殿，诚我国第一国宝也。”
佛光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据说，北魏孝文帝当年造访五台山，走到南台山顶时，忽然看到霞光云涌，孝文帝以为是文殊菩萨的佛光，就在出现霞光的地方，建造了佛光寺。
隋唐之际，已是五台名刹，“佛光寺”这个寺名屡见于各种史书记载。公元845年，也就是唐武宗会昌五年，皇朝发动灭法运动，寺内除几座墓塔外，其余全部被毁。偌大的佛光寺土崩瓦解，变成了一片废墟，僧人也全作鸟兽散。
公元847年，唐宣宗李忱继位，佛教再兴。公元857年，也就是大中十一年，京都女弟子宁公遇和高僧愿诚主持重建佛光寺。现存东大殿及殿内彩塑、壁画等，即是这次重建后的遗物。文献记载中的弥勒阁，可能早在唐武宗时期已经被毁。有专家猜测东大殿的位置可能就是原来的弥勒阁。
到了12世纪的金代以后，佛光寺前院两侧兴建了文殊、普贤二殿。在文殊殿对面，曾经有普贤殿和天王殿，但是，这两间殿堂分别在明崇祯年间、清光绪年间不慎被烧毁。院内的南北厢房是民国初年增筑的，这些就是梁思成与林徽因当年见到的模样。
佛光寺保留下一些石碑，除了重修庙宇的碑记外，还有一些古人留下的诗歌。其中，有一首明代正德年间（1515年）秋天题下的《重经再宿佛光寺》挺有趣。一位叫做张凤羽工的“钦差整饬雁门等关兵备副使”记录下自己第二次到访佛光寺，在边关思念起家乡蜀地的思绪：“重来野寺寄行窝，聊的偷闲一放歌。直上中台高处望，白云堆里是三峨。”
大佛光寺的台基前半截是垫起来的，做得非常坚固，后半截就坐在石岩上，把山坡的碎石清掉以后，潮气不容易上升，它里边的塑像没有腐蚀现象。
一般的佛教庙宇讲究的是坐北朝南，佛光寺东大殿为了合理利用天然的山势地形，独特的成为了坐东朝西。每天下午黄昏时分，夕阳的光芒会静静的倾泻到殿内。台座上的唐代佛像雕塑，无论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还是那些可爱的供养菩萨，他们的一张张面孔都会明亮起来，表情安详生动。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红尘滚滚，如何时势变迁，这里静谧的微笑已经千年！
东大殿天棚下拱眼壁上遗存的唐代壁画，是梁思成在大殿梁架上测绘时偶然发现的。古代的时候制作壁画的工匠都是使用天然的矿物颜料。有铁红、赭黄和锌白等，经过多年的氧化就会发黑。敦煌壁画、西藏阿里的古格王朝壁画都有类似的情况，佛光寺的唐代壁画同样如此。
梁思成、林徽因之后，对佛光寺的深入研究实际上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梁思成当年对东大殿正面的大门作了仔细研究后认为，“其造门之制，是现存实例中所未见的”。但是当时梁思成先生没有确认大门属于唐代遗存。
1941年7月，梁思成发表在《亚洲杂志》上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一文中说：这是我们这些年里搜寻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结构建筑，不仅如此，在同一座大殿里，我们找到了唐代的绘画、书法、雕塑和建筑，其中的每一项都是稀世之珍，集中在一起，它们是独一无二的。 1951年，雁北文物考察团再次来到佛光寺，莫宗江先生等专家参与考察。1961年国务院公布佛光寺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著名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在佛光寺发现了门板上的唐人题记和佛座束腰上的壁画，确认东大殿的木门也是唐代原物。1974年，中国古代建筑保护专家柴泽俊先生在东大殿研究壁画的时候，再次发现了多处唐代壁画，加上梁思成、罗哲文、孟繁兴等人此前的发现，佛光寺遗存的唐代壁画多达60余平方米。
全国寺庙当中保存下来的唐代壁画全国仅此一例，其他就是敦煌莫高窟里边保存下来的唐代壁画。因此，佛光寺为数不多的壁画，是我国绘画史上的重要一页，或者是当前保存下来最早的壁画的实证，再没有比它早的。
东大殿的后墙原来紧靠后山石壁，洪水冲刷导致后墙的破损。解放后，文物部门开挖山体，把崖壁推后了一段距离。这样，顺石壁流淌的洪水不至于直接冲击大殿的后墙了。
梁思成先生1937年考察佛光古刹时，还曾留过下面一段描述：“我们用手电探视，看见檩条已被蝙蝠盘踞，千百成群地聚挤在上面，无法驱除。”几十年的沧桑岁月，人事间发生了数不清的变幻，而这个蝙蝠家族，却依旧安然地生存在东大殿的楼阁里，真是令人感慨万分。
中国专门研究蝙蝠的著名动物学家张树义教授回忆自己在佛光寺的观察经历时说：“四周万籁俱寂，我们可以清楚地听到楼阁内蝙蝠唧唧的尖叫声。在阴暗的视野下，我们隐约感觉到几只蝙蝠疾速地从隔壁的孔洞中飞了出来，。猛然间，一只蝙蝠撞进了网里，我就势一卷，将它罩住，慢慢地放下来。仔细观察，可以清楚地看到其腿上和尾膜上布满了纤毛。经过测量和检索，我们判定它们是北京鼠耳蝠。”
2006年开始，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由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学家吕舟教授带队，首次使用先进的三维激光扫描技术进行测绘，完成了《佛光寺东大殿建筑勘察研究报告》。吕舟教授的门生张荣为该报告的负责人。
“过去的建筑测绘手段落后，人工皮尺丈量，加上建筑材料本身就有侧角，弯曲，倾斜的变化，测量数据一般只能读到厘米级，很难控制误差，并且有大量数据无法测量。我们使用三维激光仪器后，可以取得所有需要的尺寸数据，并能将误差控制到毫米级。”张荣说：“我们得到了3000多个木制构件的数据，测算出了东大殿地建筑结构基本单位是一分等于21毫米。从斗拱的材分尺寸到所有的开间、进深都是依据这个单位比例来进行的。我们因此得到了东大殿建成时的设计原型。根据原型和现状的对比，发现了西南角柱下沉了20厘米，后檐有3根柱子相比短小，明显是后代更换的。根据现场勘查可以肯定的是，佛光寺东大殿的结构没有变化，绝大部分材料都依然是唐代原件！”
相比之下，日本京都、奈良等地现存的唐代建筑，因为有历代多次的整修、翻新，结构和构件已经变化，很多元素都已经不是唐代的原物了。而且，当年日本的唐代建筑受限于对中国古代建筑结构体系认识的缺失，主要是模仿外形结构的相似，很多内部的规制都很粗糙，天花板内外的结构完全脱节。要说到纯正的唐风建筑，佛光寺东大殿才是最原汁原味的，由此可见佛光寺在整个东亚古代建筑史上的珍贵地位！
1961年，五台山佛光寺被列入首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命运女神也十分眷顾这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期间，据说“破四旧”的红卫兵也曾经来过这里企图捣毁佛殿，却最终未能得手。中华民族的这点古代建筑的血脉幸运的完整保留下来了。
1984年，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在美国出版，佛光寺考察成果是其中重要篇章。
有趣的是，据日本昭和十四年（1939）五月十五日出版的《支那文化史迹》（常盘大定（1870-1945），关野贞（1868-1935）著）所记载。日本建筑学家曾经委托摄影师在1925年拍摄过佛光寺的照片。一位日本的净土宗学僧小野玄妙甚至在1922年拜访五台山的时候就到达过佛光寺，也拍摄了图片。可能是因为小野玄妙不太懂建筑，而日本的建筑学家本身对于中国古代建筑结构“法式”的了解不够透彻，又没有亲自到现场勘察，也就无法断定佛光寺的确切年代和艺术价值。
五台山上，一如既往的香火旺盛。偏僻山村里的佛光寺依然如野百合一般的悄悄绽放。目前，佛光寺一年的、接待的游客大约4000多人，大多是古建筑的爱好者，或者文物行业内的专家学者。来这里的参观者中有一部分是学习美术，建筑的大学生群体。外国游客不多，主要来自日本和韩国。欧美客人主要是来自于文化艺术机构。文物部门目前的政策是“以保护为主的开放”。
刘俊文，一位略显内向腼腆的文管所长，48岁的他从2000年开始，已经在佛光寺工作15年之久。一位调皮的大学生模样的游客用手叩响了挂在东大殿台阶上的明代铜钟，刘俊文赶紧一路小跑过去劝阻。“我们都长期住在佛光寺大院子里，文物保护是一个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工作。这样珍贵的国宝级文物在我们的手里得到良好的保护和照顾，我们都很自豪！”刘俊文说：“我自己也不知道进入过东大殿多少次了。我自己最喜欢的是释迦牟尼佛面前的两个伺女，她们就在佛像前对立站着。每次我们一打开东大殿，伺女手里的丝巾仿佛被大门外的风轻轻吹动，丝巾的一角都轻拂飞扬起来的感觉！唐代工匠们高超的雕塑技艺让大家叹服不已！”
中国历史上，对于建筑的研究非常缺失。中国文化传统里，绘画和书法都被尊为高大上的艺术范畴。可是，建筑学却一直被人为地贬低为“工匠之术”，甚至是“奇技淫巧”。梁思成先生开创了中国建筑作为艺术门类的先河，是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开山鼻祖。同时，梁思成先生还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先驱。
梁思成先生很早就具备了文化遗产保护的世界眼光。解放战争时期，他为当时包围北平的解放军提供了不能作为炮击目标的古代建筑名单。他早就有这个意识，就是文化遗产是世界的，是全人类的，必须共同保护。联合国正式推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是在1975年，比他晚了20多年。张荣说：“梁先生不愧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先驱，他提出的修旧如旧的核心概念，到现在也是全球文化遗产保护的圭臬！”
东大殿屹立在五台山一隅已经1158年。梁思成和林徽因找寻到这里那一刻也过去了78年！在偏僻幽静的佛光寺院落里，似乎依然可以看到梁思成和林徽因兴奋的面容和调研，测绘的忙碌身影。世事变迁，沧海桑田，我们得到许多，又失去许多。相比“得不到”和“已失去”，最值得珍惜的就是“在当下”。
黄昏时分的佛光寺是最美的，因为太阳西沉，霞光可以直接照进坐东面西的东大殿。站在大殿前的唐代石经幢旁遍眺望远方，远处的太行山脉层峦叠嶂，晚霞在迷雾中勾勒出群山蜿蜒的迷人线条。
美好的一定就是短暂的吗？佛光寺似乎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抚今追昔，终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